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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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九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戊寅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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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cm99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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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一周要闻】 １．２２～１．２８ ＣＮＤ
⒉【遥望神州】 酗酒法官溺死儿童 彭 海
⒊【往事追忆】 域外怀旧录之一──锡庆门行走（上） 维 一
⒋【科技信息】 数码电视 王世德
⒌【人 物】 有关王淦昌先生评价的补充 屈儆诚
⒍【随感杂谈】 说说你我的名字──兼谈美国图书馆里的中文书名 潘俊林
无名的记忆 艾晓明
⒎【文化论坛】 没有大清朝，何来大中国？
──一个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中） 赵无眠
⒏【信息交流】 连载：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五）
⒐【各抒已见】 令人汗颜的世纪末弹劾案 宇 天
勾股定理：中国古代早已证明 海 木
科学与偏见 大足御
⒑【谜园信步】 上期谜底 游子吟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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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 一月二十二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涉嫌受贿案。
★ 一月二十二日报道，美国政府任命助理国务卿塔夫特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以设法促成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
★ 一月二十三日报道，京广铁路干线石家庄段的一段铁路被人用炸药炸断，幸因巡路工人及时发现未造成人员伤亡。
★ 一月二十三日报道，总投资达３２亿多元的广东佛（山）开（平）高速公路投入试通车仅几个月，全线１７座大桥竟有１４座桥面陆续开裂。经调查，在这段八十公里长的高速公路的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试图省时省成本，使桥面质量最终出现问题。
★ 一月二十四日报道，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考兹承认曾于一九九三年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二○○○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前夕向两名非洲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捐款共七万美元。当时投票结果，悉尼以两票之差击败北京夺得主办权。但考兹否认其所为是贿赂行为，并指出中国亦曾以类似目的为喀麦隆扩建医院并提供变相援助。
★ 一月二十五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国庆将于天安门广场举行大型阅兵典礼，随后将有５０万人参加的游行和晚间的烟火活动。这将是十五年来首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典礼和国庆游行。
★ 一月二十六日报道，将于三月份召开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审议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这一修正案规定给予从事“非公有制经济”活动获得的“私人（私有）财产”以正式法律地位。
★ 一月二十六日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近日挖掘出一尊古炮。这尊炮长约２．５米，重逾一吨，从锈蚀程度分析造时为清代以前。
★ 一月二十六日报道，中国政府计划把在航空业方面的投资减少一半。在总共将投用的１１１亿元中，６２亿元将用于基础建设，３０亿元用于技术更新，１９．４亿元用于购买飞机。其中基础建设项目包括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和海口美兰机场的建设。昆明吴家坝机场即将完工，广州的新白云机场则即将开工。
★ 一月二十六日报道，本月十四日在贵州省赫章县的一起煤矿爆炸事件当场夺去３５人的生命，并炸伤八名矿工，其中一人重伤。近年来，中国全国平均每年有近１万工人在煤矿安全事故中丧生。
★ 一月二十六日美国五角大楼官员透露，中国军方在去年十二月初曾进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包括模拟导弹发射，并把美国军队参与太平洋地区战事的可能计算在内。
★ 一月二十七日报道，第一颗由台湾参与制造并拥有主权的人造卫星“中华卫星一号”从美国佛罗里达成功发射升空。
★ 一月二十七日报道，台湾外交部宣布台湾和巴尔干半岛国家马其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北京就此对马其顿提出强烈抗议。台湾现有２８个邦交国。马其顿是继梵蒂冈之后第二个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
★ 一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中国政府将坚持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同时，戴相龙宣布中国今年经济的增长将大约为７％。
★ 一月二十八日报道，被中共定为非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计划在三月初于武汉举行讨论会，研究两项中国政府已签订但尚未落实的国际人权协议。去年十二月，中国民主党的几个主要成员王有才、秦永敏和徐文立先后被判处１１至１３年有期徒刑，而对另一名民主党成员王策的审判目前也已在杭州开始。
★ 一月二十八日报道，北京市将于五月份举办“中国计算机节”，进一步推动中关村高科技区成为“第二个硅谷”。另外深圳市将于十月初举办高科技展销会，成为继厦门国际投资展销会和广州出口商品展销会后的国内第三个大型贸易展销会。
〖新闻主要来源：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钟超、谭波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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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酗酒法官溺死儿童
·彭 海·
● 司法腐败，骇人听闻
中国大陆的司法腐败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搞得怨声载道。公安和交警随意抓人、扣车、罚款，已是司空见惯。检察院和法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个涉嫌的案件，检察院的调查人员可以向涉案企业报销十来万元的吃喝住宿费；而法官根据原被告双方行贿和“公关”的多少、而不是公正原则来断案，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最近中共提出反对司法腐败，号召坚持司法公正，足可见问题已经严重到纸包不住火的地步。本来，司法就是为了维护公正，如果连司法公正也要着力去强调，那就好比要求数学家懂得２＋２＝４，司法不成其为司法了。
司法不能主持公道也就罢了，最让人惊讶的是，一些司法人员本身对于人民的生命就极为冷漠，以致于直接戕害之。
这里要剖析的是一件醉酒法官溺死无辜少年的案件，此案在北京的《工人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已经有所披露，惊动了司法部长肖扬。其所反映的中国司法和法官制度的深层问题发人深思。联系中国政治制度病入膏肓的现状，从中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必须政治改革。
事情发生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法院执行厅副厅长王永强等四人办完公事以后，到该区一书记家喝酒，酒后又到三公里外一水库洗澡。四人无视水库边洗衣服的农村妇女在场，脱了裤子便下水，被村妇形容为“简直是一群流氓”。
● 把小孩扔进水库活活淹死
当时，水库中有十岁小学生米勇兄弟俩正在浅水区戏水，一个法官称谁能游到对岸边奖赏一千元。男孩们没有回应，因为两人都不会游泳。这时，体魄臃肿的法官王永强正在下水，小米勇看他又胖又老，行动笨拙，却又吹嘘自己能游一百米，便说了一句：“你不行。”就是此话，引来了杀身之祸。王法官转而逼小米勇下水，米勇的哥哥一再哀求，说弟弟不会游泳，王永强仍然残忍地将小米勇扔入深水区。四法官看着孩子在水里挣扎，无一人前去救援。闻呼救赶来的孩子的父亲和叔叔（均不会游泳）接连跪地求援，米勇哥哥在苦苦哀求时头都磕出了鲜血，但王永强嘴里仍然在念叨∶是我不行，还是你不行？然后一个人上岸穿上裤头，试图溜走。
另三个法官在水中继续游泳、洗澡，然后静静地站在那儿，如同什么也未发生，其中一人还从米勇被扔的地方轻轻游过，就是见死不救。周围群众闻讯后，自发地将王永强扣留，引发了一场群众骚乱。这时，法院的一名吴姓副院长赶到出事地点，他并没有喝酒，却对正在寻找孩子的人群说∶“这孩子可能从水库底跑了。”对此群众愤愤不平，吴却勃然大怒道∶“嚷嚷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这种视人命如儿戏的彻头彻尾的冷漠，终于激怒了群众，有人一声怒吼∶“要这样的院长干什么，揍他个狗日的！”群众愤怒的拳头雨点般打来，还是受害者家属苦苦相拉，吴院长才得以落荒而逃。群众抓住王永强，把他打得鼻青眼肿，双腿用铁丝绑上，以防逃跑。
第二天早晨，这个可怜无辜少年的尸体才打捞上来，其眼睑、耳垂、生殖器均被鱼咬得惨不忍睹，在场群众无不动容。但该地区的法院及公安部门却并没有采取措施平息民愤，而是动用了一辆辆警车、装满武警的大卡车，以及配有高压水枪的消防车，封锁现场，企图以高压阻止群众抗议。官方还封锁消息，不准本地和山东省的所有传媒报道此惨案。事发后十天，北京的《工人日报》首次披露此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紧跟着作了报道。当地群众纷纷自己掏钱，复印、传阅有关报刊。受害者家属与当地司法部门的对峙仍然僵持未解，直到司法部长肖扬在北京表态要求公正处理，决不护短。事发后十八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斡旋下，坚持不让尸体解剖的受害者家属，终于同最高法院和省高院的联合工作组坐下来谈判，家属提出四项要求∶一、对孩子尸体解剖时要有《焦点访谈》和事件原报道者现场拍摄；二、在尸检前要在当地传媒公开发表事件经过和中央有关负责官员的批示；三、尸检应由省高检专家进行；四、查清是谁歪曲事实，使有关方面派遣防暴警察和高压水枪准备对付群众聚集。群众根本不相信当地的公检法机关。工作组对家属的这些要求给予了合理的答覆，并同意将案件移至泰安市中级法院进行。至此，群众的抗议才暂告平息。
● 政法体制必须彻底改革
笔者几次都含着眠泪读完相关的报道，看着孩子痛不欲生的父母的照片，为一个无辜的生灵而哭泣，也为我们民族至今不能摆脱政治的黑暗和专制而悲愤。此案说明中国法官在地方上的胡作非为，毫无约束，可以动用一切镇压手段和封锁舆论来掩盖自已的恶劣行径。这样的法院又如何能为民伸张正义呢？
本案带给有识之士诸多思考。除了几个醉酒法官以外，枣庄公检法系统干部对于人民生命的普遍冷漠，和不择手段地偏袒同伙干部的行径，更值得人们重视。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各地公检法干部中都存在这种情况。
他们这种视民如草芥的态度，根本上是体制造成的。说到底，这些法官的乌纱帽是谁给的，还不是地方党委的少数人吗？只要把这些少数上司当作自己的上帝就行了，至于众多草民，芸芸众生，随便弄死一个就好比踩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人大代表对于本地法院院长的任命，那不过是形式，最终还是听党委及其政法委少数几个人的。至于新闻记者又能怎么样？想封杀你就可以办得到。群众集会、不满，又能怎么样？北京街头不是曾经发生过数十万人的民主集会吗？最终还不是大当家的一句话，在坦克辗压和机枪扫射下烟消云散？至于什么“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那不过是少数儒官的理想主义，老子就是蛮不讲理，不照样当我的官？
假如我们的人大代表、首席政府行政官员、法官、检查官都通过民间竞选产生，而且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民意代表不得兼任行政官员，包括公检法官员；假如人民代表在议会上可以毫无保留地批评任何一个官员，包括法官，并且经常地对在职的不称职官员和腐败分子进行弹劾调查，逼着当官掌权者一不小心便会因为得罪选民而下台，那么，这种视民为草芥的恶行便很难发生。可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中共这三代独裁者，一以惯之地视“三权分立”为大敌，他们都把一切大权抓在自己和亲信手里，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专权、违反民意、戕害百姓的诸多祸害，视若罔闻。三十年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直到至今仍疯狂压制不同政见者，都是无视人民正当权利的必然结果。所以，一个醉法官溺死小孩是具体的罪恶，而违背人民意志搞集体化、刮共产风，饿死几千万人，或者用枪炮对付人民正当的抗议和民主要求，则是滔天大罪，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 非有舆论监督不可
此事之所以较快地在北京见报，却是出自一个偶然的原因∶捞出孩子尸体的那天早晨，碰巧有北京来的记者，正准备在附近乡村采访农民因取不出存款而围堵“基金会”的事件。记者发觉路上众多摆开阵势的警车和消防车，才感到出事了。于是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化妆成农民，在现场偷拍了一些镜头。为了不被当地官员搜身，他们不得不将刚拍好的胶卷就地藏匿。
即使北京的记者要揭露地方上的黑暗面，也要冒风险。退一步说，如果不是这些“上头来的”记者拍摄到了第一手资料，并在北京发表，那山东省还不知道要将此惨案掩盖到何时，司法部长也不至于较快地表态并派人去枣庄处理此事。
事实上，中国百姓中的冤案冤情比比皆是，绝大多数无缘由媒体介入，是得不到伸张的。许多涉及官员的骇人听闻的腐败、枉法案子，在本地的媒体上是绝不可能首先发表的，因为媒体归宣传部管，宣传部与各种官员是一家，可谓“官官相护”。北京记者之所以能够有点自主性报道地方官员的案子，也是因为这并不涉及他们身边的“父母官”。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如今敢说点实话，搞揭露报道，但所揭露的大多都不是北京发生的事情。它就绝对不敢报道有关北京市委、中央机关、政治局委员、特别是那个很不得人心的宣传部长丁关根的失职、丑闻或腐败案。陈希同是在政治上被打败以后，才由中央统一定下报道口径，就这样还一直遮遮掩掩，对他的刑事审判也不准公开，理由是所谓“个人隐私”——其实是害怕陈在公开庭审中咬出更多的中共高官及其子女。
今天，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正在一天天觉醒，连枣庄的普通农民也知道聚集起来，提出“以残害儿童罪将王永强处以极刑”，并要求巨额精神赔偿。“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二十二年前天安门的诗句，正是今天中国的写照。老百姓不再相信当权者甜蜜的主义和空洞的许诺，正借着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和经济实用主义的目的而签署的联合国诸人权公约，一步步地明确要求属于自己的权利，争取真正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包括开放党禁报禁，实现多党民主制和直接选举政府官员，建立权力制衡体系。
□ 原载《民主中国》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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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域外怀旧录之一──锡庆门行走（上）
·维 一·
消息二则：
其一，前些日子在国际网络上瞧见有人在说，三十多年前在“文化大革命”中吆喝那副对联的谭力夫如今当上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挺糙的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可不知道当年怎么就把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和丫头们糊弄得那么五迷三道的。
其二，也是在网上知道的，最近美国最大的电脑晶片公司“因特尔”因为没有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首肯，擅自利用故宫的文史资料来炫耀公司产品的优势，被故宫告了一状。后来通过协商，又达成友好协议，携手共同开发宣扬故宫的文化遗产云云。
两则消息，一条结论：故宫还真是个五百年不衰的风水宝地。无论是过了气的革命小将，还是洋人开的大公司，都惦记着它。
这就不由得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故宫的那段经历，虽说平淡无奇，但对我本人来讲还颇为重要。要不是那段经历，说不定如今我也会在国内裹进“下岗”的人流，抓耳挠腮了。
话说那年我从云南插队回到北京，惊魂未定。住在东城沙滩老北大的西斋，每日煞有介事地看两眼外文，心里头可是为着没个事由上下打鼓。有时候，晚上扒过了两口饭，信步走到故宫神武门边，看着护城河边老树枯藤上的昏鸦，免不了也叹上一回。
不想这日故宫的两条大汉上门造访，口称是警卫队的正付队长，要来招人。那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多天前，所以我记得清楚。来人说不但有工资，每月人民票四十块，发放大衣、皮靴，一年两季还有的确良外衣换洗。工作是在故宫里各处巡逻，算是警卫。而我的工作则不需走动，就是站在大门洞里头往外瞧。我突然想起了名演员石挥在电影《我这一辈子》里面演的那个警察说的话：“这叫‘看宅门儿的’，别的不说，头一样儿，先省鞋。”听到来人这么一说，心想世上果真有这等好事，哪里还会有不愿意的，我便痛痛快快地一口应承下来。转念道还是政府惦记咱们，不免心头又是一热。
话说回来了，我能得着这份差事，说实话还得谢谢当初招我去云南的农场干事老陈。我到云南插队时候，因为档案里头个人及家庭的缺点实在太多，别人说不定会怪罪老陈，为何把这样的人招到反美援越的边境地区？老陈为人很四海，不过也怕回去不好交待，便将我和另外几个人的档案索性一把火烧掉了。回去见到农场的人事干部，只说是路上遇上了大雨，都浇湿了，再重填一份新的吧。好在农场里的农工大多是“大跃进”时险些饿死，从湖南、四川逃荒来的贫下中农，所以人事干部也不在意。有了全新的档案，自然把我们象同志一般地对待，倒也数年无事。
档案如影随形，我回到北京，档案也跟着到了北京。因此故宫警卫队的队长也看不出毛病，还和我叹了一回他女儿在乡下插队的种种苦处。队长说这里都是自己人，说说倒也无妨。可以想见，要不是当年云南农场的老陈当断则断，警卫队长是不会收留我的，我以后的生活轨迹也许就会大大不同。后来到了北美，因缘即会和一位如今在海外颇有名气的中国政治评论家做了两年邻居。他对中国大陆政治运作如数家珍，很惊奇像我这样一个人，在那个政治气候下，居然得以加入故宫警卫队，觉得不可思议：“你要知道，那是要有警级的呀！”儿子也以我那段经历为荣：“我爸爸当过警察！”
不过我这个警卫只是替早已走了人的皇上看家护院。我的任务是在珍宝馆外墙的大门巡夜。大门叫做锡庆门，斜对过是通往后三宫的景运门，隔壁大墙内是太子读书的毓庆宫。文化革命中，故宫被红卫兵小将改成“血泪宫”的时候，在里面办了个“收租院”的展览，放了些瘦骨嶙峋的泥人，赚了大家不少眼泪。后来美国的总统尼克松一来故宫参观，又都赶紧搬走了，仍然还叫毓庆宫。先前给皇太子教书的太师太傅们都有个“毓庆宫行走”的头衔，就像是如今，美国的中文日报上时常登出中国大陆来了个什么代表团，其中的作家、演员的姓名前头，也往往冠上个“国家一级”之类的，为的就是透着豁亮。
后来结识了研究明清家具的专家汪老先生，他说我这个警卫的活儿，要是在原先就叫“司阍”，由于地理位置，还可以加上个“锡庆门行走”的头衔。从此之后，我对外不大愿意说是当警卫，因为那时候抓人太随便，其实也不都是警察抓的，但还是怕把人家吓住，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于是别人问起来，我就半开玩笑地说是在皇宫里听差，正式名称是“锡庆门行走”。
自从在锡庆门当上巡查的警卫之后，每天除了政治学习那两个钟头大家装一会儿洋蒜之外，多日无话。我也乐得这般闲暇，待游人走后，在锡庆门外放一张椅子，随意读些故宫图书馆里平素常人读不到的书，洋装的，线装的，有的还有傅斯年、罗振玉等大家当年读书的短笺或是借书条，仿佛手泽还在，怀古之情便油然而生。随眼望出去，存放周代石鼓的箭亭那厢，落日渐渐收去琉璃瓦上最后的一抹余辉，此时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在“锡庆门行走”任上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开了眼。原来常人哪儿能瞧见那么多皇上家用的东西哇？珍宝馆、绘画馆，钟表馆，还有内东路里头的各个展室，由着你随便瞧。后来在西欧和北美，我也走了大小不少个博物馆，看了人家搜罗的中国文物，尽管也算是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但总觉得不是一个味儿，赶不上我当年在故宫夹杂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看得过瘾。这还不算，游人到不了的地方，什么慈宁宫里的万佛楼，御花园里的小戏台，“推出午门斩首”之前拖着犯人走过的“断魂桥”，还包括太监入宫的必修功课“净身”用的“刀儿房”，尽管真实性大有可疑，但我都借警卫巡查之便看了个够。
别说看见了文物，到故宫上班没多久，居然还让我赶上一回故宫分文物的好事：全院的大小员工人人分到一份宫里八旗仪仗队的披挂。据说是这种服装宫里太多，又是纺织品，不好保存，就索性分给大家拿回去改个椅垫子什么的吧，算是作了废的“过期文物”。我排了半天队，好容易领回来一个包袱皮儿，打开一看，黄、白、蓝、红，颜色鲜明，手工做得可真精细，绝对在今日阿曼尼、皮尔卡丹之流这些洋人的玩艺儿之上。而且，上面一颗颗铜铆钉上据说还都镀着金。我不忍心把这么好的衣服拆了，想带回家去保存起来，以后也算是个念想。可是上头规定了，必须把衣服上的铜铆钉砸下来，交给国家去炼铜（当然是先把上面的金子回收了之后）。
费了半天劲，总算把铜铆钉给砸下来了，可是那些绸子、缎子做的衣服哪儿禁得住这一通儿糟贱，也都成了要不得的碎布头了。我的太太对服装裁剪情有独钟，听我一个劲儿地夸奖大清国裁缝的好手艺，不免想学上两招。等我拿回家去这些麻袋片子似的碎布头，她不禁大失所望。倒是我的朋友雅曼佛医生见了连声称好，尤其见到不少布料上还依稀可见“乾隆ＸＸ年，江宁织造”的印记，便不免想跟我讨上一块，说是带回他们德国去，可以丰富他自己古代纺织品的收藏。我知道八十年以上就算文物，怕犯法，没敢答应他。
〖未完待续〗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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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
数码电视
·王世德·
英国的数码电视已于去年十月向公众推出，这是电视行业从黑白到彩色变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怎样让公众认识这次变革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人们今后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令行家和广告商大伤脑筋。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从画面上看，不都是一样的彩色，一样的效果吗？其实，信号在空中或电缆里的传播方式已经完全改变了。
自然界的多数信号都是随时间连续变化的，专业术语叫模拟信号（ａｎａｌｏｇ ｓｉｇｎａｌ）。这种信号在经远距离传输后，各种噪声会叠加其上，从技术上又难以区分信号与噪声，因此很难将噪声全部消除。人们体验到的是噪声对信号的干扰。多年前人们打长途电话时不得不大喊大叫对方才能勉强听见；看电视时荧光屏上的雪花、重影和图像抖动都是由于噪声干扰信号引起的。在信号的发送端，如果把信号抽象化，从中提取出有用信息，然后再数字化，转换成数不清的０和１两个状态。这样的信号叫作数字信号（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也称作数码信号）。电脑从发明后不久就采用这种信号了，紧随其后的是电话系统的数字化革命。在信号接收端收到数字信号后，在特定的微小时隙内按“非高（１）即低（０）”的原则进行判定，将信号复原。这样，在传输路径中不可避免地窜入的噪声将被完全去掉。如果传输路径太长或干扰太大，将由一些中继接力站逐级复原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打国际长途时与远在天边的人讲话，听起来却像是近在眼前。
让我们再来举一个更易理解的实例作比喻。传统的电视系统向数码电视过渡就象磁带录音机向带激光唱片的ｈｉ－ｆｉ系统过渡一样。同样是视听享受，纯正的音色和清晰的画面令人感觉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原来的电视机可以照样使用，而只需购置一个机顶盒（ｓｅｔ－ｔｏｐ ｂｏｘ）则可？上述原理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因为干扰源主要来自信号的传输路径，机顶盒的作用是接收被噪声干扰的数字信号，去掉噪声，复原与发送端相同的数字信号，再转换成普通电视机认识的模拟信号，声音和图像就再现了。
数码电视的好处不仅局限于观众能够欣赏高保真的图像和声音，电视台和政府也将是受益者。信号数字化以后，采用先进的压缩技术，现在只能传输一个电视频道的频率范围可以同时传播四个数码电视频道。观众能够收到更多的频道，政府也准备将腾出的一些频段高价拍卖给移动通信系统的营销商。英美政府都在酝酿着早日关闭现有的电视系统，缩短向数码电视的过渡期。原来他们都迫不急待地想发这笔大财呢！不过，迫于民众的压力，政府在十年之内对这个问题不会进行什么大动作。
随着数码电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将以宽银幕格式拍摄制作，这种格式更符合人们双眼的视觉习惯。几年以后，可能所有的节目都将采用这种格式。近期内打算购买新电视机的读者，不妨多花点钱购买一台宽银幕电视机，以适应这一新潮流。花太多的钱等着购买纯数字电视机（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Ｖ）则没有太大必要。
电视信号数字化以后，自然而然地与电脑信号统一了。您手中的遥控器将不仅用于选择二百多个频道，而且可让您到英特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漫游。就象现在家家户户有，人人都会用微波炉一样，“上网”将不再是电脑使用者的特权享受，不具备多少电脑知识的人照样能用数码电视机的遥控器漫游万维网（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Ｗｅｂ），查询自己所需的信息或在家购物。您购买一个机顶盒以后，就拥有了“上网”的硬件，相应的软件和系统正在研制之中，估计在今明两年内将会推广使用。
□ 寄自英国。作者现任建伍公司欧洲开发部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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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有关王淦昌先生评价的补充
·屈儆诚·
王淦昌先生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去世。作为本世纪以来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王淦昌的名字为中国科学界所熟悉，也为众多海外学子所熟悉。但是，海外媒介并不多见纪念王先生的文字，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日，由新华社统稿发出的“王淦昌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消息，对于王淦昌先生的科学贡献作了评价。其中包括１９４１年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１９５９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１９６４年关于核聚变实验的设想，１９８４年关于受控核聚变的建议，和６０年代７０年代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工作。
实事求是地说，新华社的这篇统稿除了对受控核聚变的描述不够通俗易懂之外，对王淦昌先生的科学贡献的评价还是公正客观的。既强调了王先生的学术成就与研究实践，又未忽略其他科学家的功劳。尤其是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说王淦昌先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十分中肯的。长时间以来，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这样一个浩瀚而又耗资的工程，被媒介误导并被不少人误解成为个别科学家的专利发明。甚至，关系不大的人也被封为什么什么之父，这实在是对历史的亵渎。研究历史，绝不可取政治社会中的造神的腐败风气。
作为生活在现代中国的科学家，能够象王淦昌先生这样，获得多项第一流的重要成果，并为国际物理学界所瞩目，实属不易。在中国科学界，能够达到王淦昌先生研究水平的人，还为数不多。即使这样，王淦昌先生对自己的科学研究还深有遗憾：年轻时代的王淦昌曾失去一次重要的科学研究机会──发现中子。
１９３０年，王淦昌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德国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纳（Ｌｉｓｅ Ｍｅｉｔｎｅ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迈特纳有着极高的科学天赋，曾被爱因斯坦誉为我们的居里夫人。她和她的侄子弗来西（Ｏｔｔｏ Ｆｒｉｓｃｈ）于１９３９年１月提出的关于原子核裂变的解释，是物理学史中一个划时代的理论。从那时以后，人类开始利用原子能，当然也包括制造原子弹。王淦昌跟随迈特纳学习的四年（１９３０－１９３４），正是原子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臻于成熟完善的黄金时期，迅速发展的物理学激励了王淦昌探索物理前沿理论的热情。
１９３０年，王淦昌在德国物理学家玻特（Ｗａｌｔｈｅｒ Ｂｏｔｈｅ）和他的学生贝克（Ｈ． Ｂｅｃｋｅｒ）所作的关于粒子辐射实验的启发下，设计了一个新的方案，准备重复玻特的实验，并研究辐射的本质。王淦昌的这个实验设想，其实已经导向发现中子的正确轨道。凭借迈特纳的指导，王淦昌是非常有可能获得发现中子的殊荣的。但是，这个设想始终没有获得迈特纳的批准。两年之后，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Ｊａｍｅｓ Ｃｈａｄｗｉｃｋ）采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发现了中子，并因此获得１９３５年的诺贝尔奖。而王淦昌与中子的发现，却失之交臂。对此，王淦昌先生直到晚年还抱憾不已。
关于王淦昌先生迷失发现中子的机会的这段历史，著名学者范岱年先生和他的学生亓方已在他们合作的《王淦昌先生传略》中作了描述。这个传略被收集在科学出版社于１９８７年庆贺王淦昌先生８０寿辰的文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中。尽管这不是一个辉煌成功的故事，它却说明，中国物理学家自３０年代起已经向诺贝尔奖冲击。
新华社的文稿除了记述王淦昌先生的简历与他的科学贡献之外，并没有涉及王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处世态度，是不足之处。
王淦昌先生不仅是成果瞩目的科学家，也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和心地善良爱护青年的老师。１９４５年，浙江大学内迁贵州。在十分困难的战争环境，王淦昌先生公开登报，召唤两个由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又去寻找共产党革命的学生许良英和周志成回校工作。许良英回校之后，王淦昌又为许的工资问题，同兼管总务的体育主任吵了一架，结果被打了一拳，养伤一个星期。后来，校方要开除这两个共产党，王淦昌又坚决顶住不办。在国民党统治的时期，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象王淦昌先生一样，敢作敢为的。
１９４９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大陆的政权。但是，政治运动从没有停息。１９５７年，在毛泽东发动的欺骗和整治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中，许良英和周志成都成了右派。４０年代就投身共产党的浙江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忽然之间变成了共产党的专政对象，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王淦昌先生对这两个学生决不嫌弃，仍旧一如既往，毫无歧视。６０年代，王淦昌因参与核试验工作，常去新疆。他曾抱怨，因为不知道地址，而不能去看望在新疆劳改的周志成。对于在浙江农村劳改的学生许良英，王淦昌寄予更多的关怀和热情。他曾用“王京”的化名，从四川核基地按月给许良英寄出３０元钱，支持许的生活。在那黑白颠倒人性泯灭的年代，王淦昌的所作所为，实在难能可贵。
１９６１年，王淦昌投身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时，曾誓言要“以身许国”。王先生不仅是研究队伍的领头人，而且身先士卒，亲临试验基地第一线，与普通工作人员同甘共苦。就是这样一个贡献巨大又热爱国家的著名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罪名数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起来，还用假枪毙逼吓，要他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文化革命之后，王淦昌先生以德报冤，宽容开朗，仍然忠心耿耿，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１９８６年３月，他与王大珩，杨嘉樨，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发展中国高科技的建议。这个被称为“８６３”计划的建议，因为得到邓小平的批示，而为全国所熟知，当然也被写进新华社的文稿里。
说到王淦昌签名联署的“８６３”计划，就不能不提到他签名联署的另一份有影响的建议，这就是在１９９５年５月，由４５名知识分子联署的呼吁国内政治宽容的公开信。王淦昌不是那封公开信的发起人和起草人，事情是由他的学生许良英先生发起的。但是，媒介报道时，却借重了王淦昌的名望，给人留下王淦昌是领衔发起人的印象。当时，《华夏文摘》也对这封公开信作过重点报道。
后来，因为此事起了一些风波，闹出一些风雨。作为晚辈，笔者不愿在这里评述更多的细节。但是，有两点是清楚无疑的。第一，那封公开信所提倡的主旨，与王淦昌先生一贯提倡的宽容和平的思想是和谐一致的。第二，历史将证明，王淦昌在这封公开信的签名，与他联署的“８６３”建议一样，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光彩之举。
王淦昌先生安息。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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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杂谈】
说说你我的名字
──兼谈美国图书馆里的中文书名
·潘俊林·
走出国门的人，皆需有一个外语的名字。至于这个名字是“中音外符”的，还是“以外代中”的，还是“中外结合”的呢，可就因人而各异了。所谓的“中音外符”就是保留原名音的部分，将其用外语文字符号写出来。若用一地道的外国名字来取代原中文的名字就是“以外代中”了。其实这里的“代”多是有水分的，因为连姓都一齐代掉的实不多见。当然，若改了名，又嫁一外国丈夫并随其姓，那就取代得很彻底了。“中外结合”则集前两类的大成为一身，既保留了中文姓名的音，又加进些许外国人名的成分从而构成一中外合璧的产物，如：Ｗｅｉ Ｃｌａｒｅ Ｗａｎｇ。
我的英文名字属第一类，是“中音英符”式的。遵循的是早年在国内初学英语时就学得的格式，即：姓在名的后面（否则要用一逗号将两者分开），名中的两个字写在一起（或用连字符相连），姓和名的头一个字母大写等等。我们受教育于新中国，自然学习的是汉语拼音的规则。大陆以外的华人多使用威氏拼音（Ｗａｄｅ－Ｇｉｌｅｓ）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的。有了上面列举的那点知识，我自以为已经懂得了将中文人名转换成英文的全部要点，谁料在后来的生活中才发现还有更多的有关知识需要了解，还有许多有关的事情需要积极地去做。
八九年申请留学填写英文（Ｉ－２０）表格时，我就碰到了问题。表格中的姓名一栏共有三项内容：姓、名，以及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这最后一项让我犯了难，不知道是否应该是我姓名里中间的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于是讨教于已经在美国留学的朋友。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就没有当中的名字，不用填。这虽解决了填表格的一时之难，但终没有使我搞明白美国人名中的当中名到底为何物，从何而来。多年后，我在美国留学取得了学位，而后又工作于一大学图书馆，重新提起心头的疑问请教于美国同事，才了解到当中名可以是受洗时所起的教名，也可以是母亲，或（外）祖父母，或父母任何一方亲戚的姓或名。它还可以由两个或更多的字来构成，例如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布什的名字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Ｗａｌｋｅｒ Ｂｕｓｈ，其中的Ｈｅｒｂｅｒｔ Ｗａｌｋｅｒ就是当中名。
多年来我独钟于父母授受的名字，不企改变之图。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维持住自己的姓不改，就要能够顶得住来自各方面的称谓冲击，包括信件、电话、人际间的口头交流等等、等等。每当有将我先生之姓加于我名的情况发生时，我要么消极待之，不予理睬，比如说在收到商业性质的信件或电话的时候；要么积极地予以纠正，向对方解释我们大陆现代文化中有异于西方妻随夫姓传统的不同。这种事情没有一劳永逸的效果，需要持续的努力，因为我们生活在流动的人际关系之中。使我感到慰藉的是西方世界里也有知音。我的一位美国教授的姓是由娘家姓和丈夫的姓中间加一连字符构成的。我还有一位美国同事婚后十几年来一直使用自己婚前的姓。这些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的少数是我心理上的同盟军。要保住名字不改也同样不容易，需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美国的这些年里，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先将我称为Ｊｕｌｉｅ，或是让我读出自己的名字来供他们模仿。很明显，要将两个／ｎ／音揉进英文现成的名字Ｊｕｌｉｅ里对于他们来说陌生且有难度。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难度并不构成不可能。我的美国同学，老师，和同事，在过了最初的困难期后，都能够比较准确地说出我的名字来。
是否要起一个外国名字是很多国门之外的中国人都多少考虑过的问题，尽管动机可能有所不同。我的先生就一直徘徊在这个十字路口。我的先生供职于美国一家私人公司。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他有很多对外业务联系。令他头痛的是每每有人在电话上称他为“Ｍｒ．Ｌｉｅ”，想必是遵循……英文“ｉ”在开音节中应发双元音／ａｉ／的规则。无论是英文的“Ｌｉｅ”还是中文的“赖”，都不给人以美的联想，所以他想将他的姓“Ｌｉ”改拼为“Ｌｅｅ”。还有，他名字中的“召”字含一个英文中没有的／ｚｈ／音。外国人使出全身的解数也只能发成个英文中同样没有的介于／ｚｈ／和／ｒ／之间的音来。我就曾告诉过初次打电话到家里来的美国人，此处没有个叫“饶威赖”的人，打错了。当然现在我们全家都知道此人是谁了。为此，先生多次说需要有一个英文名字。
他的这个要求至今未果。原因是要家人包括他自己接受一个新的名字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我认真搬出《新英汉词典》，翻至英美姓名附录部分，试图找一个同他的名字读音相近的名字。女儿乐不可支地加入了进来。她根本不用查字典，小脑袋瓜子里有的是现成的。她鬼精鬼精地看着……Ｍｒ．Ｌｉｅ，高声唱出一大串名字来，每唱出一个，就咯咯地笑上半天，如此几次，她已笑倒在我怀里，简直把个起名字的正事儿导成了一场滑稽剧。先生后来向我坦白说，猛然要起个新名字，是觉得挺别扭的。
起名字或接受一个新名字都不简单。尽管有时主观愿望是要方便一个新的生活圈子，其结果可能不方便了老的生活圈子。我有一个朋友去年找到一份工作，搬迁离去。平日联系我们都将电话打到家里。一日因有急事，将电话打到了公司。谁知接电话的人说公司并无此人。我竭尽本事描述其外貌特征，总算使对方明白了我在找谁，说：“懂了，你是找Ｓａｒａ。”我这才知道她原来还有个英文名字。
有时新名字的产生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说我女儿的名字，从形式上来讲非常简单，除姓之外，单字一个“阳”。然而，她的名字在美国却无奈衍生出六个不同的版本来。有一次一位美国人问起她名中的“阳”为何义，我解释说是Ｓｕｎｓｈｉｎｅ。从此Ｓｕｎｓｈｉｎｅ便成为她使用率最高的名字，先是用于小朋友之间，后来又传至学校。久而久之，她以Ｓｕｎｓｈｉｎｅ更多地被人们所知道。由此有了学校成绩报告单上的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Ｌｉ，或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Ｙａｎｇ Ｌｉ，或Ｙａｎｇ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Ｌｉ。她钢琴演奏奖状上的名字按照英文的拼写习惯写成了Ｙｏｕｎｇ Ｌｉ。在亚利桑那大学校报登出的照片中，她又成了Ｌｉ，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这最后一个名字可是我的博导给报上去的。事情是这样的，导师是一位语言学家，很讲究人际称谓的社会功能。一个颇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就是，她绝对不接受学生对她直呼其名，而要求我们使用“Ｄｒ．＋ Ｌａｓｔ－Ｎａｍｅ”或“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 Ｌａｓｔ Ｎａｍｅ”的格式。这种格式一直要等到学生取得了博士学位的时候才能够打破。前年在一次电子邮件中她告诉我说可以以她的名来称呼她了。我回信说已经习惯了称她为教授，也希望能够继续这样称呼下去。导师对人名这类专有名词的使用也持有鲜明的观点，认为外国学生应该使用自己母语的名字，而不要为了迎合美国人的读音习惯去起一个英文名字。作为她的研究助理，我工作的内容之一是录制中国儿童的口语资料。女儿自然成了我最忠实的录音对象。为此校报在刊登介绍导师研究工作的一篇报道时，用了女儿同她在一起的一张照片。教授一贯随我和先生称我们的女儿为阳阳，所以认为她的官名理所当然应该是Ｌｉ，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而不是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Ｌｉ。一个美国人，如此维护我们原本的名字，真是可敬可佩。我从中感受到教授对人的善待和尊重。
我赞誉教授这种善待学生母语名字的风范，但绝无菲薄中国人取英文名字之意。其实，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保持我们名字的原本面目，都无法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根据汉语拼音的规则来音译汉语人名，其效果只能是表音但没有调，兼之丢失了意的部分。从我的名字Ｊｕｎｌｉｎ里，已看不到“俊”与“林”的含义，经外国友人读出就更加面目全非了。中文这种形与调的表义功能经过音译的过程已尽失无遗。
今年我所在的大学图书馆要在全美范围内招聘一位副馆长。招聘委员会审理了所有的申请材料，最后筛选出两个实力很强的申请人为面试候选人。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的同胞。在美国，招聘一方不能要求应聘者在申请材料上透露性别，以避性别歧视之嫌。一些美国同事出于好奇就来问我是否能从名字上来判定其是男是女。我说这可就难了。汉语的同音字很多。就拿ＨＯＮＧ字来说吧，若假定其调为第二声，它既可以是“红”，为女性的名字，又可以是“宏”，或“洪”为男性的名字。在我解释一番之后，听者频频摇头，感叹汉语深奥无比。
既然只是音译，那么是否应该在表音规则上考虑和照顾到主客语的发音特点呢？例如英文的姓名中有Ｌｅｅ和Ｙｏｕｎｇ字，其发音极接近于汉语的“李”和“阳”。若按汉语拼音的规则写为Ｌｉ和Ｙａｎｇ，外国友人则将其分别念成接近于“来”和“言”的音。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关系到汉语拼音规则是否需要修改的大事儿。再者，这里是用英文为例，若是以“兼顾主客语语音特点”为原则对汉语拼音进行一次修改的话，牵扯的范围可就大了。中国姓名在其它语言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难以想象从世界语言中会求出什么样的大同来。
上面谈的只是音译主客语之间的冲突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会遇到汉语自身不同的表音系统之间的矛盾。就说说查找图书吧，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或曾有过在美国图书馆找中国图书难的体会。在美国，中文图书编目系统非常混乱。不同的表音系统往往并存于同一个图书馆的同一个图书资料编目中。以北伊大学图书馆的期刊部为例，同是中文期刊，有的使用威氏拼音，如：历史月刊（ＬＩ ＳＨＩＨ ＹＨＵＥＨ Ｋ＇ＡＮ）；有的使用英文意译，如：中国青年（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ＵＴＨ）；还有的使用汉语拼音，如：新体育（ＸＩＮ ＴＩ ＹＵ）等等。由于此图书馆根据期刊的题目字母顺序来排放期刊，同是以“中”字开头的期刊，中华儿女（ＣＨＵＮＧ－ＨＵＡ ＥＲＨＮＵ）在Ｃ架上，而中国高等教育（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ＧＡＯＤＥＮＧ ＪＩＡＯＹＵ）则在Ｚ架上。寻找中文期刊最省力节时的一个办法是穿行于所有的期刊书架，记下自己感兴趣的各中文刊物的编目题目为日后所用。办法虽笨了些，从时间上却还是可行的。若不考虑新刊物的增添因素，其结果可以说是一劳永逸的。
然而，要从数量几十倍于期刊并以内容为编目排放标准的书海中查找中文图书，则必须借助于图书目录。一日，有个中国学生期末考完试想放松一下，找我帮忙查金庸的小说。我先在计算机上打入作者名字的汉语拼音ＪＩＮ ＹＯＮＧ，屏幕显示检索结果为零。我随后改用威氏拼音ＣＨＩＮ ＹＵＮＧ查索，结果找到金庸所著的一系列书。也就是说，在我所用的在网书目里，北伊大学图书馆所拥有的，由金庸著作的小说是用威氏拼音编目的。可是在同一个书目数据库中，许多其它的中文图书如《中国百科年鉴》等的编目却又采用的是汉语拼音。这种汉语图书资料编目系统混乱的现象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比比皆是。
威氏拼音和汉语拼音是目今两大中文表音系统。前者的历史要长远得多，曾一直为各国图书馆、国际机构和媒体所采用。其统治地位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却由于中国大陆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和其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目前，汉语拼音已被普遍接受为汉语表音的标准系统，为美国各政府部门、国际机构、新闻媒体、以及许许多多的外国图书馆所采用。到底是继续延用威氏拼音，还是弃之改用汉语拼音已是美国图书馆界讨论了多年的问题。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早已开始了向汉语拼音转换的工作。美国国会图书馆在七十年代也已经预见到使用拼音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相反懂得使用威氏拼音系统的人将会越来越少，从而于一九八○年首次提出从威氏拼音转入汉语拼音的建议。目前实施各图书资料编目数据库转换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因为从转换上来说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有待于解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字词间的分划问题。但是转入汉语拼音系统已是既定的方向。
每一个有愿望在图书馆查阅中文图书资料的人，一定都希望看到上述拼音系统混乱的局面早日结束。然而宏观上的共同愿望并不代表微观上的个人行动，否则中文表音系统的这种内乱现象就不应该闪现在你我的名字当中。试让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等各方的中国同胞用英文写出各自的名字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混乱，同图书馆里中文书名目录比较起来，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要索得一个统一的拼音系统，首先需要达成一个共识，求得一个大同的规则。将统一愿望付诸于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用这个大同的规则来写好你我的名字。
我的先生几乎不再提改Ｌｉ为Ｌｅｅ的事儿了。问起他来，说是公司的人和长期业务户都已经用单字一个“李”（／ｌｉ：／）来称呼他了。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简便又避过了拗口的／ｚｈ／。当然，还仍有电话打到家里来找“Ｍｒ．Ｌｉｅ”或“饶威赖”。纠正是不厌其烦的，也是持久的。
□ 一九九八年冬写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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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的记忆
·艾晓明·
一个犹太家庭的小男孩，从大爆炸中逃出，他只有七岁，他想摸摸躺在地上的父母，但是他不敢，怕踩上他们的鲜血。他在夜间奔跑，在白天掘坑而眠。他被黑泥包裹，就像刚出土的文物。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希腊的地质学家，这个人叫阿索斯，阿索斯把雅各带到了他的希腊故乡。他说：我要做你的收养人，你的教父，你和你儿子们的主婚人。
有关二战中犹太人的遭遇，已经有过许多故事。这个故事是加拿大女作家安妮·麦珂尔斯（Ａｎｎ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的《Ｆｕｇｉｔｉｖｅ Ｐｉｅｃｅｓ》，１９９６年在加拿大出版，１９９７年在美国和英国三度获得文学奖，中文译名为《漂泊手记》，１９９８年７月由译林出版社收入“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出版。
小说由获救的孩子雅各来讲述，他在那座希腊小岛，在饥肠辘辘的煎熬和科学家的幻想故事中隐居了四年。战后他们移居加拿大，他成为一个翻译家和诗人。读着这本书，我一直在想，这不是真的，一个七岁的孩子不会有如此的记忆力。这个记忆是如此的细腻，他觉得他的姐姐就在他的身体里：“我每次进门时都要停留片刻，阿索斯不明白我是为了让贝拉先进去，我决不能把她撂下。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会停下来轻轻念声咒语：你一口，我一口，再给贝拉来一口。‘雅各，你吃得真慢，还有点贵族派头呢。’”
我的回忆插入了阅读，１９６７年８月，我是一个十四岁的女中学生，比雅各大一倍。我从外省浪游到广州，在那条叫做北京的路上走。在路中心的一棵大榕树上，赫然见到一个穿着衣服的人悬挂下来。他的肩膀上长满了树叶，他的双手和腿脚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垂直。没有人在树下停留，周围安安静静。我不愿意显得大惊小怪，就像周围的人一样，继续走我的路。不远，我又看见，一个人躺在马路上。他的衣服被扯开了，这次我已经没有了怕，所以仔细看过去，他的肚皮部位有白色的气泡，而在那些气泡上，有一些小土块。肯定是那些气泡引起了投掷者的兴趣，他们要看土块砸过去气泡如何飞溅。
时隔三十多年，印象中的茫然依然有令我不解之处。我不能说，是周围人的麻木影响了我。在１９６７年之夏，自杀、文攻武卫，对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算不上恐怖场面。经过一年多的教育，死亡的消息，哪怕是机枪和大炮的阵仗，也只是晚饭后的闲谈。今天想来，我说我恐怖，那是不真实的。那一瞬间，我只有一点点惊惶而已。如此比较，犹太人濒临灭绝的态度，和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实在有天壤之别。他们徒手抵抗死亡，《漂泊手记》里记载了好多细节，其中有一个是这样，一个妇女在壁橱里站了一年半，一直站到血从静脉里迸发……
而这本小说主要还不是写受迫害，而是写一个孩子，一个诗人，他精神生命里的寻找。寻找记忆，他对被淹没的城市、逝者、爱的追忆。小说是作者的处女作，显然，她不是那些事件的目击者，她甚至不是犹太人。这是对人类共有的历史悲剧的探询，是重建的记忆。我感动的是，作者关注于那些无名的、散佚的记忆线索。正如她在题词《谨献给Ｊｅｗ》中所说：
“第二次大战期间，有无数的手稿──日记、回忆录、证人的叙述等等──被遗失了，或被毁掉了。其中有一些是人们故意藏起来的──埋在后花园里，夹在墙缝里或是藏到地板下面──但藏东西的人们却没有能活下来使被藏的东西重见天日。”
还有些故事被深藏在记忆里，既没有落在纸上也没有人用言语表达出来；另一些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被人们发现。
未被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失去一切时只有七岁的孩子，在他战后继续经历的爱、成长和丧痛中想象了一切。小说用逐步显现的回忆的片段，用梦境和诗篇般的语言，表达了那些逝者的单纯和美。雅各不断地追述过去，他相信：历史是一口被投了毒的井，井水渗入地下水中。我们要重复的不是未知而是已知的过去。记忆和历史共享时间和空间，因此，每一个瞬间都是两个瞬间。在小说的第一部结束时，雅各对爱妻腹中的孩子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愿你们永远不会对爱无动于衷。在小说的第二部，一个战后出生的犹太人的后代，受到雅各诗篇的感染，他开始了解他劫后幸存的父母为什么有那么多怪癖，他发现了父母们从不提及的照片上的孩子。他一直找到诗人的故居，找到雅各的笔记本，还有那压在床单下的字条，上面写着：
要是女孩：贝拉
要是男孩：贝勒
爱是对历史的回答，亡灵一直在诉说，他们是这样才和后代相认。在小说里，爱是对一切逝者、对美的终极悲悼。小说的风格是清晰和强劲的，清晰见之于作者那种从悲惨事件中提纯爱的意念，这意念化作小说里许多音乐般的片段，它只有这个纯净的主题，如同黑暗中的磷火。一个妇女，把一个小女孩捡回家，她们相依为命。女人感到，孩子使她的腹部温暖了。她想：“我们负担的任何痛苦，任何人负担的痛苦，正是一个熟睡的孩子的体重。”孩子紧贴着女人，她们的体温相通。使作者停下来感叹的画面就是这样一个个瞬间，故事停下，想象中的感觉，月光般升起。小说里有好多描述涉及生物、地质、考古学的知识，它们延展对城市和亲人的追思，其漫笔形式和意象的丰富让我想起前苏联作家格林的。格林曾多次被捕流放，历经艰辛难堪，使人们惊叹的是，他依然保持着强大而纯洁的想象力，他的小说《红帆》呈现了对人类的信心和羞涩的微笑。《漂泊手记》的作者没有犹太人的经历，但在她所置身于其中的幻想的时空里，重现了逝者生命中不能发声的爱与痛。
而这追述里有强劲的力量，我觉得它来自对历史的提问。小说里记述了一个波兰人的话，他说：“我一生中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如何能恨自己经历的一切而不恨你自己？”其中还有一个寓言是这样，一位衣衫褴褛的人在火车上受到侮辱，后来人们发现他是著名的拉比，纷纷前来道歉。他们一次次道歉，拉比就是不开口。人们终于愤怒了，他们说：今天是敬畏日，所有的人都要原谅别人，圣人您怎么今天还不原谅。拉比终于说了，他说：你们应该向火车上的那个人请求原谅。人们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绝不原谅。作者说，拉比的意思是绝对的，那就是：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抹去不道德的行为。原谅不行，忏悔也不行。“即使一个行为可以得到原谅，却没有人能代表死去的人负起原谅的责任。暴力行为从来就没有给受害者以补偿。当可以原谅的人不能再开口说话，剩下的就只有沉默。”
九十年代的一个冬夜，我在北京一位老作家家中坐到午夜。我询问老人的妻子文革中被打死的情形；老人说：我被叫到她们中学，专案组的人说：她不老实，我们动了她一下。我问：后来呢？老人说：她在里面，躺在地上。我问：后来呢？老人说：后来车来了，把她拖走了。我还是问：后来呢？老人说：后来，没有后来了。后来平反了。我问：骨灰呢？老人说：没有骨灰，那时谁敢要骨灰。
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看见有人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那个人，他没有随车到火葬场，送自己的妻子最后一程，他更没有要取骨灰的意思。可是当时没有党卫军，没有弹上膛、枪抵着胸口。我无权谴责男人的软弱，我只是在想，是怎样一种错乱的时代，造就出如此的隐忍。这个家庭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下乡后染上绝症，在自己家的床上勒死了自己。我不能想象，失去母亲的家庭在那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谁给女儿的行囊里放进卫生纸和香脂，谁在厨房里煮饭洗衣服。我更不敢象这本小说的作者那样发问：那个在深夜花园里为他轻轻解开自己胸衣露出一双乳房的女人是谁？他是否还记得海伦的双手是捧着他的手还是在抚摩他的头发……
名门之后的文革记忆陆续出来一些，然而无名者的记忆一直在散佚，被弃置。甚至不断有人说老写文革干什么。犹太人对二战的感受没有随着那一代亲历者的生命而消失，由于那么多人的真实记录，铸造了无法更改的记忆，从这记忆里，繁衍了文学的主题，产生了美。如果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能留下感受真实的记录，我不敢奢望，下个世纪的文学会有丰盈之美。我们不仅不配被后代怀念，而且还应该说：请把我们遗忘吧，你们无能的、苟活的父母。我们的亡魂和他们的生命将被永恒的孤独所隔绝……
□ 寄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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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坛】
没有大清朝，何来大中国？
──一个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
·赵无眠·
〖续上期ｃｍ９９０１ｄ〗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败笔，史学家们都认为，近三百年的国运全断送在她的手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治中兴”便是她大胆打破满汉界限，起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帮汉臣的结果。这些汉人名臣，包括后来的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皆有较为开明进步的头脑，官至封疆大吏。很难想象，一个能够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独裁者，果真会坏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此前中国，说是“超稳定结构”也好，说是“循环反复”也好，一直处于封闭、独立的自我发展状态。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达，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并迅速而非逐渐地与先进的西方国家拉大距离。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走向任被列强欺侮宰割的境地。这一史实，中学生都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从简单的历史读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单举领土的丧失──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一八五八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
一八六○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对岸之九龙；
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约九十万三千平方英里；
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约，承认属土琉球王国为日本领土；
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约，承认安南脱离宗主国中国，成为法兰西的保护国；
一八八六年中英缅甸条约，承认属土缅甸划归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辽东半岛（后经俄法德三国干涉，归还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
这还不包括那些铁路、通讯、矿产的经营权，不包括租界和庞大得如同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经营权及租界以后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银子将来可以再挣，领土的丧失却几乎是永久的。二次大战结束，收回台湾、澎湖列岛；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香港、九龙。其余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们的啦。
不过冷静地想想，清朝丢失的这些领土、属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尤其是黑龙江以北的全部、乌苏里江以东的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关带给中国的礼物。当然还不止这些，还包括它已经征服的蒙古，及后来征服的西藏、新疆、朝鲜。这就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个朝代。而我们知道，元朝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与其说中国在元代的领土面积最大，倒不如说中国的领土在那一段时间里全都沦丧了、消失了，那实在是一个不值得炫耀的亡国时代。
我们坐下来，将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情况作一番结算，就会发现，它给咱们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咱们中国丢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们推翻清王朝只是为了“驱除鞑虏”，只是为了“光复中华”，为了“复明”，那中国的版图就不会囊括新疆、西藏及东北的大半，中国的面积就只有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绝不可能在俄罗斯、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三。评价一个朝代的功过，当然不应只将其扩充版图的大小作为依据，因此也就更不应只将其丢失的那部分领土作为依据。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结局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不象汉末那样，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也不象残唐那样，由藩镇之乱而演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国家是由领土和人口组成的，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的古代，人口的增长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繁荣与衰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中国人口报》）──
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从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万人。从隋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从四千六百○一万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万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零年），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万人。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间，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万人的水平线上徘徊。强盛时代的汉朝，一百五十余年里甚至出现负增长。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余年，人口也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关四十年后，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国人口突破一亿大关，达一亿零一百七十一万人。又过了一百一十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二亿九千七百万人，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结束时的一九一二年，中国人口达四亿零五百八十一万人。这个数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纪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国无愧于世界超级人口大国的称号。当然，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倾斜，巨大的人口数字不再只是一种荣耀而日益成为沉重的负担，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中华民族跃升为世界上最大、任何国际势力都不容小觑的族群，清朝的功绩是直接和不可磨灭的，远非汉、唐能与之比肩。
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查帐、结算可以说清的。从清兵入关到宣统退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中国人深藏的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即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于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意义退居其次，民族主义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很明显，呼号“驱除鞑虏”，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为有理、有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也就是说，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比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作用要强烈得多。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打击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义，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即摆脱清廷，最后，朝中汉人总理大臣与南方临时政府搭成协议，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复”。
人们清算前朝的罪过，就象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做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后那几十年的耻辱，的确也留给中国人以太深、太难磨灭的“冤孽般的”记忆。不止于此，追溯当年，清朝凭什么入关？凭什么占领和统治中国这么多年？凭什么把一个外来政权强加在中国人头上？
很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们对于清朝的评价渐渐趋于客观和中肯。一位学者，在他近年被广泛流传的作品中这样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
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接下来却这样写：“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不能由此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对于汉族及汉族正统论的反省和批判，我也很赞同。我希望拿出来讨论的，恰恰是他需要肯定的仅仅“这样一点”，即“满族是中国的满族”。请问，有什么根据？
不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产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变。说某民族是某个国家的民族，一般是指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以一定的数量、一定的群体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存在着。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甚至入籍，我们却不能因此断言：“日尔曼族是中国的日尔曼族”、“英格兰族是中国的英格兰族”、“犹太族是中国的犹太族”。
在清兵入关以前，满族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满族。
我不想在这里详述满民族史。大致说来，满族为女真人的后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并一度入主中原，与南宋并立，后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带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汉化，融入汉民族。元朝时国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为汉人，其中就包括前辽及前金融入汉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遗民。关外的女真人则保留下来，直至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州，形成后来我们所说的满族。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与当时的大明帝国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军队，有自己的领土疆域、人民、语言、文化习俗，它不受任何别国如中国的册封和保护。一六三六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国时代，如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春秋战国，是由多个小国组成的一个大国，即周朝。其国家形态，有点像现在的联邦制。周朝有统一的国家元首，称天子，据有象征国家重器的九鼎，从理论上说可以号令诸侯。即使诸侯坐大，称王称霸，也还是要通过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册封”才上算。三国以后的多国时代，则都是由原来的一个长久统一的国家，分裂而成的多个国家政权。它们各据一方，互不买账，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还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其形态，有点像现在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和韩国，统一前的北越与南越，东德和西德。
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则不然。这是两个互不隶属、未结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构成截然不同、亦非一个统一国家分裂而成的国家。虽然，满州人的祖先建立的金国，曾占领并统治中原，即中国北方；被大清帝国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时占领、统治过中国的全境，但这也都不能说明它和中国是一个国家。正如日本曾占领统治过高丽、台湾，却不能因此说它和韩国是一个国家，也不能因此说“大和民族是中国的大和民族”。
〖未完待续〗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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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
连载：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五）
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方面
（２）出口退（免）税政策
对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的自产货物，除另有规定外，均实行“免、抵、退”税办法。外商投资生产企业通常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因此适用“免、抵、退”税办法。
对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出口货物，仍按现行规定出口不征不退，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起改按“免、抵、退”税管理办法。
对上述以外的企业和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委托外贸企业出口的货物，实行“先征后退”的管理办法。
目前，出口退税率为：煤炭、农产品出口退税率为百分之三；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的工业品和按百分之十三的税率征收增值税的其他货物，出口退税率为百分之六；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为百分之十一；按百分之十七的税率征收增值税的其他货物，出口退税率为百分之九。
关于超税负返还政策
对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批准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因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而增加税负的，在经营期内（最长不超过五年）退还因增加税负而多缴纳的税款。所说的经营期不包括延长期，对一九九八年前经营期限到期而再延长的企业，不能享受税负增加返还政策，但可按新企业对待，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上述税负增加返还政策按规定截至一九九八年底停止执行，到期后将不再延长。（未完待续）
□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８年８月１日〕
⊙ 本栏编辑：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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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已见】
令人汗颜的世纪末弹劾案
·宇 天·
历史走近了二十世纪的末尾，世界目前的唯一超强大国美国，正忙着弹劾自己的现任总统威廉·杰佛逊·克林顿。
撇开美国国内许多民众对此弹劾颇有异议不说，满世界其它国家的官员百姓也对此很难理解：克林顿总统不就是犯了点私生活方面的“出轨情”吗？值得为此对他进行弹劾及罢免吗？党派之争，不免小题大作了吧！更有人嘲笑美国人傻认真，自乱阵脚，自伤和气，似乎在这种事情上其它人都比美国人能应付得高明。
本文不拟卷入对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弹劾之争论，尽管笔者认为美国人此次的弹劾点实际上是落在克林顿滥用权力、触犯法律上，而不是落在所谓总统的“性事”上。笔者认为在这里更值得讨论的，尤其是更值得中国人对比讨论的，是此次弹劾事件的过程操作。
让我们这样开始：假设克林顿是中国的“总统”或“主席”，他会不会犯类似与莫尼卡私通这样的“婚外恋”案子？中国历史的无数经验告诉我们，他会的。如果有政敌欲借此揭短，“总统”或“主席”是否会利用权力掩盖事实？毫无疑问，他会的。
下面就进入了实际性比较：
美国司法部门可以指定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对总统的非法行为进行调查。中国能这样做吗？恐怕很难。
即使有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在美国，独立检查官斯塔尔能从容工作，深入调查，少有后顾之忧。在中国，当年有人奉“党”的指示对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上海滩作影星时的历史做了些了解，“文革”一来，江青无法无天，大施报复，这些参与过调查的人员悉数轻则被捕入狱，重则家破人亡。
在美国，司法检查部门铁证如山，克林顿被迫上电视向全国人民解释认错。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一上电视总拿出一副君临一切的架式，训话还忙不及，什么时候当众认过错来着？是因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一贯英明正确，从不犯错误，于是无错可认吗？答案尽人皆知：不是！！！
在美国，克林顿的丑闻充分曝光后，其民主党内部也有不少重量级人物公开出面表态，奉劝克林顿识时务者为俊杰，尽早引咎辞职。克林顿对此也只好洗耳恭听。而在中国，当年邓小平主动声称要退居二线，胡耀邦真诚地跟进，对此表示了赞许，那知却为此遭到邓的疏远。而后来赵紫阳向外界表明邓小平依旧控制决策大权，却又为此得罪了邓。总之，明里言退，暗中握权，还不容别人评议，评则招致问罪讨伐。
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可以独立行使最高的权力职能，依法对总统进行挚肘约束，并在必要时决定总统的政治命运。在中国，邓小平和其它几个政治老人就能决定“六四”屠城，这时中国的“人大”连个“橡皮图章”都不如，更不用谈怎样依法罢免李鹏了。
在美国，总统弹劾事件每有新动向，电台，电视台就忙着采访普通百姓的看法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在中国，老百姓不得随意评点国是，或者，私下说可以，电视上公开讲不行。克林顿可以在中国的电视上放开讲，中国人自己反而放不开。
有人说，２１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笔者却从上述对比中难以看到中国的希望。笔者从未认为美国的体制处处优秀，但至少是比中国的现行体制来得高明。一个国家民族对体系制度的选择和改善，归根结底是这个国家民族生存哲学与智慧的集中体现。这正如一个人，意欲外挫强敌，首先则要严于律己，发奋自强。美国体制可能损了少数权贵如克林顿，但却壮大了广大的普通人民。中国国内目前贪污腐败，损公肥私的现象愈演愈烈，乃是因为一直缺乏体制上的有效防范措施，给了少数贪官蛀虫以巨大的可乘之机。
据说有人跟克林顿总统开玩笑：可惜您是美国总统。若您是中国主席，绝对不会落到如此倒霉的田地。在中国，您一声令下，可以让斯塔尔锒铛入狱，并株连其九族。国会关门解散，电视台整日歌功颂德，政治反对派偃旗息鼓，那时您再多找几个莫尼卡玩玩也不妨碍。
克林顿听了这玩笑还能还以苦笑。中国人听了这玩笑却只有苦，没有笑。咳，这世纪末的美国总统弹劾案，真令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汗颜。
我相信，如果克林顿此次若有中国主席那样的至上权力，他一定早就向所有政治对手和不同声音开刀问斩了。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人性特点使然，不足为怪。
不要告诉我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中国人就应永远受制于强权。中国文明自应享有与其它进步文明一样的水准和权益。
关键在体制。形势比人强，体制比人强。中国，不要还错把１００年前的极端式一元化哲学与思维当作至宝不放。生活在前进，历史在前进，中国的现行体制该变革优化一下了！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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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股定理：中国古代早已证明
·海 木·
在关于汉字对科技进步的影响的讨论中，有人说，中国人的祖先“没能发明真正的‘勾股定理’，而只能达到‘勾三股四弦五’的认识深度”（华夏文摘ｃｍ９９０１ｃ，李宇文）。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勾三股四弦五”，出自汉代的《周髀算经》。该书不仅举出这一勾股定理的整数特例，而且还有利用勾股定理的分数应用题。出书稍晚，但也是汉代的《九章算术》，则专有《勾股》一章，包括了十几道勾股定理应用题。从这些题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对勾股定理的认识，和现代人是完全一样的。不久，三国时出现的《周髀注》，则对勾股定理作了明确的叙述，而且给予了严格的证明。兹将其说引述如下：
“句、股各自乘，并之，为弦实；开方除之，即弦”。（“自乘”：平方。“并之”：加起来。“弦实”：以弦为边的正方形面积，即弦平方。“开方除之”：将“弦实”开方。）
至于证明，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著（如钱宝琮）。
显然，１，７００多年以前的中国人，就已经知道Ａ＾２＋Ｂ＾２＝Ｃ＾２；而且知道怎样证明。
中国古代在数学上的真实成就，看来是被掩蔽了不少。中国古代数学，也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经验系统。如果没有发达的抽象思维，勾股定理、以及后来的割圆术（求圆周率）、天元术（矩阵法解方程组）、招差术（高阶等差级数应用）等，是不可能认知的。迨至宋元，中国数学仍可称辉煌。入明，一落千丈。天元、招差诸术，已无人知晓。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加减乘除。明末，西洋数学，趁时而入。
至于汉字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我想，指出以下事实就可以了：越南在百年前就废除了越式汉字，采用拼音，科技仍然落后；日本不放汉字，科技遥遥领先；完全废除汉字的北朝鲜和仍保有汉字的南韩，谁先进，谁落后，也是不言而喻的。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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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偏见
·大兄御·
贵刊连续三期（４０５－４０７）发表了四篇关于“磁力坡（山）”的文章，但是讨论的重点都不是“磁力坡（山）”本身。我是专攻自然科学的，因此，我想就他们关于“磁力坡（山）”本身的论断，说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想就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说上几句。
讨论科学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其他科学，如心理学），首先应当在本学科范围内充分探讨。如果一个理论（或论断）不能解释全部现象，我们首先应当考虑∶１）理论的运用方式是否正确，２）这个理论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３）这个理论是错误的，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取代它。如此反复。然后，在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诉诸其他学科。但谢教授在他的“从沈阳怪坡谈起”一文中所用的方法，似乎并不是这样。“水往高处流”并不足以否定“存在磁力”的论断，谢教授也说∶不排除在这一区域存在特殊磁场使“水往高处流”的可能性。但是他却因此得出这个所谓的“怪坡”其实是人们的一种错觉的结论。如果谢教授（以及另文作者庞也人先生），不是认为车和水在坡面上的运动本身（向前向后或是否运动）是一种错觉的话，那么，我可以进一步引伸，谢教授认为这是一个“下坡”。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可以认为，谢教授由新的观察得出了一个全新的论断。这是可以的。而且他的论断能解释所有的现象。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论断。但是，这个论断却违背了基本事实∶这是一个上坡。如果说“沈阳怪坡”只是一个３０米的山坡，“对周围地形地貌的考察”“可以造成错觉”的话，那么，庞也人先生文中提到的加拿大“磁力山”，则是一座“山”，从山脚到山顶，造成错觉的可能性不大，无疑是一个上坡（庞也人先生观察到的现象和得到的结论与谢教授完全一致）。因此，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谢教授的这个论断也无疑是完全错误的，换句话说，谢教授的论断还不如“存在磁力”的论断。
谢教授引证了哥白尼和爱因斯坦的例子，但我认为这两个例子被反用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是由“地心说”发展而来的，它并不否定地球与太阳之间存在相互运动这个基本事实；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也肯定了牛顿力学在低速领域或弱引力场区域的适用性与精确性这个基本事实。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科学的相互联系来看。谢教授在发现“水往高处流”后，立即将自然科学的问题诉诸心理学。这虽然违反了科学问题首先应当在本学科范围内充分探讨的原则，但也并非不可。现代科学横向联系普遍，种种边沿科学层出不穷。但是，谢教授的结论（错觉）本身，却是具有灾难性的。
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都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密不可分，与那些被冠以“科学”二字的社会领域的关系尤其如此（心理学不在此列，它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比如说，政治被称为“社会科学”，宗教被称作神的科学，等等。这些是不是科学有待论争和验证。其与科学的关系，如果只是对科学的发展方向及应用领域进行干预，其后果最多不过是阻碍科学在某一方向的发展而已。有关人的克隆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许多国家就立法禁止克隆人。但是，如果由它们来掌握判定科学理论或论断正误的命运，那无疑是科学的灾难！哥白尼就是这种灾难的牺牲品之一。
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与电磁场等自然科学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值得很好地研究，未来出现“心理电磁学”也未可知。但是，如果心理学被误用作自然科学的裁判官，那么其后果的灾难性远比宗教裁判和政治偏见，要深远得多！其原因也正是因为它是一门科学。我只想做个简单的假设推理。当然这个推理的前提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不一定合适，就当它是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思想试验好了∶如果每一位声称有新发明或新发现的科学家，都被勒令去看心理医生，那么，大部分的科学发明或发现将是“错觉”，科学家也因此成了疯子。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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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园信步】 上期谜底：
⒈北国风光；⒉冬；⒊冬至大雪；⒋阴风怒号；⒌寒暑表；⒍冻结户口
□ 游子吟谜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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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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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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