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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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七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戊寅年十一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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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cm99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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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一周要闻】 １．６～１．１４ ＣＮＤ
⒉【遥望神州】 有了“心病”向谁说？
——记陆小娅和“青春热线”的志愿者 俞 真
⒊【焦 点】 徐文立家印象 小 丁
⒋【往事追忆】 记朋友郁君的死
——《域外怀旧录》之四（下） 维 一
⒌【“我们”】 等待梵高 ——《梵高的梵高》画展 梁天天
⒍【诗 苑】 诗三首 孙学农
⒎【天南海北】 旅馆 鲁 鸣
⒏【信息交流】 连载：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三）
⒐【随感杂谈】 可怕的曾国藩 流沙河
⒑【各抒已见】 汉字阻碍了科学进步吗？
——向张居里先生请教 李 宇
从杀人多少说起 向 群
再说几句 谢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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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 一月六日报道，今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安排１３０万人，比去年增加２２万人，是１９８６年以来国家安排增幅最大的一年。尽管今年普通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数量比去年有较大的增加，但其升学率仍将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
★ 一月六日报道，湖北省房县６日发生一起特大客车翻车事故，造成１０人死亡，１９人受伤。６日上午，一辆由十堰开往房县的２９座中型客车，行至房县土城镇两河口路段时，一头掉进深达８米的布满岩石的山谷里。
★ 一月七日报道，中国煤炭工业局局长张宝明说，中国煤炭工业在去年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稳定的生产，全年煤炭产量为１２亿吨，比上年减少１．３亿吨。
★ 一月七日报道，近几年来，中国每年事故总死亡人数都在１０万人左右，其中交通运输死亡７万多人，矿山企业死亡１万多人，工厂企业及其他类事故死亡约１万人。
★ 一月八日报道，江西省龙南、定南两县发生误食工业用猪油造成特大中毒事件，到七日为止，两县医院已收治中毒者５２６人，其中２４人中毒严重，３人已经死亡。
★ 一月九日报道，到国外旅游过年，已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新时尚。今年春节北京人出境旅游人数猛增。据悉，北京地区春节出境游人数已经爆满，几家大旅行社今日已宣布停止组团业务。据了解，北京人首选的出境旅游目标地是泰国，相对热门的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港澳地区。而今年澳大利亚游也呈异军突起之势。
★ 一月十日报道，被称为“烟草大王”的原玉溪红塔集团董事长、总裁褚时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１９９５年６月至７月间，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三人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３５５．１万多美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此外，褚时健对其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部份，共计人民币４０３万元、港币６２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 一月十日报道，目前中国公安机关已以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对綦江彩虹桥垮塌事故进行立案侦办，四名直接责任人已被刑事拘留，綦江县两名领导干部已被纪检监察部门决定停职检查，责令其交待问题。截至１０日，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已证实的死亡人数增至４０人，其中武警战士１８名，群众２２名。
★ 一月十日报道，经中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兴建、总投资１．７亿元的全国第一个“多次可擦写光盘（ＣＤＲＷ）”生产线日前在河南动工兴建。这将填补国内空白的“多次可擦写光盘（ＣＤＲＷ）”项目，可重复对光盘上的数据进行修改、覆盖和删除，存储量大，市场需求十分广阔。目前世界上仅有三家公司可以生产这种产品。
★ 一月十一日报道，四川省今年第一场特大火灾将达川市民从睡梦中惊醒。这场大火发生在商住两用的通州市场。权威部门已确认的死亡人数已达到１０人，另有数百人受伤。
★ 一月十一日报道，中国水利部长汪恕诚指出，现有八万六千座水库中，近三分之一属于“病险水库”，其中大型“病险水库”一百座，中型八百多座。而在六百多座担当防洪任务的城市中，高达一半的城市防洪标准不足抵御二十年一遇的洪水。
★ 一月十二日报道，号称“中国大陆首富”的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因累积欠债达三亿元人民币，上星期被湖北省武汉市公安机关拘留审查。据最高人民法院掌握的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天津、四川、江苏等地涉及南德集团的经济纠纷案件共达二十多宗，其中起诉该公司借款逾期不还的案件十二件。
★ 一月十二日报道，中国考古学家在山东省境内发现齐长城古迹，比秦长城还早三、四百年。这段齐长城西起长清县，东至青岛市，全长约六百二十公里，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开始动工修筑，建设时间前后共达一百七十多年。
★ 一月十三日报道，美国国务卿阿尔布莱特对中国政府近期内对试图建立独立政党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表示不满，并暗示可能影响到朱熔基四月份的访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说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 一月十三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中国的外币储蓄在一九九八年内增长了约５０亿美元，使外币储蓄总额达到１４５０亿美元。
★ 一月十四日报道，中国与欧洲联盟一九九八年的贸易顺差达到７４．４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６１％。其中中国向欧洲联盟出口总额达２８１．５亿美元，比一九九七年增加１８．１％；中国从欧洲联盟进口２１７．１亿美元，比一九九七年增加７．９％。欧洲联盟是继日本和美国之后，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 一月十四日报道，山西省一家造纸厂厂长因该厂触犯环境保护法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罚款５万元。这是中国首例与环境保护法有关的判决。一个多星期前，国务院常务会通过《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新闻主要来源：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华林、谭波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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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有了“心病”向谁说？
——记陆小娅和“青春热线”的志愿者们
·俞 真·
〖提要：自中国大陆第一家面向社会的心理助人机构问世，一晃已１０年。由于相应的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形成，其间，许多心理咨询热线和助人机构自生又自灭。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依然执著于这项公益事业？他们又面临着哪些挑战？让我们来看看《中国青年报》的“青春热线”。〗
● 首先学会帮助自己
“如果你想要得到名和利，那么，我们这儿不适合你；如果你是真诚为了帮助他人，并且自己追求成长，而且不领取任何报酬，那么，这儿就可能很适合你。”
胡邓做“青春热线”的志愿者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他不加思索地就背出了上面这段话。回想起６年前去热线面试，这段话贴在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可以说是热线的创办人陆小娅对每一位前来面试的人的提醒。
来热线的第二个年头，酷爱旅行的胡邓去了趟西藏。走之前，他用自己当“教书匠”攒下的全部积蓄，买了一份金额１０万元人民币的人身意外保险。保险获益人是陆小娅。
拿着这份保单，陆小娅泪流满面。对于靠一部电话、一间办公室起家的热线来说，每迈出一步都很艰辛。为此，人到中年的陆小娅经常用《为学》中凭一瓶一钵游历南海的穷和尚给自己鼓劲，“无论多难的事，只要去做就会变得容易。”这种精神感染了身边的年轻人。“小娅的人格魅力使我相信，捐给‘热线’是这笔钱最好的去处。”至今，胡邓仍这么想
谈到热线，陆小娅坦言：“其实，我自己是热线的第一个获益者。”接着她告诉我，在一次热线的业务研讨会上，热线督导讲道：“如果一个人过了２５岁，还把自己的全部价值寄托在助人上，往往说明这个人自身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一个咨询员立刻开玩笑地大叫：“陆小娅！”
一岁半时父母就不在身边，五岁便开始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这种经历孕育了陆小娅坚强、自立的个性，也给她带来过许多创伤。“所以，我有时候会想，当初那么执著地要办这条热线，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很需要它，”说到这儿，她的声音很柔和。
创办热线时，陆小娅只是接触过一些心理学知识，离给人作咨询还差很远；热线每天开通三个小时，靠她一个人远远不够，她必须找到一批“愿真诚助人，自己追求成长，而且不计报酬”的志愿者。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而那时也正是家庭最需要她的时候。丈夫马上要去日本进修，一岁半的女儿只剩下她照顾。“难道要让女儿象自己一样，从小没有一个安定的家吗？”陆小娅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了。
然而办热线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更何况，这种半公益事业是不可能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的。如今，陆小娅可以很自豪地说，自己带大了两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女儿和热线。
岁月的砺练使陆小娅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助人者必先助已，超越自身的挫折，才可能在助人的领域中成为真正优秀的人……”不断地超越自我，使她走出了成长的经历带给内心的阴影。在她的近著《活出新感觉》一书中，陆小娅写道：“在我眼前，人生不是一片荒漠，而是一片极为壮丽的、无比神秘的、总能给我以震憾和惊喜的大地。我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内心感到充实和甜蜜。”对来热线的每位志愿者，陆小娅都会告诉他：“如果你要帮助别人，那么你首先要学会帮助自己。”
● 体会“穿别人的鞋”
七年中，热线先后招募了１００多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有的“线龄”已和热线一样长，也有的因为生活变动或是一些主观的原因而中途离开。眼下在线的有四、五十位志愿者，他们带着身后不同的故事来到热线。
志愿者刘军是个头顶微秃的大个子。据说，晚上在热线值完班回家，经常有出租车司机怀疑他是“歹徒”不敢停车。常和刘军一起值班、“饱受牵连”的胡邓，至今回忆起那些寒冬等车的夜晚，还不由自主地双臂交叉，做个拢衣服的动作。两年前，因调往深圳工作，刘军离开了热线。最近，他被调回北京，急着问热线还要不要自己。“线友”们戏言：看来这家伙“歹徒”还没当够。
人送绰号“知识厨子”的江波在热线创办的第二年走进热线，此后就越陷越深，成了热线的“铁杆儿”。有一次，他值班时遇到大雨，中国青年报社门前的胡同涨了一米深的水。浑身湿透的他一拿起热线话筒，居然能把自己的处境忘得一干二净。回想起五年前结识热线，江波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大学毕业后，江波在一家饭店做厨师。平静的日子和已经不再新鲜的工作使他渴望一份激情，与周围人文化层次的差距使他感到精神的饥渴，就在这时，热线闯入了他的生活。
和江波一样，热线的许多志愿者因为某种自己当时或许也难以名状的渴望走到了一起。
“线龄”一年的夏芒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你打呀，就知道学你父亲！”女儿的这句话让夏芒的心情几天都难以平复。而立之年的夏芒在有了女儿的那一天曾暗下决心，一定要平等、宽容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可是，想归想，真到气头上却总也控制不住自己。直到那天，她才意识到，自己受上一辈的影响太深。为此，她非常苦恼。是热线的氛围帮她逐渐战胜了自己。“热线要求每一位志愿者最大限度地开放自己。在这儿我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去体会‘穿别人的鞋’是什么滋味。”夏芒认为这是她最大的收获，“以前，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女儿当做和我一样的大人，因此，她一犯错我就特别生气，觉得她太不懂事。现在，我会要求自己多想想她的感受。”
夏芒的这种改变不仅影响到她对孩子的教育，也影响到她和丈夫的相处。结婚才几年，夏芒和丈夫曾有一个时期谁也不愿理谁，能一句话说完的就不说第二句。上班时偶尔通个电话也是一听出是对方就直接说事儿。时间久了，同事们一听就知道她在给谁打电话。这种状况在夏芒去了热线之后，慢慢地有了变化。每次夏芒做出些为“穿丈夫的鞋”的努力，丈夫的反应都非常强烈。“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的婚姻可以是另一种样子。”夏芒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女人特有的光泽，“我们象是开始了第二次恋爱。”
● 谁来帮助助人者
７月１１日晚６点１５分，记者与当晚值班的徐凤兰一起走进“青春热线”的办公室。一部白色电话在这间１２平米大小、墙壁微黄的屋子里显得格外醒目。一面墙上，挂了一幅充满稚气的儿童画。这是“线龄”最长的咨询员高一虹女儿的作品。轮到值班，丈夫又出差，高一虹便将孩子带到办公室。妈妈接电话，小孩就自己画画。一幅幅童真十足的铅笔画，给咨询员们带来了不少乐趣。其中一幅被保存至今。
６点３０分，电话铃很准时地响起——当晚共打进９个咨询电话，长的半个多小时，短的十来分钟。
其中，一个从湖南打来的电话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位被当地的心理医生、专家诊断为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农村女孩。“您能给我下一个准确的结论吗？要么给我介绍一个北京的专家也行。”女孩无助的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期待。徐凤兰希望对她有更多的了解。然而，在将近３５分钟的通话中，她的每次努力几乎都遭到对方的拒绝。女孩说，很多话她已经向以前的心理医生们讲过多遍了，不想再重复；她无法信任一个只通过电话认识的人。
放下话筒后，徐凤兰看着我说：“我觉得她的情况没有医生说得那么严重，想慢慢引导她，可是……”看得出她非常歉疚。半个多小时的绞尽脑汁已使她略显疲惫，嗓子也有些沙哑。直到下班，她仍没有从疲惫中恢复过来。
其实，一次失败的咨询往往会使咨询员几天都难以恢复。这种挫折被称为“情感垃圾”。如果不及时“倾泄”，这些“垃圾”会给咨询员本人身心带来难以预料的伤害。１９９７年，广州“培爱”防治自杀中心的主任自杀、长沙一位电台心理节目的主持人自杀，皆事出于此。这两起自杀给国内的心理助人界带来了很大的震憾。
在此之前，人们往往忽略了咨询员本人的情感需求。大多数人会想，你自己就是做心理咨询的，难道还会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连咨询员本人也难免这么想。然而，就象再好的医生也会有治不好的病、也会有自己生病的时候一样，咨询员在情感上同样有过不了的坎儿。
据了解，在美国，心理咨询已经能够象医院一样分科。热线咨询也已细致到“婆媳热线”、“强奸热线”等等。咨询员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工作，从而减少失败咨询的比例。然而，在国内，目前的条件还远远达不到。
好在对徐凤兰来说，在热线每月一次的业务研讨会上，她可以将自己的案例交给大家讨论。而且今年４月，热线建立起组长负责制。当咨询员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组长打电话倾吐一番。“以前，有事想找线友们聊却总怕耽误了他们的时间，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做了。”徐凤兰说，“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心态上调整过来了，承认‘我’也有缺陷、有情感的需求，不象以前总绷着劲儿。”
● 在夹缝中生长
“现在，驾校、会计培训班多得扎了堆，而那些刚走进婚姻的人，那些刚为人父母的人却没有地方可以获得关于新生活的帮助和指导。”热线的督导龙迪是含着泪说出这段话的。这位心理学硕士受陆小娅的精神感动，来热线工作，成了除陆小娅之外，热线唯一的正式工作人员。从培训热线志愿者、策划对外培训活动到给值班的志愿者买矿泉水，都是她的活儿。
“热线这种形式有它自身的局限，比如通话时间有限；第二次打通时，接电话的咨询员很可能又不是同一个人。”说起这些来，龙迪毫不避讳。
来热线后，龙迪和陆小娅一起组织了两次面向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夏令营、一次冬令营。就在接受采访时，一位去年参加夏令营的中学生打来电话，问龙迪今年还办不办夏令营。这一问勾起了龙迪心中的苦楚。“夏令营每次都很成功，结束时，许多家长和孩子与我们在一起抱头大哭。后来，不少孩子在心里有事时就打电话给我，问可不可以聊一聊。可我太忙，大多数都不得不回绝掉。”说到这儿，龙迪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胸口，“一想到这些就心痛，孩子的胃口给吊起来了，可事后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管他们。”
由于缺少编制、缺少资金，热线无法吸引足够的人才。光凭陆小娅、龙迪和一些时间上没有保障的志愿者，许多事情都觉得力不从心。
热线曾在不少高校举办心理讲座，给学生的震动非常大。一次在北大讲座结束后，一位男生跟着小娅一直聊到地铁站。每做完一次讲座，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做的真只是杯水车薪。更令热线伤心的是，因人手不够、时间有限，有时连“杯水车薪”都提供不了。说到这儿，便引出了龙迪开头那番辛酸的话。
陆小娅和龙迪一直在筹划将“青春热线”扩大成一家包括热线、面询、培训的心理助人中心。前不久，陆小娅参加了一个名为“国际益友会”的国际组织大会。该国际组织在全世界有１３０多家心理助人中心，它主要为这些中心提供经验交流的机会，以及传授怎么与企业合作、如何取得社会支持的经验。陆小娅说：“目前，我们办中心不仅要解决与企业合作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如何理顺与原单位的关系，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拿出相关的管理规定。”
在许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助人业由社会福利机构统一管理，每年都有一定的拨款。企业给助人业捐款则能减免一定的纳税。电台、电视台会定期为救助热线播放公益广告。甚至一些危机干预电话如自杀、强奸热线的号码已与政府设立的火、匪警电话号码并列公布，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原“北京心理行为健康指导中心”创办人之一、现“希望热线”负责人徐秀如女士，最近成为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第一批认可的３０个心理咨询员之一。按规定，这３０位咨询员可以单独开展咨询业务。然而，拿着手里的证书，徐女士说：“这在目前只是张荣誉证书。”因为，国家工商局是否承认这张证书、是否对此类经营制订了规定，都还是个未知数。
开创于１９９２年的“妇女热线”是与“青春热线”齐名的一条免费心理咨询热线。该热线的运作经费全部由“美国全球妇女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提供。据热线创办人王行娟女士介绍，这两笔基金都是一年申请一次，如果得不到批准，热线就只有停办。
对于心理助人机构的生存来说，另一个大问题是宣传。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青春热线”在中国青年报上有自己的版面，令同行羡慕不已。而象“妇女热线”（０１０—６４０３３３８３）、“希望热线”（０１０—６４２２２２６６）等，则不得不从紧张的资金中抽出钱做宣传。不少热线就是因为没钱宣传变得“时冷时热”，以至最后倒闭。
如果将心理助人机构比喻为一片林子，那么现在这片林子依然是树木稀疏，而想要躲荫的人却越来越多。事实是，在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一个可以诉说“心病”的地方。
□ 原载《华声月报》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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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点】
徐文立家印象
·小 丁·
徐文立被判刑不久，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下午，我和儿子来到北京白广路４号他的家，开门的是他妻子贺信彤。
１９年前我跟几个朋友来此拜访过徐文立，感谢他把我们一篇糊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四·五论坛》上。那时徐给我的印象就是个温和派。魏京生当时说邓小平是新独裁，徐和民主墙大多数人不同意，由此引起一场争论。魏被捕后，徐和其他人一起为之奔走呼吁。此后大约两年时间里，《四·五论坛》成为中国大陆最有影响持续时间最长的民运刊物。１９８１年，由于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各地民运人士同时被捕，首犯徐文立被判刑１５年。
两年前我回国探亲，本想跟出狱的徐聊聊天。我先去了山东，想看看六·四以来一直关在牢里的孙维邦。结果探监未成，反受了惊吓，回京后没敢跟徐联系。孙和徐是民主墙时期的好友。徐这次判刑后，《国际先驱论坛报》（１９９８．１２．２２）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专门为孙的获释呼吁。在这篇文章里，徐还表明了他一贯的温和立场，提倡民运的公开性，合法性，尽量避免“街头政治”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行为。在民运人士中，他恐怕是与共产党理性对话的最佳人选。这种对话会让双方获益。
我这次回国临上飞机前，从电视上得知徐被判了１３年。我不能不去他家看看，判不判他是江泽民李鹏的事，当不当鲁迅笔下对砍秋瑾脑袋麻木不仁的老栓，是我的事。
徐家跟１９年前相比，变化不大。贺信彤是个气质非常好的女人。她刚从看守所给丈夫送东西回来，受了一顿气，仍然很开朗乐观。她说徐跟一群重刑事犯关在一起，但精神很好，不打算上诉。我读了检察院的起诉书后，不得不确信上诉是浪费时间。检察官似乎根本不在乎起诉书是否写得合情合理。以下是几个例子。
１、起诉书说，徐文立“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造谣是告诉别人自己明知与事实不符的消息，徐的观点可能错了，但怎么成了造谣呢？
２、起诉书认为，徐“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是“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共产党可以搞政党政治，而且正在改变选举制度，为什么徐文立这样“想”都不行呢？
３、起诉书说，“徐还接受了境外资助”。根据是徐去年五月写的一个收条，５００美元。那时中国民主党尚未申请注册。禁止中国公民接受外来资金有什么法律依据？既使按接受贿赂论处，共产党干部收贿５００美元有判１３年的吗？
４、起诉书说，“徐通过积极发展党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策划召开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当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要求蒋介石结束一党专制，修改宪法，各党派平等，同时自己“积极发展党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并且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难道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连蒋介石都没这么说过。
如果徐文立坐满１３年牢，他的两次刑期加在一起快赶上曼德拉了。贺信彤的日子可真难过。在我们聊天时，间或有人来电话慰问。有一次她拿起听筒却没人讲话，她说这种电话经常有，有时半夜打来，对方压着嗓子说，“你出来，我带你走。”她指着桌上的电话说，这是好不容易才保住的，警察要没收，理由是与徐家的收入不符。ＦＡＸ已经没收了三部，现在她没有钱买第四部了。
从徐家出来已经华灯初上了，昏黄的尘雾中，茫茫的人流和车流仿佛翻着彩色泡沫的一条大河。儿子得意地说，“这么多人，差不多都不知道徐文立呢。”我说，“有些人知道，还是没办法。”他又说，“中国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真的需要ｒｅｆｏｒｍ。”我说，“已经好多了，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
□ 写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５日，寄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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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记朋友郁君的死
——《域外怀旧录》之四（下）
·维 一·
省歌舞团为首的一位，白白净净的脸，听说姓顾，人称老顾，是省歌舞团革委会成员兼乐队指挥。政治经验自不必说，音乐修养一望便知差不到哪里去。另外随来的几位歌舞团领导在我们好酒好肉的款待之下便据实以告：如果能让老顾看上，十之八、九上调有门。我们心里有了底，便替郁君和其他准备应试的众人打算，纷纷献上如何攻破老顾的妙计。
省歌舞团的人只是随随便便见了一下分场领导介绍的几个人，还不等我们的妙计出手，就发表了上调的名单。几位实力派人物出现在名单上不出意外，文艺干事杜君与他唱山歌的妻子也榜上有名便显得突兀了一些。郁君的女友也在榜，却偏偏少了郁君的名字！
我们都大吃一惊，先是叹了老顾的眼光如此之低，辨不得良莠，再叹自己竟也识不得老顾其人。赶忙去看郁君，他也得到了消息，正在女友处苦着脸。他的女友早已哭成个泪人，见我们众人前去便收了泪，一旁抽泣。当初好端端的一件事，原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如今竟如此收场，大家好不扫兴。几个朋友提出找老顾讲理，问问他招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原本也是气话，他能讲给我们听吗？正在众人七嘴八舌乱轰轰闹成一片的时候，只见郁君忽然顿足道：“还不就是因为我出身资本家么！”说罢扭身出了房间，他的女友少不得又追了出去。众人无语。
上调的人欢天喜地，我们这些原本放荡不羁的人也凑趣赶上几顿送行的好饭，聊以自慰，皆大欢喜。只是苦了郁君和他的女友。天天哭作一团，把个好事哭得像是送丧。要走的人，知道今后还要接受老顾的领导，自是不愿造次，沾了晦气；不走的人也不好破口大骂，否则显出好象是自家没有本领，借酒撒疯。倒是郁君的女友颇有志气，声称自己也不走了，要与郁君守在一起。一听这话，众人便赶忙说，万万出不得如此下策，还是先走一步，慢慢再作计较。郁君看到女友在众人面前如此刚烈，感动异常，不禁又是泪流满面。
老顾带人走了以后，场部少了不少人，顿时清静许多。郁君只是天天盼着总场隔天才开来的邮车。他的女友倒也文笔流畅，差不多每次邮车来必有郁君的信，有时还不止一封。这样的书信往返说话过了几个月，我们这厢还在为郁君打气。他的女友寄来一张将辫子剪成齐耳短发的玉照，老友钟君便老神兮兮地作出这番评论：“剪发，为何剪发？剪发便成了妇人。这就是明志，表示始终不渝。”
众人于是大叫有理。郁君本也不是愚钝之人，一听此话，多日紧皱的眉头倏地舒展开来，于是众人翻出多日未曾沾手的乐器，大家合奏一番。
但女友的信慢慢地少了，郁君的头发和胡须却慢慢地长了，终日无精打彩，眼睛直直的。明眼人当然一看便知其中有了变故。但谁也不敢问他，怕给他惹出毛病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有当初调走的人写信回来讲故事。原来老顾想在郁君的女友身上打主意了。
老顾结过婚。他的前妻是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演过电影《阿诗玛》中的女主角。据说，当年王光美曾有意选她做儿媳妇。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二去没有搞成。她原是出身于云南的大土司，一转念没有国家主席这么大的保护，也得找个工人贫下中农脱胎换骨。于是老顾一献殷勤，她就嫁给了他这位上海工人出身，团里拉板胡的演员。谁晓得风水轮流转，刘主席成了叛徒、工贼。地处边陲的云南省哪里懂得朝廷里的奥妙，省歌舞团能抓出一个与当今圣上的仇人有瓜葛的人物，不说是报功请赏，就是放到茶余饭后作为谈笑的话题也其味无穷。于是七斗八斗就把她给斗疯了，脱了衣服满街乱跑。老顾是个工人阶级的好后代，这时已经是歌舞团革命委员会的大员，从板胡演奏家变成了乐队指挥，也就早早反戈一击。英雄救不了美人，只好霸王别姬了。当然也有人背后嚼舌，说就是老顾自己逼疯了妻子，这里聊备一说。
无论如何，老顾是见过美女的，又是上海人，门槛极精。看到郁君的女友颇有几分姿色，会拉提琴，来自北京，家中又是中国的医界名人，正中下怀。
不过说句公道话，一起招进省歌舞团的杜君在此事上也不大光彩。他们夫妇一则年龄过大，二则在农场的土台子上演演尚可，到省歌舞团就不能算是出类拔萃之辈。老顾当初招人也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无奈杜君是分场的文艺干事，手中尚有几分权力。杜君看到自己一把年纪，这乃跳出火海千载难逢的最后时机，便坚持一定要老顾带上他们夫妇，否则一个也别想招走。要不是这样的话，老顾绝不会把杜君夫妇带来。杜君心知肚明，虽说已调到省歌舞团，但不拿出点真货色来孝敬一下，老顾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他走人。他打听到老顾对郁君的女友有意，于是趁着北京探亲的机会就到郁君女友的府上拜访。女友的父母早知女儿的恋情，不免向杜君打听郁的为人。杜君一见机会到了，自是没有好话。女友的父母当即勃然大怒，写信痛斥女儿的无知，竟然找了这么一个混帐东西作朋友。杜君回滇之后当然邀功请赏，自是不在话下。
不到一年，梅开二度的老顾就把个如花年华的小姐娶过了门。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郁君倒还真是个情种，听到这个消息，终日不吃不喝，蓬头垢面，不及数月便把百病添齐了。由肝炎转而又添肾炎，最后病得剩了一把骨头。大约农场也怕万一有个好歹，弄不好会落得一个骂名，于是郁君一提出回京治病，马上挥手放行。
我当时已先于郁君回到北京，听说他住院了，便不时约了几位旧日朋友到北大医院去看他。每次去，不是见他在看书，就是听他在练琴。精神还不算太坏。可是他告诉我们，其实他很明白，情况并不好。
后来我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老顾总也改不了整人的习惯，又是板胡出身，不懂五线谱，乐队指挥是无论如何做不下去，自己便先就把心懒了。不知靠什么门道，夫妇两人转回了北京。这事我没敢告诉郁君，恐怕勾起他的往事，又会伤心，坏了身子。
我找到工作之后，整天到晚瞎忙，与旧日的朋友也就无法朝夕相处。后来偶尔见面，听说他还是因为那个讨厌的资本家出身找不到工作。要是身体好点，干些力气活，人家倒也不嫌弃他的家庭成份；偏偏他又是病病歪歪的，那些好一点的工作，有权有势的人家还要打破头，哪会有他的份儿！不过这些年他倒少了好些脾气，有了事也不往心里头去。我们都夸他有涵养，他听了也乐，说是让我们给教出来了。
渐渐就过了好几年，一直没机会见面。记得后来在大街上还真遇上他一回。当时我提起有办法买到官方翻印的外文书，他还是在云南时那付小心翼翼，生怕惹祸的样子，说他父亲一辈子就都在出版界，很懂版权，不相信政府会这么大张旗鼓地翻印外文书，让我买书的时候一定不能大意。我跟他说，这就是他少见多怪了，我们没参加国际版权法协定，外国人的书政府想怎么翻印就怎么翻印，谁也甭想管。他两眼朝四下望望，一个劲让我放低声音。后来跟我到了我家，看到几可乱真的《韦伯斯特世界大辞典》，他才不免对此叹了一回气，道：“既是如此，你能不能帮我买一本《杜登图解字典》？可不要说是我买的呀。”我自是一口答应下来。
后来很久没有再见面，听说他要隔周洗肾才能过活。再后来，等到我去德国留学后也就从此断了音讯。间或从其他云南旧日的朋友口中听说的，大都是关于他处境不大好的消息：妻子是个歌唱演员，夫妻感情不和；现在正在等人捐肾，医生说只有换肾一途了，等等。
“六·四”之后的第二天，虽然戒严的军队开始占了上风，但到处依然还是乱糟糟的，七零八落被踩烂了的自行车、砖头、木板丢满了一街。天安门一带正是戒严的中心，博物馆值班室打来电话，让我不必去上班，以免发生误会。我正乐得不去上班，便抽空到新街口邮局，想给苏州的表姐发封电报。我的母亲正住在表姐家，我想让母亲拖一段时候再回北京，免得受惊。但邮局打电报的人排出一里多地的长龙，非有几个小时不可。我还有妻子交代要买方便面的任务，那也是这几天大家疯狂抢购的目标，我一看只好作罢。
于是我就信步走到住在附近的一位云南旧友关君的家中。好些日子没来看他，我也想见见“风波”过后的故人。他正好在家，见到我后自是兴奋不已。他今天早上刚刚爬进一辆烧毁的坦克车里面大开了眼界，另外还帮助几个学生运了不少中了枪伤的人和几具尸体。血湖血海，煞是怕人。
接着他又说，郁君最终还是死于肾病，幸好早几日去了。他去医院看过，还陪着到了火化场，要是死在这几日，恐怕连个停尸的床位都不好找了。他还告诉我，郁君的妻子正在和郁君闹离婚，火化也没去，有个孩子，也没去。这回好了，也用不着离婚了。二人不免感叹了一番，我便无精打彩地告辞出来。
外面是北京六月的骄阳，分外刺眼。满街是抢购的人群和荷枪实弹的士兵。没人注意到我，就象我没留神，也没注意到郁君的死一样。
——波士顿，吉光片羽斋，九八年感恩节，阴历十月初八日。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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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等待梵高
——《梵高的梵高》画展
·梁天天·
秋天，轻轻地抖落两袖清风，斜洒一地的桔黄色涂抹着大地，注入成熟。有画友从日本来纽约，我们一起在纽约这个艺术的大苹果里昏天暗地地转了一星期，始终找不到进入核心的切口。纽约的艺术博物馆及画廊之多，之好，之广，之滥，我感觉我需要闭上一会儿眼睛。
与此同时有一个吼叫正呼唤着我。
我笑了。起程，去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观赏名为《梵高的梵高》画展。这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梵高画作首度在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以外的最大规模出借展览。这是我多年的等待！
从纽约到华盛顿已是星期六的中午一点整。一家老小，丈夫及五岁的儿子，我的老妈及那位朋友，都被燃烧的热情所指引，也顾不上饥肠辘辘，直奔梵高。到了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后才知道当日门票已告罄。我们在华盛顿附近住下。第二天清晨五点，丈夫就把我们叫醒，然后把睡眼迷糊的儿子扔上汽车后即从旅馆再次直奔梵高。
到了国家艺术画廊，天还灰暗暗地只显现出一缕朝霞，可一条黑乎乎的且站且坐且躺的队伍已经拐了两个弯到国家艺术画廊后院去了！看来梵高魔法似的旋涡火焰的线条，不仅把自己搞疯了，也把世界搞疯了！
象在大学的教室里占位子一样，我在队伍末尾的地上撒上几本方块字的书，反正老美也看不懂这些书。我也乐得放心在周围伸伸胳膊踢踢老腿，让丈夫他们一伙人到华府各处转转。画展在星期日要到十一点才开始发放门票进场。
这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苦苦等待。
还是少女时期，在大学里教授美术的父亲就把梵高这颗向日葵的种子象传教似地播种进了我的心灵。父亲对梵高偏爱得有点古怪，对他绘画的崇拜就不用多说了。梵高喜欢上一个小妓女，那个小女子的甜蜜玩笑话“你能不能把你的耳朵送给我？”，他居然二话不说就把耳朵割下当礼品送给了她。是精神分裂？是一幕形为艺术的杰作？是搞一个血淋淋独一无二的爱的效果？当时的我是总也搞不清这些天方夜谭。父亲说艺术家就是介于正常人与疯子之间的人。似乎不疯就不算艺术家。其实梵高就是梵高，他的超常是把他的内部最本质的灵魂用笔交给画布，同时也交还给人性，他本人与绘画都是同一笔触，充满渴望、表现与生命。
华府的秋色还很斑斓，天空也渐渐湛蓝湛蓝了。等待梵高的队伍就象冬眠的大蟒蛇，懒懒地晒着秋阳，一些警察在维持秩序，而一些小贩在销售软食品照顾着人们的胃，他们很清楚，梵高可不管这个。
终于在等待了六个小时之后，我又一次与梵高相遇。
这次共展出梵高七十件画作。展厅里挤满了人，我不得不越过许多人头之后观看《梵高的自画像》。梵高一生中多次以他自身为模特，尤其是住在精神病院期间。他那短而红的头发以及蓄如稻草般的胡须微微向前骄傲地翘起，眼睛里流露出热病似的亢奋，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眼神，很难想象这双眼睛里看出的世界为什么都像喝醉酒了般与众不同。也正是这双特别的眼睛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视角，使我们感受从未见过的，血红的树木，草绿的天空，桔黄的脸庞，他是以和谐而共鸣的点彩将古典色调加以变形，形成一种色彩的粗野及高度强调的原始表现。
《花魁》是梵高根据日本溪斋英泉的版画作品的临写。日本版画常以一些简单的线与点交错在意想不到的禅意美里，梵高与其他欧洲艺术家一样醉心于东方艺术的单纯宁静。而这一幅，他是以自我的色彩将异国情调来个改写，画得别具一格。当我的双脚移到了《一双鞋》前就停住了脚步。自从梵高花不起雇用模特的钱之后，他就将明确的事物，花卉或道路或田野，他的椅和帽和烟斗，他的鞋拿来描绘。对鞋这种被人用脏用破将丢弃的象征，特别情有独衷，画了不少这个主题。《一双鞋》像会说话似的张着口，诉说着主人的艰辛与无奈或反叛。
《食土豆者》是展厅极为引人注目的一幅。从茅舍油灯发出的微颤的光亮中，《食土豆者》通过四只在摸索盘子的手，牵引出整个农民的生活，画面人物带着因透视而缩短的姿态，似乎被压垮的身体里能看到他们是如何老老实实地耕种土地挣他们桌上的食物。梵高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原本的志向是做一个传教士，改行画画后，他也依旧把一种同情心渗入他的画面。
梵高根据自己在阿尔居住的卧室所画的《卧室》，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这是他精心布置的卧室，墙壁上还挂着几幅他的作品，颜色及卧具的选择都以暖色为主，他用奔放的平笔触画成的，像日本的版画一样。
《麦田里的鸦群》是展厅里最后的一幅。此画作于他自杀前夕。一个骚乱天空下的麦海，三条岔开的小径从前景向外扩展延伸，数不清的飞近的鸦群的黑色，搅动着无垠的天空，没有尽头的路像是燃烧的火柴棍铺出来的，这个酒醉的巨人把那不可阻挡的溶岩倾注于艺术的一切谷坑之中，以疯狂的火焰去燃烧画布乃至整个世界。
我们一家，终于从一堆狂热中走出来了。这是非常灿烂的一天。
夕阳和梵高所特有的酪黄色依然使得我无法平静下来，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黄色树林，这种黄色逐渐逐渐燃烧，燃烧成怒放在那著名的黄色陶罐里的向日葵，我的记忆又回到几年前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梵高的原作《向日葵》——当我的眼睛一掉进梵高那刺激官能的黄色，内心便会激动地与向日葵那种原始的生命相碰撞而舞蹈，我感受到他的血汁浇灌每一朵弯曲扭跳向上生长的向日葵，他简约而凝重的笔触将一组向日葵塑造成一个个小太阳，聚光般直指每一个人的灵魂，使人都不得不被这种艺术的美而震撼而头晕。梵高这种绘画有如哲学，使我终于体会到了进入一切艺术的切口！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８日于纽约
附：《梵高的梵高》画展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４日至１９９９年１月３日在华盛顿首府国家艺术馆展出。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至５月１６日在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展出，联系电话（２１３）４６２－２７８７。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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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苑】
诗二首
·孙学农·
§逃 跑§
我们面对面静坐在
水墨粉画样的酒店里
我一抬头，你不见了
对面只剩下印着唇印的酒杯
我们在湖边一起散步
我一转脸，你不见了
只有一个陌生的人从
身边疾步而过
在月光下
我想吻你
我的唇突然被
坚硬，冰冷的东西刺破
当我再见到你时
我惊恐而走
§蝴 蝶§
那是几千年前的故事
庄子的哲学化成一只蝴蝶
在每个朝代的文人案前
飞来飞去
现在蝴蝶已制成标本
夹在厚厚的书籍中
一只蝴蝶
跌落在我的窗前
把它捡起，我问
这可是你变的。
§无 题§
父亲递给我一杯酒
要成为男子汉，你就喝下去
他说
我拿过酒杯，凑进时却看到
一个黑漆漆的枪口对着我
女人对我说，
要娶我就把这块石头扛到对岸
当我艰难地涉水过河的时候
我发现背着的东西
其实就是那个女人
我带儿子去拍生日照
镁光灯一闪之间
我看见儿子跟我一样老
□ 寄自英国 〈xuejun@sunfamily.freeserv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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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海北】
旅 馆
·鲁 鸣·
一．
来到美国十年，我出门旅行了四十次，几乎跑遍了美国国内我想去的地方，到过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摩纳哥、希腊、德国、瑞士、比利时、加拿大和日本，回过两趟中国包括香港。在这些旅行中，半数以上是住在旅馆里。
在英文里，ｔｒａｖｅｌｅｒ和ｔｏｕｒｉｓｔ都是旅行者和游客的意思，但我想后者更多的是由旅行社安排而前者更多的是由自己安排。我属于前者，喜欢冒险，不愿意跟着旅行团走，因为没有自己的自由。一般来说，我通常都是旅行到了某个地方需要住旅馆了才去找旅馆住。如果是出差或和朋友们一块出去只到一个地方玩，则多半都是预定旅馆。预定的好处是到某个地方一定有房间过夜，可是麻烦的是你必须按照路线去找那个旅馆而且不管好坏你都得至少住上一夜。我的经验是，如果不是旅游旺季和节日，如果不是只到一个地方玩，最好是到了哪儿就在哪儿找旅馆就近住下；如果是有几家旅馆紧挨着，可以亲眼看一看房间才订，住自己喜欢的旅馆。
我第一次在美国住旅馆，是在匹茨堡大学。那时候我刚到美国一年。我放弃暑假里只要上课就可以照常拿全额奖学金的美事，买了一张灰狗公司汽车票从犹他向纽约挺进，去体验在中餐馆打工的生活。我一路上白天跳下来玩，晚上接着坐长途汽车，在车上睡大觉。当时匹茨堡大学录取了我，可是没有资助。于是我在匹茨堡大学呆了两天，到我所申请的系里去看看以便决定是否要转学。第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在旅途上认识的香港留学生在大学旅馆里有两张小床的房间里住了一夜，两人分摊住宿费，花了十块钱；第二天晚上我一个人住在中国留学生会的招待所里，只花了三美元。那个旅馆大概是因为是暑假的缘故，空荡荡的，高高的塔楼没几个人；而那个招待所是在学生会的地下室，里面有好几张大床，楼上的学生会里有一些中文报刊可供消遣。那天晚上还有好些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打牌。所以，如果你是个穷学生想要旅游的话，可以打听一下你所要去的地方是否有接待学生的旅馆，是否有中国人开的招待所或旅馆。不过，后者通常条件不太好或不干净。但既然是穷学生又特别好玩，你恐怕也就不在乎这些了。
我到巴黎玩时就住在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招待所里，省了我不少的法郎。招待所里有中餐供应，有电影、录像和书籍。我在那里享受早餐和晚饭。每个房间里住４到８人。我已忘记了在那里具体的花费，只记得我在凯旋门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饭，比我在招待所住两晚上还贵。
二．
不过，在西方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都有专供穷学生和低薪阶层的人居住的旅馆，其中最有名的要数Ｙｏｕｔｈ Ｈｏｓｔｅｌ（青年旅馆），几乎每个大城市和旅游胜地附近都有这样的旅馆。望文生义，青年旅馆最初是为年青人而设立的，为的是鼓励年青人走出家门，对外面的世界有更好的了解，加深不同的文化、种族和国家之间的理解和爱。目前，全世界７０多个国家有青年旅馆，共有６，０００多家。仅在美国和加拿大，据１９９４年的统计，就有２６０家，每晚一人收费５到２２美元，大城市贵些，小地方１０元左右。这种旅馆特别适宜单身的年青人，每间房通常都有几张或十几张床，不少的地方还有高低上下铺。许多青年旅馆也有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ｏｏｍｓ。并且，有厨房供旅游者使用，非常方便。在暑假，许多大学生都会出去旅行，青年旅馆常很拥挤，要事先预订为好。如果你想知道有关青年旅馆的详情，在美国可打电话到（２０２）７８３－６１６１索取资料，在加拿大可打到（６１３）７４８－５６３８。如果你只是到一个地方去玩，不必成为其会员；但如果你要玩好几个地方或一年当中会不止一次出去旅行，则以加入其会员为好，一是会员有折扣优待，二是更重要的是许多欧洲国家的青年旅馆不接待非会员。请记住，青年旅馆已不仅仅只为年轻人服务，它向所有喜欢冒险渴望了解奇异世界的人开放。
我在攻读博士时有一次到华盛顿首都去开会，因为没有资助就住在青年旅馆里，一个晚上１８元，离白宫和几个博物馆不远，离中国城也近。我到中国店里买了饺子、米粉、香肠和菠菜。中午开会就在饭店里吃，晚上回到青年旅馆就煮米粉吃，厨房里炊具应有尽有，我放进香肠菠菜，味道妙极了，早上我图方便就煮饺子吃。每次我一上厨房，惹得旁边的老美们都往我锅碗里瞧。
我在意大利、希腊、瑞士、日本和加拿大旅行时都住过青年旅馆，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京都、罗马和雅典的三家。日本的青年旅馆几乎都有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ｏｏｍｓ，而且大都有食堂，味道可口，很干净。京都是个古色古香充满日本风土人情的城市。在我所去过的名古屋、东京、大阪、神户和箱根这几个地方，我认为，要想了解日本文化，京都是首选。无论是建筑摆设还是环境气氛，都让人置身在日本文化传统里。我住的那家京都青年旅馆，一进门，穿着和服的姑娘向客人鞠躬，热情地介绍旅馆的设施。她们春风满面，说话柔声细语，体贴入微，把整个旅馆打扫得干干净净。旅馆的大厅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是饭厅，中西餐都有，旅馆的一楼右侧有个很大的浴室，里面有两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泡澡池。每层的楼道里有一个电视（青年旅馆的房间里一般都没有电视）。我对那个旅馆满意极了，唯一感到好笑的是电视里播放的日本脱口秀节目的几个主持人神经兮兮的，与京都的古典气氛很不协调。我妻子当时在日本留学，她向我解释，日本脱口秀节目很多都那样，以故意装疯卖傻来搞笑。
有一年暑期，我一个人跑到欧洲玩了一个月，其中有六个晚上是住在青年旅馆里。我在罗马住的那家青年旅馆很有名，我到罗马后，在公共汽车上以及一路上向人打听怎样去那家旅馆，每个被问的人都知道。我想，大概是去罗马玩的年轻人太多而其中很多穷学生都会象我这样跑到青年旅馆去住吧。那个旅馆是一栋大楼，像大学生宿舍，每个房间有四个高低上下铺的床。我住的那间房，只有我一个人是亚洲人，两个是澳大利亚人，其他的是欧洲人，都是大学生。在这之前，在从摩纳哥去威尼斯的火车上睡觉时，我的贵重相机被人偷走了。这是我到国外后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被盗。可想而知，我在威尼斯时很沮丧。到了罗马后，我买了一部傻瓜相机，重新打起精神来。当我住进那家青年旅馆，心情完全好了起来。旅馆里有一个很大的食堂，里面有价廉物美的意大利餐供应。每天游览完罗马的名胜古迹回到旅馆后，洗个澡，然后就到食堂吃晚饭，找个有人但未满座的桌子，边吃边和邻座谈游览的感受，有时从对方得到很有价值的信息，比方从意大利去希腊怎么玩最有意思。食堂里有几十个桌子，很容易找到位子，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和其他的旅游者。我碰到一个学中文的意大利大学生。我问她为什么要学中文，她的回答颇让我意外。她说，学什么毕业了都不易找到工作，既然如此，学点中文将来至少还可以到中国去。她有个朋友去了成都工作，混得很好很开心。等她毕业后也会到中国工作。不过，她说她父母并不希望她这样做，因为中国实在太遥远了，见一次面太难。
在罗马那家青年旅馆里，碰到许多从希腊游玩回来的大学生们都说希腊的地中海岛屿值得一去。意大利和希腊挨得那么近，而我的欧洲火车联票包括希腊，于是我决定到希腊去。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到了那里后正值希腊铁路工人罢工。我被困在一个小火车站，哪里都去不了。那晚我的旅馆便是那个火车站，我在长凳子上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只好坐长途汽车到了雅典，住进一家青年旅馆。服务人员几乎都是暑假打工的各国大学生。旅馆不大，有三层楼，但每层只有４到５个房间，与一般青年旅馆所不同的是，它没有上下铺的高低床，我的那间客房有八张单人床。巧得很，我在厨房里碰到我在罗马遇到过的四个韩国女大学生。她们居然随身从韩国带来了一个煤油炉，方便面和辣料，正在煮面！她们请我共进晚餐，我很高兴地做了这支娘子军的临时“党代表”。第二天我坐船赶往美丽的地中海岛屿。第三天从岛上归来，我又碰到这家旅馆的服务员在码头上向我兜揽生意。我告诉那位服务员，我只有六百元希腊币在身而我不愿意再为了换一点点钱去交手续费，他立刻打电话给老板，经同意让我晚上睡在旅馆的露天房顶上，只交２００块钱（相当１．２美元）。到了那里，我在房顶占了一块地方，把随身带的床单往地上一铺，把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扔在床单上，就去洗澡吃饭了。没想到晚上等我回到房顶上，整个房顶已经没有空地，到处都是“床位”：席子，毯子，睡袋，五花八门。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英文名叫汤姆来自香港的中国人，他原是一家旅馆的接待员，辞退工作在外旅游了四个月，去了所有的欧洲国家，下一站是埃及。他看我只有一张床单垫在地上，就把他的席子和床单借给我，他自己用睡袋。周围的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男女都有，很热闹。看着他们年轻活泼的场面，听着汤姆旅游的故事，使我联想到前天晚上在地中海岛上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青人一起同宵达旦狂欢的情景，想到我还要前往五个国家游览名胜，我在雅典的月光之下陶醉了。
三．
成家以后，我只住过两三次青年旅馆，因为其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ｏｏｍｓ通常是按照人数算的。比方说，１５元一人，我们家三口人就要４５元，不如住一般的旅馆。我最喜欢住有游泳池和健身房以及有免费早餐的旅馆。这种旅馆虽然要比汽车旅馆贵，但从所得到的享受与所付的价钱来比，是很划得来的。这几年，我在美国也住过不少高级旅馆，总的来说，除了豪华和服务讲究之外，没有什么特色。最糟糕的是靠近哥伦比亚学院的芝加哥希尔顿饭店，不但地理位置不佳，而且服务不好，房间里所提供的东西缺这缺那，整栋楼毫无生气，按摩女士的技术实在是不敢恭维。当然，也有很不错的高级旅馆，比如圣地亚哥海边的玛丽欧特（Ｍａｒｒｉｏｔｔ）和新奥尔良的法式旅馆。我想，如果不是出差，读者多半不会去住高级旅馆，让我在此免谈那些高级旅馆吧。
因为喜爱旅行，我每个假期都会出远门一趟，有时候是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美国旅馆房间里大多都有两张双人床，几个人合住一间房，对于想节省开支的人来说倒是一个绝好的事。但是，对于已婚夫妻或热恋的人来说，就不方便了。有一次，我到新奥尔良去看望老朋友。朋友夫妻俩带上另一对男女朋友加上我一共五人，开车到佛罗利达的迪斯尼乐园玩。出发前，朋友订好了旅馆，两间房，说是我和他们夫妻俩住一个房，反正他们已老夫老妻了，让那对男女住另一间房，有他们自己的ｐｒｉｖａｃｙ。可是，到了那里，我们三个男生住一间房，而那个姑娘和朋友的太太住另一间房。既然如此，第二天晚上，朋友就退掉了一间房，在剩下的那间房里加了一张床。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我不但在迪斯尼乐园开开心心地玩了四天，而且同伴们带去了很多好吃的食物，让当时还是单身的我美美地享受了一番。
几年以后，当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们家也有过和朋友在旅馆里合住一间房度假的经历。去年夏天，朋友约我们去麻省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ｏｗｎ玩，时逢美国独立节，是个长周末。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ｏｗｎ是个有名的以男同性恋为主的小镇，美国各地甚至别的国家的许多同性恋们都会在那个周末去那里约会。旅馆很难订。每间房一晚上至少都要一百块房租以上。我们有三家人加上两位单身女士共１０人前往。朋友订了两间房，每间房里加一张小床。我们男的睡一间，女士们睡另一间。这样的旅游另有一番情趣，享受的是群体的乐趣。大家在一起吃喝玩乐，白天在外面游山玩水，晚上在饭店里品尝当地美味，回到旅馆里则高谈阔论。我们甚至跑到同性恋的酒吧里凑热闹，“体验生活”，别人还以为我们走错了地方。尽管我现在有工作，已经不必和别人在旅馆里挤在一间房里住了，但我也不介意和朋友们这样出去玩。在美国，平时大家很难得在一起相聚，交流彼此的生命甘苦，分享快乐。而这样的游玩，由于住在一起，大家更亲近，懂得彼此关照谦让，交流得更多，让我在陶醉于大自然的同时也从朋友的经验和智慧里获得不少启发。
我真希望我的一生都在旅游中度过，不管多么辛苦，不管多么遥远，我的心都会充满着甘甜。而旅馆，作为旅途中的驿站，让劳累的身体得到休息；对我来说，它们更是我及时记载自己所见所闻的好地方。我在旅途中写的东西，大多都是在旅馆中完成的。所以，对于我所住过的旅馆，除了在脑海里拥有一份记忆或怀念之外，我心存感谢。
□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２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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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
连载：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三）
企业所得税方面
（５）鼓励外商转让先进技术的优惠政策。对外商在农业、牧业、科研、能源、交通以及重大技术领域方面提供专有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减按１０％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可以免征预提所得税。
（６）鼓励外商在中国扩大和增加资本投资的优惠政策。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５年的，可以退还再投资部份已纳企业所得税税款的４０％；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直接再投资举办或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期限不少于５年的，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份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７）对投资所得限定范围给予减免税优惠：
·对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
·对持有Ｂ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从发行该Ｂ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外商投资企业从接受其投资的中国境内其他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可
以不计入本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其上述投资所发生的费用和损失，不得冲减本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８）地方所得税的减免。对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项目，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减征地方所得税。（未完待续）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８年７月２日〕
本栏编辑：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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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杂谈】
可怕的曾国藩
·流沙河·
回忆高小初中，国文教师选讲《曾文正公家书》，催人瞌睡，记不起讲些啥。校长每周训话，又抬出曾国藩大圣人作榜样，烦死人了。四十年代来成都读高中，《曾文正公家书》有廉价本，青年路书摊上摆着呢。本想翻翻，听同学说蒋介石爱读此书，便决心不看了。五十年代做了编辑，又听同志们说此书“反动透顶”，想看看到底如何反动，图书馆里又没有了。跃入六十年代，读了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篇文章，才晓得曾国藩加冠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觉得这顶帽子有趣。现今混到六十快退休了，突然瞥见湖南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曾国藩家书》，非常吃惊，买一本来瞧瞧。
瞧瞧之后，更加吃惊。好厉害哟，曾国藩之为人！
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道光二十二年，他三十一岁，从十月初一那天起，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天天在上面写。写些啥？“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天天写《过隙集》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念念欲改过自新”。《过隙集》必须字字写正楷，不但写，而且做。十月初九日，也就是《过隙集》刚写到第九天，便猛省从前与小珊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是夜即到小珊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后，过了四天又请吃饭。效果吗，“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想那《过隙集》中一定写了不少丑念丑事，此亦足见他的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太可怕了，这老反革命，不，壮反革命！
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的最高领袖道光皇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七十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土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还不可怕？
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威丰三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不当了，这时侯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可怕，可怕！
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迫近九江府，函告家人：“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若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保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郡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他却函训三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苗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逸。”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逸。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末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唤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象他这样不近人情，坚头吝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人赴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覆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做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宇。天哪，这八个字原来竟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片请将自身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项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谦慎”起来。两年后，他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三十七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轿了，仍坐蓝呢轿。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不但蒋介石标榜过他，据《曾国藩家书·重印序言》说，青年毛泽东一九一七年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啊，这就更不得了啦！
１９９１．７．１４ 在成都口 亦凡书库扫校
□ 逸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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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已见】
汉字阻碍了科学进步吗？
——向张居里先生请教
·李 宇·
《华夏文摘》ｃｍ９９０１ａ期刊登了张居里先生的文章《试论汉字对思想和科学的影响——兼与梁景文君商榷》（以下简称张文）。文中广征博引，显示了深厚的语言学造诣。不过我认为张先生所说的汉字阻碍了科学进步有点耸人听闻。尽管我对语言学知之甚少，但碰巧也曾在中科院某所连读学位带工作混了十二年饭吃，来美后又在某国家实验室干过三年，因此自认为可以向张先生讨教一下汉字与科学进步的一档子事。
站在科学史的角度看，尽管语言文字对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它所起的作用却远不如比较正规的教育体系、崇尚思辨的风气（如欧洲曾流行过的数学擂台、古希腊时期活跃的思想氛围等）。因此，并没有科学史家把希腊语说成是科学诞生的成功要素之一。相比之下，中国除春秋时期出现过“诸子百家”的繁荣局面外，在主要方面我们都差得远，甚至根本就没有过。这种先天的不足，使我们的祖先没能发明真正的“勾股定理”，而只能达到“勾三股四弦五”的认识深度。但，这恐怕不是汉字（汉语）之过。如果我们用汉字来模拟一下虚拟语气，明眼人都会看到一点名堂：若我们的祖先把系统总结、积累、钻研和传授自然知识看得比看风水更重要的话，有一天就一定有人会问：“勾不为三或股不等于四时弦多长？”有了这个问题，有了足够的积累，即使不先于毕达哥拉斯，总有一天也一定有人独立干出个“张三定理”或“王二麻子定理”。汉字再差恐怕还不至于表达不出这类问题吧？
张文在得出汉字阻碍科学进步的结论时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尖端和纯理论科学方面，如高能物理和数论等，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远小于一些相对不太抽象的实用技术，如牙医和机械加工。前些年家喻户晓的陈景润当然得看外文文献，得用英文发表文章，但他却是个地道的中华土产科学家，也够得上世界级了。是不是他得用英文思维？再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也是用汉字的人干出来的，也是当时的世界水平。据上海科学学研究所的孙章研究员讲，若中国方面当时能成功地将报奖名额压缩到三人而不是几十人的话，中国早就有大陆版的诺贝尔奖了。
文字只是科学的工具而已。一种工具只要足够好就不存在阻碍人们实现既定目标的事。拼音文字排列姓氏固然比中文的姓氏笔划先进得多，但在现代电子数据库中这种先进性并没有体现得太多。如果要通过ｗｗｗ．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邮购点什么，先分清图书类还是音乐类比字母排序要重要得多。对真正复杂的事物，概念和表达概念的文字哪个更重要？
张先生看不起“道”等中华土产，想必对禅也不放在眼里。不过也许有人会把禅跟学问或是哲学联在一起，在西方，芝加哥公牛队的Ｊａｃｋｓｏｎ教练以禅带队，在国内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编纂的六十部一套的《中国传统文化读本》便有慧能和尚的《坛经》。可是不幸得很，这位青史留名的大和尚却是个文盲，连他最著名的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是请别人写到墙上的。如果客观一点的话，恐怕不能说这四句偈子里没有思想吧？也许不少干过科学的人都会对慧能的“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有同感。
也许我这个人太跟不上潮流，但我确实不认为洋文样样都好。就以张文举过的辞典为例，英文必须数字母，而汉字既可按发音（当然汉字不应该排斥拼音之类先进的东西），也可按部首甚至四角号码查到要找的字。单就这一点，打死我也说汉字字典好用。当然对听到发音就知道拼写的聪明人英文辞典不存在缺点。但是将英语作母语的国家就真的没有像我一样笨得常常不能将发音和拼写联系起来的人吗？
□ 寄自美国 〈xyli@netscap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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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杀人多少说起
·向 群·
最近的华夏文摘刊登了马悲鸣批评王伯庆的文章，说是斯大林杀了两千万苏联人太离谱，不应该学那些文人把数字当形容词随意使用。本人一向反对把受害人数随意夸大的作法，因为这样常常成为否认罪行存在的借口。照我看来，说斯大林杀了两千万苏联人当然证据不足（本人也听苏联朋友说过斯大林杀的苏联人比在卫国战争中死的人都多），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贸然说这个数字太夸大也未免轻率一些。善良或是正常的人很难接受或是理解一些超出常理的暴行。当年多数的英美人就不相信希特勒成千上万地屠杀犹太人。苏维埃政权一直以实行革命的暴力自诩，肉体上消灭敌人是常规手段。不要说肃反运动，连苏联的农业合作化的过程都充满着血与火。有一部纪录片显示了当年苏联肃反时期列宁格勒一个地区人民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个三人组成的肃反委员会在一天之内就判处了二百人的死刑，没有一个死刑犯被审讯过或是听过判决结果就被处决了。据说（只是据说，没有证据）当年毛泽东也曾提到不要学斯大林那样把阶级敌人都枪毙，所以刘少奇彭德怀这些人尽管“罪大恶极”，也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马悲鸣的文章提到中国的镇压反革命，使我想起当年在黑龙江的劳改农场当知青时的一段往事。我所在的劳改农场主要由两大批犯人组成，镇压反革命时期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劳改犯人和反右时期从哈尔滨的大学里送来的右派劳动教养人员。有些犯人刑满之后留在农场工作，叫作刑满留用人员，俗称二劳改。有一次一个广东籍的陈姓二劳改发牢骚说他只是因为偷了六十斤大米而被判了七年徒刑，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来受罪。我们这些知青不信，在场一位当年镇反时办过案的干部笑着说，你准是运气不好，后半夜受审的。姓陈的老广东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也很纳闷。这个管教干部慢慢道来，那时一天要审好几十个案子，经常是干到后半夜，实在困急眼了，就随便划拉几笔好去睡觉。
人们谈到专制政权杀人时，不应仅指直接杀的，还应包括间接的非正常死亡。比如说到文革中的死亡人数，不仅包括被判死刑的现行反革命，也应该包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畏罪自杀的走资派，武斗中双方的死伤或是由于政治原因使粮食歉收、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间接的非正常死亡。刚刚看了一部纪录片，关于苏联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七年）计划时期，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遣送大量的人民的敌人到未开发的地区搞基本建设的史实。除去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推理和没有足够证据的当事人回忆，一些刚对外开放的档案还是说明事实真相的。其中的一个文件承认，十万人民的敌人，包括地主、富农、工厂主、商人、特务孟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中的叛徒，被送去开挖一条通往北方白海的运河，由于疾病饥饿和恶劣的环境，短短的一个半月就死了两万五千人。而英美人写了不知多少文章，拍了不知多少电影（最新的是《拯救大兵瑞恩》），说是血流成河的诺曼底登陆也只死了几千人。倒不是说死几千人太少了，只是想说明战争中的直接死亡不一定多于非战争的死亡。
我下乡所在的劳改农场比较小，只有十个分场，几千个犯人。每一个分场的地头或田间都有一些叫作劳改坟的大土堆。所谓劳改坟就是劳改犯死了又没有家属来办理丧事（我在劳改农场将近八年，从未见过劳改犯家属来办过丧事）就埋在一起。既没有墓牌也没有限额，所以劳改坟是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只有那些老资格的犯人和管教人员才知道哪个地方埋过什么人。当然不能说劳改坟里的人都是非正常死亡，但是考虑到劳改农场的历史和人员的年龄构成，劳改犯人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撰写本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的一个劳改坟（我不知是哪一个）里埋葬着我一段短暂的，但是终生难忘的友谊。有一年冬天修水库，我所在连队的任务是打眼放炮炸冻土。打眼放炸药由知青来干，点导火索放炮是危险活，由劳改或劳教犯人来承担，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个右派。反右时是东北农学院的研究生，罪名是他竟敢说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以前属于中国，还攻击学校里的苏联专家搞大国沙文主义，并且认罪态度不好，坚持错误观点，被送到我们农场劳动教养。可不知为什么，他说的那些话已经天天在《人民日报》上重复，这位老夫子还在那里服刑。可能是基于祸从口出的教训，他不爱说话，可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什么事情都干得利利索索，还能讲出来龙去脉。炮眼的位置深浅，装药的多少总是恰到好处，效率明显高于其它的组。买来的炸药用完了，要用化肥自己做炸药。有一次他及时地发现炒炸药用的化肥里混有雷管，避免了一场灾难。后来他还建议在自制的炸药里加一些柴油，炸药的威力果然增加了不少。只有在零下三四十度的荒原上干过活的人才能体会到每天提前两小时收工是多么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对他的态度就好多了。他也愿意和我们合作，话也渐渐地多了，有时讲个笑话开开心，有时讲个典故让我们长长见识，日子过得挺开心。开春散伙的时候，我们约好来年再修水库还在一起。可是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的夏锄季节，他因为顶撞一个外号小毛子的管教，被其它犯人一顿扁担“炖”肉打死了。他（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当面对他的称呼是你，在谈话中提到他是点炮的右派）是被其他的犯人打死的，不能算在当权者的头上。可我心里总是觉得这位不知名的朋友不该这样死。
再回到杀人多少的话题上，智利的前总统皮诺切克正被拘留在英国听候传询，罪名就是杀人。这位智利强人当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明火执杖地冲进总统府从民选总统阿连德手里夺了权，用铁腕手段统治智利二十余载，据说有三千多人被杀或失踪。二十年死了三千多人，与其他铁腕人物相比，他只能算是一棵豆芽菜。可他这次被西班牙的一位监察官起诉由国际刑警组织一道红色通辑令在伦敦的一个医院被捕的罪名是，十几名西班牙的公民在他的统治之下死于非命。只有十几条人命就起诉前国家元首，何况还不是他直接命令杀的，小题大作吧？！本人在这里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斯大林杀了两千万人也罢，二百万人也罢；奥茨维辛的集中营了死了六百万人也罢，一百万人也罢；南京大屠杀中死了三十万人也罢，三万人也罢；不该杀的人，一个也太多！！！
□ 寄自瑞典 〈esy903t@tnine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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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几句
·谢小庆·
既然关于“怪坡”的随感引起读友的兴趣，再说几句。
对于“怪坡奇怪”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检验。在最简单层次，我们承认“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前提，亲自去看看。这时，检验的标准是两个：第一，观测结果，或实践；第二，“眼见为实”的理论前提。单独的观测结果没有判决意义。事实上，在实地观测后，人们的看法并未统一。一部分人根据观测结果接受了“怪坡奇怪”的命题，一部分人开始怀疑“眼见为实”的前提。
于是，我们开始第二层次的检验，我们开始观察坡上水的流向。这时，检验的标准仍然是两个：第一，观测结果；第二，“水往低处流”的前提。后者是约定的，在这一层次是不受实践检验的。这时，单独的观测结果仍然没有判决意义。事实上，在观测到“水往高处流”后，人们的看法仍未统一。一部分人根据观测结果放弃了“怪坡奇怪”的命题，一部分人开始怀疑“水往低处流”的理论前提。
进而，我们可以约定更复杂的前提，进行第三、第四以至无数层次的检验，但判决标准仍然至少是两个：观测的结果与约定的前提。
我认为，不论在任何层次，最好都不要给“怪坡奇怪”或“怪坡不怪”的命题标上“真理”的标签，都应该允许一些人心存怀疑并继续研究。
由于哥白尼错误地将行星轨道设想为圆形，由于没有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和牛顿引力定律的支持，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日心说”得不到实践的支持，在行星观测、日月食预测等方面都不如“地心说”更经受得住“实践检验”。哥白尼选择理论的标准是“简单”，开普勒选择理论的标准是“和谐”。幸亏他们都没有接受“实践标准”，才使“日心说”逐渐得到发展。
在“东风压倒西风”的５０年代，在前苏联率先将人造卫星和载人宇宙飞船送入太空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些人没有接受“实践标准”而仍然坚持市场经济，今天“英特纳雄耐尔”可能已经实现了。
对于哥白尼、开普勒、５０年代的人、今天的人，“实践标准”对于理论选择没有“唯一判别”的作用。这种空洞的标准不能成为接受或放弃某一理论的依据。我认为在科学领域中“真理”概念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而且常常有压制不同意见的消极意义。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专制、罪恶假“真理”之名而大行其道。“唯一标准”对于理论选择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对于不同声音却有压制作用。
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宣称自己占有“科学真理”的人，不可轻信。我自己仅仅相信宗教真理，即那些不准备、也不可能接受实践检验的真理，例如，“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用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的话说，这些真理是不可证伪的。相反，“共产主义必定在３０００年实现”是个科学命题，因为它可能被证伪。
□ 寄自北京 〈xiexq@sun.ihe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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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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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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