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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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一九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四月九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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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ＮＤ庆祝《华夏文摘》创刊八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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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卯年二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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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cm99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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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一周要闻】 ４．２～４．８ ＣＮＤ
⒉【遥望神州】 京城“绿党”备忘录 靳丽萍
⒊【编读往来】 《华夏文摘》招募义务工作者启事 本 刊
《华夏文摘》投稿须知 本 刊
ＣＮＤ十周年纪念高尔夫球衫启事 本 刊
⒋【随感杂谈】 域外怀旧录之十：如麻的往事——浮想科索沃 维 一
牢骚？ 李 明
⒌【文化论坛】 媒体与今日之现实——影片《真人活剧》述议 华 之
⒍【“我们”】 陌生的脑振荡（上） 南 方
⒎【信息交流】 中国公民非公务申请出国须知（十四）
⒏【各抒已见】 理想主义的哀歌——读《六四绿卡与签名运动》有感 南怀林
德文改革和汉字改革的随想（摘要·下） 彭小明
⒐【谜园信步】 灯谜五则 游子吟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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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 三月三十一日报导，由王丹倡导的“六四”十周年全球签名运动已经上网，该活动筹备委员会设立的万维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ｎｅ４．ｏｒｇ。万维网用户可在该网页上签名、留言。
★ 三月三十一日报导，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东史郎日记》中文版今天在南京出版。《东史郎日记》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在日本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由日本青木书店节选出版。此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日本右翼势力的不满。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两次判决东史郎败诉。《东史郎日记》是东史郎于１９９８年３月来南京取证时交给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并授权该馆联系出版中文版。
★ 三月三十一日报导，福特世界超级模特大赛将于今年十月首次在中国举行，届时将有来自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模特在北京角逐大奖。
★ 四月一日报导，畅销书《政治中国》的作者之一、北京著名记者和评论家施滨海，在《经济时报》社出面担保下，已经于三月二十六日被释放回家。施滨海于去年九月五日被秘密逮捕，官方一直没有公布逮捕原因。曾有报导说，他的被捕和他计划采访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有关。
★ 四月一日报导，涉嫌劫机到台湾的中国民航机长袁斌被台湾桃园地方法院以“危害飞航安全”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其妻子徐梅则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判处六个月有期套b刑，缓刑二年。
★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导，中国十佳运动员评选颁奖晚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乒乓球选手王楠得票名列第一。其他９名获奖运动员是：李雪梅（田径）、孙天妮（举重）、刘璇（体操）、李丽珊（帆板）、陈桦（游泳）、王义夫（射击）、叶钊颍（羽毛球）、杨扬（短道速滑）、葛菲（羽毛球）。其中王义夫是唯一名列前十名的男运动员。
★ 四月二日新华社消息，“雪龙”号科学考察船今天抵靠上海港。中国第十五次南极考察队历时１４９天，安全圆满完成本航次科学考察和运输任务，并获得多项突破性进展。
★ 四月二日综合消息，美国ＡＴ＆Ｔ电话公司已同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及上海信息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准备合资组建公司，在上海浦东开发区提供基于互联网的电话服务。ＡＴ＆Ｔ官员称所提供的服务为“宽带ＩＰ服务”，并将在浦东建立一个“虚拟专用网络”。
★ 四月二日报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了抢劫并杀害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气象局名誉局长邹竞蒙一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凶手马可、江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韩树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５０００元。２月２２日下午６时，三人在燕山大酒店停车场，持刀抢劫，将邹扎死，抢得邹的手包一个，内有手机及证件等物品。
★ 四月三日报导，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綦江县虹桥垮塌案作出一审判决，林世元等１３名罪犯被判刑。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判处綦江县委原副书记林世元死刑。其余１２罪犯被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以及职务侵占罪判处３到１３年徒刑。中共綦江县委原书记张开科于四月一日已被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今年一月四日，綦江县虹桥整体垮塌，造成４０人死亡、１４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６００余万元。该案审判过程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
★ 四月三日《经济日报》报导，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欧洲和北美洲的第三大酸雨区。
★ 四月三日消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催促香港特区政府尽快批发签证给旅美的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以便他来香港参加支联会即将举办的一连串悼念活动。
★ 四月三日报导，在上海的１５家保险公司中，外资公司已达到８家，数量首次超过了中资公司。统计显示，１９９８年上海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１０．２２亿元，约占全市保费总收入的１０％。
★ 四月五日法新社消息，中国鉴于南斯拉夫联邦局势恶化，逐步撤走在当地的华侨，至今已有二百多人抵达邻国罗马尼亚。其中大部份稍后会返回中国。不过仍有四百多人坚持留在南斯拉夫。
★ 四月六日《中国指南》报导，据有关统计，中国自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８年共有２万多名儿童被外国人收养，而９０％以上领养中国儿童的外国人，是经济条件和文化层次较高的中上层人士。
★ 四月六日“美国之音”消息，北京的一个法庭推迟了对呼吁实行民主改革的原政府官员方觉的诈骗案审判。法庭没有宣布新的审判日期。方觉被控从事诈骗和不法商业活动。他曾表示，他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方觉去年在呼吁进行民主改革之后被当局关押。
★ 四月六日报导，虽然近年来律师行业在中国发展很快，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的要求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律师将成为下世纪中国最紧缺的职业之一。到２０１０年，中国律师将达到３０万人，那时才能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
★ 四月六日报导，地处陕西黄陵县桥山被誉为“中华圣城”的“黄帝古城”实际上只是民间传说中的“黄帝黄城”的“中宫”。近日，潜心研究轩辕黄帝暨炎黄文化的李延军，依据古“龟书图”在桥山周围八个方位，先后发现八座仰韶文化古城遗址。这八座古城遗址分别是桥山西北方向的韩原遗址、西南方向的故城塔遗址、东北方向的呼湾峁盖古城遗址、东南方向的桥沟塔遗址、南面的南城塔古城遗址、北面的孟家原遗址、西面的张寨古城遗址和东面的阳洼古城遗址。
★ 四月七日报导，海外持不同政见人士王希哲在星期天宣告回中国祭拜最近去世的父亲的计划后，其搭乘的韩国亚航班机在韩国金浦机场停留时，王被告知不允许进入中国国境。持美国绿卡的王希哲因同时持有一张泰国入境签证，亚航已将他的航程改道至泰国。一位泰国外交官员说，王将在泰国停留五天后返回美国，其间不许召开新闻发布会。
★ ★ ★
【朱熔基访美综合报导】
★ 四月四日中央社台北电，香港媒体指出，由于柯索沃战事和核窃密嫌疑案，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取消了原计划与新任联合国主席欧裴蒂和秘书长安南的会面，以及取消了参观芝加哥高科技项目的安排。
★ 四月五日北京综合电，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将于明日（六日）按照原定日期开始访美之行。根据美方安排，克林顿总统将在白宫南草坪为朱熔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这是对中国贵宾的特殊待遇。因为白宫一般只安排外国元首与美国总统会谈，而不安排欢迎仪式。
★ 四月六日，朱熔基抵达洛杉矶开始他为期９天的美国之行。他这次访问美国希望能缓和中美两国在贸易、人权和核武器间谍嫌疑等问题上的争执。他将于四月八日到华盛顿同克林顿会谈。朱熔基是１５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总理。
★ 四月七日，在朱熔基抵达华盛顿的前夕，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临时演说，为白宫协助中国发展的对华政策辩护。克林顿演讲全文请参阅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四月七日特刊（ＧＬ９９－０４４）。
★ 四月七日下午，朱熔基携夫人劳安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当晚接受克林顿总统招待，并举行非正式会谈。正式高峰会议将于次日正式展开。
★ 四月八日，朱熔基和克林顿之间的中美高峰会谈正式开始。双方都认可与对方在经济贸易上合作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一事下定论。双方对中国的人权记录的看法仍有很大分歧。朱熔基否认中国有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企图，表示美国不应低估中国技术发展的力量。在台湾问题上，朱熔基重申中国政府努力和平解决、但不放弃武力解决海峡两岸关系的立场。克林顿和朱熔基在会谈前的双方致词全文请参阅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四月八日特刊（ＧＬ９９－０４５）。
【新闻主要来源：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曾敏、闵夏、谭波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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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京城“绿党”备忘录
·靳丽萍·
现在一说起什么“组织”、什么“人士”，就让人觉得虚，好像人一旦被分了类，划出界，就和平常人没了关系。
而“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却不同，因为环境问题，实在不是专属于哪个组织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实在不能只依靠某些人的力量。
事实上，当我们接触过京城“四大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山诺会之后便发现，它们随时准备接纳每个人成为其中一员，不需要政审，也没有考核，已然加入的，都是和你我一样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
◇ “非政府，不是反政府”
这四大环保组织均属于非政府组织，因为沾了一个“非”字，也时而受到一些“非议”。
——什么是“ＮＧＯ”？
“自然之友”的会员已回答过１００遍这个问题：就是非政府组织。四大环保组织皆属此列。
“非”在《现代汉语词典》第３１２页被这样解释，非：不是。“不是政府的组织，并不意味着就跑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地球村的“村长”廖晓义说，“非政府，只是保持一种声音，一个独立的状态，它独立的意义一方面是可以帮助政府，另一方面，对政府也起一种督促作用。”
在国际社会，ＮＧＯ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地球村的村民们介绍说，在国外，如果你说你是ＮＧＯ，可能办事还方便些。因为人们知道你不以营利为目的，更公正。但是，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常常被误解成无政府，或者反政府组织。
“自然之友”，在民政部注册，表明了它的民间身份和非营利性，然而，会员们有时还是会看到怀疑的眼神。
“地球村”，乾脆在工商局注册，按理说，它应该算作一个企业，或者一间公司，而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是，他们确实又是民间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种名义上属于“商”家，实际却是“绿”字号的双重身份，让地球村人无法清楚地解释，尤其在面对税收部门时。
“绿家园”，目前甚至不适合“组织”这个字眼，因为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园长”汪永晨的家规是：一切随意，来去自由，所以没打算给这一大家子人落户，直到有一天，报纸上挺醒目地报导了他们的活动，招得工商局的人前来质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上级单位是哪儿？”问得汪永晨无言以对，终于下决心也给绿家园找一个合法的注脚。
从１９９６年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在京城出现，至今，四大环保组织的参加者已达数万。他们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学生、教师、科技人员、记者、学龄前儿童，好像没什么大款，至多有几个中产阶层，倒是有不少退休和下岗工人。有趣的是，最铁杆的环保发烧友，以前都与污染有点关系，比如烟草局的干部、钢铁厂的工人。
烟草局的孙大真，说了一句挺好的话，摘录如下：“一个连小鸟都不爱的人，也不会真正爱人；环保情结，拯救的将不只是自然环境。”
◇ 更容易也更艰难的环保工程
宋庆华，是一个铁杆“环保主义者”。她的随身小包里，有两样东西可以作证：一把不锈钢小勺和一个布制的小兜子。
每当外出用餐时，宋庆华就主动出示她的不锈钢小勺，象出示黄牌警告一样，把一次性筷子罚下场。而宋家附近的商贩们，都熟悉她那个绿色的布兜子，只要一看见它，小贩们都挺高兴：是那个只买东西、却不要塑料包装袋的人！
这些带有绿色品味的言行，却使宋庆华被贴上“环保人士”的标签，而区别于众人。直到遇上“地球村”，她才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和人们熟知的许多环保组织不同，地球村专门提倡“生活环保”。他们妥善处理每一个被丢弃的纸团，每一块耗完了能量的电池，或者一份吃剩的午餐，很多人都有宋庆华式的小勺和布包。“环保不仅仅指被污染的河流、被砍伐的森林、被虐杀的动物，对普通人来说，分类垃圾要比救助大熊猫更容易，也更有现实意义。”一个“村民”解释说。
环保无处不在，即使在买东西时。地球村“村民”日常购物的默契是：选用不含磷的洗衣粉，买无氟的电冰箱，使用含铅量少的环保电池。
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选择，可是大多数人说“不”。 因为这些绿色产品要比普通型贵一点儿。
赵婷，《北京日报》社的一位女记者，在选购冰箱时说，她想要无氟的那种，售货员小姐立刻纠正她的“失误”：“我劝你买普通型，无氟冰箱要贵１３７块钱！”这是一个环保人士和一个普通人的区别。出发点是冰箱的价格，还是污染空气的氟？
“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不堪忍受的空气里，有一部份就来自他们家烧的大块煤，那么，人们就该停止抱怨，接受价格高的无烟煤。”地球村人相信经济与环境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来说服大众。这是他们的理想：把环保从个别人的选择，变成所有人的习惯。
但是，即使不涉及经济利益，人们也不一定选择环保。曾经有一种很好的生活时尚，被中国人丢了。地球村人常讲这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向一个德国人抱怨：中国人不懂分类垃圾。德国人很诧异：不可能，我们搞分类垃圾，还是从中国取的经！
老外不是瞎吹捧，只是他的老师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也许很多人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的旧报纸、旧杂志都舍不得扔，码得整整齐齐，只等收破烂的一声吆喝。连小孩子都晓得收集牙膏皮，一管牙膏皮两分钱，等于一个小面人儿。
这就是最原始的“分类垃圾”。
朴素的“垃圾分类”，反而因为经济的进步被许多人丢弃了。而“垃圾分类法”被外国人捡走后，光大成现代文明，如今返销回来，成了在中国极难推行的“环保工程”！
分类垃圾只需动手，不必掏钱，钱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的中国人变懒了。地球村最早在北京重提“垃圾旧事”，他们还帮助宣武区建起了北京市第一个分类垃圾回收站。但不久就门庭冷落，人们一忙起来，就忘了塑料和纸有什么区别，一次无疾而终的垃圾革命，让地球村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理想还需要时间，也许相当漫长。
◇ 也是快乐总动员
汪永晨，是得过大奖的广播记者，其特征是：她手中的话筒是“绿色的”。
汪是中国广播记者中跑自然保护区最多的，脚步遍及１３个省。据说，这位女记者的“环保初恋”就发生在青海之旅。青海有世界上最纯净的蓝天、白云，在那块与世无争的高原上，汪永晨的环保情结却开始于一个并不美好的故事。
讲故事的人，是一个老记者。２０多年前，他第一次到青海，临走时，挖了一块草皮作为留念。２０多年后，当他再来到青海，发现当年被挖走一小块草皮的那座大山——竟然完全塌陷，不复存在！
这就是青海的植被，非常脆弱。在稀薄的空气中，小草们困难地呼吸，象柔弱的孩子，需要相互依偎，彼此温暖，以生命相系，一小块草皮被无端拿走，整个生命的链条就被撕裂、破损，失去了赖以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剩下的小草只能慢慢地死去。
就在下山的时候，汪永晨还记下了这样一幕：“河边，有二、三十人，衣衫褴褛，正在挖掘大量植被，他们要的是埋藏在下面的——金子。”
谁能阻止这些怀揣欲望的淘金人？谁来帮助无知的游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会有人知道在几千米高的世外桃源，正在进行另一种“杀戮”，没人相信即使在世界屋脊上，生态自然依然不能逃脱人的追逐。
回到都市的喧嚣中，汪永晨变成了一个“自然人”。“你知道我看到那些淘金的人时，我在想什么吗？”她把弄着手里的小录音机，“我在想，人们并不认识自然，而不认识，就不会爱。”
汪永晨用一个数字袖珍录音机，积累了上百盘录音带，里面是各种动物的叫声，采自世界各地的森林、草原、海滨……在她创办的绿家园中，孩子们甚至听得到小海豚打喷嚏的声音。
“不少人觉得环保乏味无聊，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严肃的说教，枯燥的数字和乾巴巴的宣传报告，”汪永晨温和地笑起来，有一小片阳光跳跃在她的眼角，“而我对大家说，来做游戏吧，来玩！”
汪永晨象小时候招呼小朋友玩跳房子一样，现在带领着绿家园的一大群男女老少到自然中去玩：他们乐颠颠地到内蒙古沙漠种树，到山东蓉城观鸟，在北京郊区种西红柿，看星星。甚至在大街上捡垃圾都笑个不停。由于快乐，更多地人加入，连北京的一群外国留学生，都成为绿家园的追随者。
她做得很好，别忘了她是一个记者。“用不着刻意宣传，真的，在大自然中玩，是最好的教育。你快乐了，就会爱它，象爱自己的家，自己的伙伴。”
这是绿家园，把环保做成了“欢乐总动员”；这是汪永晨，一个用游戏让人与自然相识、相爱的环保主义者。
◇ 绿色悲哀成绿叶？
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甘敏芳，即将走出校园，４年大学生活的收获之一，是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环保发烧友。
４年前，她象许多新生一样，尝试参加学校的各种团体，最终，在其中一个长久地停留下来，它就是“山诺会”——北京市最有影响的学生环保组织，也是四大“绿党”中，唯一的学子派。
“山诺会”的出现，至少打破了这样一种说法：环保是有钱、有闲的人没事干的时候才做的事，没有经济收入的大学生，犯不上附庸这种风雅。事实上，缺钱，是四大环保团体共同的特征。因为他们都是ＮＧＯ——非政府组织。
不在政府的管辖之内，没有财政收入，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一切都得自“付”。即使是一张植物园的门票，都不是免费的。
现在，绿家园的财政问题只能这样解决：加入者，自费。自费去种树，自费去观鸟。
地球村依靠的是创办人——归国学者廖晓义。利用海外背景，廖女士把自己的村落和国际环保组织联系在一起，她向国际环保基金组织申请项目，主要是影视项目。如果对方同意，那么，就可以得到一笔国际资金的扶助。目前，地球村的经费来源，是给国际环保基金组织拍摄的一部电视片《生活中的环保》。
自然之友是北京最早、也是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支撑它的大旗是全国政协委员、名门之后梁从诫（梁思成之子）。梁先生的声望，使自然之友得到中华环保基金会的一些支持，偶尔也有敬慕者，提供社会帮助，但是，来自“国际同志”的捐助，同样是自然之友一个最主要的经济支柱。
最“贫穷”的，恐怕要属山诺会。没名记，也没名人，彻底的无产阶级。学生们只好在校园里发起种种环保运动，但他们非常认真。
前不久，山诺会承诺：在全校推行“分类垃圾”。同学们把垃圾分好类后，放在宿舍门口，会员们会轮流充当垃圾清洁工，挨门挨户地收垃圾，然后送到垃圾分类站去。
前不久，还发生了一件事：一向清贫的绿家园，突然获得好心人的资助——京城一家知名的书店表示愿慷慨解囊，赞助他们的捡垃圾公益活动，但有附加条件一个：让一位知名女影星加入。绿家园寻思：知名女星也是人，关心环保当然欢迎。没想到，知名女星大驾光临，又带来附加条件一个：捡垃圾可以，要到人多的地方捡！
绿家园人闻之愕然：原来绿色组织，还有这么一个作用——给喜欢活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红影星做一枚“乾净的”绿叶？！
□ 原载《华声月报》１９９９年３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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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华夏文摘》征募义务工作者启事
各位读者：
四月五日是《华夏文摘》创刊八周年纪念日。这也标志着中文网路出版业已有八年的历史。在过去的八年里，本刊出版了４１９期周刊和１７３期增刊，读者的数目和刊物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都得益于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ＣＮＤ全体义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了把《华夏文摘》办得更好，我们再次面向读者征募义务栏目编辑和义务打字员。
此次征募的栏目编辑将参与和负责本刊周刊新闻栏目的编辑制作工作。我们要求应征者对新闻编辑工作感兴趣，并熟悉计算机、中文和网上操作。特别欢迎能够长期为《华夏文摘》工作的应征者。这个工作以半月为一班，由编辑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决定当班与否。当班的编辑每周平均工作二到四小时。如果你满足上述要求并愿意参加这一工作，请致信〈ｃｎｄ－ｃｍ＠ｃｎｄ．ｏｒｇ〉。
这次招募的打字员将帮助为本刊的“文革网上博物馆”和“‘一九八九·六四’网上博物馆”输入中文文稿。应征者需有一个电子邮件账号并熟悉中文输入操作。有意参加这个工作的读者请致信〈ｃｎｄ－ｃｍ＠ｃｎｄ．ｏｒｇ〉。
我们向所有为《华夏文摘》做出贡献的读者表示感谢与敬意。
本刊编辑部
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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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刊创刊八周年之际，我们感谢广大投稿者过去八年对我们工作的热情支持，并继续向读者们征稿。本刊接受多种体裁和主题的作品，请投稿的读者参考本刊过刊刊载的栏目和已发表的文章。由于编辑部人手有限，我们只接受电子邮件寄来的纯文本文件（ＧＢ、ＨＺ或ＢＩＧ５）。其它格式的文件（如ＤＯＣ，ＮＪＸ，ＺＩＰ，ＪＰＧ，ＧＩＦ等等）请投稿者自行转为纯文本文件再行投寄，不便之处请投稿者谅解。稿件投寄的地址是〈ＨＸＷＺ＠ｃｎｄ．ｏｒ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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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杂谈】
域外怀旧录之十：如麻的往事——浮想科索沃
·维 一·
为了巴尔干的战事，晚间读网。偶然也有纵趣横生。
信手翻阅许久未动的电子邮箱，但见有人问及乌克兰的基辅是否就是列宁格勒。这时便有人出来说，非也，基辅乃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是昔日和今日的彼得堡。于是再有人出来说，非也，基辅就是基辅，斯大林格勒乃另有所指，原唤作伏尔加格勒。
往事稍乱，但并不如麻，而且随后马上便梳理如初。
其实列宁格勒在中国也算大大地有名，生活在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人大概都晓得，一部电影《列宁在十月》不知倾倒多少英雄。这就使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在德国读书时，中央乐团的乐师朋友讲起的一桩趣闻轶事。
当初中央乐团属于“样板团”，有段时间和北京京剧团合演交响乐《沙家浜》。某日排练中间稍事休息，一位京剧演员偶然拾起早上包早餐油饼的报纸胡乱翻看，猛然高声大叫：“啊！咱们天天念叨的霍查同志敢情原来叫恩维尔·霍查。怎么前面还挂上一个什么恩维尔？”
全场哑然。这时忽地站起来另外一位演员，操着浓重的天津卫口音答道：“你知道个嘛！你知道个嘛！这外国人的名字原本全是俩俩的。你比方说，咱们每天挂在嘴边的列宁，其实他的全名叫作列宁·格勒。”
不管是明白的，还是不明白的，都不说话。那时候不像现在，没有人认真跟你理会。世事的纷繁，便由着它去，于是渐渐搅成一团乱麻。
多少年过去，世事早已面目全非，如今的中国报纸多久不见恩维尔·霍查“俩俩的”芳名，与阿尔巴尼亚也早已形同陌路。虽说政治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友谊，不过尽管分道扬镳，旧梦也未尝不可重温。
阿尔巴尼亚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大约也曾作过最后一个莫逆之交。我们曾经提供给他们几十亿元的经济援助，中国的烟民也曾有幸品尝过他们的香烟。阿尔巴尼亚香烟和古巴的蔗糖，以及伊拉克的蜜枣（后来听说肆虐中国城乡的甲种肝炎与它有关，不知确否）是我们自诩龙头老大的时期最叫人追怀的舶来品，并称“三宝”。当然，我们还领教过阿尔巴尼亚的电影艺术，例如《第八个是铜像》，虽然不能像北朝鲜的电影《卖花姑娘》那样感天动地，但故事的曲折倒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着实为每日的政治学习平添不少打发时间的争论。
而令人惭愧的是，做了多年的朋友，至今我对阿尔巴尼亚朋友的近身观察却只有一次。那还是九零年在波恩短暂停留时的偶然机会。
当时我独自一人借住在德国考古研究所波恩分部的楼上客房。晚间，忽然有人敲门拜访，并自报山门，原来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客人，也是一位考古学者。德文还算流利，交谈不成问题。在异国的百无聊赖之际，居然还有旧日友国的来人，也算是幸会。
一阵寒喧之后便是叙旧，我们的共同话题当然离不开当年中阿的友谊。
然后是自我介绍。从他口中这才知道来人是阿尔巴尼亚的文物局长，这次是得到德国考古所的资助到德国来考察古建筑保护。我当然也免不了客套一番。
人逢知己过后，便是敏感话题。
“你是党员吗？”他问。
“当然不是。你呢？”我并不见怪来人的唐突，但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立刻反问。
“我也不是，”他连忙回答。但他立刻看出我眼神里的惶惑，十分理解我的疑问，马上解释：“我是文物局‘副’局长，刚才可能没有解释清楚。”
他对“副”字语气加重，我顿时心领神会。
“你的奖学金要上缴吗？”他再出一步险棋。
我是过来人，非常能理解对方的心情，马上开诚布公地说：“前些年来德国读书的时候要上缴，这次不用了。”
“唉，我们现在还要上缴，没有钱啊！”他扼腕长叹一声，又道：“你的家人呢？”
“太太在美国，我完了事就回美国。”
“噢？”他大惊道：“那这样不是全要跑光了吗？”
我便笑了，发现忧天的人并不都在杞国，山鹰之国也有。
话说得越来越投机，于是便一来一往地猜度对方国家的情形。我们虽然都没有踏上过彼此的国土，但推测得也并不十分离谱。
“买肉凭票！”
“对！”
“住房分配！”
“对！”
“办事走后门！”
“对！”
我们不禁抚掌大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是一点不错。二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这位阿尔巴尼亚党外人士的文物局长，不，文物局副局长，只是不知在如今巴尔干的这场冲突中，这位仁兄是否还会和我的见解不谋而合。时过境迁，或是早已远走他乡了吧。
说到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巴尔干的战事就大不如他的姓名这般容易了解，对峙的各方也不像我与这位考古学者彻夜长谈那样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话说本月二十三日，北约对塞尔维亚人当权的南斯拉夫正式动武，其理由据说是为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打抱不平。
中国官方则另有一番见解，据近日报导：南斯拉夫联盟中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宣布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但除阿尔巴尼亚外，至今未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一些阿尔巴尼亚族分裂分子还组建了“科索沃解放军”，试图通过暴力活动达到独立的目的，云云。
连阮囊羞涩的俄国老大也意外地慷慨，要把拖欠南国的债务还清一笔，以解战乱的燃眉之急。就在北约大打出手的消息公布的当儿，有消息自莫斯科来，言及俄国群情激昂，竟有人高呼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为了这个科索沃，现在几个大国都扑了上去，闹得鸡飞狗跳。真可以借用老舍先生《茶馆》里唐铁嘴说过的一句话：“几个大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么？”
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南国大片的疆土都已尽失，为何阿尔巴尼亚族人漫山遍野的科索沃却使塞尔维亚人如此难以割舍？这或许真要千年往事细说从头。
公元初年绝大部份的巴尔干半岛地区都属于罗马帝国的一部份。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分为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东西两部份的时候，巴尔干地区居住的是希腊人、达奇亚人、伊利里亚人、罗马人、色雷斯人等，还根本不见斯拉夫人的踪影。斯拉夫人是到六世纪早期才来到巴尔干半岛地区，七世纪定居于此。这时的斯拉夫人也分不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区别。
其后，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堡影响了塞尔维亚人。九世纪末，塞尔维亚人逐渐归化东正教。
到公元十一世纪，第一个塞尔维亚人的王国逐渐出现在今日的蒙特内哥罗地区。一零六三年，斯特凡·伏吉斯拉夫拒绝效忠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并逐步将周围的塞尔维亚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一一六零年，斯特凡·内曼加建立王朝，持续二百年，扩张的塞尔维亚人王国成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主要军事强权。一三五五年杜尚国王去世，内曼加王朝开始解体。这时外来的土耳其人势力进入这一地区。
塞尔维亚人最初是六百多年前丢失科索沃的。一三七一年，在今日保加利亚境内的马力查河上，土耳其人首次大败塞尔维亚人。一三八九年，两者又遭遇于今日的科索沃进行决战。塞尔维亚人再败，不得不臣服于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被迫放弃科索沃，每年纳贡于土耳其苏丹，国土于一四五九年最后被吞并。
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持续推进，许多塞尔维亚人向北逃入匈牙利，向西走避亚德里亚海沿岸。马力查河一战之后，塞尔维亚人就开始迁徙，而土耳其人一四五三年推翻拜占庭之后，迁徙浪潮的规模更大。
塞尔维亚人与土耳其人的汉贼不两立并非一日之争。此后塞尔维亚人在奥匈帝国的麾下，形成奥匈所谓的“军事前线”，与土耳其人殊死周旋。而巴尔干半岛在奥斯曼帝国治下逐渐伊斯兰化，最彻底的是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完全皈依了伊斯兰教。
巴尔干半岛这块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东方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之处，逐渐成了世界动荡的策源地，“火药桶”的美名非彼莫属。
一九八三年暑期，我到奥都维也纳访古。鳞次栉比，美仑美奂的楼庭殿宇之间忽然闪出一彪人马，身着古代盛装，乐队鼓号齐鸣，打破了这文化古都素有的静谧。放眼望去才知道是在庆祝三百年前（一六八三年）把兵临城下的土耳其人赶离维也纳的胜利。当时我为奥地利人不但崇文，也能尚武的精神还着实感佩了一番。谁知外围正有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军事前线”在阻挡着土耳其人的铁蹄！
在此之后回到德国，见到土耳其的客籍劳工争先恐后地抢夺德国人不屑一顾的粗工苦活，使人无论如何也联想不起几百年前他们叫日耳曼人闻风丧胆的飒爽英姿。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话说回来。科索沃惨败之后差不多整整三百年，即一六八九年，阿森尼热·萨诺耶维奇大主教鼓动塞尔维亚人举行起义，援助奥匈帝国，打击土耳其人。一六九零年的新年那天，土耳其人大败塞尔维亚人和奥地利人。大主教维恐土耳其人的报复，遂率领塞尔维亚人从他们祖先古老土地的中心科索沃出走。此后演出了类似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记的一幕。可两者不同的是，摩西引导犹太人是走到了家园迦南，萨诺耶维奇大主教率领塞尔维亚人却是逃出了故乡科索沃。
如果你到过贝尔格莱德，如果你参观过那里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大主教座堂的话，那么你一定会记得画家帕雅·热凡诺维奇的大手笔《塞尔维亚人的迁徙》。油画的前景是一位蓄着胡须的士兵，腰间挎刀，长枪背在肩头，手臂裹在血淋淋的绷带里，坚定地走向前方。在他身后是一对母子骑在马上，马驮的物什便是全部的家当。背景上是成千的塞尔维亚士兵，萨诺耶维奇大主教立在中央，两边是塞尔维亚的旗帜。另一侧是一位老人，轰赶着羊群，身后是坐在木车中的妇孺和老人。那描述的正是塞尔维亚人历史上这最悲壮一幕。
此后科索沃渐成阿尔巴尼亚人的天下。尤其是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之后，大量的阿尔巴尼亚人移民和他们的高生育率，使科索沃的人口构成面目全非。
尽管今日塞尔维亚人的文化中心早已他移，科索沃的东正教堂在茫茫的阿尔巴尼亚人海之中有如叶叶孤舟，但那是老家的灯火，故乡的明月，这就是塞尔维亚人挥之不去的科索沃情结。
从此直到一次大战之前的几百年间，塞尔维亚人一直生活在土耳其人统治的阴影之下。一九一四年，塞尔维亚民族分子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的弗南茨·费丁南德大公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塞尔维亚人也由此而闻名遐迩。一九一八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垮台，科索沃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一部份。一九二九年，该王国更名为南斯拉夫。
二战中，南斯拉夫立刻沦亡，斯洛文尼亚甚至成了德国的一部份，克罗地亚也单独成国。塞尔维亚人抵抗运动的领袖铁托只有八千人的一个小党，实在无力统盘全局。而且塞尔维亚人在阿尔巴尼亚人占绝大多数的科索沃也并不受人欢迎，于是便招募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共同作战，应允战后将科索沃归还于阿尔巴尼亚。但是一九四四年战事结束后，铁托高瞻远瞩，匠心独运，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蒙特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组成南斯拉夫，科索沃却仍旧归入塞尔维亚版图，只是保持其自治地位。科索沃骚动遂起，铁托派兵三万绥靖该区，囚于蒙特内哥罗的数百名阿尔巴尼亚人被窒息而死。
铁腕自有铁腕的道理，南斯拉夫统一的荣景在铁托元帅的治下达到顶峰。二次大战之后，铁托在英国和苏联的支持下，终于取得政权，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后又合纵联横，折冲樽俎，荣景几近四十年。
铁托死于一九八零年。次年，阿尔巴尼亚的官方报纸就发表消息，透露一九四六年铁托曾知会恩维尔·霍查：“科索沃和其它阿尔巴尼亚人的地区属于阿尔巴尼亚，我们将会把它们归还给你们，但不是现在，因为塞尔维亚不会答应。”
东欧动荡之际，巴尔干半岛便也蠢蠢欲动。一九八九年塞尔维亚当局洞烛先机，抢先一步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科索沃自治省地位。九十年代初年南斯拉夫解体，原本与塞尔维亚便貌合神离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与波斯尼亚纷纷先后离去，所谓南国只剩得有塞尔维亚与蒙特内哥罗，反倒是这阿尔巴尼亚族占百分之九十的科索沃却独锁空楼，落得个斯人独憔悴。
前有铁托总统允诺在先，后有阿尔巴尼亚的暗中相助，其它加盟的地区也已出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此时不闹，更待何时！
如果说铁托总统在战后果真向霍查允诺过把科索沃归还给阿尔巴尼亚，做起来又谈何容易。现今的塞尔维亚人领导者米洛舍维奇曾信誓旦旦地扬言：“没有科索沃，南斯拉夫就会解体。绝对不能容许科索沃的分裂！”现实是保有科索沃，南斯拉夫照样解体。不过，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的难以割舍的故乡之情，从历史上看倒确实是其来有自。
可是另一方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已然占到科索沃人口的绝大部份，背后又有阿尔巴尼亚的调教，与之合并的版图重画已是呼之欲出。况且别人走得，老子为何就走不得？哪里还有性子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于是双方便只有战争一途。血肉横飞，尸骨成山早已是在意料之中，争的无非是历史上的一口怨气。
如今巴尔干半岛烽烟再起，当事者倍感悲壮，这是因为他们有一言难尽的历史包袱，所以倒也罢了。所叹的是：外邦的看客也跃跃欲试，轻则置喙，重则动武。
前不久，与台湾无甚渊源的马其顿共和国突然演出一出促狭的双簧笑剧，宣布与台湾建交。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孔方兄在大显神通。但哪里晓得中国大陆也不好惹，当即使出杀手锏，宣称联合国毋庸再派兵马到马其顿阻止科索沃战火的蔓延。举手之劳，台湾海峡之间几十年的恩怨便移师到了巴尔干。这就是兵书上屡屡推崇的“上兵伐谋”，不费一兵一卒，决胜千里之外。只是马其顿这方面，想当初并无脱离南国的强烈企图，只是见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已经出走，便也匆忙于九一年宣布独立成国。但顿时惹得邻国希腊心生疑惧，生怕它与希腊的马其顿地区有染，引起动乱，一再声称马其顿这个国名断断使不得。斩不断的乱麻在这里又杀出另一位程咬金，节外竟长新枝。现在北约还要从马其顿借道用兵，攻击南国，不免更加使它首鼠两端，莫衷一是。
到了如今，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正式宣布对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人动武，几个西方大国也终于按耐不住性子，趟进了巴尔干半岛的这池浑水，而且扬言要一直打到对手回到谈判桌边来。《孙子兵法》上早已说过：“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我们置身事外来看，这不免犯了兵家的大忌。
至此，历史的遗韵渐次消散，让位于政治与军事的粉墨登场，使人顿觉兴味索然。但可以肯定，如麻的往事必然搅得更加如麻。
三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从铁板一块的《人民日报》字里行间中，样板戏剧组的京戏演员终于依稀悟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霍查原来却是恩维尔·霍查。可是他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这个霍查，和让当时的中国人爱恨交加的铁托（他的名字其实也是俩俩的，全名唤作约瑟普·铁托），在一九四五年还有一段关于科索沃归属的对话。当然，他更绝对不会想到，这段对话的因由和目前扯起的巴尔干半岛争端，使当年每每刊登霍查消息的《人民日报》，如今竟风风火火地公布“六百里加急”的科索沃战报，只是有意无意之间早已忘怀了当年脍炙人口的霍查。他的完整称呼其实应该是“恩维尔·霍查同志”。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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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骚？
·李 明·
最近来来往往于中美之间比较频繁，遇到些个不那么愉快的人和事。其实，每次回国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你一定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或者多少还亲身体验过那些无数琐碎的让人成菩提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这里，我就偷一点儿懒，也省点儿你宝贵的时间，不去提那些事。我也不想就事论事，只想借题发挥，在此发点牢骚。
你说，“人在哪里又没有烦恼呢？”没错，地球的这一半决不是天堂。更何况无论哪个文化和国家的传说和传统都说我们上面和下面的世界里的情形都似乎与我们人类差不多……
我原以为自己还是块什么料，因为有人曾对我说过，“你做什么都能成功！”我多年的努力，打破了这个神话。想做的事几乎没一件做好了的，看来我本就是个一般的人。然自己又不安分，不甘平庸。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年轻时我居然还作过走仕途的梦，想象过自己是……算了，我在这里不敢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明白我不是毛主席，也做不了毛主席，故我做的不是皇帝梦。为什么我曾想当官？大概是因为有一个高干的亲戚。现在想起来，假设我真的那么幸运，当了个什么官，今天十有八九是个狗官。为什么呢？从小就尝过特权的甜头。在那个千年酱水坛子里，能泡出什么来？从那块具有优秀传统的土壤中，能长出什么来？自然，出来一两个，三五个例外也不稀奇。那万分之几，千百万分之几的例外，无非是要你还有一点希望地活着，否则一点希望都没有，不等于硬把活人逼上绝路吗？中国人，明给你说吧，这样让你活着就不错了！上上下下从来都认为这样最好。几千年来一直如此，不是吗？要不怎么不去图个新？你说，“废话！那个新能图早图了，还等得了今天吗？”可你们的优秀传统里不是说“事在人为”吗？还有……你于是又说，“鬼话，你知道啥？！中国的事情就是要难办些，要不，早不会象今天这个样子了。”真是这样的吗？请告诉我哪里的事情好办些？美国吗？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呢？当然，你说的确实不是没有道理。我似乎也能理解。可那又能怎样？凭理解是改变不了现实的。
没错，我跑到地球的这半边来了。我想在这里赚钱，想住这里的好房子，想开这里的好车在这里的好公路上跑，想在这里找个好姑娘，还想享受这里数不清的律法条文束缚外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和那不仅是条文保障，而且是深深植根于心灵和潜意识的人权民主。不懂“天赋人权”的全部含义倒也罢了，那边政府和有些谁知道是不是御用的笔杆子却非把你的眼耳故意往“生存的权利”上扯，让你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似乎那权是党（党又由人组成，于是等于是人）赋予的。没错，我不得不承认，没有这党，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国，至于是新是旧是好是坏，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土壤，可以长出多种植物；但一种植物却不一定在任何土壤中都能生存。没有这样的人民，又哪来这样的党？天晓得你们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平等、民主。自由，平等，民主，你们配吗？怎么不照照镜子，没听说过这里他妈的阿猫阿狗还享受猫权狗权？咱们，哼，无论你的出身（除非你生下来就是皇帝的胚子），受的什么教育，培养造就出来的尽是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没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奴才。
有个叫鲁迅的人，写了一篇叫阿什么正传来着。我查了几本咱老祖宗的典籍，硬没找到那个字。不知该怎么念？看上去像是个圈圈，右下角还带了条尾巴。于是乎，只好叫那人带尾巴的阿圈。还嫌太麻烦，乾脆简称阿圈。（对了，我曾听人说那人叫阿球——四声！未知可否，还是用我的阿圈吧。）阿圈，你配吗？当阿圈是农民，他也许纯朴，但他封建顽固而不可救药；当他有了知识（知识分子乎？文人乎？），他开始变得高人一等，气节全丧，寡廉鲜耻，也无药可救；要是阿圈当了官，那更是一番别致的风景，小人得志，百姓遭殃，有药都救不了！怎的不叫人悲哀？！同时也悲壮！
据说当今莺歌燕舞，至少没有路有冻死骨。不仅人人都有饭吃，还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概第一个物质过剩的朝代——盛世！然而现在世风日下，世道黑暗，官不像官，兵不像兵，警察不像警察，文人不像文人。或许商人还像商人，因为他们本来就奸（想要搞活，不奸，行吗？！）。另外，妓女还像妓女，因为这个行道只需卖方将脸皮装进小手提包即可。再说官爷，军爷，文爷和大款爷们儿从来都有那个需求，按时尚的标准，满足这需求，叫做既健康又人道，更何况今天是市场经济。于是，有人从牙缝里挤出这么句话来：妈的，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他妈的骗子是真的。
我从小到大总是听人炫耀咱祖宗的赫赫功绩，他们的光荣传统？！可后来我又听说我们的老百姓一直被奴役和愚弄，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最可悲的是听说我们历来甘愿如此！更可怕的是听说我们只配如此！我既不“甘愿”，又不肯“只配”如此，再者又没有勇气“说不”，留下的就只有逃遁一条路可供选择，所以才跑到这块还不拥挤的自由的土地上来了。出来之前就听人说，在这里你连天王老子都可以骂。出来后才发现，无缘无故，没人去骂天王老子，除非你有毛病。原来我总不明白，在咱们那礼仪之邦生活的百姓们，怎么会怨气那么大，一碰就像炸弹似的。后来才想通，原来是因为积压了上千年的缘故。也是活该，你们不受之，谁人来受！你说今非昔比，今天的新中国……呸！没听说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明天又是今天的继续吗？不是说事情就已经没了个盼头，若是指望一觉醒来明儿个面目一新，没门儿！当中学生时，正值“批林批孔”，拣了一句列宁的“习惯势力有如汪洋大海”（原文不尽如此），至今仍视为真理！所以我不得不同意“中国的事情确实难”的说法。难在哪里？难在你我都是中国人！
当然，中国的事情最后还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办好。假设让克林顿去试试江泽民的干活，他娃儿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未到第一任四年期满，不是被（一帮马屁精们先拍到云里雾里，然后莫名其妙地被）篡了权（自然，不排除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政变的可能性），就是（因克哥陆妹案）自己翻船。（不过，我明白克林顿若下辈子有幸投生华夏去顶替那时的江，我担保陆妹案绝对浮不出水面，他娃儿可以尽管享受而不必担心前世的不检点）。我以此证明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爱国的。一位二十几岁的年青人在北京说，“……，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为什么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拿香港来说吧，无论如何，咱们还是要多多少少地感谢当年的日不落大英帝国，没有西方洋人的“奴役”，会有今天的香港？
听你说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于是你开始给我摆起龙门阵，说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如何如何，从尧舜禹，到唐宗宋祖，从康雍乾，到毛周邓，直至当今江朱（江猪出，大水天下殊！）。我这里且不去评论过去的究竟是盛世乱世，就说当今的朱大人吧。百姓都呼之为朱青天。与一般小老百姓一样，我也感激朱大人的反腐倡廉，我还衷心希望他会“鞠躬尽瘁”。但你们要小心，我担心你们又在造神，又在编制新时代的神话。要当心新时代的独裁！但愿我只是痴人说梦。为什么杞人忧天？因为不知朱大还是法大？在某些“特殊”时期，非常手段也许确实是必要的。当今如此腐败的朝政，朱大人猛一点是可以理解，也是受欢迎的。但是在法大还是人大的问题上，依我看，中国不是没有法，而且是在迅速地或者说不断地扩大和完善中。事实是，有法你们不依。你说，“哪那么容易？！这只有慢慢来，这要通过教育，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见效，因为咱们的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这就是了，你们还是喜欢人治的，所以我才提醒你。
多少年前，北京市一揭如是说：一辆行驶中的公共汽车突然刹车，车上一位男士（没站稳）撞在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身上，男士尚未开口（那时大概尚不流行“对不起”之类的客套话），小姐抢先（恶）狠狠地撇了男士一眼然后说，“瞧你这德行？！”男士即刻辩曰，“同志，这不是‘德性’，这是‘惯性’”。
至于咱们究竟有没有希望，我说不来，因为我不是预言家。但我刚才说过，反正你们中国人能有那么点点希望地活着，就不错了。你们还想怎样？！你们还能怎样？！我怎么也无法不把阿圈视为劣等种类中的一员。
写这些废话有什么意思？读这些胡言乱语也让人生气后面都有火！你说我发的这些牢骚纯粹是些无聊和没有理性的谩骂，其中漏洞百出，不堪一击，理他作甚？没错，我现在是有些情绪，可能还不那么理性，只想发泄心中的牢骚和那点点可怜的悲愤。除此还能咋样？我以为我还有骂自己的权力？人就是这么怪，自嘲自骂，谁也管不了，别人说出口，就会怒火中烧，哪怕是一模一样的言辞。要是我听到蓝眼睛高鼻子，红皮肤大嘴巴数落咱的不是，我也会愤然而起勾画一番他们的丑态。但我每每回家一想，无论如何就是对为什么咱自己人老是瞧不起，当且作践自己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也不例外地有瞧不起自己人的时候，还好，我至少不曾作践自己人，或许这是因为还没有机会吧！贱？！我只能认为自己是劣等的一员。至少，我从此再不甘愿为劣等，于是我先痛骂自己，认认真真地反省反省，准备着挨自己人和别人的骂。然后……谢谢你花时间读我的牢骚。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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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坛】
媒体与今日之现实
——影片《真人活剧》述议
·华 之·
轰轰烈烈又过去了一次奥斯卡颁奖典礼，据说斯皮尔伯格因他那部拯救大兵的影片未获最佳影片奖而十分沮丧，尽管他因之得了最佳导演奖。其实他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大兵”囊括的奖项已经够多的了。按中国电影的行话说，“大兵”这种电影就该算作是美国的主旋律影片。主旋律嘛，在各个社会里都是备受青睐的。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九八年影片是《真人活剧》（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Ｓｈｏｗ）。这部电影很受奥斯卡冷淡，提名寥寥，以致于积木颗粒（Ｊｉｍ Ｃａｒｒｅｙ）在颁奖台上做秀假意难过了一番。本人对奥斯卡的标准从不敢全心信赖，如今在心爱影片落第之时更是要对此片津津乐道。现在就来重温《真人活剧》，以示此片影迷之忠心。
《真人活剧》中主人公的名字Ｔｒｕｍａｎ与当年那个发动朝鲜战争的总统的姓完全一样，为示与之两不相干，现译为特鲁门。特鲁门是个挺可爱的小伙儿，他是个保险经纪人。在美国这个成熟发达的消费社会中，这是一种极其普通的职业角色。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名叫“海上避风港”的风景如画的小岛上，未曾离岛一步。他的当护士的妻子梅芮尔曾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他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小家庭。特鲁门每天早晨上班，见到邻人朋友总是满面春风地招呼：“早上好！”他还很周全地继续他独特的问候方式：“要是回头见不到你的话，我现在先祝你下午好！晚上好！夜安！”
不过特鲁门其实还是一个极其惊人、不那么普通、却更“大众化”的角色，全世界除了他自己，没人不知道。他是一个“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放的超级肥皂剧“特鲁门剧”的主人公。作为一个真实的个人，特鲁门其实有为他自己所不知的辛酸出身。他之所以来到这世界上，是起因于一对男女的一次意外的怀孕，而这对男女并不打算或不能自己抚养这个孩子，遂决定将之放弃给愿意收养的人。这样，小特鲁门在母腹中就通过法律手续属于了养父母。这种事在美国并不特别，尤其是在少女怀孕生产数字惊人的情况下。然而特鲁门命运的特别之处在于：收养他的不是哪一对具体的夫妇，而是一个机构----“全像”（ＯｍｎｉＣａｍ）媒体公司。这个公司以尚未出世的特鲁门为主角设计了一个大型电视肥皂剧，全天候实况卫星转播，其内容是特鲁门每天的日常生活。于是，小特鲁门在卫星实况转播下诞生了。他一出生就是一个戏中人，他的一举一动每时每刻都暴露在摄影机和电视观众的窥视之下。到影片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这种不间断的窥视中浑然不觉地渡过了一万多天，由一个稚嫩的婴儿变成了一个好脾气的成年人。
这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电视连续剧。“海上避风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摄影城，其中巧妙地设置了几万台摄影机，无论特鲁门走到哪里，都有镜头捕捉他的踪影。演职阵容也是空前地庞大——他们要构成特鲁门每天“真实”地生活其中的“海上避风港”社区：从特鲁门的父母、妻子、朋友、邻居、同事到所有他认识或不认识的店员、警察、行人等。当然，这个电视连续剧最不同凡响之处是它的主角是“真人”（Ｔｒｕｍａｎ），它给观众看的是“真实”的生活。它的制作者们一直在声称：这个剧是真实的，它没有伪造，它只有“控制”。
这个表现“真实”的电视剧恰恰成为我们今日生活现实的一个象征。现代工业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大众传媒无孔不入，成了改造社会，创造现实的巨大力量。今天我们处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诸如利奥塔德（Ｊ．Ｆ． Ｌｙｏｔａｒｄ）和詹明信（Ｆ． Ｊａｍｅｓｏｎ）所指出的历史状态之下：“表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现实”（ｒｅａｌｉｔｙ）已难以截然分开，“表现”常常在代替和创造“现实”。在此条件下，“真实”成为一个最为吊诡和最不确定的概念，它就象“真人”特鲁门，最最真实地生活在一个扑天盖地的，充满“控制”的表现系统中，一个大众传媒制造的影象世界里。他是在真实地生活着，他也在“控制”之下出色地表演着，而影片也不断地通过“特鲁门剧”的制作者之口指出，这个电视剧就是我们的生活，它与“海上避风港”外面的世界没什么两样。
影片敏锐辛辣地揭示了媒体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以及对主体性的扼杀。不是电视剧在“反映”和“记录”特鲁门的一切，而是特鲁门在按照剧情的要求去生活。为了防止特鲁门发现他正生活在戏中，“特鲁门剧”的制片兼导演克莱斯特夫设计了一个场景：童年的特鲁门与父亲泛舟海上，突遇风暴，父亲溺水而亡。人为设计的灾难成了特鲁门真正的童年创伤，从此他对水有难以克服的心理恐惧，不敢乘船，从而无法离开四面环水的“海上避风港”。特鲁门在大学校园里与秀丽的西尔维娅一见钟情，而剧情要求这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短暂恋情，西尔维娅被强行放逐出戏，特鲁门则被逐渐“引导”到最终与梅芮尔结婚，从此常在冒似美满的婚姻中，在亿万观众面前孤独地想念那个稍纵即逝却刻骨铭心的西尔维娅，而这自然又恰好成为一个吸引观众的经典场面。每当特鲁门不甘寂寞，试图冲破他被圈定的生活时，电视剧的制作者总是及时伸出圆滑而有力的控制之手。比如试图驱车远行的特鲁门在冲破各种障碍之后，突然遇到了导演及时布置好的核泄漏现场，无法通过，只好掉头回家。电视剧就在这种对特鲁门生活的有效控制中成功地进行着。
影片对媒体巨大控制力量的反讽令人想起当年阿多诺（Ｗ． Ａｄｏｒｎｏ）和霍克海默（Ｍ．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一个标准化文化工业大规模兴起的社会已经丧失了培育自由和个性的能力。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中大众传媒的威力比法兰克福学派所针对的时代更空前强大，连００７电影的最新篇章《明日帝国》（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Ｎｅｖｅｒ Ｄｉｅｓ）都触动了这样的主题：今天妄图称霸世界的狂人所恃武器不是原子弹，而是大众传媒。媒体是今天主宰世界的上帝。《真人活剧》故意将那个戴贝雷帽的导演塑造成一个准上帝的形像（他的名字克莱斯特夫Ｃｈｒｉｓｔｏｆ象征意味明显），当他不得不与特鲁门对话时，描述他的电影手段正是要营造一种上帝在说话的氛围。在迅速推近的仰拍镜头中，面对特鲁门“你是谁”的发问，他庄严回答：“我是你的创造者。”在《明日帝国》中，英俊的邦德先生与中国女间谍林小姐携手粉碎了那个媒体狂人的美梦，可谁又能否认大众传媒正在不可避免地构筑我们的生活本身？前年的美国影片《疯狂城市》（Ｍａｄ Ｃｉｔｙ）正是通过一个由媒体全面控制而导致的悲剧愤怒地指责媒体正在“杀人”。
尽管《真人活剧》全片笼罩着一层喜剧气氛，它所揭露的媒体对人的扼杀却同《疯狂城市》一样令人发指。特鲁门从生下来就从未有过个人生活，他一直生活在操纵和控制之中。更残酷的是他从不知道真相，使得这种操纵和控制成为一种成功的赤裸裸的欺骗。他的妻子在带给他三合一的厨用小工具或是某品牌的巧克力热饮时其实是在对电视观众做广告；而他从儿时起的至交好友在劝慰解脱他疑惑的心境时，按照导演的指示用彻头彻尾的谎言表白他的真诚：“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对你说谎。”然而人的主体性似乎注定不能臣服于大众控制和大众欺骗，“上帝”终于受到了挑战。西尔维娅在短暂的出演特鲁门恋人的过程中警告特鲁门他正经历着一个骗局；出戏之后作为“特鲁门剧”的一名电视观众，她愤怒地谴责准“上帝”对特鲁门所作所为的病态和残忍。最关键的是特鲁门自己开始怀疑加之于他的骗局。他对西尔维娅的爱恋和想念毕竟是他的个人欲望，这欲望终于冲破了“上帝”的控制，使他坚定了走出“海上避风港”去寻找西尔维娅的决心。他机智地摆脱了摄影机的监视，第一次在屏幕上消失了。那连续了一万多天的电视画面突然变成了一片雪花。待到摄影机重新找到他时，他已驾着风帆航行在他一向恐惧的海上，驶向外面的世界。克莱斯特夫用现代科技呼风唤雨，在“海上避风港”影城的水面上掀起惊涛骇浪，试图逼特鲁门知难而回。却不料此刻特鲁门心意已决，宁死不屈，与狂风巨浪搏斗无所畏惧，终于驶向远处的蓝天白云碧海。然而在电视观众欣慰的惊叹中，特鲁门的小舟“咚”地一声撞上了“蓝天白云”——“海上避风港”影城最外围的布景，也是影城的围墙。小舟至此已无处可去。绝望中猛击“蓝天白云”围墙的特鲁门突然发现了一段楼梯，他拾级而上走到一扇标着“出口”的小门跟前。外面的世界就在眼前。在他打开门的那一刻，他的创造者终于从幕后发话了。这是真相大白的一刻，“控制”的巨手终于显形。“上帝”倒是对他的作品充满温情，他老调重弹，告诉特鲁门外面的世界与“海上避风港”无甚差别，只会更丑恶。刚刚明了自己三十年生活实为大戏一场的特鲁门伫立出口面前，背向观众，默然无语。克莱斯特夫大呼：“说点儿什么吧，你正在电视上啊！”特鲁门转过身：“要是回头见不到你的话，我现在先祝你下午好！晚上好！夜安！”随后他脸上绽开了观众熟悉的灿烂笑容，从容地鞠躬谢幕。三十年的大戏终于收场。
特鲁门走出了那扇门。外面的世界在蓝天白云布景的映衬下显得黑洞洞的，也许一点儿都不精彩。但特鲁门毕竟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真人”生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毕竟是太悲观了，他们在自己时代的局限中只看到了在文化工业的强大控制下文化的消费者消极被动地处于“大众欺骗”之下。然而近些年蓬勃发展的文化研究表明，在文化工业的历史框架内，在人们重新构筑和阐释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各种个体或集体的创造和解构的可能性。自由和抵抗存在的证据不在于特鲁门走出了摄影机控制那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影片结局，而是《真人活剧》式影片的出现和存在。这部影片采用了它所反讽的一切媒体手段反思我们这个历史时代最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体现我们对丧失主体性和创造力的恐惧的同时，也为在我们自身历史条件下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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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陌生的脑震荡（上）
·南 方·
圣诞节前，好友侯君从休斯顿透过风来，说想回大陆闯天下。开始好多人没把他当真。朋友里揣着反攻大陆野心的不少，可没几个人认为侯君能打回老家去，原因明摆着：首先他的老家已空荡无人，父母家人都连根拔了移民来美国，他自己在美国风云流转已经住了十八年，长过了在中国的时间，这一方的水土风情没溶入血液，也渗进骨髓了，他那点乡愁说起来可有可无，别人的乡愁是酒，他的乡愁顶多是无酒精而有点酒味的果子露；论工作，在美国的Ｆｏｒｔｕｎｅ１００之一的公司里独挡一面，也算个中产阶级了，最近又刚收到一份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的诱人ｏｆｆｅｒ，手上捏着这种ｏｆｆｅｒ，脑子里很难产生旁的活思想，就算异想天开上一阵，也难以得出“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ｂｕｔ ｎｏ”的结论；而说起在大陆的生意关系网，他自己和别人都替他心虚，鬼子进沙家浜还能找上个把刁德一当汉奸，可他连小时候的玩伴都记不得几个了，让他钻到中国的生意圈里摆八卦阵，难！
没想到新年一过，侯君真的撤火拔营，一阵长风飞回了北京。走得如此利索痛快，很让些人不解，只有侯君自己和我们几个铁杆朋友明白，他终于开始尝试自己向往已久的心愿，干自己梦想的事儿，过自己想过的活法，找自己想要的感觉，３０多岁还有如此重新选择生活的勇气，敢扔下许多人虽未必满意但舍不得丢的美国生活，光冲这份从容不俗的胸怀，就很让我们击节赞叹。不过多少也替他担点心，中国的生意场早过了空手套白狼的年代，回中国创业的艰难和吃力是不需要想象力的，更何况象侯君这个被美国熏了快２０年的半熟的黄香蕉。
侯君初来美国时，还是个青头楞脑的中学生，十八回似水流年，少年郎虽已不再，但翩跹远胜当年。从外表看，他是个典型的美国“雅皮”，风度洒脱，谈吐诙谐，总是穿着入时的Ｔｏｍｙ衬衫，Ｐｏｌｏ长裤。在亮晶晶的玻璃楼里给大公司做国际业务，不轻松，也算不上太累。下班后闲散地挂上墨镜，叼上烟，把他的白色Ｈｏｎｄａ车一脚油门踩到底，风驰电掣地冲到高尔夫球场，然后就进入物我两忘之境，直打到月明星稀，腹中擂鼓。侯君还有两招过人的绝活在身。一是鸡尾酒调得出神入化，能把变幻的心情调兑成杯中微妙的口感；二是英文幽默段子编得绝棒，看了让人笑得内脏发疼，好些ｐｕｎｃｈ ｌｉｎｅｓ够得上Ｄａｖｉｄ Ｌｅｔｔｅｒｍｅｎ Ｓｈｏｗ的水平。
（未完待续）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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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
中国公民非公务申请出国须知（十四）
——打击非法移民维护出入境秩序（二）
（续ｃｍ９９０４ａ）
个别国家收容部份非法移民（即所谓申请政治避难者）起到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有些偷渡者到达目的地后，为达到居留的目的，编造各种谎言，要求所谓“政治避难”。如果这种做法得逞，哪怕只是一小部份人，都会使更多的人产生侥幸心理，鼓励他们去冒险，去偷渡，也使国际偷渡集团有机可乘。
中国完备的法律体系为打击各种非法移民和伪造、变造出入境证件活动提供了充份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对违反规定，非法出境、入境，伪造、涂改、冒用、转让出境、入境证件的，公安机关可以处以警告或者１０日以下的拘留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１９９４年３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实施了《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分则中单设“妨害国（边）境管理罪”一节，对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和伪造、变造出入境证件等犯罪活动作了明确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未完待续）
□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
⊙ 本栏编辑：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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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已见】
理想主义的哀歌
——读《“六四”绿卡与签名运动》一文有感
·南怀林·
读到华强先生在《华夏文摘》上的这篇文章，深能感到这热血不平者的苦处：人群毕竟是麻木的时候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候总是少。有义务在签名运动中签名的全世界的华人，大多数是不会签名的。这一点现实，作者是知道的；但作者仍然为别人不能表明良心的清白鸣不平，可见作者的理想主义色彩——那可敬可哀又往往于事无补的理想主义。
“趋利本是人类的通性，无责任感却是华人社会的弱点和丑陋之处。这一现象是中国历代统治，特别是共产党愚民统治的结果。”华强先生既如此清楚缘由，却仍然严词责备长期愚民统治的受害者们，是责人过严了。而把“六四”绿卡持有者另类严责，也许更是理想主义者易犯的偏激。
诚然，“六四”绿卡持有者的绿卡得益于“六四”，多少受过恩惠。受恩必报，这样高的要求，在中国传统的儒家也不是对普通人的，那是对君子的期待。“六四”绿卡持有者，只要不反过来为当局的残暴辩护，都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是普通人，有沉默的权力。更何况那是多么弱小的沉默呵！
“六四”绿卡持有者，并不是别一样的人。与别的绿卡持有者，与全世界的华人，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利用“六四”这个机会拿到了多数人想拿的绿卡而已。事后的利用与事先的预谋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至多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嫌疑，而机会主义在高度商品化的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不能算多大的过失了。
理想主义者们，也许在在处处为多难多灾的祖国着想，有万死不辞的心。但大多数现实的人们，则是想谋更安全自由富裕的生活，不再受愚民统治的迫害和贫穷的挤压。相信主义者心中总是“人们应该怎样”，那常常是一些破碎之前落不到地面的气球。
选举，不仅是责任，更是权利。在愚民政策的欺压下久了，虽一时身在自由的国度，内心深处仍然没有主人翁的感觉，足见曾受伤害之深。发起了悼念“六四”十周年的全球百万人签名运动，自然是有道义意义的事，但对它有太多现实的期待不是理想主义的幼稚，就是别有用心。
人们会不会签名，未必与他们的政治态度有关，更与他们今日的社会地位、追求没有多少关系。事隔十年，很多人淡忘了麻木了，更多人觉得签名照例不过是徒劳。百万人在长街上数十天的抗议，总比签名强大得多吧！
真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哀伤，却是不应该失望的。理想本来就是为沉默的大多数谋利益，而且理想的实现也只有寄托在沉默的大多数身上。当年在长街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大多数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自己。不庸置疑，他们始终在默默关心祖国的命运，签不签名都一样。
□ 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０日，寄自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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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改革和汉字改革随想（摘要·下）
·彭小明·
（续上期ｃｍ９９０４ａ）
◇ 多数人和少数人问题
许多主张简化和废止汉字的人都说，汉字维系着古代文化，只是少数人的需要。这种说法有根据吗？多数和少数，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口头禅。文革大批判式的定义：“多数，广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少数，一小撮吟风弄月的地主资产阶级份子”，今天恐怕没有人再敢拿出来套用。
人类为基本温饱花费的时间总的来说将越来越少。工余的闲暇将越来越多。近年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相继施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德国工会要求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精神生活的内容，概括地说就是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文化的课题越深邃，就越离不开古代的文史哲。换言之，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从事不得不从事的职业劳动，正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仍然缺乏自由的表现。人类工具的进步（包括电脑的应用）正在使得我们越来越可能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让越来越多的人们解脱出来，从事更加隽永的文学、艺术、哲学的探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慕利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发表对同事的期望说：“改行做诗人吧！”我们应当仔细品味这诗一般的警句。
跟毛泽东的人群划分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中，中产阶级的人数最多。上层的精英人物是少数，啼饥号寒的人几乎没有，贫穷没有文化的人也是少数。广大的中间阶层男女，职业活动以外，精神生活相当广泛，与德国的律师、医生、教师、官员交谈，话题可以广阔驰骋，外语、文史、宗教、美学、哲学、历史和国际政治。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大，德国的大学入学人数逐年增加，大学毕业和研究生人数也在递增。最近各大学罢课学潮汹涌，教育经费不足，课堂人满为患也是原因之一。德国的全科目高中都开设独立的拉丁语课程（相当于国内的文言文课程）。很多大学科目没有拉丁文基础不得入学，否则必须补修拉丁文。“人民普遍地具有高度精神文明”，才是现代化的根本意义。现在国务院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干部（林炎志）将汉字改革提高到现代化的高度上去（《语文与信息》九六年第四期）。应该说，现代化绝不是人人都会进入网络玩游戏的“现代化”，而是大多数人民将共享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精华的现代化。
中国的国民教育一时还难以达到德国今天的水平，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文字现代化，也绝不是临渴掘井，而是为子孙后代的精神文明奠定坚实的基础。希望不要到了将来的某一天，大多数人民都有能力、有条件共享高度文明的精神生活时，抱怨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把他们攀援古代文化宝库的绳梯砍断了。
◇ 德国人的传统文化观
鲁迅曾经抱怨西方人恨不得中国永远是他们观赏传统民俗的博物院。可是欧洲人也确实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据说希特勒的冲锋队有过焚书行为，但是象红卫兵那样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倒也没有，炮火和轰炸则另当别论。纳粹政府甚至也没有废止旧德文的哥特体字母，五十多年前德文的书籍、身份证件都是用这种字母印刷的。战后才改用拉丁字母。新旧字母一一对应，没有后遗症。
战后许多建筑都按原图纸恢复了旧观，城市中很少美国式的钢筋混凝土高层楼房。特别文物建筑都有规定，不得任意拆迁改建，为保护文物景观，道路不得贯通，必须绕行。旧城建筑保持传统风貌，然而内部设备都尽量现代化。
为什么不彻底清除战争废墟，改建高楼大厦？为什么还要维持小街小巷，小门小院，曲径通幽？明明是后工业化社会，却努力保持传统的中欧文化氛围？这就是德国人的精神。技术上十分务实，文化上相当保守。如果汉字是他们的祖传文化，他们会弃置不顾吗？
九七年第三期《语文与信息》发表了《资讯时代谈国粹》（王伊万），把古装、古建筑与汉字相提并论。现在中国人不穿古装，不住古屋，为什么死抱住汉字不放？问题提得直截了当。恰恰是汉字不能与古装和古屋相提并论。服饰和建筑不论是实用价值和美感价值都有时代性，也较容易获得替代物。可是汉字不同。除了书法本身的美感以外，汉字承载了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几乎找不到替代手段。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莫若毁人之史。值得我们深思。
有人在尝试，限定汉语的用词，规定一批词语的拼法、分写格式或者辅助记号，然后推行拼音文字，把汉字全部让给古文专业工作者去对付。这种有限的文字编一本通俗讲话大概可以应付，可是别说是什么历史专业刊物，就是一本通俗的人文杂志都没办法应付。通俗的描写也离不开汉语成语，如果失去汉字的纽带，拼音无法表达出汉字文言的意蕴，成语就会逐渐失去生命。例如守株待兔的株，破釜沉舟的釜。如果连这样的成语也难以保留，汉语文学语言将失去很重要的表现力。
另一位署名Ｐｈｉｌｉｐ Ｚｈａｎｇ的先生在《语文和信息》第四期里谈到中文内容储存比英文慢，万一战争爆发，争分夺秒怎么办？这个问题有点冷战时代的味道。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战争的胜负总是一时的，而民族文化的延续是千百万年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战败的伤痛，还可忍受，犹有转败为胜的希望，自毁文化的心痛是无可悔及的。
德文的文法比英文复杂。冠词、名词、形容词、代词都有相应的阴阳中三性、单、复数和“主属与宾”四格变化，动词单、复数人称六种变位和多种虚拟语态，另有大量动词是可分离动词，分写或连写表达相同的意义。德文的自动检验文法就困难得多，机器翻译也会慢一点，储存和传输到非德语程序去之前，务必先转换成一般英文拼写，去除变音字母。德文已经是拼音文字，按照Ｐｈｉｌｉｐ Ｚｈａｎｇ先生的想法，德文应该怎么办呢？
中国人不必妄自菲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字，每种文字都有不便检索和不便标准化的问题。借助汉语拼音方案汉字已经跨入了电脑网路，多研究如何应用中文网络，两岸如何方便地利用中文信息，而不要在进一步简化汉字、废止汉字方面去挖民族文化的墙脚了。
◇ “识繁写简”才是历史通则
余秋雨先生在台湾的讲话中说某些简化字“来自历代草书和行书的简笔”很有学术价值，却没有具体论证。放着几千年的官方文献，碑帖、字书、方志不作证据，倒拿一些民间写本来说理，难道不觉得反常？民间写本之类倒是可以证明另一个结论：“识繁写简”才是历史通则。而且不仅是中国，至少使用拉丁字母和基里尔（俄文）字母的国家都是如此。国家官方文字长期稳定，读书报看文件主要是读正楷（繁体），自己手写，总是书写体（简体），而且是连笔带草。毕恭毕敬写字的总是在校园里。老师教，学生写，一笔一画，练习基本功，临摹书法，参加考试，这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说，繁体的笔划多一点，对学生认识和体验民族文化未必不是好事。过了高年级以后，学生的字也逐渐连草起来。进入社会以后，只有职业刻字的人、专业制作展览和标语的人，才毕恭毕敬地写正楷字。人们写报告，填报表，都不再按笔划书写，而是不同程度地简化起来。虽然“是”字没有简化，我们写一个日字，下面横它两三个弯，“明”字也没有简化，我们写一个日字，右边写它两三个弯。就是它俩的简化字。民间的速记系统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官方的文献、钦定的铭文，科举的规范都是严格的正楷，基本上都不简化。文人的书信、诗稿，出土的古代民间墓藏器皿或墓碑简化字，都说明一个问题：“识繁写简”历来如此。欧美国家的学校也教手写体，但决不废止正楷。中国大陆的错误是硬把这些民间非官方的简化字立为官方文字，废止正统的楷体字。简化字成为学校文字，青少年后代的基本文化训练跟古老的文化无端地失去了直接联系。
拉丁文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功底。中国古文相当于东方的拉丁文。中国的一些知识家庭我行我素，正在培养自己的孩子学习古文，学习繁体字。
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学里语文课都有一定份量的文言文。可是这些课文都用简化字排印，左起横排，不伦不类。既然要学古文，就要提供正确的古文。用繁体字，右起竖排。毕竟历年和历年，里巷和里巷，后宫和后宫意思不一样，将门之后多指男性，后妃则专指女性。（网络中繁简同时列举有困难，读者可以联想达意）。
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能不能在社会上提倡一种识繁写简的风气，成为下个世纪中国知识界的风雅时尚呢？
◇ 汉字能够恢复繁体系统吗？
简化错了。能否恢复繁体旧制呢？很遗憾，几乎不可能。当今出身中国大陆的青少年，非经特别训练，一般很难阅读繁体字书刊。能正确分辨简繁，并正确书写繁体的青年更是凤毛麟角。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每个县要寻找一、两位五十岁以下、能规范地书写繁体的知识分子充任培训教师已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阅读繁体字还比较容易，正确书写繁体字，成年人很难重新学会。全国文盲这么多（一九九二年百分之十五，即一亿八千万），如果要恢复旧制，全国大部份中小学校教师岂不又成了半文盲？国家靠谁去普及文化教育？能用简体字扫除文盲就是国家民族的幸事了。象英国这样的蕞尔小邦，改“英制”度量衡为公制，所用的投资已近乎天文数字。中国地大人多，又是更改全部文字系统（而非只改度量衡局部），试想，所有图书馆、印刷出版系统、国家档案、人民身份证件、教科书、辞典、货币……都要改旧换新，耗费更非今日之国力所堪承担。而时间越久，恢复旧制就越显得渺茫。对此，汉字文化派提出“识繁写简”的意见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补救。
另外，希望香港的中文教育还能保持繁体字体系。所幸《香港基本法》并没有规定必须按中国大陆制度改变教学体系，甚至连教学语言也未作具体规定，（其实应该规定包括普通话）。台湾则更没有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在简化汉字的道路上亦步亦趋，《汉语拼音方案》比较成熟，而且已经跨出国门，获得国际承认。台湾官方全部使用拉丁字母的“注音符号第二式”其实跟汉语拼音方案已经非常接近，即使暂时不能统一，也应考虑仿效德、瑞、奥那样，把拼音规则统一起来。港台的汉字则不宜再极左地强行改为简体。不如一国两“字”，维持现状。
汉字统一，或许可以讨论一个折衷方案：港台的官方文献和一切印刷读物继续维持繁体，同时在中学教育阶段适当引入简体字，作为书写体。这可以说是一种对欧美国家的书写规范的借鉴。德国小学（四年级毕业）教学正字法，用正体（印刷体），到了中学阶段（五年级起），教学唯一一种手写体，这种手写体，也是法定的标准写法，日后成人的书写变体都将以此为基础。
如果能够达成这一妥协，则可以把港台民间传承的俗字规范化起来，在书写上跟中国大陆文字统一，统一在识繁写简的基础之上。中文的书写简体，不宜过早地引入教学，可以考虑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阶段，大概教学一两个月就可以了，学生自己会逐步自如使用。而且两岸通过协商还可以进一步为简化方案中没有简化、或简化得不甚合理的部份，商定更加合理的简化书写形式。如果将来某一天，统一后中国的知识界想要恢复规范化的正体字，国力也可能承担相应支出的话，从台湾省征召青年知识分子志愿者（大约五千人），深入大陆各地城乡，帮助培训师资，重新普及“识繁”，规范“写简”。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现在很难预料。
（全文完）
□ 寄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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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园信步】
灯谜五则
１、离位迁居到荒郊 （猜字一）
２、门前杨柳绿成荫 （猜戏剧名词二）
３、一见钟情 （猜集邮名词三）
４、摆脱困境见生机 （猜字一）
５、一楼幼儿园，二楼退休办（猜常用语一）
（谜底请见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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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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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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