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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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二六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己卯年四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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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cm990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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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一周要闻】 ５．２１～５．２７ ＣＮＤ
⒉【遥望神州】 血祸惊天 赵安平、靳丽萍
⒊【文化论坛】 无名的记忆 艾晓明
沙漠寻绿洲之二——香港的学术环境 欧阳明
书包的变迁 刘景源
⒋【诗 苑】 八九诗抄（二首）
中国的再发现 白 桦
我情愿——一位绝食者的心曲 小 川
⒌【往事追忆】 域外怀旧录之六：李家小院（上） 维 一
⒍【信息交流】 外籍华人如何转让在华房产
⒎【后事之师】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
反动言论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下） 钱理群
⒏【随感杂谈】 尊重、理解与敌意 罗杰·戈罗斯
吴放、齐森译
关于朝鲜战争 彭
⒐【谜园信步】 上期谜底 游子吟谜社
⒑【增刊目录】 一八一期“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十周年专集（九）
一八二期“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十周年专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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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 五月二十一日报道，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召开全体会议，任命何厚铧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将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就职。二十三日，何厚铧赴京接受任命，称回澳门后，将立即着手组建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
★ 五月二十一日《华声报》报道，台湾决定放宽大陆亲属抵台定居有关规定。台湾“行政院会”二十日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未来大陆地区人民的直系血亲尊亲属（父母、祖父母等）、直系血亲的配偶可随台居民本人申请抵台定居。此外，大陆地区人民在台设籍满两年，且在其他地区居住满十年，允许在大学及学术机构任职。
★ 五月二十一日报道，中国卫生部近日向各政府部门发布文件，要求采取措施严格保护爱滋病患者的隐私，反对社会歧视，保证病人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目前全国已报告发现的爱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有一万二千人，但专家估计病毒感染者的实际数字已超过四十万。
★ 五月二十一日《中国日报》报道，山西青年画家赵开雷挑灯十载，创作巨幅画卷《中国帝王图》，画中人物达二万之众。该画长三百米，高一点九米，浓缩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涵盖百余位代表性皇帝。
★ 五月二十一日报道，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中国航空器材进口总公司今天与美国ＡＲＩＮＣ公司签定合同，购总价值逾五百万美元的选高频地空数据通信网工程系统。这项合同意味着中国民航将建成世界第三大地空数据通信网。根据合同，该系统将于二○○○年六月前安装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
★ 五月二十一日法新社报道，上海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签署了关于购买该公司地铁车厢的协议，金额达十三亿法郎。这些车厢将用于上海正在建造的三条地铁线。中方领导人还保证，北约对新南联盟的轰炸并不影响中国与北约成员国进行贸易往来。
★ 五月二十二日《侨报》报道，北京日前正式出台《北京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实施办法》，首次对留学人员身份进行认定。依照该文件，凡获得国外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及已在国外开办公司的留学人员，经市科干局认定身份并经市外经贸委批准，可按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
★ 五月二十三日报道，十九日广州公安局正式逮捕“六四”学运领袖之一杨涛，原因是其拟参加“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现年二十九岁的杨涛为王丹发起的“全球华人签名要求平反‘六四’活动”的国内负责人。
★ 五月二十三日报道，据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ＡＢＣ）周五转述政府官员的报道，美国军方已经确定“误炸”中国驻南使馆的原因为，派驻贝尔格莱德的情报人员将原定的轰炸目标地点搞错，从而推翻了早前宣布的旧地图之说。
★ 五月二十三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大洋一号”、“科学一号”和“海监４９号”于１９日至２２日进入日本的奄美大岛和冲绳附近海域进行海洋环境调查。
★ 五月二十四日报道，西安市五百名基督徒自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始，为抵制市政府强制拆迁礼拜堂而与三十名公安对峙，行动中无人受伤及被捕。该礼拜堂建于１９１６年，是西安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堂。
★ 五月二十四日报道，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消息，八九年五月在北京学运中涂污天安门城楼上毛像的三名湖南青年，除一人下落不明外，另两名仍被关在监狱。被判刑二十年的湖南《浏阳日报》编辑喻东岳，由于在狱中纪念“六四”，在七年前被毒打成疯，仍得不到保外就医。
★ 五月二十四日报道，被美国拉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解雇的李文和在一份长篇声明中否认曾经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根据政府的零星线索，一些政府执法官员表示他们并不相信李文和有罪。
★ 五月二十四日报道，一项对黄河源头环境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近年来，黄河源头生态环境恶化。黄河在青海境内平均年出境流量占总流量的近５０％，但８０年代以来已减少２３％，这是近年来黄河下游“水荒”和“断流”时间越来越长的重要原因。
★ 五月二十四日报道，香港特区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指出，港府短期内不会考虑修改目前每日１５０个来港单程证名额的制度。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后，合资格来港的２０万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也会被纳入该１５０个名额内。而审批次序也会以现时家庭团聚及年幼子女为优先。香港的规划仍以每年增加５４０００名内地新移民人士为目标进行。
★ 五月二十四日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金容）基在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峡库区２５度以上坡地要停止开垦，已经开垦的要逐步退耕还林，并需要鼓励更多的移民外迁安置，大力支持农村移民投亲靠友分散外迁。
★ 五月二十五日报道，美国微软公司状告北京亚都科技集团使用其翻版软件，并索偿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后天开庭审理此案。
★ 五月二十三日报道，一艘中国渔船于在南沙群岛北部的黄岩礁（菲律宾称之为斯卡伯勒礁）附近与一艘菲律宾海军巡逻艇相撞后沉船。意外发生后，菲当局立即拯救了落水的三名船员。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巴里坎说：“我们对事件深表遗憾。”但他坚称黄岩礁自古以来是菲律宾领土，意外发生时，那些中国渔民正在菲律宾领海捕鱼。二十五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说中方对菲军方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菲律宾予以赔偿。
★ 五月二十五日报道，美国国会公布了“考克斯报告”，报告称中国已窃取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设计机密；中国渗透美国的国家核武实验室至少已持续了数十年，至今尚未罢手；中国所窃取的情报包括有关美国七枚热核弹头的机密情报，其中涵盖目前美国弹道飞弹所配备的热核弹头；中国所窃取的情报亦包括有关中子弹的机密设计情报，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迄未部署此种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对此表示，“这种耸人听闻的指控极其荒谬，是毫无根据和别有用心的。”他还说，“考克斯报告”的出笼是为了转移人们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的视线，充分暴露了反华议员的险恶用心和政治图谋。
★ 五月二十五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国政府为十年前的“六四”事件设立调查委员会，查明事件真相并释放政治犯。
★ 五月二十五日报道，湖北全省普降大暴雨，武汉市的大暴雨持续２６个小时，３镇部分地区渍水严重。５月１６日下午，敦煌遭受到强沙尘暴的袭击。这是继１９９４年５月发生特大沙尘暴以来敦煌所遭遇的第二场强沙尘暴。这次强沙尘暴伴随着持续大风，其风速达每秒２２米，能见度为２００米。
〖新闻主要来源：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戴捷，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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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血祸惊天
——山西十六岁少年被感染艾滋病毒始末
·赵安平、靳丽萍·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８日，山西临汾市第二医院接到一个小病人——家住临汾市郊的１６岁男孩宋鹏飞。男孩左大腿内侧有两个小口子，是两个星期前在家玩耍时，不小心被剪刀扎伤的，伤口红肿，往外渗黄水，因为一直没有愈合，宋鹏飞的父母于是把他送进二院，接受腿部伤口的探查手术。
这一天，恰好是他１６岁的生日。
● 生日当天感染艾滋病毒
２月１８日早晨，临汾市二院的外科副主任王赵虎、主治大夫韩张杰，对宋鹏飞的父亲宋希善说，“你孩子血色素只有６克，手术前应输点血。”宋父同意了，两位医生又建议说，“中心血站的血放的时间长了，要输就不如输点新鲜血。”
在王赵虎的指点下，临汾市的一个“血头”（私人组织买卖血液的人）李长胜，当天就领来一个青年人，“验血”之后，青年人给宋鹏飞输了３００ＣＣ血。
下午手术前，李长胜又按照大夫的吩咐，让卖血的青年人等在手术室外，以备不时之需。宋鹏飞的父亲从闲聊中得知，青年人叫齐国华，１８岁，是临汾极其贫困的大宁县无业游民，专以卖血为生。
２月１８日下午１８点，宋鹏飞上了手术台。因为注射了局部麻药，不一会儿他就昏昏欲睡。突然，宋鹏飞感到正在手术的伤口处“嘣”的一下，像硬弓断弦似的，左腿向外猛弹，头顶的无影灯，一下子喷溅上了一大滩血。他听到大夫惊慌地喊：快拿大号止血钳！
当血止住的时候，宋鹏飞已失血２０００多ＣＣ，等候在门外的齐国华，于是又给他输血１０５０ＣＣ。２月１８号这一天，齐国华一共输给宋鹏飞鲜血１３５０ＣＣ。（按照规定，一个人一天献血最多不能超过４００ＣＣ）。
宋家为１３５０ＣＣ血付了１３５０元钱，齐国华只得到６５０元，其余被血头、医生、及其他相关人员分得。
● 为独生子悲痛欲绝
手术三天后，医生王赵虎摸宋鹏飞左脚面的脉，发现血管是瘪的。他又对宋希善说，“我们这里是小医院，恐怕给你的儿子治不好，留下后遗症，你还是赶紧转院吧。”当天下午，宋家夫妇就用担架抬着他们的独生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第二天，宋鹏飞住进了著名的３０４医院。在３０４医院观察、化验了三天，院方突然通知——转院，说宋鹏飞患有肝炎。
送他们转院的车径直开往北京地坛医院，从山西来的这一对夫妻并不知道，地坛医院是中国专门诊断艾滋病的权威中心。
化验结果表明：宋鹏飞感染了艾滋病毒，并呈急性症状，腿部已出现肿块。
宋希善和妻子张惠，当时就在北京的大街上放声痛哭，一直到晚上，两个人坐在马路边咬自己的手指头，把胳膊、腿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医院的大夫们给悲痛欲绝的老宋夫妇提醒说：别傻哭了，看样子这孩子是被输血感染上的，赶紧找律师，为儿子讨回公道吧。
此后，宋家夫妇在两位律师的帮助下，上书全国人大、卫生部、公安部，要求追查卖血人齐国华。
北京令下后，临汾当地公安部门很快在市看守所找到了因偷盗被抓进去的齐国华。经过化验证实：齐国华血液中有艾滋病毒，而老宋夫妇的血液正常。宋鹏飞因输血被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被确认了。
● 艾滋病之外的苦难
真相大白后，事故责任人分别被逮捕或行政记过、罚款，而宋家的痛苦，却不过只开了个头。
宋家住在临汾市市郊尧庙乡的一个村子里。今年４月，因经济困难在北京住不起院，全家人又回到村里。起初邻居们只知道宋希善的独生子病了，还来问长问短。但不久村民们看到：一拨接一拨“全副武装”的人进出宋家，那些人都带着口罩、手套，穿白大褂，神色严肃，一出宋家门，就立刻把一次性口罩、手套等销毁。
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笼罩了这个一向安静的小村子，好事者各方打问，终于得知：宋鹏飞感染上了艾滋病毒！这个三十来户的富庶的小村庄顿时炸了锅。人们对艾滋病产生的精神恐惧，压倒了对宋家不幸的同情，进而迁怒于宋家。
几十个村民集体到市政府、市卫生局上访，要求隔离宋鹏飞一家。情绪激动的村民质问卫生局长：夏天就要到了，如果蚊子叮了宋鹏飞再去叮别人，把艾滋病传播开，谁负这个责任？
医务人员告诉村民，艾滋病只有血液、性行为和母婴垂直三种传播渠道，昆虫是不会传播的，但固执的村民坚信自己的想法有道理。有人当面责问张惠：不让你儿子死到外边，回来还要祸害全村，还有人性吗？
晚上，宋家遭遇了当地最恶毒的一种诅咒行为：有人往他们家院内扔死蛤蟆、粪土、石头、碎瓦片。据说，这是当地农村用为驱赶那些做了乱伦等伤天害理之事的人的办法。村里还到处风传：公安局已做好一切准备，要把宋家三口人送到沙漠里隔离起来。
刚刚遭遇艾滋病毒的宋鹏飞，还需要承受这些痛苦：
不少亲戚宣布与他们家断绝往来；
他感染前就读的临汾地区计算机学校拒绝他返校读书，尽管他有地坛医院开具的可以上学的证明，否则将引发全校罢课；
他从前的好友被家长禁止去看望他；
他最心爱的小狗被迫送了人；
他和他的父母在他病愈之前，无法返回家乡，面对邻里；
将来，他也许不能工作、不能结婚、不能生育……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不小心用一把小剪子划破腿后的短短几个月。
● 索赔迟迟未果
去年７月份，临汾市二院在北京郊区给宋家租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并预交了半年房租。事发后，经律师等多方努力，临汾市二院陆续支付了宋家２０多万元。宋鹏飞得以在地坛医院接受先进的“鸡尾酒疗法”。
北京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许克沂大夫告诉记者，“鸡尾酒疗法”效果显著，但不能间断服药，不然，隐藏在淋巴细胞中的病毒就会大面积反弹。国外资料显示：持续服用此药，生命可延续１０年以上，但价格昂贵。
宋鹏飞每年的费用是１５．２万元，目前国内只有６人接受这种疗法。今年３月７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斡旋下，临汾市二院派来代表来京与宋家接触，商谈赔偿之事。此前，宋希善曾与律师四下临汾，索赔未果。宋家要求索赔５００万元，院方却说，全院的固定资产才４００万，５００万元赔不起。
在北京，经过７天的谈判，临汾市二院答应：再支付宋家半年的生活费和房租，并尽快筹措资金，支付下个年度的医药费。至于一次性了断此事，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据了解，宋家现在已将索赔额降为３００万元。
赔偿金额并不是双方辩争的唯一焦点。
去年１０月３１日，临汾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给宋家寄来了鉴定结果：
“临床分析宋鹏飞手术后出现ＨＩＶ阳性，可能由输入齐国华血液引起”，“宋鹏飞医疗纠纷属三级医疗责任事故”。
１９８７年国务院颁发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医疗事故分三个级别，致人死亡为一级，致人严重残废或严重功能障碍为二级，直接造成病人残废或功能障碍为三级。
３月８日，本刊记者采访了来京谈判的临汾市二院代理律师周斌。周律师个人认为，此事故定为三级是有根据的。
“因为宋鹏飞目前只是艾滋病携带者，还没发病。按规定、不发病就不能算病人，他可以正常工作、生活。本来，他连三级也评不上，但是，根据事故造成的潜在危害，定二级也不过份。正是把这两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最后定为三级。”
周律师还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颁布已１２年了，那时还没有关于艾滋病的详细规定，现在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很难操作。周斌是山西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法律顾问。
● 〔后记〕
宋鹏飞的父亲宋希善，原来是临汾纺织厂的工人，工厂不景气，宋希善在６年前办了内退手续。母亲张惠是农民。１０年前，宋希善夫妇靠给人粉刷墙壁，攒钱盖了四间现浇顶的平房，夫妇二人一生积攒的十多万元钱，已全部花光。
宋希善现在还发疯般地给各部门写信，先是复印的，后来掏不起钱了，就整夜整夜地用手写，每封信的最后一句话的大意都是：我们全家要用生命的最后力量，换取正义。
在“鸡尾酒疗法”的治疗下，宋鹏飞血液中的病毒现在已经检验不出来了，但１９９８年度的药到今年５月５日就用完了。采访他时，是４月初，此时，院方承诺的药费还无着落，房主已开始催收房租。
□ 原载《华声月报》１９９９年５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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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坛】
无名的记忆
·艾晓明·
一个犹太家庭的小男孩，从大爆炸中逃出，他只有七岁，他想摸摸躺在地上的父母，但是他不敢，怕踩上他们的鲜血。他在夜间奔跑，在白天掘坑而眠。他被黑泥包裹，就像刚出土的文物。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希腊的地质学家，这个人叫阿索斯，阿索斯把雅各带到了他的希腊故乡。他说：我要做你的收养人，你的教父，你和你儿子们的主婚人。
有关二战中犹太人的遭遇，已经有过许多故事。这个故事是加拿大女作家安妮·麦珂尔斯（Ａｎｎ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的Ｆｕｇｉｔｉｖｅ Ｐｉｅｃｅｓ，１９９６年在加拿大出版，１９９７年三度在美国和英国获得文学奖，中文译名为《漂泊手记》，１９９８年７月由译林出版社收入“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出版。
小说由获救的孩子雅各来讲述，他在那座希腊小岛，在饥肠辘辘的煎熬和科学家的幻想故事中隐居了四年。战后他们移居加拿大，他成为一个翻译家和诗人。读着这本书，我一直在想，这不是真的，一个七岁的孩子不会有如此的记忆力。这个记忆是如此的细腻，他觉得他的姐姐就在他的身体里：“我每次进门时都要停留片刻，阿索斯不明白我是为了让贝拉先进去，我决不能把她撂下。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会停下来轻轻念声咒语：你一口，我一口，再给贝拉来一口。‘雅各，你吃得真慢，还有点贵族派头呢。’”
我的回忆插入了阅读，１９６７年８月，我是一个十四岁的女中学生，比雅各大一倍。我从外省浪游到广州，在那条叫做北京的路上走。在路中心的一棵大榕树上，赫然见到一个穿着衣服的人悬挂下来。他的肩膀上长满了树叶，他的双手和腿脚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垂直。没有人在树下停留，周围安安静静。我不愿意显得大惊小怪，就像周围的人一样，继续走我的路。不远，我又看见，一个人躺在马路上。他的衣服被扯开了，这次我已经没有了怕，所以仔细看过去，他的肚皮部位有白色的气泡，而在那些气泡上，有一些小土块。肯定是那些气泡引起了投掷者的兴趣，他们要看土块砸过去气泡如何飞溅。
时隔三十多年，印象中的茫然依然有令我不解之处。我不能说，是周围人的麻木影响了我。在１９６７年之夏，自杀、文攻武卫，对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算不上恐怖场面。经过一年多的教育，死亡的消息，哪怕是机枪和大炮的阵仗，也只是晚饭后的闲谈。今天想来，我说我恐怖，那是不真实的。那一瞬间，我只有一点点惊惶而已。如此比较，犹太人濒临灭绝的态度，和中国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实在有天壤之别。他们徒手抵抗死亡，《漂泊手记》里记载了好多细节，其中有一个是这样，一个妇女在壁橱里站了一年半，一直站到血从静脉里迸发……
而这本小说主要还不是写受迫害，而是写一个孩子，一个诗人，他精神生命里的寻找。寻找记忆，他对被淹没的城市、逝者、爱的追忆。小说是作者的处女作，显然，她不是那些事件的目击者，她甚至不是犹太人。这是对人类共有的历史悲剧的探询，是重建的记忆。我感动的是，作者关注于那些无名的、散佚的记忆线索。正如她在题词《谨献给Ｊｅｗ》中所说：
“第二次大战期间，有无数的手稿——日记、回忆录、证人的叙述等等——被遗失了，或被毁掉了。其中有一些是人们故意藏起来的——埋在后花园里，夹在墙缝里或是藏到地板下面——但藏东西的人们却没有能活下来使被藏的东西重见天日。
“还有些故事被深藏在记忆里，既没有落在纸上也没有人用言语表达出来；另一些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被人们发现。”
未被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失去一切时只有七岁的孩子，在他战后继续经历的爱、成长和丧痛中想象了一切。小说用逐步显现的回忆的片段，用梦境和诗篇般的语言，表达了那些逝者的单纯和美。雅各不断地追述过去，他相信：历史是一口被投了毒的井，井水渗入地下水中。我们要重复的不是未知而是已知的过去。记忆和历史共享时间和空间，因此，每一个瞬间都是两个瞬间。在小说的第一部结束时，雅各对爱妻腹中的孩子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愿你们永远不会对爱无动于衷。在小说的第二部，一个战后出生的犹太人的后代，受到雅各诗篇的感染，他开始了解他劫后幸存的父母为什么有那么多怪癖，他发现了父母们从不提及的照片上的孩子。他一直找到诗人的故居，找到雅各的笔记本，还有那压在床单下的字条，上面写着：
要是女孩：贝拉
要是男孩：贝勒
爱是对历史的回答，亡灵一直在诉说，他们是这样才和后代相认。在小说里，爱是对一切逝者、对美的终极悲悼。小说的风格是清晰和强劲的，清晰见之于作者那种从悲惨事件中提纯爱的意念，这意念化作小说里许多音乐般的片段，它只有这个纯净的主题，如同黑暗中的磷火。一个妇女，把一个小女孩捡回家，她们相依为命。女人感到，孩子使她的腹部温暖了。她想：“我们负担的任何痛苦，任何人负担的痛苦，正是一个熟睡的孩子的体重。”孩子紧贴着女人，她们的体温相通。使作者停下来感叹的画面就是这样一个个瞬间，故事停下，想象中的感觉，月光般升起。小说里有好多描述涉及生物、地质、考古学的知识，它们延展对城市和亲人的追思，其漫笔形式和意象的丰富让我想起前苏联作家格林的作品。格林曾多次被捕流放，历经艰辛难堪，使人们惊叹的是，他依然保持着强大而纯洁的想象力，他的小说《红帆》呈现了对人类的信心和羞涩的微笑。《漂泊手记》的作者没有犹太人的经历，但在她所置身于其中的幻想的时空里，重现了逝者生命中不能发声的爱与痛。
而这追述里有强劲的力量，我觉得它来自对历史的提问。小说里记述了一个波兰人的话，他说：“我一生中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如何能恨自己经历的一切而不恨你自己？”其中还有一个寓言是这样，一位衣衫褴褛的人在火车上受到侮辱，后来人们发现他是著名的拉比，纷纷前来道歉。他们一次次道歉，拉比就是不开口。人们终于愤怒了，他们说：今天是敬畏日，所有的人都要原谅别人，圣人您怎么今天还不原谅。拉比终于说了，他说：你们应该向火车上的那个人请求原谅。人们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绝不原谅。作者说，拉比的意思是绝对的，那就是：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抹去不道德的行为。原谅不行，忏悔也不行。“即使一个行为可以得到原谅，却没有人能代表死去的人负起原谅的责任。暴力行为从来就没有给受害者以补偿。当可以原谅的人不能再开口说话，剩下的就只有沉默。”
九十年代的一个冬夜，我在北京一位老作家家中坐到午夜。我询问老人的妻子文革中被打死的情形；老人说：我被叫到她们中学，专案组的人说：她不老实，我们动了她一下。我问：后来呢？老人说：她在里面，躺在地上。我问：后来呢？老人说：后来车来了，把她拖走了。我还是问：后来呢？老人说：后来，没有后来了。后来平反了。我问：骨灰呢？老人说：没有骨灰，那时谁敢要骨灰。
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看见有人把这样的故事写出来。那个人，他没有随车到火葬场，送自己的妻子最后一程，他更没有要取骨灰的意思。可是当时没有党卫军，没有弹上膛、枪抵着胸口。我无权谴责男人的软弱，我只是在想，是怎样一种错乱的时代，造就出如此的隐忍。这个家庭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下乡后染上绝症，在自己家的床上勒死了自己。我不能想象，失去母亲的家庭在那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谁给女儿的行囊里放进卫生纸和香脂，谁在厨房里煮饭洗衣服。我更不敢像这本小说的作者那样发问：那个在深夜花园里为他轻轻解开自己胸衣露出一双乳房的女人是谁？他是否还记得海伦的双手是捧着他的手还是在抚摩他的头发……
名门之后的文革记忆陆续出来一些，然而无名者的记忆一直在散佚，被弃置。甚至不断有人说老写文革干什么。犹太人对二战的感受没有随着那一代亲历者的生命而消失，由于那么多人的真实记录，铸造了无法更改的记忆，从这记忆里，繁衍了文学的主题，产生了美。如果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能留下感受真实的记录，我不敢奢望，下个世纪的文学会有丰盈之美。我们不仅不配被后代怀念，而且还应该说：请把我们遗忘吧，你们无能的、苟活的父母。我们的亡魂和他们的生命将被永恒的孤独所隔绝……
□ 寄自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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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寻绿洲之二——香港的学术环境
·欧阳明·
香港原来只有一所香港大学，位于港岛西端。这是一所百年老校，至今仍是香港最高学府。六十年代，中文大学始建于新界沙田。这两所学校专业齐全，文理工农医法都有。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施行精英教育，只有少数中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才能够有幸进入这两所学校。其余只能要么就业，要么到海外留学。至今仍可看到香港的医生，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大都是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他们都操带英国腔的香港英语，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比较整齐规范。香港的工资等级差别极大，这种差别是保证精英教育的根本办法。例如这里一般工作的月薪不过数千圆（港币），有学士学位者则起薪一万圆以上，有硕士学位则在学士工资的基础上加倍，而博士则将硕士工资再加倍。因而同大陆，台湾，或海外的情况相比，香港是唯一的知识有价，并且学而优则能吃饱饭的地方。
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政府开始推行普及高等教育政策。在香港政府投资支持下，成立了一批新的大学，计有：位于九龙塘的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位于红勘的香港理工大学，位于清水湾的香港科技大学。此外还有岭南学院，树仁学院，和香港公开大学。这些大学的开办使得大学入学率大大提高，目前约有一半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在本港升入大学。目前香港的高等教育正处于由精英制到普及制的过渡时期，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仍低于台湾，更不及西方国家，因而高等教育的市场仍未饱和。
近年来，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很大。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各大学都雄心勃勃地向世界名校水平看齐。首先，各校的教师招聘都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例如我系的十七位教师分别持七国不同护照。近年来不少大陆留学生在西方大学取得教职后，都被这里聘用。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里流行一个笑话，如果一个系没有一位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Ｒａｏ，则该系学术水平高不了。或许是受此影响，香港各校的很多系也都有印度裔教授。
除了从世界各地正式招聘教授，各校各系还以优惠的条件邀请各个学科的带头人来港短期交流。这些交流不仅使学校扩大国际影响，使本地研究生开阔眼界，更使得本校教师受益无穷。聆听各领域的大师讲座，既使是在海外的普通大学里，也是难得的盛事。在这一年之中我听过不少精彩讲座。其中收获最大的有：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Ｇ．Ｃｈｏｗ）教授的“广义拉哥朗日原理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邹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讲广义拉哥朗日原理，可以抛开技术细节而三言两语把该方法的实质解释清楚，听他讲课，让听众有拨云见日，更上一层楼之感。另外还听过哈佛大学Ｒ．Ｂｏｔｔ教授的拓扑学讲座“数学和物理学中的形状”。Ｂｏｔｔ教授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听他的讲座，唤起我童年时代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十万个为什么》时的美好回忆。那是一种对科学的纯真的爱好和向往，而今天做学术研究则带有明确的功利性，大家都是为了“结果”而做研究，完全不能象达芬奇和牛顿时代那样去享受研究“过程”之中的乐趣。作为科学巨匠，Ｂｏｔｔ教授已到了超凡入圣的地位和境界，他不仅可以象爱因斯坦那样不受衣冠之累（在以衣帽取人的香港，他仍然是穿一条低档化纤裤子，一件不合身的旧上衣），而且可以把做研究当做个人的消遣，令人敬仰心仪。
提升学校声誉的最根本办法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而学术研究水平的主要标志是论文发表量。所以香港各校都尽力鞭策督促教师按美国名校的标准发表论文。各系都有一个“正式认可”的Ｌｉｓｔ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只有在这些ｌｉｓｔｅｄ刊物上发表才算数。这个ｌｉｓｔ一般包括两三个“一级刊物”（ｆｉｒｓｔ－ｔｉ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和十来个“二级刊物”（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一级刊物通常是“美国ＸＸ学学会会刊”或其它美国的顶级学报。二级刊物也大都是美国的学报和一些欧洲学报。论文发表量是审核教师的最主要标准，教师的聘退升降几乎百分之百取决于有无发表。由于这一标准简单，所以易考核，执行也较方便。在这种环境下，教师目的明确，人人勤奋，办公室实验室每周七天都是昼夜灯火通明。
香港的气候炎热潮湿，每年只有三个月左右可以进行户外活动，其余时间只能呆在有冷气的室内。学校经常举办的各种半学术性质的文化交流活动就显得更加重要。我看过的有南京大学民乐团的演出，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朱钧珍教授讲中式园林的建筑特色，上海音乐学院何占豪教授讲他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泊与祝英台》的过程，等等。这些活动给鸡笼式的香港生活增添不少色彩。
近年来，在海外获得教职的大陆学人来港任教者逐渐增多。除了经济动机之外（这里工资较高，且税低），或许还有其它原因。比如说在海外，师生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学生是教授的衣食父母），而在香港，则仍能感受到传统的中国式“传道，授业，解惑”师生关系，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与学生分享精神交流的乐趣。例如我系有一个《阅读推荐》专栏，邀请教授向学生推荐一些有益的读物，这些读物不一定要与本专业有直接关系，而且可以是中文读物（学校的正式教学用英语）。这学期我推荐的是一篇古文，我是这样推荐的：
“阅读推荐
“李陵和雷恩
“欧阳明
“李陵是中国汉朝的大将军，其文韬武略远远胜过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德国将军隆美尔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雷恩是二战时期无足轻重的美国一小兵，关于他的故事，同学们一定看过电影《雷霆救兵》（Ｓａｖ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ｙａｎ，又译作《拯救大兵雷恩》）。可是你知道李陵的故事吗？李陵精忠报国却被国家所不容，其遭遇比宋朝的岳武穆更令人心酸。他的名篇是一封信《答苏武书》。传统的中国文人认为，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不哭为之不忠，读李密的《陈情表》不哭为之不孝。但我却每读《答苏武书》，则必涕泪交流。李陵和雷恩的遭遇悬殊，反映了中西文化传统在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截然不同。了解这种不同，或许有助于我们分析了解中国和西方在消费者行为和管理组织行为方面的不同之处。因而商学院的同学们在看过《雷霆救兵》之后，不妨读读李陵的《答苏武书》。李陵的《答苏武书》是一篇只有数百字的短文。同学们可以在《古文评注集》，中学语文课本，或者其它许多书中找到。”
□ 寄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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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包的变迁
·刘景源·
八十年代初我刚进入大学的那会儿，“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最初几届大学生还在学校。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上课之前，他们每人背了一个塞得鼓鼓的大帆布书包，匆匆往教室赶。书包的颜色本来是军装绿，几年用下来都已成白色，背带也被磨得露出了线丝。他们就用一块破布用密密麻麻的针脚缝到背带上继续用。
七十年代末招收的大学生年龄比我们大，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所以个个埋头苦干。在我们刚刚入学还没见过世面的新生眼里，自然成了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用老师号召，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先买了一个这样的书包背在身上，一下子感觉到入了流，变成了真的大学生。也就学着老大哥老大姐，每天围着宿舍教室食堂这三点转圈圈。
在我的眼里，那种书包很时髦，于是我还背了它在校门口照了一张像，样子做严肃状，寄给亲朋好友炫耀。当时的感觉大概就象现在的人腰里别了一个手机一样。
书包的样子简直就是照着军用背包做的，不过体积大了一号，就象三十二开的书变成了十六开的，里面可以装上一天的书和笔记本，就是星期天上街购物还可以作为背包用，非常实惠。但我不象老大哥那么勤快，不到颜色变深，是绝对不会洗的。就是背带烂了，也没有那个针线活儿，也就不会补了再用。所以等不到书包变白，就一弃了之了。
后来榜样的力量开始减弱，我们后面入校的学生也比我们更会生活，不但不向我们学习还笑我们傻。他们自然也就不用这种帆布书包了，而选用各种颜色各种材料的时髦包来做书包。里面装的书的品种也不再是教材参考书，而是增加了金庸和琼瑶。女同学的书包内还增加了镜子梳子口红零食之类的东西与书为伴；男同学的书包内则添了随身听之类的新玩艺儿与书为伍。
再后来我不再是学生，而成为人师，一不小心就到了九十年代。社会进步了，学生的书包也越来越精致，帆布书包也消声匿迹，这自然在情理当中。九十年代号称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可学生书包内的书却越来越少。有些学生干脆就不用书包。有次上课，见几个油头粉面的男生晃进教室，两手空空，本人甚是纳闷儿，怀疑他们是进戏院走错了地方。待他们找到座位坐定，将皮夹克的拉链一开，从怀里掏出书和笔记，竟象００７掏枪那样洒脱。
□ ９９年５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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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苑】
八九诗抄（二首）
中国的再发现
·白 桦·
五月，世界在震惊之中把目光转向东方。
一张张纯洁、朴实的孩子的脸。
他们饥渴的没有力气站起来，
倦卧在七十年前爷爷们奔走呼号的广场上。
偶尔，暴风雨下的花朵挣扎着抬起头，
浮肿的嘴无声地说：
你认识我们吗？我们就是中国。
你们就是中国？那个非常古老的中国？
今天竟然如此年轻、美丽动人，
贫弱中透露出不可撼动的坚强。
顷刻间，全世界的卧榻都变成了水泥地，
全世界的餐桌都一贫如洗。
全世界的孩子都学会了一句简短的中国话：
妈妈，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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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情愿
——一位绝食者的心曲
·小 川·
我情愿是一杯清水，
泼洒在干涸焦热的大地，
我情愿是一束腊梅，
任车轮将它碾作尘泥，
我情愿是一只杜鹃，
永不疲倦地带血长啼，
我情愿是一只飞蛾，
任烈焰将它燃为灰炬，
我情愿是一块岩石，
轰轰地倒下在山谷里，
我情愿是一株大树，
任闪电和狂风将它击穿、拔起
祖国啊母亲
只要您一声呼唤，
我情愿一百次的死去！
八九、五、十五 国防大学
□ 蓝剑摘自《虽然那夜无星》
黎海华、李淑洁辑，香港突破出版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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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域外怀旧录》之六：李家小院（上）
·维 一·
李家是我们家的房东。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住他们家的房，一直住到文化革命，红卫兵大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此之后，我们家仍然住他们家的房，但房子充了公，房租交给国家的房管局，按照国家标准，房租减了几块钱。结果弄得我们家挺不好意思，仿佛是我们家趁文化大革命占了李家的便宜。当然李家知道文化革命不是我们家发动的，但是我想，他们家人心里肯定不好过，尤其是那十几二十块房钱对李家来讲，是挺要紧的。
母亲告诉我，说我是在上海生的，当时国共两党正打得不可开交。等我们家搬到北平，北平早就又改回来叫北京了。我们先住在和平门外的旧帘子胡同，后来嫌地方小，没住两年就设法找房。这处房子是母亲在上海认识的陈老先生居中介绍的。陈老先生在我们之前就从上海调到了北京，他认识房东李家，听说李家要找房客，就介绍了我们家。于是我们就搬到石驸马桥附近的头发胡同。这时候我大概两岁多，所以要不是母亲告诉我，我会认为我就是出生在这个院子里。
院子不大，按老北京建房的规矩也不四致。大门不朝南，也不够气派，只有两个门楣，门前也没有影壁，可见李家祖上没出什么安邦定国的大人物。正房不是北房，而是南房。据说是当初起这个院子的时候，李家老太爷手上的钱还不富裕，北房的正房盖得不够气派。后来又有了几个钱，想盖几间好的，可北边的正房又舍不得拆，就在南边起了大瓦房作为正房。所以，后来懂房子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院子不怎么样，出不了什么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北京的院子如果大了，再没有收拾，就叫做大杂院。但我们的院子不大，到我们家搬进来的时候，收拾得还挺雅致。一进门的山墙后头是一棵大松树和几棵无花果树，院子靠东西墙各有一架葡萄藤，院子中央是一口磨盘大的瓦制鱼缸，里边的鱼没有中山公园唐花坞的好，但足够全院的人没事的时候瞧了。贴着鱼缸是五盆石榴树，一人多高，结了石榴并不吃，为的是观赏。靠西墙的高坡上是几棵香椿树，还有一丛丛的茉莉花。院子中央还摆着两条一般公园里才有的长坐椅，为的是歇凉用的。三伏天，大家就都躲在葡萄藤的荫凉下乘凉，听着知了和蝈蝈不停地叫。老北京人的社会乌托邦是先生、肥狗、胖丫头，我们院子里这几样一样都没有，但环境特别地道，只要添齐了这三样，立刻就是天堂。我的父母都是来自南方，可能就是被老北京人的这种悠闲所感染，我们家立刻就决定住进来，也想享受一下老北京人生活的温馨。
房东李家是旗人，原住在海淀蓝旗营。老太爷那一辈，不知怎么学会了照相。因为照得好，被宣进宫里给太后、光绪皇上照过相。大概因为是旗人，也不用读什么书，所以也就没个出身，自然当不成官，但家中兴许有两个闲钱，就在西城盖了房。到我们搬进来的时候，老太爷早死了，留下三门骨血：大爷、二爷、三爷。大爷也死了，大奶奶还在，住在东墙下的小屋。当初不知道怎么分的家，这处房产反正是属了二爷。二爷还有一处买卖在西单东南角把口，挨着长安大戏院，是间西药房，后来共产党来了，充了公，到我上小学的时候，那里变成了一家文具店，叫文华纸店。三爷也住在这个院子里，但不指着这处房产，大约是继承了父业，有间照相馆，叫大陆照相馆，在宣武门里头，后来归了西单路北，上海迁京的欧亚照相馆，叫欧亚照相馆分店，文革的时候改过名字，没人记得了，后来又改回来。我小时候还去那儿照过像。后来这个小照相馆也归了公，大家伙管那叫公私合营，每年到节下，总能看见两个原来照相馆的伙计到我们院子里来，大约他们已经是经理或者党支部书记了，可还是依着过去的老规矩，开口仍然叫三爷。母亲说，那是给三爷又送定息来了。
二奶奶没有生育，三爷就把他的二小子给了二爷做儿子。到了二爷的儿子长大了说亲，二奶奶就把娘家侄女给了过继的儿子。他们小两口生下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幼年的伙伴李国栋。国栋的妈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李国祥。老二、老三是女孩，叫李桂芝、李桂兰。老四是国栋，下面还有一个小的，叫李国梁。名字没有比这再普通的了。要不是来回这么搞运动，大家伙也赶着凑热闹，居然能想出“抗美”、“建设”、“文革”这样的名字应景，那么他们家孩子还得有更多同名的。
二爷、二奶奶都五十了，当然不工作。国栋他妈（我管她叫二妈）也不工作，一家大小九口人，全指着国栋他爸（我管他叫二大爷）一人上班挣钱。三爷家的三爷、三奶奶也不工作，三爷的儿媳妇也在家，只有三爷的大儿子，就是国栋的大爷一个人上班。全院只见我的父母跑进跑出地上班，显得最忙，还得雇个人看着我。有时候看着全院的人都挺清闲，也都没有个进项，母亲就说，给他们点儿钱，无论让哪一个照看着我，可他们都不怎么愿意，看过一回两回就烦了，母亲只好作罢，到外面去请人。二奶奶有一回还跟我说，你妈不在家看着你，到外边儿挣那俩钱儿不值。
李家上下看着我们这一家从南方来的蛮子，只道是南方人勤俭，爱上班。我们家看着李家上下一家人坐吃坐喝，也替他们着急。想着是死了的骆驼比马大，皇上都换了两朝，旗人还真能挺得住。
彼此看着奇怪，一块儿相处却并不吃力。旗人好的是面子，礼数到了别的都好说。李家知道父亲是个读书人，替政府作事儿，但从来不细打听。知道我们家北京没有亲戚，逢年过节，从城外老家蓝旗营来串门的送个点心匣子，他家必是让大丫头或是二丫头送过来几块饽饽尝尝。我们家也必得找个借口，送过去一盘桂香村的南式点心给他们。我们家炒了什么菜，总是端过去一碟儿让李家尝个鲜儿，不过他们家大多不喜欢吃我们家的湖南菜，不是辣椒、豆豉，就是腊肉、苦瓜。旗人礼儿大，都客气，送给他们的菜每次都放在饭桌上，只是不动筷子。他们家的菜我也尝过，现在想起来，我最爱吃的就是芥菜疙瘩皮炒青椒。那芥菜皮和青椒用花椒爆一爆油，再一炒，甭提有多香了。
二大爷爱上天桥，有时候也带上我和国栋一块儿去。听相声，看掼跤，瞧唱大鼓的，瞅变戏法儿的，都是那时候开的眼，回家还学着给院里的大人演。二奶奶瞧着乐，说我的作派有那么点儿京味儿了。母亲有时候担心我学会了这些不好，父亲总是安慰她，说孩子除了正经功课，三教九流的知道点儿没坏处，老是正儿八经的，长大了没出息，虽然父亲自己一次天桥也没去过。
父亲也挺喜欢国栋，礼拜天经常带我们俩去放风筝，打球，要不就是去逛琉璃厂，翻翻旧书，瞧瞧古董，然后拐过杨梅竹斜街，去前门外大栅栏吃个小馆儿。
不过父亲是个生性散淡的人，并不喜欢凑热闹。到我快上中学了，街坊上像他这样的邻居差不多都陆续搬到机关宿舍大院去了。父亲单位的领导也来动员过几回。记得有一次是旧历年，领导的太太（当然也是领导）到家里来拜年，跟父亲说，还是搬到机关宿舍去吧，也算是照顾你，那里设备好，有暖气，有抽水马桶，房租也比私人的房便宜，家里有了什么事情，同志们之间还可以互相照应。父亲拿出我来作挡箭牌，说我的小朋友都住在附近，从小一块儿长大，离不开。事后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在说，八小时在一起上班还不够，晚上还往一处凑。张家长，李家短，麻烦在后面呢。依我看，火炉子、茅坑就挺好。母亲是什么都听父亲的，这样，我们家在李家小院一直住到“文化革命”后被扫地出门，轰到乡下的“干校”为止。
这种个性也帮了父亲一小把。“文革”中父亲被揪出来，同事中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自然有那喜欢打“太平拳”的，能揍一巴掌就快活一下。可是从没有在一起住过，“私德”揭发不出来什么，只好在“公德”上狠下功夫。罪行当然就少了一截。
后来过了好些年，我从农村“插队”回了北京，借住在出版社大院里。同院的一个伙伴，父亲是个作家，又是出版社领导，刚刚被“解放”，自然要处处为人小心。这个朋友就报怨，说他们家吃饭馆都不能一道儿出去，怕让大院里的人看出来是去下馆子。一家人得分头行动，悄悄摸摸地钻出大院的门口，然后到饭馆聚齐。他们全家还统一了口径：要是在饭馆外面碰见同事，就说是从来没来过，这是顺路来参观一下；要是在饭馆里面吃饭正好撞上，只好自认倒楣，少点几个菜。他们家从来不去地安门大街上的“马凯”，也不去灯市口路北的“翠华楼”，因为离出版社太近，容易撞上熟人，心惊胆战的，多好的饭菜也吃不出滋味儿来。
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不感叹父亲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现在想起来，我还真得感谢父亲当初的主张，幸亏没有搬进机关大院去，否则像篮球战术中的“紧逼盯人”，非把人逼疯了不可，而且我也就没有染上那些大院里的孩子们的臭毛病。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儿，作了个散淡的人，别人的事不打听，自己的事不声张，至今不喜欢凑热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与同事一律不深交，叫作“远交近攻”，这在兵书上是有讲究的。不过，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往日的战术听说如今在北京大多过时了。
就说前些日子，听说波士顿的中国城刚刚从北京来了弟兄俩儿，开了个“兄弟小馆”，请了四川师傅，扬言做正宗川菜。我们家自然去捧场。太太想试试他们的深浅，就点了几样招牌菜。那个当哥哥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在江湖上混过的外场人，夸人夸在明面上，接过菜单对我太太说：“看得出来，这位大姐是吃过大饭馆的。不象那帮吹牛皮的小子，还跟我说在北京吃过‘大三元’呢，看他们点的那些菜，除了芥兰牛肉就是酸辣汤！”按他的话，这快赶上笑话里说的，在门后头挂块猪皮，家里一来人赶紧用猪皮擦嘴。
原先北京人是自己掏钱下饭馆都唯恐别人瞧见；要按这位刚从北京来的兄弟所说，如今北京城里讲究的是没去过的饭馆都得赶紧夸奖那儿的厨子手艺好。世态人情进化至此，这是几十年前父亲在世时绝对始料不及的。
〖未完待续〗
□ 波士顿，吉光片羽斋，http：//www.edubridge.com/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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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
外籍华人如何转让在华房产
我是一名美籍华人。前不久祖父去世，依据遗嘱，我获得地处北京的一处祖传房产。但因我已定居美国多年，国内又没有亲戚，所以我想转让该房产，不知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如果我不回国能否办理此事？特请赐教。
〔美国〕菲利浦·李
菲利浦·李先生：
对您信中所言，我们查阅了国内房地产转让的有关法律、法规，并据对法律的理解，现作如下答复：
首先，需证明您是该房屋的真实产权人。
从信中得知，您是通过遗嘱这种方式获得“产权”的，这种“产权”实际上是一种使用权，也就是说，您并没有处置该房屋的权利。所以，您要持经过公证的有效证件，到该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只有这样，您才能真正成为该房屋的产权人，也才可以进行转让。
其次，无论您采取哪种方式转让该房产，必须办理下列手续：
（一）签订合同。房地产转让当事人必须签订书面转让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应当载明以下内容：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住所；房地产权属证书名称和编号；房地产坐落位置、面积、四至界限；土地宗地号、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及年限；房地产的用途或使用性质；成交价格及支付方式；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时间；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的其它事项。
（二）过户申请及价格申报。房地产转让当事人在房地产转让合同签订后３０日内，持房地产权属证书、当事人合法证明、转让合同等有关文件，向房地产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出过户申请，并如实申报转让的成交价格。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实申报的成交价，并根据需要对转让的房地产进行现场查勘和评估。
（三）过户审核。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自受理转让当事人过户申请之日起１５日内向申请人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答复，对不符合规定条件或手续的，作出不予过户的决定，书面通知当事人。
（四）缴纳税费。房地产转让双方当事人必须按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缴纳有关税费。
（五）变更登记。凡符合房地产买卖、赠与、交换等转让条件和手续的申请，由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将申请过户的文件移交房地产登记机构，由后者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房地产权利变更登记。
（六）领取权证。在办理完上述手续后，由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发过户单，双方当事人凭过户单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房地产登记机构应在１５日内完成房地产权利变更登记、制作房地产权证，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由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通知房地产受让人领取房地产权属证书。
最后说明一点，如果您不方便回国办理上述事宜，您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协议》在美国委托律师代理，也可以直接委托中国律师代理上述行为。
〔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伊娜〕
□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２日
⊙ 本栏编辑：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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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事之师】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
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下）
·钱理群·
〖续上期ｃｍ９９０５ｃ〗
１９５７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然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１９５７年“广场”上的思考和呐喊，正是８０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１９５７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
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１９５７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这场风波在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的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奴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气三一群学生：《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园》），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参见王书瑶前文，朱庆圻：《领导的艺术》），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参看蒋兴仁：《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谭天荣：《又一株毒草》）。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于是，“神话”就变成了“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前引王书瑶文），这种“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奴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这根无形的铁链没有丝毫的强力；然而，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蓁：《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为了什么》）：“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岑超南：《再论“铲草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对分子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共和国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正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
于是，与１９１８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谭天荣：《一株毒草》）。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解放，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１９５７年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８０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仍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上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些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姚仁杰：《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接受这些青年人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１９５７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份，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在对１９５７年“广场”上的年轻的探索者所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作了以上不免粗疏的历史叙述以后，我还想观照历史运动的参与者“个人”的命运，这其实是我在重读这些《言论汇集》时，特别感兴趣的。——我以为缺了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历史叙述将是不完整的。
《言论汇集》中收入了遭到“反右派运动”的打击以后，这些“右派学生”，特别他们中骨干的反应：他们公开贴出的“反批判”的大字报与私下的相互通信，当时是作为“猖狂反扑”的罪证而留下的，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保留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的逆转对个人心灵的打击，以及个人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的资料。
种种反应都是因人而异的。前文提到的张景中贴出了宣布“急流勇退”的大字报，他说：“一个月更好地使我知道了政治是怎么回事。它比我能想到的要肮脏得多。我必须保卫自己的灵魂不受玷污。”《头可断，血可流，真理绝不能丢》一文的作者钱如平（笔名谈论）则表示，“宁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给自己人的子弹打死，而不愿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留下的最后的“告别词”是：“我们的母亲是人民，我们的兄弟是‘革命者’，为保卫生产资料公用我愿拼命，我不想超现实的好吃好穿，一切事情为人民！真实地为人民！让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同志冬来有棉衣，夏到有便服，饥饿在中华沃土上绝迹，工农知识分子团结万岁！”我特别注意的是，最早提出肃反问题与胡风问题的刘奇弟，在写了检讨书以后，给谭天荣写了一封信，说“我是在遵照着我的良心和情感做事”，“任何勉强的分析都将是教条和生硬的，因为情感是永远不能用事实和理论来代替的”。但他仍然谈到了“一些影响我的情感的事实”：“若不检讨，家庭要与我断绝关系，物理念不成了，朋友也不要我了”。他说，正是这些“外界力量”“影响我正视现实”：“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学几乎所有的人统统反对我，而我做的这件事情又不是科学工作而是社会活动，这除了说明我错了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他还对谭天荣的某些“信念”提出质疑：“你说群众同情支持你，现在还不乏其人，这恐怕与事实不符吧”，在“如今我国的情况”下，“工人农民都不但拥护党，而且拥护党的现行政策，来什么变革？谁要我们的小变革？”但谭天荣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接连写了好几张大字报，一再表明：“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救救心灵》）。他说：“（过去）我被无形的链子锁住了，今天我摆脱了这条链子，永远地摆脱了。这——我就满足了。对于我，除了火与剑的搏斗，在生活中我并不要求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一切，我绝不强求，对于属于我的一切，我绝不放过”（《叫我怎么说好呢？——致５４０２１８６》）。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二十二岁不曾有过疲劳”（《第三株毒草》），他显然坚信时间与未来都属于自己。——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人生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否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张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杰、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全文完〗
□ 原载《方法》１９９９年３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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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杂谈】
尊重、理解与敌意
·罗杰·戈罗斯·
我住在奥克拉荷马州奥克拉荷马市，今年三十五岁，男性。我出生在美国并一直在美国居住。
我谨在此就ＮＡＴＯ的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而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你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我确信，我的国家决不会去有意伤害无辜的平民。那次的轰炸完全是一次糟糕透顶的意外事故。美国和ＮＡＴＯ必须就此反复地道歉。
无论如何，美国民众相信有人曾经并正在对ＫＯＳＯＶＯ的无辜平民犯下无可言喻的罪恶行径，其中包括集体屠杀男人，奸污妇女，烧毁房屋和公共设施，目的是要消除一个独立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在（ＮＡＴＯ）轰炸之前，我们大多数人对ＫＯＳＯＶＯ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理解轰炸（南联盟）的军事或其它非军事目标的行动。当我们得知在一万八千多个轰炸目标中有大约十几个目标被误炸时，我们为遭此灾难的人民感到痛苦。任何一个会伤害无辜生命的误差，尤其是类似不知道中国大使馆位置这样的疏忽，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的国家和ＮＡＴＯ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但愿我们政府领袖的及时道歉能够有助于平息中国人民的愤怒。
上个星期，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龙卷风袭击了我所在的城市。大约有一万多个家居已经无法住人，几百所房屋被彻底卷走。我们大家——黑人、白人、西班牙人、日本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当然也有中国人——是在灾难降临之时向外伸出援手的一个群体。我们学会尊重其它文化，尊重人们生活在自由、和平之中的权利。当类似的悲剧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发生时，我们也想向你们伸出手来，把我们的友谊、安慰和帮助送给你们。
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理解，这个糟糕的意外事件绝不能反映美国人民、起码不能反映我和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敌意。我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感到极大的歉意，唯愿任何事件也不能够阻止我们这些地球公民们在爱心和相互尊重之中更加靠近。
□ 寄自美国，吴放、齐森翻译，
〖译者述评〗
这是一个美国人的感想，原载于ｃｎｄ－ｕｓ。虽然事实胜于雄辩，但任何事实本身并不能说话。此文也许反映了普通美国民众的想法，文中说“无论如何，美国民众相信有人曾经并正在对ＫＯＳＯＶＯ的无辜平民犯下无可言喻的罪恶行径，其中包括……”这仍然不过是舆论的结果，与事实本身有没有出入，有多大出入，并不是普通民众所能知晓的。也许凡有舆论，多少必有导向，无论是专制的舆论还是所谓自由的舆论；如同水总是在流动，无论是旷野上的水，江河中的水还是水渠中的水。即使能免除故意的误导，意识形态的有色眼睛却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中国有句旧话：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要是有公道，老鼠不怕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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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鲜战争
·彭·
从第４２４期《华夏文摘》中拜读《舆论导向可以休矣》一文使我回想起当时在大陆宣传机构的那句话：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三天，悍然出兵朝鲜。从那句话去推断，显然不是“美帝”先打的，可我还是在寻找这么个答案：那么三天之内倒底是谁先在打谁呢？我当时就猜想可能是我们的金日成同志先发动的战争，后来来美后得到证实。
“韩战”的爆发，导致中美的参战，所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巨大又悲惨，以至很多文章（包括上文）对中国方面参战持否定态度。但中国方面为什么决定入朝参战呢？如果不入朝又会如何呢？
根据许多当时的档案文件来看，战争一开始，中方就从南方抽调军队在东北加强集结，以防万一，但并没有准备入朝。后来美国参战，北韩军队节节败退，才考虑是否入朝的问题。当时老毛在绝大多数高级军政官员反对参战的情况下，仍然执著地认为中国军队必须入朝参战，在战略上是有理由的，并且是有一定远见的。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后，老毛认为必须参战的理由是：中朝是“唇齿相依”，如果美军驻扎在鸭绿江边，对于重工业集中的东北是个巨大威胁；如果美军最终进攻东北，中国还是要与美国干仗，与其到那时在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应战，倒不如主动入朝；当时政权刚刚建立，国内的反动派、敌特分子还猖狂，美军越过三八线使那些人的气焰更加嚣张（如电影《铁道卫士》里的马小飞那样一批人），以为美军会从东北打进来，这就干扰了新政权的稳固；如果现在不去援朝，一旦美军进攻东北，中国也不大能指望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了。有兴趣者可以参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ｂｙ Ｓｅｒｇｅｉ Ｎ． Ｇｏｎｃｈａｒｏｖ）一书。
当然了那是老毛当时对局势的认识和分析，假如那时有热线电话，双方能有沟通、能明确对方意图，就不至于打到那种程度。当时双方的作战意图是：美军不一定非要拿下平壤，志愿军也不一定非要拿下汉城或釜山。美国出兵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卫“自由世界”，可以过三八线，可是绝对不能过鸭绿江，以免导致苏联出兵，爆发第三次大战。麦克阿瑟那么出色的将领被撤职，不是因为打败仗，而是因为他的军事手段和目的（动用原子弹、攻击东北等）超越了总统的战略限定。
决定出兵了后，一方面让老周去莫斯科谈条件，另一方面由彭大将军立即组织志愿军入朝。刚开始老大哥对于中国方面的出兵非常感动，自然痛快地答应了提供军援，对于老周提出希望苏联空军能为地面上中国军队作掩护的要求也予以答应。虽然给中国空军使用的飞机是卖给中国的，可是老大哥还是送了能装备陆军几个师的武器，并提供军事顾问，训练中国空军等。这样就为中苏联手“抗美援朝”，定下了框架。于是志愿军秘密入朝。可是后来当几万大军已在朝鲜的情况下，老大哥怕与老美对干，导致第三次大战，突然收回了提供空军掩护的诺言。那时，老周正在莫斯科与老大哥谈判，中共中央对于老大哥那么个当头一棒的决定，真是骑虎难下，经过讨论，最后的决定还是继续入朝。那样的决定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对金日成道义上的因素。
中国入朝战争的代价是：几十万志愿军的伤亡（从各类报道来看，大约在３０至５０万，是美军的４至５倍）；在福建的精锐部队被调去朝鲜，最优秀的作战部队在朝鲜战场被消耗殆尽，不得不将“解放台湾”的计划暂搁；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得中共在数十年内不可能“解放台湾”（这对在台湾的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坏处）；巨额军事开支，使新政权的经济陷于瘫痪（也导致后来的“三反”、“五反”，迫使资本家为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来）；中美关系中断二十多年，中国关闭大门，向老大哥“一面倒”，政治斗争频繁，经济发展长期落后。
当然那场战争也带来了积极意义的副产品：中国军队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并有了实战经验；美国也知道了中国真敢在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与其作战，在日后与中国的交手上不得不多一层顾虑；一个“东亚病夫”首次与世界最强国美国能打个平手，使中国国家的地位提高。后一点，问问五十年代在此的老华人就知道了，朝鲜战争的结局，使美国人对在美华人另眼相看，也提高了在美华人的自信心。在当时的恶劣国际环境中，包括后来与老大哥的交恶，促使中国拼命勒紧裤带去搞“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就是为了创造摆脱困境的条件。
设想如果没有当初的投入，要是中国现在还没有核导弹，那么美国凭借技术上和空中的优势，在战略上就不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在没有俄国或其它国家制约的前提下，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中国任何目标扔ｓｍａｒｔ ｂｏｍｂ， ｄｕｍｂ ｂｏｍｂ ｏｒ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中国也不会有能力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什么实质的要求。有一本近年在美国出版的关于台海冲突的幻想小说，上面说到美国军方瞒着总统，招募退伍志愿军人，派Ｂ—２轰炸机潜入中国内地，在向武汉地区多个军事基地投放炸弹之后，悄悄离去，虽然在一夜间中国空军最好飞机的三分之一被摧毁，但中国方面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看看：这是不是类似于这次的领事馆被击事件？）。
说到在南斯拉夫的中国领事馆被炸，不少人提议中俄应在军事上联手对抗美国，中国政府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是不是因为有了半世纪前的教训？
□ 〈pengfrank@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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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园信步】
上期谜底
１、 大气污染 ２、 城市噪音 ３、 环境卫生
４、 固体废物 ５、 海洋生态
□ 游子吟谜社供稿 〈riddle@ASIA.A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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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目录】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纪念专集（九）
—— 增刊 第一八一期 ——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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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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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文件搜集〗 北大学生告首都高校同学书（８９．５月初）
北京大学复课条件（８９．５．８） 北大筹委会
人民大学自治会对政府答复对话的声明（８９．５．１３）
北京部份新闻工作者的公开信草稿（８９．５．８）
首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集会口号（８９．５．４）
首都新闻工作者请愿书（８９．５．９）
⒉〖见证者言〗 我参与起草新闻界请愿书的经过（节选） 李大同
北京记者谈要求对话动机
——记者代表与记协负责人谈话摘要 香港《文汇报》
对话团 沈 彤
⒊〖众声喧哗〗 官方，我和你聊聊 北京师范大学大字报
腐化的根源是虚假的公有制 一文科学生
⒋〖官方动态〗 １９８９．５．５～１２（９则）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
⒌〖事态发展〗 １９８９．５．５～１２（３则） 香港《大公报》、
《文汇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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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责任编辑：赵 桦（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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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纪念专集（十）
—— 增刊 第一八二期 ——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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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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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文件搜集〗 绝食宣言（８９．５．１３）
绝食先锋队告北京市民书（８９．５．１３）
北京高校学生绝食请愿团宣言（８９．５．１３）
北京市高校自治联会关于绝食的声明（８９．５．１３）
绝食书（８９．５．１３）
人民大学告北京市民书（８９．５．１３）
告解放军指战员书（８９，５月中）
⒉〖绝食日志〗 绝食第一天至第四天（８９．５．１３～５．１６）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明报》、《快报》等
〔学生动态〕
〔各界呼应〕
〔官方反馈〕
⒊〖众声喧哗〗 问个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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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责任编辑：赵 桦（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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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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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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