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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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二七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己卯年四月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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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记住十年前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进步 ※
※ 而献身、流血的中华儿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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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cm99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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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一周要闻】 ５．２８～６．３ ＣＮＤ
⒉【遥望神州】 艾滋病毒背后的杀手——追踪
２．１８艾滋病事件核心与幕后…… 靳丽萍、赵安平
⒊【诗 苑】 八九诗抄一首：守灵人 海 星
⒋【随感杂谈】 二百年前的常识：民主的真谛是人人生而平等
——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十年祭 南微子
⒌【往事追忆】 域外怀旧录之六：李家小院（下） 维 一
⒍【信息交流】 《北京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实施办法》公布
⒎【各抒已见】 回忆六四，悼念六四死难烈士
——致张晓明先生和南怀林先生 华 强
“六·四”的视角 赵 龙
世贸要进步子要稳 皇甫茹
北约是否蓄意轰炸中国驻南使馆 吉辰丘
⒏【体坛纵横】 听“老纳”侃中国足球 蔡鸿君
⒐【谜园信步】 灯谜五则 游子吟谜社
⒑【增刊目录】 一八三期“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十周年专集（十一）
一八四期“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十周年专集（十二）
一八五期“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十周年专集（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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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 为纪念一九八九年学生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ＣＮＤ建成“中国·一九八九”网上博物馆，并将于六月四日正式开放〈http：//www.cnd.org/China89〉。该馆吸收了ＣＮＤ“六·四”资料库〈http：//www.cnd.org/June4th〉的资料，并调整结构以搜集更多的有关十年前和十年以来的历史记录。向“中国·一九八九”投稿的具体步骤，请参阅刊载于本刊第四一三期（ｃｍ９９０２ｄ）及二月二十六日的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ＧＬ９９－０２５）的启事。
★ 五月二十七日，台湾军方在金门外岛举行“汉光十五号”三军联合作战演习，除实弹射击演习外，还有由国防部指导的计算机网络入侵模拟作战。
★ 五月二十八日中新社华盛顿电，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严厉驳斥美国几名议员发表的关于中国长期窃取美国核武器技术的“考可斯报告”。同时再次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到北约导弹袭击一事展开“全面、彻底、公正”的调查。
★ 五月二十八日，菲律宾政府拒绝了中国因菲律宾军舰于本月二十二日在有争议水域撞沉中国一艘渔船而向菲律宾提出赔偿的要求。
★ 五月二十八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台湾已向美国要求购买二百四十枚“地狱火”二型空对地反装甲导弹，连同零件和后援等设备的总价约两千三百万美元。
★ 五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外委会负责人指出，美国国会众参院近日通过的“六·四”十周年决议是“肆意歪曲历史事实，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利用早经历史定论的事件，煽动新的反华浪潮，妄图破坏中国的稳定，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
★ 五月三十日，约四千名香港市民参加了香港支联会主持的“爱国民主大游行”。此次游行的主要口号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等。
★ 五月三十日报道，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及时代杂志社的调查，４６％的美国人相信中国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调查还显示，８１％的美国公民相信中国仍持续在美国政府内部进行间谍活动。此外，５８％的人认为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 五月三十一日《华声报》报道，南京海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华脑复苏中心最近成功采用电刺激疗法，促使“植物人”恢复知觉，开口说话。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 五月三十一日报道，为应付“六·四”事件十周年纪念日，中国公安部日前召开会议决定，自六月一日起展开一次为期一周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这次“严打”除重点打击犯罪活动外，还将致力防范境内外有人借“六·四”闹事。公安部还指示各省市边防海关在此期间严防海外民运人士借机闯关及偷渡，并注意监视境内民运及“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各种活动。
★ 五月三十日，辽宁省一百名异见人士向当地公安局申请举办“六·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他们计划于六月四日在沈阳市中心广场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及追悼大会，同时将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公布“六·四”真相及抚恤死难者家属。
★ 五月三十日日清晨约四时，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发生里氏５．６级地震。因震区人烟稀少，目前尚未了解到破坏和人员伤亡情况。另外，六月一日清晨，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碧土县发生五级地震，目前仍未有灾情报告。
★ 五月三十一日报导，中国移动通信发展迅速，截止到四月底，移动电话用户达到３０００多万户，居世界第三位。
★ 六月一日《侨报》报道，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约有１１亿吸烟者。其中，中国的烟民占近三分之一。中国的烟草生产和消费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 六月二日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对美国防部宣布向台湾出售地狱火导弹及先进情报和电子设备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要求美国政府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规定，取消上述军售项目，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新的损害。
★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的社论。社论强调，“对破坏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行为，都必须坚决果断地依法将其处置在萌芽状态”。
★ 六月二日报道，北京各大酒店接到当局通知，要求暂停播放美国有线新闻网络频道。另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近一个月来，全国至少有八十名异见人士因纪念“六·四”被拘捕。
★ 六月二日，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会谈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指出，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目标是，致力于建立多极化和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 六月二日，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门外发生一次炸弹爆炸，造成多名路人受伤。
★ 六月三日，美国总统克林顿通知国会延长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即贸易最惠国）待遇一年。
★ 六月三日报道，以“六·四”死难者家属、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为首的“六·四”受难者已经在五月份先后两次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呈交诉状，起诉李鹏、陈希同等一批官员和一批当年参与镇压的军官，指控他们故意杀人、故意伤人、不制止屠杀平民、事后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并且为杀人者歌功颂德。他们在诉状后面附上了一份列有１５５位在“六·四”镇压中被打死和６５位被打伤的人的名单，以及他们被打死、打伤的经过叙述。诉状同时还附有２７个证人签字的证词。他们这份死难者名单是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名单。他们的起诉行为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对“六·四”屠杀肇事者提出的正式法律起诉。
〖新闻主要来源：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曾敏、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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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艾滋病毒背后的杀手
——追踪２．１８艾滋病事件核心与幕后……
·靳丽萍·赵安平·
临汾市１６岁少年因输血被感染艾滋病毒的事件，已尘埃落地。但本刊记者的调查却刚刚开始，３月下旬到４月初，记者从北京出发，前往山西临汾、侯马、洪桐等地，对这起“偶然”事件涉及到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调查，包括当地的医院、血站、所谓的“红灯区”，贫困的大宁县、医生、化验员、血头、卖血的流浪汉，等等。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在中国的最基层，艾滋病毒的发生与蔓延，面临着令人惊骇、值得深忧的前景，而２．１８临汾事件只不过是这张潜在蔓延的大网中偶然被发现的一点。
３月１７日，记者到达山西临汾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大宁县，寻找致使宋鹏飞感染艾滋病毒的卖血者——齐国华。齐家住在一个盘旋在山顶的小村庄里，沿着山路爬到顶，出现三间窑洞，最左边的一间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 艾滋病活载体——卖血为生的人
很巧，齐国华刚从外地回到家，这是一个看上去有点疲惫的年轻人，上身穿一件鲜亮的西装，下着休闲裤，脸色有些发红，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不住地咳嗽。
（以下是齐国华自述）：
１９９７年，我在家和我妈吵了一架，就拿了２００块钱，出村到临汾找活儿干，活儿没找下，钱也快花光了，住不起店，就在临汾火车站候车室里瞎混。当时我还结识了一个曲沃县的小孩，大家一起混。
１０月中旬的一天，我们遇到一个中年人，河南口音，他说姓李，能给我们找下活，挣现钱，还不费力气，问愿意干吗？我们当然愿意了。他就带我们去吃饭，吃完饭带着我们到了临汾五一路南一巷的一座二层小楼，上楼进去一看，原来是卖血，我害怕，说不干，想走，老李说，想走不难，先把刚才的饭钱交出来。交不出来钱，他说那先卖上一两次，把饭钱还给他就可以走了，我们只好答应。
卖了两次血后，血头老李给我们在临汾市兵站路４４号租了间房子，吃住他都管，常给点零花钱，让我们给他卖血。一天抽一次，一次４００ＣＣ，连干两天，歇一天，然后再干。每天除了卖血就是打台球、看录相、睡觉，活的没意思，也有意思，因为录相片都是新的。
卖了十四五次血后，我估摸着能挣一千多块钱，钱全在老李那儿，他说我们小，怕我们乱花钱，由他保管。１１月的一天，老李说他要出趟差，给了我们三人每人２００块钱就走了，再也没见着他人，后来才知道五一路那个血站是非法的，公家要封，老李提前得了信儿，裹上我们的钱跑了。
没办法，我们又回到火车站候车室，给站里擦车厢，擦一节挣十几块钱。那时我才１７岁，没多久，在广场吃饭的时候，又遇到一个姓李的血头——李长胜，他就是后来把我介绍给宋家的人。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２号下午，李长胜在候车室找我，他说明天市二院有个手术，Ａ型血，让准备一下，明天去二院。
１８号上午，我跟着老李头到了市二院，化验了一下血型，说能用，马上抽了３００ＣＣ。当时，宋家就给了我３１０块钱，我全交给了老李头，这是规矩。老李返还我１５０块。
下午我在外面等着，听说那个男孩手术失血太多，就又从我身上抽了１０５０ＣＣ，宋家又给了我１０５０块，我也给了老李头，他返还给我４５０块。这次卖血一共挣了１３６０块钱，我个人得了６００块，这也比以前卖血浆强多了。
○ 无声蔓延
当宋鹏飞在北京确诊为感染艾滋病时，齐国华因为偷东西被抓进了市看守所，临汾市医院的医生到那里抽血化验，很快他就被换了个单间。
几天后，临汾警察把齐国华送回了老家大宁县。警察叫齐国华的父母写了保证书：保证齐国华呆在家，不许外出，不许搞对象。
但是，事情传开后，齐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齐国华给别人当洗衣工被拒绝了；他爸爸是泥瓦匠，却找不下活儿；母亲给一个工程队做饭，做了１０天，就被辞了；妹妹上小学，老师不让同学理她。
在家里呆不下去了，齐国华就带着人见人怕的艾滋病毒出去打工，先后到过广州、武汉、天津。
３月２５日，记者再次来到齐国华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齐母见了记者，很不高兴地说，“你也来，他也来，又是问，又是拍照的，也不想想国华的名声，我娃就要成家了！”
齐国华在湖北打工时，认识了一个比他大几岁的临汾同乡，那个姓董的姑娘并不知道他的“隐情”，不仅已跟他同居，而且正准备嫁给他。春节期间，齐国华带着女朋友回家住了两天，一孔土窑洞，齐国华和未婚妻住在里面的床上，父母弟妹住在前面的炕上，中间隔着一个老式立板。
齐国华的父母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齐父蹲在地上，脸上挂着无奈又麻木的笑，说“人到这一步也没法子了，混到什么时算什么时，有也好、没也好，没法子，治也治不起，用外国药一个月１３万，能治起？”“艾滋病没听说过，只知道输血传染，其它传染不上。”齐国华的母亲姓张，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没病，“说是什么携带者，我说嘛，也不象有病，能吃能睡，活蹦乱跳的。”
齐父还说起两年前，同村有个女的就是得这病死的。不过好多人家还挺羡慕，因为那女孩的相好都是头儿，把兄弟姐妹都安置了，就是把她自己毁掉了。
○ 懒惰者的天堂与地狱
记者找到了齐国华所指的五一路南巷卖血站，如今它已成了一所私立学校的校址。校方一位负责人透露，这原是３５９旅的部队营房，他们花五万元租下来，之前听说是被山西运城一个姓李的人租去，办了个单采血浆站，那人四十来岁，白胖白胖的，前些日子还在附近倒腾过电机。开血浆站时，每天都有一二十个人来卖血，生意挺不错的。
临汾市中心血站的人透露，这家私人血浆站是临汾市红十字会“协办”的。宋鹏飞事件发生后，临汾进行了一次血库大清查，没有正式手续的全部被封，这家私人血站年底被关闭。当时，临汾地区取缔了两家地下血站，运城捣毁了两个、洪桐县封了一家。
可怕的是，有关部门发现：在运城地区，两个地下血浆站被封后，对４０个卖血者的检测表明，竟然有２７人携带艾滋病毒！齐国华的病毒很可能就是在这种高危人群中交叉感染的。
记者跑了临汾地区的两县一市，好不容易才见到两位“前卖血者”，“２．１８事件”后，他们已不敢再去冒那个险。
小文是运城人，在霍州煤矿打工，受不了那份苦，就去卖血。他挽起袖子让记者看一下自己的胳膊，胳膊弯儿抽血处已陷成了一个坑，黑青青的一片，他笑着说，血管差点让扎断了，这下好了，想让扎也没人敢扎了。
小文不谈自己的事，而是讲了他一个闻喜县老乡的故事：一个５０多岁的老太太，在临汾某县卖了七年血，给三个儿子娶了媳妇，盖了６间大瓦房，还带动一方乡亲都出来卖血，赚了不少钱。小文曾因嫖娼被抓过，罚了一千多元，出来后说，没什么，抽上三管了，什么也有了。
什么人以卖血为生？光棍、懒汉。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卖血者，都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农村是好劳动力，有的还在城市有工作，但是他们喜欢游手好闲，喜欢抽一管后，打麻将，看录相，找姑娘。
虎子卖了七八年血。此人口才好，写东西也不错，就是懒得工作。原先在一个矿上当临时工，姐夫是矿长，他就模仿姐夫的签字，捞了不少个人好处，事发后，流落到临汾卖血。
他也骂，卖血的都是孙子，卖的是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可还得求人。不敢得罪血头，不然他不安排你“出口”；不敢得罪化验员，不然他不给你验血；不敢得罪护士，不然他不抽你的血；不敢得罪大夫，不然他不用你的血。
“哪一路神仙没打点好，你就别想吃这碗饭了”。可虎子感觉这碗饭还不错，不受风吹日晒雨淋之苦，胳膊一伸，有吃有喝，也是一种活法，就是不大好听，遭人看不起，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现在没处卖血了，他就在一家医院烧锅炉，前些日子查出患了丙肝，恐怕锅炉也烧不成了，他把自己身上值钱的东西数算了一番，打算卖一个角膜，再卖一个肾，这样自己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至于“２．１８事件”的主角齐国华，小学五年级没毕业就退学了，跑出去三年，从不给家写信，还是出了事儿，才被公安局送回来。
○ 过失，还是罪行？
即使象临汾市第二医院这样的县级医院，按规定也是不具备采血资格的，手术前应到地区中心血站取血。记者实地看到，事实上中心血站离二院非常近，骑自行车最多也不超过五、六分钟。
在中心血站幽静的小楼里，５６岁的站长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我们中心血站是因祸得福，如果没有２．１８事件，也许现在还没人这么关注基层的血液管理。”
临汾市中心血站１９９３年６月３０日正式启动，但从那时起，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日以前，前去无偿献血的人，满打满算也就不超过１００个，而且血站本身的工作人员占了大多数。当时血液来源主要靠有偿采集，销路也不好，主要原因是许多医院有令不行，私自采血，致使血源分流，中心血站有名无实。
当年第一个在中心血站义务献血的，就是站长本人。他指责医院私自采血的背后是金钱利益，“不客气地说，有些大夫本身就是吸血鬼，把治病救人的采输血，当作个人发财的手段。过去，许多医院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全是卖血的，一天能卖２０００多ＣＣ，你说他的血液质量能保证吗？”
据说，这位站长为了规范采输血，曾五次登门找临汾市二院院长，但院长均以工作忙，顾不上为由拒见。早在１９９３年，卫生部就通过第２９号令，对采输血管理做了明文规定：严禁县级以下医院私自违规采血输血，但此令发布５年后，临汾市二院却仍然发生骇人听闻的“２．１８事件”，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站长对受害者一家表示非常同情，他说，这就与杀了一个人一样，看着是个活人，其实不如一个死人，而且那还是个孩子，听说村里把孩子一家逼走了，就是对动物也不该这样。对事件的受害人要赔偿，对严重的责任者，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重大伤害。
事发一年后，当地媒体从未对此事进行报道，许多临汾人对此一无所知，也有人神秘地风传说，临汾不只一个宋鹏飞被感染艾滋病毒。至于对临汾市二院有关责任人的处份，该院一位工作人员透露，那不过是应付上级的，因为院里从来没召开大会，没让全院知道。
３月２０日，临行前，记者再次去看望在北京“临时”的家里养病的宋鹏飞。与去年此时相比，他长高了好大一截儿，只是仍然很瘦，１７岁的小伙子，体重不到９０斤。宋鹏飞染病之前是学校越野长跑的主力，现在他甚至抬不高左腿。
折腾了一年多，宋希善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有些谢顶，话很多，只要家里去个人，他就反复向人家讲事情的经过，一遍又一遍。母亲张惠却很少说话，常盯住一个地方看，一看就是半天。
当初地坛医院化验结果出来时，老宋夫妇还商量好瞒着儿子，两个人白天在医院里笑呵呵的，晚上回到家抹眼泪，其实宋鹏飞刚住进医院，就什么都明白了，他看见一位护士在自己床头挂了一张小卡片，写着“ＨＩＶ”三个字母（艾滋病毒的英文缩写）。……
□ 原载《华声月报》１９９９年５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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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苑】
八九诗抄一首
守灵人
·海 星·
我不能
在你的墓碑上
再写下谎言
天空可以被涂成黑色
心却不容欺骗
我用我的青春
在你的墓前
点起了长明灯
千千万万的人从这里走过
你，就是我们的起点
我深信
你的身躯
将化成岩石
为新的自由城
奠基
□ 写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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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杂谈】
“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十年祭
·南微子·
“帮助忘却便是帮助谋杀。”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导演
“六·四”，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日子；“六·四”，是中华民族语言中最血腥的一个词汇；“六·四”，是中国发展坐标里最无理的一个数字……
整整十年了，“六·四”死难者、伤残者的血色渐渐淡泊，“六·四”被通缉者、被关押者们的命运不再让人揪心，“‘六·四’没有死人”的谎言已经洗净，于是当年的屠夫及其袁木们纷纷出头露面“反省”起“六·四”学运来，利用一切机会对“六·四”受害者指手划脚、出言不逊。与绝食学生“祖国啊母亲／只要您一声呼唤／我情愿一百次的死去”（《我情愿——一位绝食者的心曲》，作者小川，国防大学）的爱国主义情怀相比，这些所谓的“六·四”“反省”者显得多么自私、冷血；他们有意无意间维护中共的专制独裁，这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汉朝、宋朝也发生过学生运动，结果都以皇帝下“罪己诏”而结束。近代的学生运动（如“五·四”）参加者大都要比我的“六·四”伙伴们动作激烈，但结局都没有象“六·四”那样惨烈。传说闻听奉命驱散学生的士兵乱枪打死了几个学生，北洋政府总理、军阀段祺瑞不住地捶胸顿足，疾呼“老夫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抗战前学生运动在南京打了教育、外交部长，国民党政府也没有采取镇压措施；蒋介石还给跪下求见的清华大学校长跪下；后来学生也没有遭到残酷清洗。１９４７年，中共策动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要自由、要民主、保障人权”，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国民党政权最严厉的镇压不过是５月３１日武汉军警开枪打死３人（中共所谓“五·二○”惨案实即南京军警冲散示威人群，５００余人被打、１０余人受枪伤）。而这一切，在“六·四”屠城用坦克、装甲车、机枪对付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给它下跪的爱国学子的中共面前，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甚至简直太小儿科了！
我以为，无论是动机的忧国忧民、学生的理智温和、规模的宏伟广大、结局的悲壮惨烈还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上，“六·四”都已经取代“五·四”成为中国历次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最伟大的代表；“六·四”学生与群众以无私无畏的爱国主义的和平，直面中共自私自利的卖国主义的暴力，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记“四项基本原则”等中共谎言在神州大地上彻底破产，从而向世界显示出中华民族仍然具有一个伟大民族的素质，完全称得上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前仆后继争取民主、自由、公正的艰苦斗争的一个精典！
然而，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之神，最后还是被中共坦克的履带在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的黑幕中压碎了。于是，民主、自由、公正，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依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中国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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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追忆】
《域外怀旧录》之六：李家小院（下）
·维 一·
〖续上期ｃｍ９９０５ｄ〗
可是要说到吃，在李家小院住的那些年，还真赶上一段让人脸上挂不住的时候，这就是“困难时期”。幸亏当时人连吃的都没有了，脸面要不要也不打紧。那时候，说没吃的就真没吃的。现在说给别人听，都找不着人相信。我就给我儿子说过：在中国牛奶凭过票。他不信，说我冤人，是没事找碴儿吓唬他。可那时候凭票的不光是牛奶，粮食、花生油、布匹、棉花，你跟过来的人打听打听，问问哪一样是不凭票的，就是个火炉子上的烟筒拐脖，你没有街道居委会的介绍信也不灵呀。要是二奶奶还活着，听见我儿子这么说，准又得咬紧牙关，哆哆嗦嗦地摇头晃脑，从牙缝里挤出她那一着急就冒出来的话：“饶了我吧，我的小祖宗！”
当时政府告诉大家伙，说苏联跟我们不够意思，所以就没吃的了。房东李家赶紧和我们家一合计，决定把院子当中的地方腾出来开荒种庄稼。你还别说，旗人一辈子不操心，到了这啃节儿的时候还真识大体，出大力。多好的小金鱼儿，多漂亮的石榴树，说不要了，一句二话都没有。再说，饭都没的吃，谁还有闲心坐在那儿看金鱼，瞧石榴哇。大鱼缸搬走了，石榴树砍了，长坐椅顺到墙根儿。李家人多势众，我们家再搭把手，一两天的工夫就把个花园似小院改成庄稼地。那时候二爷还在，说这比前清在南苑跑马省劲儿多了。
父亲单位分过一点儿黄豆，还抓阄分到过一只兔子。又养了几只来亨鸡，因为鸡也饿，所以也不怎么爱下蛋。剩下的就是指望当院的庄稼了。记得当年打下过几十斤老玉米和一些葵花籽，几家人分了分，也就是塞塞牙缝儿。李家人口多，二妈把玉米杆和葵花叶都剁在饭食儿里头了。
有时候我饿极了，就赶紧泡一碗糖精水喝。我这样的孩子没知识，还以为糖精里头全是糖呢，其实吃了也不管用。这时候政府里头有专门负责宣传的，就在报纸上讲解科学知识，说：“晒半个钟头太阳顶吃一个鸡蛋”，“多睡一个钟头合半斤大米饭”。于是我们学生就不那么早去上学，即使到了学校也老是在操场上晒太阳。
当然也有不信报纸的人。听说离我们李家小院二里多地的西单商场，一天夜里有个饿疯了的从天窗里爬进食品柜台，痛痛快快地大嚼了一气好几块钱一斤的“高级点心”（不用粮票！）。那些“高级点心”就是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五十六块钱工资也吃不上几斤，纯粹是为了救急用的。这个人大概好些日子没吃上东西，吃得太急，不小心一下子撑死了，人就趴在柜台上，嘴里还含着点心。
二大爷得了这个消息，冲院子里的大伙说，“这可应了那句老话儿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李家胆小，可也不愿意被饿死。到了这工夫，就是旗人也挺不大住，二妈只好出来工作，到一家工厂去作工，为的是能多买两斤高级点心高级糖。不过还是那句话，死了的骆驼比马大，人家的精气神儿不倒，见了面照样是有板有眼，处处的礼儿都不缺。不过二妈私下里跟母亲嘀咕，说两条腿都浮肿了，走不动道儿，眼睛一到晚上就看不见人影儿，说不知道这日子还得熬多少时候。
虽然我们家是南方人，口味和李家不同，但这时候和李家一样，都爱吃高级点心高级糖。记得那时候还有人在报纸上介绍经验，说包高级点心的纸千万别扔了，上面有油，可以在做汤的时候在锅里涮一下，保证提味儿。我这贪馋好吃的毛病就是在那时候染上的，而且是慢性，一时半会儿还治不好。
就是前些日子，我们公司圣诞节聚餐，我吃得有点儿急，大概吃相不怎么好。美国同事笑问我是不是太饿了，我就告诉他，三十多年前在中国有一回饿得太厉害，落下毛病了，现在一有好吃的就奋不顾身。他也不见怪，说他祖父当年就是爱尔兰闹土豆饥荒，饿坏了才逃到美国来的。他说：“要不是中国和爱尔兰都闹饥荒，没准儿我们俩不一定能遇的上呢，这就叫缘份！”我想起那段在院子当间种庄稼的往事，就说给他听。他说这是好事，不用化肥，属天然食品，他现在还在自家院子里种南瓜和土豆。我知道我们说不到一块儿去，可也越说越近乎，不免有点儿惺惺相惜的意思。
再说过了“困难时期”，一来二去的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在我们院子里是这么开始的：多少年来李家上下都管我父亲叫先生，管我母亲叫太太，旗人礼儿大，经过了多少次革命，就算残留下这么点礼儿，到底还是让文化大革命给破了。有一天，二妈到我们上屋，对母亲说：“Ｘ太太，这运动说话可就又开始了，咱也别让人褒贬，从今往后，我就叫您Ｘ同志，管Ｘ先生叫Ｘ同志，您看行不行？”
怎么不行，就这么叫。可这以后，全院就只有两位同志：我的父亲和母亲。听着李家所有的人，包括二奶奶和三奶奶，都“Ｘ同志，Ｘ同志”这样称呼他们俩，我觉着挺别扭。
好在父亲没几年工夫就被揪了出来，丧失了同志的资格，我们和李家总算又是好邻居了。
文化大革命对李家最大的冲击就是房产归了公。二奶奶起先不乐意，不过也没有办法，谁教碰上了革命呢。再看看周围左近的街坊四邻，没有一个好受的，心里也就心平气和了一点。
接着，院子里就前后脚搬进一些闲人来，说是搀砂子，把革命群众与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放在一块堆儿。这招还挺灵，没几天全院的人就见面谁也不搭理谁了，旗人的礼儿当然用不上，更甭提给谁送饽饽和点心匣子了。
后来就是院子里有一家人偷电，不交电费；另外一家人在街上工地里偷砖，扩建了自己的小伙房。再有就是谁家有后门儿，可以买到肥膘最厚的猪肉，谁家的丫头眉眼有模样，嫁给了支左的军宣队队长，这样的闲言碎语跟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样，一天能发布两三回。
等到单位里宣布要下“干校”，我们家这一下子算是如释重负，总算舒了一口气。想当年，搬进这个院子为的就是想学着享受一回老北京人的舒坦日子，既然现在什么都没了，也就是该走的时候了。李家和我们家住了十几年的街坊，到底有些舍不得，但也不便表示出来，怕人家背后又说闲话。
离开李家小院之后一直也没有回去过，如今也快三十年了。前些日子我太太回国，我让她有工夫去趟李家小院，拍点儿录像带回来给我瞧瞧。她真去了，还碰上了国栋的叔伯大哥。他头发全白了，听说是我的太太便连忙说：“知道，知道，他们家的房你看不出来了，也就是那磨砖对缝的后山墙还在。”
太太回来后问我，原来花园似的院子就别想了，可那片庄稼地怎么也没看见？我告诉太太，录像带从头到尾我全看了，那片庄稼地早没了，现在上面都是加盖的临时窝棚和小厨房，把院子堵了个严严实实。太太当时还打听了一下，说是现在院子里住了十几家，好几十口人。我就跟太太说，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得也真快，虽说人多生了好几亿，院子里也用不着种庄稼，可粮食呢，还够吃，多了不起！
自二大爷，二妈过世以后，听说国栋当了家。那年我从德国留学回北京，他来看我，跟我提过，自从落实房屋政策，李家小院又归了李家。俗话说，没有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现在补漏一年就得花好几千块。房租不让涨，院子里自文化大革命新添的几十号人，一个也不能轰走，说这是国家的政策。李家嫁出去的两个闺女说，要不然就把房子再交给国家吧。国栋说，你别想美事儿了，你想交给国家，国家还不要呢。政府说，这是私人财产，国家要保护。不过国栋倒是说了，李家小院是祖宗上留下的产业，咬咬牙，说什么也要熬过这一回。我和国栋是起小一齐长大的，我知道国栋身上没有一丁点儿旗人的作派，可这回是到了节骨眼儿上，李家小院保不保得住，就瞧他的了。
〖全文完〗
□ 波士顿，吉光片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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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
《北京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实施办法》公布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鼓励留学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来北京市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和生产，并解决公司（企业）登记注册中的留学人员身份问题，北京市科干局制定出台了《北京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规定的认定范围是：凡获得国外大专以上学历的公派、自费留学人员，在国内已取得中级（含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到国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修、访问、合作研究一年以上的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均可作为留学人员予以认定。
获得国外长期（永久）居留权或已在国外开办公司（企业）并以公司（企业）名义来京兴办企业的留学人员，持北京市科技干部局颁发的《北京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证书》及其它法定材料经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其他留学人员持《北京市留学人员身份认定证书》及其它法定材料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内资企业登记注册手续。
实施办法还对认定程序、认定所需材料、认定所需时间、认定委托等内容作了详细规定。
北京市科技干部局委托北京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负责留学人员身份认定工作。
□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９９年５月３１日
⊙ 本栏编辑：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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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已见】
回忆“六四”，悼念“六四”死难烈士
——致张晓明先生和南怀林先生
·华 强·
● 六月四日黎明之前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我和单位的同事、领导、教授和中科院学部委员一起，积极参加了北京地区的各次和平请愿游行，以悼念胡耀邦逝世和支持爱国学生争民主，争自由，反腐败的行为。我还参加过为学生募捐，和去北京城外劝阻部队不要进城的行动。我也和静坐的学生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守过夜。
我们虽然不赞同爱国学生的某些做法。虽然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政治活动的最后结果往往是悲壮的失败。但面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共同观点是：无论对错，每一个有责任的中国人在历史的大事大非面前应有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它是对的，我们就应该积极参与，否则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正如同我们希望我们的祖辈在五四运动或抗日战争时期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一样。
六月三日下午的天安门广场，天气炎热，空气十分凝重。广场上不断传来四周地区群众和军队、武警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消息，也可看到被打伤、被催泪弹烧伤的群众被送到纪念碑下。在人民大会堂的西门外，群众围住三、四个垂头丧气只穿便衣的士兵，劝他们离开。在东单大街，我看到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在群众的围困下，席地而坐。群众以老百姓的语言，对士兵们讲述着老百姓的道理，士兵们默默无语。在另外一处，我还看到若干男女学生静坐在一辆坦克车之前，这使我事后看到那幅著名的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照片时，再想起这群青年学生，为他们的命运深深担忧。
深夜时分，我离开天安门广场，自长安街由东向西，随人群缓行。街两旁的扩音器不断播送政府的戒严令，要求群众迅速离开天安门地区。不时低空飞过的直升飞机上的扩音器也重复着同样的内容。
在西单民族饭店附近，气氛徒然紧张。隔着数百米空阔无人的大街向西看去，只见无数的钢盔和玻璃钢的盾牌在黑暗中闪出光亮，隐隐约约地还可看到后面的坦克和军车。这是从木樨地方面开过来，沿着长安街，向天安门方向进攻的军队。他们缓慢但坚定地向东移动。前进中，他们不断击碎他们头顶上的街灯，把他们自己很好地隐藏在黑暗之中，但东边的群众却始终暴露在明亮的街灯下。军队向东边的群众发射催泪弹。这东西拖着白烟，沿地面无规则地窜行，有人被它碰上，当即燎伤。催泪弹发出的白烟带有强烈的刺激味道催人泪下，开始我们还能用手或手帕捂住鼻子抵挡一阵，后来就无济于事了。人群向两旁散开。大街中央只有几个勇敢的年轻人挥舞红旗，隔着简单的路障，向军队高喊口号。更多的人在大街两旁使劲敲打广告牌，高喊“打倒李鹏”、“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或者高唱国际歌。也有些人徒手挖起地上的铺地砖，试图用它们回击军队。军队突然开枪了，凄厉的枪声在夜空中回荡，十分恐怖。人群沉默，可怕的沉默。突然，人群以一个声音，一个语调和一个节奏爆发怒吼：“李鹏，操你妈！李鹏，操你妈！”。也许，此时此刻，人民只能以这一古老的国骂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无奈。军队从对空开枪转向人群开枪，我身旁有人中弹倒下。我突然感到有样黑色东西向我迎面袭来，立即侧头让开，听到它带着风声从耳边飞过。我想它不是子弹，若是子弹，我是没有机会让开的。
六月四日黎明之前，我两次护送伤员去医院。第一次是护送一位头部受伤的伤员去邮电医院，第二次是送一位手部受伤的伤员去积水潭医院。在积水潭医院，我看到医院的地板上，走廊里躺满了伤员。他们绝大部份是枪伤，有些已经死亡。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个胸部受枪伤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大约还是个中学生，脸色灰白，静静地躺在走廊的一个担架上，人们说她已经死了，没有亲人在她身边。另一个皮肤黑红，身体非常健壮的小伙子，呈昏迷状态躺在手术台上，他的双腿已被坦克类的重型车辆从大腿根处齐刷刷地碾掉。
当我离开医院时，天已大亮，我这才发现自己的Ｔ恤衫已被伤员的鲜血染透。一个北京市民告诉我，我的衣服不能再穿了。他将我领到附近他的家中，让我换上他的衣服，然后送我出门。我步行穿过几乎整个北京市，终于回到位于西北郊的家中。
六月六日上午，我进城去寻找我遗留在西单的自行车。我先到木樨地，再沿长安街向东一直步行走到西单路口。一路上只见路两旁的公共设施和建筑物的墙壁上、玻璃上弹迹累累。宽阔的长安街上只有军队的坦克车不时疾驶而过，并有头戴钢盔的士兵在车顶向四周胡乱开枪。行人一边利用路边各种公共设施或绿化用的大石头躲避散弹，一边咒骂这种自日本人占领北京城以来，没有再发生过的事情。我在西单找到我的自行车后，发现长安街往东去天安门的方向已被军队封锁，于是我只好向北转入西单大街。回头再看西单路口，只见士兵正在放火焚烧六三之夜被群众推到路口阻挡军队东进、但仍然完好的公共电车。这些士兵还向西单大街上百多米远的人群开枪，当时一位年轻人的腹部中弹，肠子等内脏器官流了一地。有人推来一辆三轮车，将他送去医院。
● 致张晓明先生和南怀林先生
张先生在《华夏文摘》ｃｍ９９０４ａ的《求饶》一文中以窃喜的心情表述了“六四”绿卡带来的种种利益和好处，并且总结出“利用合适的政治时机与合理的法律手段为自己的主张与利益服务”的游戏规则。
南先生在《华夏文摘》ｃｍ９９０４ｂ的《理想主义的哀歌》一文中以漫不经心的轻松笔调点破“六四”绿卡持有者的机会主义嫌疑，又以“当年在长街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大多数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自己”之类似通非通的可疑文法抨击所谓的理想主义，进而试图论证虚无主义的合理性——沉默吧，淡忘吧，麻木吧，“签不签名都一样”。
提醒二位先生注意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你们的“六四”绿卡是上千“六四”死难者的生命换来的。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死难者和更多的仍被关在监狱中的受难者，西方国家政府是不会为你们颁发“六四”绿卡的。张先生若要求饶，就去向那些死难者求饶吧。南先生要讲是否该报恩，也去面对死难者问自己的良心吧。
对二位先生而言，讲同胞的生命和鲜血已没有意义。二位还是想想自己的亲人吧。若父母在百年后为儿女留下一份遗产，做儿女的除了接受这份遗产外，是否还要在周年纪念日中怀念一下父母。若家中亲人在意外事故中失事，做亲属的除了有机会领取相关赔偿金和保险金外，是否也有责任做点什么事去追思亲人。
● 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
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写就，五月发表的《药》一文，是为了纪念秋瑾烈士而作。鲁迅先生在文中以老百姓围观刽子手屠杀革命者（暗喻秋瑾），索取粘满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以图治病，以及吃人血馒头的痨病者的母亲和革命者的母亲又在坟场相遇的深刻事例，去教育和唤醒愚昧和麻木的民众。今天重读此文，再次痛感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
一个忘记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鉴于“六四”十周年之际，某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淡忘“六四”和“六四”死难者，我恳请编辑读者重读鲁迅先生的《药》一文。希望鲁迅先生的深刻恳切之语能唤醒二十世纪末的麻木者。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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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视角
·赵 龙·
对“六四”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观察视角。如何解析和超越“六四”，是海内外中国人十年来一直试图理清的两大问题。
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凌晨，笔者与其它三名北大同学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与义愤添膺的抗议人潮一起涌动着。空中，曳光弹划满了夜幕，空气中，硝烟，油烟，呐喊及“国际歌”声滚滚而来。不远的前方，一辆燃烧多时的装甲车依然烟火弥漫。煞然间，有手持木棒的军人张牙舞爪般从天安门西侧小门中杀出，与此同时，从火光冲天的西长安街上并排走出来了大队荷枪实弹的军队和武警。远远望去草绿色的钢盔幽幽闪烁。
一阵枪声大作后，抗议人群向东退却了几十米，而后大家又激忿地喊起“打倒法西斯！”，“中国民主万岁！”等口号。有救护车呼啸地向前开去，却在枪弹面前被迫调头。有西方记者肩扛摄影机踉踉跄跄地勇敢前行，更有一个抗议者当街坐倒在地，腿上流出了鲜血，几个旁人蜂拥而上去救护。一阵枪响之后，人群又被迫后撤……
这是我对“六四”的最初观照，一方是要求中国民主进步的人民，一方是独裁专制的党、政府及其军队警察。一正一邪，分野醒然。
九二年笔者来到美国，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国内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又开启了新一轮经济改革热潮。再对比一下美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准，我对“六四”似乎有了一个新视角：也许在中国，比民主更为紧要的，是首先大幅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封闭的经济环境，创立全新的经济体制和规则。经济自由发达了自然会把社会导向政治民主。连我本人都不应整日一脑子政治意念，也要学习练就几手务实本领。
再以后，由于在美国比较容易接触到那些大陆流亡民主派的刊物，观点与动态，乃发现这些所谓职业民主派的水准大都也实在不高，起哄内斗多于务实干事的，与国内的党干们相比也不过半斤八两，可能只多点个人私欲和能多讲几个民主词藻罢了。这时候，我开始自问，“六四”的正误界线是那样分明吗？后来王丹到了美国，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当年对“六四”悲剧也负有责任，方才回答了我的问题。
９５年台海危机，明明是中国的台湾问题，美国人竟派了两艘航空母舰前去干涉，中国政府和军队针锋相对，举行了东海军事大演习，没有在美国的压力面前低头。笔者就“六四”问题又多了个视角：一个国家，正象一个人，没有主权和力量，其它都是胡扯。只要中国不断发展经济，逐步开放，提高国防和科技实力，我就不愿只因“六四”一事与中国“较真儿”。想想当年还有人天真地提出请布什去中国当总统，那样美国的坦克还不要摆在中南海里了？！
闲时又宏观地读了些历史，发现西方社会的民主形态是自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后四、五百年间渐渐形成的。而中国有近现代思想及实践才多少年？“五四”运动至今也才８０年，而法国大革命距今已经２１０年了。西方的工业革命起于十七世纪，而中国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近代工业的雏形。于是，又一个视角问题：中国的“六四”是否在历史时机上出现得急了点，从而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大忌？！“六四”之所以没有成功，只是由于邓小平顽固，李鹏残忍，陈希同欺骗，袁木无耻，还是由于全中国和所有的中国人都还没有充份准备好？文化演进确实是个慢活，如揠苗助长，反会弄巧成拙。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是独裁压制、破坏民主，还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我想中共的早期吸引力主要在后者。中共的致命错误在终极哲学上，于是有了后来的“文革”，一党专政和腐败不民主。但只要目前的中共领导人不再整日做意识形态的昏梦，而是把国计民生，发达富强，整治腐败，打击犯罪等“发展”目标放在首位去追求，中国就有希望，中国就一定会向民主自由的大道靠拢。待时机成熟，中共可以因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仙逝”，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将锤炼出更高明的政治策略和远见，把自己的国家和生活导向更和平繁荣强大的发展阶段。
近一段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一事也为我观照“六四”事件再添了一个视角：民主不能靠“休克疗法”取得，“休克疗法”实际上就象一味拒绝民主一样，貌似对立，实则异曲同工，都给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带不来好处。俄罗斯目前让西方的“休克疗法”整了个半身不遂，国家尊严和实力扫地。如果换了是中国，美国人还不准儿借机再搞出几个“排华法案”，反正中国人背后再没有强大的祖国撑腰了。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一方面我要自强不息，身手矫健，学习提高，另一方面，我绝对不愿意再拿西方别有用心的“休克疗法”往自己的祖国身上瞎使劲儿，尽管长远来看，我相信“六四”终有一天会平反昭雪，就象台湾当局终究平反了“二·二八”一样。我愿意作建设性的批评者，及批评性的贡献者，希望为中国目前良性的发展大势尽一份冷静实在的力量。
总之，“六四”快十周年了。我不愿意就事论事地再骂共产党、邓小平和江泽民。因为复杂的世界和历史已教会我用综合的视角看“六四”。“六四”也有双刃剑效应。我们要纪念“六四”，但不应因此而转移了目前中国良性的发展方向。尽管中共还不时有镇压异己，腐败堕落的丑闻传出，但只要江泽民还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大势，中共领导集团还在为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进步而努力，并不断有良性的建树，只要中国稳定和发展，国力不断提升，我就愿以更长远、更全面的态度来对待我心中的“六四”情结。
由此，我不主张搞任何单向针对中共的大型抗议活动，因为到最后还不知帮了谁的忙。如果是从提醒中共不忘“六四”的目的出发，中共在国内自年初就开始的一系列紧张“戒备”动员，恰好向世人表明其一点都没敢忘记“六四”。纪念“六四”的大型活动应是双向反省的，理性多于情绪的，督促多于讨伐的，唤醒中国人综合性思维的，同时有利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有利于中国的大团结和实力增长的，有利于中国渡过目前的改革难关，走上更良性发展轨道的。
我认为，“六四”是中华民族为学习掌握民主自由而共同付出的一大代价，当时无论在野的还是执政的都统统是这一大历史代价的一部份。我祝愿中国的新一代人能以讲最大效益，优化选择，多元，兼容的心态和智慧去超越“六四”，包括能和平地平反“六四”。这样，方能为未来中国的起飞真正开拓出一个宽广，高远和睿智的平台。中国人，在“六四”这一大历史难题面前，多动动脑子，多用用智慧，深深地想想。不要忘了，“六四”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为了中国全赢！中国人全赢！愿我们永不会偏离这个目标！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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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要进步子要稳
·皇甫茹·
本来，今年６月３日之前，克林顿要向国会送交给予大陆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提案。大陆加入ＷＴＯ并不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但要有永久最惠国待遇，两国才能按ＷＴＯ的规定互降关税。所以等于是需要美国国会的间接支持。但在目前的气氛里，议员们大概对北京政府不会有多少好感，克林顿只敢提出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大陆今年进不了ＷＴＯ已成定局。北京政府也放话说：不进世贸，日子照样过。
大家都知道朱熔基访美时，美国最后没有作出大陆今年入关的承诺，华人舆论很失望。但是，我们容易忘记的是，去年克林顿访华时，美国舆论同样希望他能在ＷＴＯ谈判上取得突破，以便解决对华贸易的逆差问题。一般的想法是，既然总统亲自来了，你们总要卖点面子吧？
访华后克林顿在香港开记者招待会，美国记者追问道：为什么贸易谈判毫无进展？记得克林顿的回答显得对北京政府很是体贴。克林顿说：他们有很多国营企业，失业很严重，只能逐步解决。看来，北京最担心的还是失业问题，对克林顿也是讲得比较坦率的，中美高层有一定的谅解。但是美国的舆论还是很失望。
大陆不给克林顿实利，转而给虚名——电视里实况传播了他的两场讲演，似乎颇有点开明的新气象。克林顿的回报是在上海宣布了所谓的台湾问题“新三不”。台湾很震动。
克林顿在美国才下飞机，大陆安全部门又开始抓异议分子。美国很多大报就责问：总统先生，你的“新三不”换来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嘛，难道你的“交往”（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政策就是只有美国“交”出去而没有大陆“往”回来？
然后，两位一直在要求查阅尼克松、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记录的研究者，突然神秘地获得了抄本。虽说政府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声称未到解密期。根据他们公布的材料，尼克松、基辛格早就当着毛泽东、周恩来的面答应了“新三不”，虽然从未公开宣布。克林顿并没有作出什么新的承诺。既然不是新政策，克林顿的重述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会有改变。大陆本来可以借用的促使台湾谈判的压力，就此烟消云散。
这就叫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你可以赖婚（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有订婚之意），我也可以翻老底说：那镶在订婚戒指上的，其实不是钻石，只是方晶石。现在大陆和美国的这一代领导人，不再有尼基毛周的大气，就喜欢玩这种拉拉裤链哼哼京戏的小花样。
再后来，克林顿的地位减弱，大陆在巴尔干问题上反应强烈，使馆一炸，再加上别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入关谈判就差不多闹成了僵局。
从现在的情形看，大陆很可能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隔离在ＷＴＯ之外。大陆进不了ＷＴＯ，也未必是绝对坏事。如果没有准备好，在外磨练一阵也无妨。从长远看，进关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两个社会系统放在一起，只要彼此之间有物质（人员）和能量（信息、货币）的交流，早晚要达到统计平衡。边界越开放，平衡得越快；和发达地区交流得越多，经济上越容易接近他们的水平。玻耳兹曼输送方程保证了这一条。但在短期内，当两个系统突然接触时，却可能产生复杂而激烈的碰撞。大陆入关后，经济在短期内是涨是落，专家们的预测大多不可信。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表现。但是，至少有两个现象，可以肯定是必然会发生的，而且大陆恐怕并没有做好接受其后果的思想准备。
一是国有资产的大幅度“缩水”。所谓资产，账面上只是个数字，是用一定的会计方法算出来的，不同的会计方法会给出很不同的数字。认识一位港客，手里有点钱，想去大陆买个把濒临破产的企业以示爱国。最后没谈成。为什么？大陆企业说他欺人太甚，把他们的价值压得太低了。港客一脸的不解：这价值是请了香港有名望的律师楼按你们自己的账本算出来的，怎么是我故意压价？
其实就是因为会计方法的不同。很多大陆企业的机器，按国际通常的折旧率，早该成废铁了。这样资产就算下去了。另外，那些退休人员的工资，按西方的算法，是要乘了平均年数后算负债的，这样负债就可能急剧增加。来几笔类似的增减，那企业就不值几个钱了。
１９９０年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拍卖原东德的国有企业，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噼噼啪啪按西方的会计方法一算，东德的资产只有统一前估计的一半。结果西德为统一付出的费用远远超过原来的预算。
大陆入关后，不用讲什么“把苍蝇挡在外面”的话，只要国有企业按预定的改革方针改为股份制，上国际金融市场寻找资金或开放股票市场，单是会计方法的调整，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就会使很多人要痛骂洋鬼子。
另一个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是民族品牌的消失。自由竞争会导向垄断，开放的大陆市场最后会被几家竞争中的胜利者所瓜分，而最后的胜利者很可能是财大势雄的外商。
列宁在１９１６年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的帝国主义。他的从竞争到垄断的观察，本身并不错。但是他观察的时期太短了，没能看到反过程——技术的进步会产生全新的市场，而且，即使技术进步有限，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管理的改进也会产生新的市场，从而引发新的竞争。ＩＢＭ，Ｉｎｔｅｌ，微软，波音，麦当劳，可口可乐，这些今天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列宁的时代，还不知在哪儿呢。问题是，今天的大陆，科研投资很低，技术突破缺乏基础，生活方式又是跟着美国走，民族品牌创造全新市场并牢固占领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并不是说大陆人就会失业。现在的金融资本只关心回报率是多少，并不在乎是谁拿了创造高回报率时的工资，究竟是西方的工人还是中国大陆的工人。他们很可能在大陆设厂，就地制造就地销售，甚至采用中文商标。但是，如果有那喜欢“查三代”的知识分子，出来大声疾呼，“所谓的红旗轿车，其实是福特的分支，设计都在底特律，大陆只是制造！”大陆人的“民族感情”是否受得了？
暂时不入ＷＴＯ，关系不大。如果长期徘徊在外，则必然导致大陆国际地位的下降。别的国家在降低关税后贸易数量的增加，将使大陆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地下降。而在今天的世界，贸易比重也就是别人衡量你的地位比重。
如果我是朱熔基，我就对克林顿讲：你的条件，我都可以同意，按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加入ＷＴＯ，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考虑到大陆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我们部份入关，从山东到海南岛的东南沿海地区先加入（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别的省份，以后跟入党一样，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是最后几个国家了，别人都谈完了，活该我来提别出心裁的条件。
贸易伙伴们并不亏，这是大陆购买力最强的地区，也是吸收外资的主要地区。对大陆的企业而言，则保留了内地的市场，给了它们一个过渡的机会，或许可以避免前苏联解体时很多工厂的困境：既无力与西欧产品竞争，又失去了东欧的传统市场。同时，也可以减少国人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惧。至于在入关部份与未入关部份之间维持一些检查站，这类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共产党应该是老手。
当然，本人并没有做过可行性研究。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只是为了开通思路，看看僵局之外的中庸之道。
中国应该争取加入ＷＴＯ。但是，如果暂时肯定进不了ＷＴＯ了，那么不妨收掉一些玫瑰色的大话，把可能发生的问题讲讲清楚，准备工作再做得充份些。不要以后入了关，事到临头，还没想好应对的措施。意见纷纭，就容易引发党内的权力斗争。
邓小平原来制定的是逐步开放的稳健政策。六·四屠杀后，“总设计师”急于以生活水准的改善来收卖阿共统治的合法性，才在１９９２年突然来了个全面开放。现在国内严重的“下岗”问题，和一些经济难题，都和当时这一仓促的决定有关。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有严重地区差别的大国，人们是否可以走得更稳一些呢？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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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是否蓄意轰炸中国驻南使馆？
·吉辰丘·
北约五月七日晚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发射五枚精密制导导弹，造成三死二十余伤的人间惨剧，也自然引起各方猜测：北约是否蓄意轰炸中国驻南使馆？
◇ 该大楼被蓄意摧毁，命中率１００％
目前可以定论的是，中国驻南使馆大楼被北约锁定为军事目标，并成功地予以摧毁。从军事角度分析，五枚导弹从不同方向直接命中使馆大楼，五发五中，命中率１００％，其中一枚臭弹未爆，故引爆率为８０％，另两枚从两侧向心打入，还有一枚击中大使官邸，成功引爆了那里的十几只煤气罐，最后一枚导弹就是那枚广为报导的“名弹”，从主楼楼顶贯穿五层楼板，并把睡梦中的新华社女记者从二楼打到地下室后延迟引爆，命中精度在米级以内，甚至可以英尺级计量。
北约公布的该类导弹命中率为９９％，绝非虚言。换言之，一枚导弹的误差率为１％，那么五枚导弹同时偏离目标而误击中国使馆的比率就应该是百亿分之一（１％的五次方），要知道，克林顿在鲁文斯基裙子上“发放炮弹”遗留物中ＤＮＡ鉴定的误差率（十亿分之一）也比这种可能性高十倍呢！
◇ 中国政府至今尚未断定这是对中国领土的蓄意攻击
但是对视为军事目标的大楼攻击并不等同于对大楼所有者、使用者（按国际法，该楼属于中国领土）的攻击。因此就有必要探究：北约是否蓄意对大楼的主人实施攻击。
由于该栋建筑物的特殊性，明知其所有者、使用者而蓄意摧毁则必然被视作对中国领土的侵略，而非“打狗看主”，其实质必然是对中国不宣而战，是“珍珠港”偷袭，是战争行为。中国政府的唯一反应，当然是宣布与攻击方进入战争状态。
鉴于中国政府在攻击发生一周后仍未向攻击方宣战，可以表明中国政府至今尚未断定该次事件是对该大楼所有者、使用者的蓄意攻击。从唐家璇外长的四点声明以及朱熔基总理在会见德国总理施罗德时提出的六点主张来看，宣战的可能性不会比五枚导弹同时偏离目标而误击中国使馆的命中率高多少。朱的要点是彻底调查，公布结果，严惩凶手。
◇ 事件失误的可能性分析
不管多么“神”的导弹，其制导系统所需数据还需要人来完成。而“人总是会犯错误的”，英文称 Ｍａｎ ｉｓ ｉｎｆａｌｌａｂｌｅ。这里假定该次事件是北约的“人”犯了错误，笔者试图用数学中“反证”的方法“倒推”一下失误之根源。
第一，北约军事指挥系统层次庞杂，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既非国家首脑，亦非政府首脑，却要指挥十几国海陆空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而且时时受十几国海陆空部队背后各国的遥控干扰，焉能不出岔子？
第二，北约的具体军事攻击由北约军队负责实施，但美国战略轰炸机实施攻击时不受北约指挥，事实上这次事件的肇事者驾驶Ｂ—２战略轰炸机从美国密苏里州起飞，长途奔袭三十小时执行任务，再飞回密苏里，根本就不在欧洲着陆或加油（仅中途在大西洋加一次油）。与北约指挥部的关系是“承包”式，一旦取得“令箭”，便“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实际上在完成任务之前，北约休得过问。或许这种指挥模式就为失误埋下了种子？
第三，军事攻击前导弹制导系统的数据录入需要求助于中央情报局，而中央情报局不受北约指挥。更要命的是中情局只提供照片，分析照片的任务由于中情局照片分析处已划归国防部，不再过问，遂再次造成行政脱节。这次事件，北约就称是分析员用的是两年前的地图，或许这恰恰是照片分析处乔迁之时，文件、地图、数据、人员转档、存档时出了差错？
第四，据美方报导，照片分析处划归国防部后许多资深分析员因薪水、特别是外快大缩水纷纷离职，也导致卫星照片的分析失误增加。众所周知，中情局、国防部虽然都吃的是“皇粮”，但前者有不受监督的“特别”经费，而后者预算公开，受纳税人监督，二者的薪水相当，外快不同。吃惯肥水的资深分析员才不愿死守着国防部这清水衙门，纷纷离职让位让贤，把这项事关重大、人命关天的大事放手交给初来乍到的无名之辈。洛杉矶时报报导，地图失误非今日始，前不久美军直升飞机撞断意大利登山缆车酿成惨剧，也是因为机师地图上并未标出缆车位置。而这次轰炸前拍的预定军事目标是相隔数百码之外的南联盟采购和供应署大楼，从卫星照片看与中国驻南使馆照片相像，分析员分辨不清，铸成大错。问题是世人担忧远甚于此，人们要问，难道为洲际导弹的弹道分析照片输入数据的也是这帮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家伙？
其它可以想见的原因包括：
——北约的大多数攻击选在夜晚，唯一能识别的是地面灯火目标，这就几乎排除了机师最后一刻肉眼识别纠正错误的可能性。这次轰炸时近子夜，机师仅是看图作业，两耳不闻舱外事，锁定驾驶舱屏幕目标后便立即发射。
——北约自信武器的精度，未规定使馆周围方圆一公里免受攻击。
——南斯拉夫未能向各国使馆提供更多的预防措施。从国际法角度分析，南斯拉夫应对事件负第一责任。
——中国使馆未能准备更多的预防措施。海湾战争时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楼顶上是巨大的红色五星红旗，如果这次楼顶上是灯光组成的国旗图案的话或许……预防无效与不设防毕竟有本质的区别。
◇ 事件的蓄意因素分析
北约的误炸之说许多人表示怀疑，而且北约的解释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笔者认为：
第一，北约先是坚持导弹偏离方向，后来又改口说选错轰炸目标，最近又称是地面情报人员提供了错误目标，前后翻供，令人生疑，北约莫非是在掩耳盗铃？
第二，北约历来把激光制导导弹吹得神乎其神，事件发生后急转弯，大谈失误在所难免，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难怪美国人也被搞得稀里糊涂，美国广播公司五月十三日的网址调查中，对“北约就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所做的道歉是否足够”这一问题回答“是”的仅有２６．２％，回答“不”的高达７３．７％。美国人尚如此，何况国人乎？
第三，事件发生后，北约拒绝透露详细情况。此前北约总是迫不急待地大屏幕投射机头录像，这次却一反常态，以军事秘密做挡箭牌。如果说拒绝透露驾驶员姓名还可以有情可原，拒放录像，莫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第四，事件发生数周来，北约没有合作调查的迹象和积极态度。既为事故，那么“遗憾”之余，本应该诚恳合作，积极调查，谋求谅解，平息事端。北约反而以战事为由，态度恶劣，能拖则拖，难道心中有鬼？
第五，施罗德在北京承认，北约迄今对此事件做出的解释是“完全不够的”，或许这句话里暗示着一些见不得人的玄机？或有牵扯到美国佬的难言之隐，所以与美国表态拉开距离？
第六，美国越战中有前科，每当美国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前，美国战机总是“误炸”调解国驻战场所在国使馆，当年瑞士、波兰、法国驻越南大使馆均有美军战机光顾。前加拿大外交官彼特德尔斯柯特就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大使馆的轰炸重复了似曾相识的模式”。彼氏在１９７２年写的《阴谋》一书中分析了十多次这样的事件。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罗马尼亚总理为支持波兰的秘密和平方案“玛丽金”而访问河内时，美国对河内市中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轰炸，而此时市中心已经成为美国飞机的禁飞区好几个月了。在轰炸中，美国火箭摧毁了三座附近的大使馆。这就有效地中止了“玛丽金”；美国说轰炸大使馆不是故意的。这一次是否故技重演呢？
◇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美国高层不大可能蓄意攻击中国使馆，触发如此外交危机，但失误一说漏洞百出，疑窦丛生，故不能排除在高层未知情况下美国某些低层机构、某些人，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甚至包括某些北约协调部门默许、暗示、怂恿人为错误，这样既可以以“擦枪走火”一说搪塞，又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肇事者自知不会受亏待，即使查出，上司在训斥之余，最多是演一出周瑜打黄盖的闹剧，差一点说“正中下怀”呢。这也是笔者认为最为严重的结果，即北约高层、美英高层“佯”作未知，恰似当年毛泽东“佯”作不知而致使王震处死王实味那样，训斥之余，青睐有加。假如笔者不幸言中，确实如此，中美关系必将倒退三十年，但更大的可能是调查不了了之。
□ 寄自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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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纵横】
听“老纳”侃中国足球
·蔡鸿君·
“老纳”是中国球迷们对前中国国家足球队的德国籍主教练施拉普纳的昵称。前不久，笔者有机会和几位来自北京的记者一起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家旅馆的咖啡厅里听“老纳”侃了一通中国足球。原先约定，我们和“老纳”及他的两位中国“弟子”杨晨和周宁一起吃晚饭，这样可以在饭店边吃边聊，后因“老纳”还有别的事情缠身，来电话将见面时间推迟到晚饭之后。可是当我们几人从饭店回到旅馆，“老纳”和周宁已经在旅馆前厅等候多时。原来他抓紧办完事情，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开车带着周宁从比普利斯市驱车赶到法兰克福。据周宁介绍，杨晨因次日有比赛，事关法兰克福和睦队是否能保级，这会儿已经住进了旅馆，与外界隔绝，所以不能前来赴约。虽然我们再三请“老纳”先吃点东西再谈，可他坚持先谈话。这样，我们坐进咖啡厅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听“老纳”侃起了球经。
“老纳”离开中国后，仍然继续关注着中国足球，除了担任中国足球协会技术顾问之外，这几年致力于让更多的中国足球运动员来德国踢职业足球。他对自己的优势非常清楚：首先是了解德国足球的状况，有多年在德国强队当教练的经验，在德国足球界有许多朋友；其次是了解中国足球状况，熟悉目前在中国足球场上挑大梁的运动员，比如黎兵、范志毅、高峰，但他更看好年轻的一批运动员，认为他们如果有机会在德国摔打几年，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他的公司已经为此做了许多努力，包括联系办理杨晨和周宁来德国足球俱乐部踢球。前不久，他在德国分别见到了伍绍祖和王俊生，当然少不了跟这两位中国体育界和足球界的要人共同切磋如何尽快提高中国足球水平。他人虽然在德国，但对今年中国甲Ａ联赛的进展了如指掌，对四川全兴队名列榜首感到吃惊，表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过他认为四川全兴队肯定还会掉下去，他更看好当时排名第三的辽宁健力宝队，认为该队的青年队员已经逐渐成熟，将会在今年甲Ａ联赛中一展身手。
对自己当年被中国足协突然罢官，“老纳”至今仍然困惑不解，甚至耿耿于怀。他在纸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在左下角写上１９９２，在三角形的顶部写上１９９５，然后向我们解释道：１９９２年，他接手中国国家队时，该队的水平处于三角形的底部，然后逐年上升，到１９９５年时已经达到迄今最好水准，这在当时的一系列比赛中得到了证明。但是由于在个别重大比赛中的偶然失误，中国足球界的领导层对他产生怀疑，导致他离开中国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国家队由此开始走上至今仍在下滑的道路。他没有正面回答中国国家队目前是否下滑到三角形右下角以下的提问，而是在三角形的右侧空白处写了两个外文字：ｎｏｔ Ｐｒｏｆｉ（意思是不够职业运动员的水平）。
他认为，中国的１５岁，１６岁，１７岁的足球运动员在全世界也是最好的，可是后来许多人因为培养使用不当而中途夭折。中国人不适合学习巴西足球。因为巴西运动员大多来自街头，许多人只上过几年学就开始在街头踢球，练就了一身就象跳探戈、桑巴的灵巧球艺。这种东西别人是不可能学会的。健力宝当初派年轻运动员出国学习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把巴西作为唯一的选择则失之偏颇。如果当年这支队伍是来德国，那么结果肯定会更好。他以当年中国国家青年队在参加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前赴德训练比赛三个月为例，认为短短的三个月对中国国家青年队取得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第四名大有帮助。
提到队员的管理，“老纳”耸耸肩膀，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在当时的中国国家队里，吸烟、喝酒、打牌在运动员中很普遍，还有交女朋友的问题。他并不反对运动员交女朋友，但是必须合理安排时间，如果周六有比赛，周二、周三和女朋友外出还可以，但要是周四甚至周五还和女朋友在一起，怎么能不影响比赛！教练应该为运动员做出表率，他本人从来不在比赛场内吸烟，要吸就到运动员更衣室或休息室，而一些中国的教练员则堂而皇之地在比赛场内教练席上吸烟，这对运动员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当一位记者询问德国饮食是否最适合足球运动员时，“老纳”几乎不假思索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伸手捏着坐在他旁边的周宁的胳膊说：中餐虽然美味可口，但是不利于足球运动员，我们几位随便吃什么都行，周宁就要多吃肉类，这样才能增加肌肉，足球是对抗性很强的运动，需要的是健壮的体魄，要在与对方激烈的拼抢中占据上风。当年他在中国国家队就是主要抓运动员的体能和饮食，通过体能、饮食、医疗保健、训练、比赛等环节的有机协调，促使运动员能在全场比赛中保持旺盛的体力和斗志。他在中国时采用的注重饮食和增强体能的训练方法，后来被徐根宝采用在上海申花队，效果显著，而戚务生接管国家队后又回到了旧的训练管理模式和中式传统饮食习惯，这不能不是导致国家队走下坡路的原因之一。
笔者提到，自从杨晨加盟法兰克福和睦队之后，引起德国新闻界和足球界的关注，不少德国友人曾打电话给笔者，将他与曾在法兰克福和睦队驰骋十年的韩国名将车范根相提并论。“老纳”颇为自豪地说，当年车范根也是他引入德国的，最初在他执教的曼海姆队踢了三年，后来才转到法兰克福和睦队。他还提到他在任曼海姆队主教练时将当时中国国家队大名鼎鼎的主力前锋古广明引进曼海姆队。
“老纳”对杨晨近来的表现很不满意，他认为杨晨自参加亚运会返回德国后状态一直不佳，球场上几乎没有建树，最近又在训练中受了伤。他尤为不满的是，杨晨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许多与足球无关的事情上面，一些在德国的中国人也给他乱出主意，分散了他的精力，再这样下去，也许不久就会被法兰克福和睦队炒了鱿鱼。笔者这时插话：前不久报上披露，法兰克福和睦队已和杨晨正式签约（迄今，他一直是被该队租借的），无论该队在本赛季降级与否，均不影响他在今后两年继续留在该队效力。“老纳”对此未予置评，接着又说，他经常把杨晨招到家里耳提面命地训斥一番，每次召见之后，杨晨总是略有好转。“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生命是短暂的，充其量只有几年的黄金时期，要格外珍惜和充份利用。”如果杨晨“执迷不悟”，就让他这样下去吧。他将把重点转到周宁和其他更年轻的运动员身上。“老纳”很看好周宁，认为他来到德国后尤其在体能上进步很大，在曼海姆队可以踢前锋、前卫、中锋，而让一个队员踢不同的位置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足球队对队员限制太死，不利于运动员全面发展和充份施展才华。身高１米８５的周宁原是北京国安队的队员，今年１月１５日来到德国曼海姆队，初定租借试训，现已作为主力队员上场踢了七场，进了一个球。周宁自己估计和曼海姆队正式签约的可能性很大，他认为该队教练在训练上很有一套，但是临场指挥稍差，换人也不够果断。目前曼海姆队在德国乙级队联赛中排名第一，很有可能在下个赛季升入甲Ｂ行列。“老纳”认为，周宁与杨晨相比至少有以下两个长处：１、语言进步很快，德语的听说能力现在已经快要赶上杨晨；２、与队友相处很好，在队里有几个铁哥儿们，而杨晨则几乎没有非常要好的队友。
笔者觉得“老纳”对杨晨的指责有失公允，据前几天的德国报纸统计，在法兰克福和睦队全体队员中，杨晨的场上表现总评分排名靠前，他在本赛季已经踢进了７个球，是全队最多的，而且他还因回国参加亚运会少踢了７场比赛。杨晨曾向笔者吐露过他在德国的三个大难题：语言障碍；“走训制”；吃饭问题。杨晨的英语基础比较差，德语更是一窍不通，在曼海姆队试训的三个月没有翻译，全靠手脚比划连猜带蒙，来到法兰克福以后，俱乐部请了一位翻译，训练和比赛时，他都在场，负责教练和杨晨之间的沟通，业余时间，杨晨跟他学德语，几个月下来，理解教练意图以及和其他队员简单会话基本没问题，但是要说清楚比较复杂的事情，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是很困难，和德国人交流就更难了。这里实行“走训制”，教练队员都是各人住各人家，每天按点上下班，除了比赛前一两天全队集体在饭店吃住之外，所有活动全要自己安排，不象国内是“住训制”，从吃到住，比赛训练，队里一概负责安排，刚开始的时候，他很不习惯，慢慢地也就适应了，前不久又搬了一次家，离俱乐部训练场更近一些。但是，吃饭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大难题，他不会做饭，在国内时也没此必要，要么是在队里吃集体伙食，要么就上饭店，回到家里自然是饭来张口的主，现在可惨了去了，每天中餐西餐胡吃一通，顾不上好吃不好吃，热量够了就行，前一段他父母来德国探亲，他总算正二八经地吃了几个月的饭。
周宁听了“老纳”对杨晨的批评也很不以为然，他低声对笔者说，杨晨自有他的道理，他自己也认为不应该只关心足球，再说，与他所参加的乙级队比赛相比，杨晨在甲Ａ联赛的压力太大，其体力和精神上的负担是从前在国内从未体验过的，更何况杨晨所在的法兰克福和睦队目前面临降级的危险。其实，“老纳”对杨晨还是十分器重和关照的。杨晨隔三差五总要登“老纳”的门，他的唯一一套本赛季套票就在“老纳”手上，每每看完比赛教头总少不了要对弟子调教一番。周宁离得近，更是他家里的常客，每周多至两三次，几乎成了“老纳”家的新成员，下周他将拿到德国驾照，这样行动就更方便了。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老纳”收住话头，再次谢绝了北京记者们请他吃饭的邀请，与我们握手告别。在旅馆的入口处，正巧遇到一个国内来的旅游团，人们立刻就认出了“老纳”，纷纷表示想和他合影留念。仍然饿着肚子的“老纳”欣然答应，站到了众人中间，让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游客将他们德国之旅上的一段美好记忆永远地留在了照片上面。
□ 寄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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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园信步】
灯谜五则
１、卧看双峰红似火 （猜吉祥物一）
２、问鼎冠军，志在必得 （猜世界城市一）
３、惦念夫婿体欠安 （猜成语一）
４、山姆大叔有点自大 （猜二字口语一）
５、逍遥见曲径，幽篁掩禅房 （猜成语一）
谜底请见下期
□ 游子吟谜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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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目录】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纪念专集（十一）
—— 增刊 第一八三期 ——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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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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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文件搜集〗 致我亲爱的父母兄弟（８９．５．１５） 清华人
以生命的名义发言（８９．５．１５） 北京大学学生
致绝食同学的建议书（８９．５．１５） 北大自治会筹委会
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８９．５．１８） 人民日报
⒉〖纪实报道〗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首都各界５．１７
声援绝食学生大游行纪实（８９．５．１７） 人民日报
五一七——五一八：百万民众大游行实况 北京青年报
⒊〖民心所向〗 首都街头调查民意：肯定
学生运动，呼吁真诚对话（８９．５．１６） 中国青年报
天安门广场进行民意测验：多数认为
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８９．５．１７） 北京青年报
⒋〖绝食日志〗 绝食第四天至第七天（８９．５．１６～５．１９）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香港《明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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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纪念专集（十二）
—— 增刊 第一八四期 ——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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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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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文件搜集〗 公开信、誓言等（８则，８９．５．２０～５．２４）
⒉〖新闻突破〗 “北京戒严第Ｘ天”专栏（１０则）
（８９．５．２１～５．３０） 人民日报
“人民万岁”——湖南省人代会
罢免副省长纪实（８９．５．２３） 新华社／人民日报
⒊〖姑妄听之〗 徐帅聂帅答复科大部分学生：戒严部队
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８９．５．２１） 新华社
邓颖超致首都同学市民的一封信（８９．５．２２）
就执行国务院戒严令有关问题公安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
⒋〖官方动态〗 李锡铭、李鹏讲话（８９．５．１９）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戒严令
陈希同市长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一、二、三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告（８９．５．２２）
声明、报道、社论（８９．５．２０～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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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纪念专集（十三·上、下）
—— 增刊 第一八五期（上、下） ——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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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6c1，zk9906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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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历史伤口〗 １９９９：举起世纪末的花环（诗） 粱天天
血雨腥风的时刻（北京时间８９．６．３～４）
——军队镇压民运过程纪要（８９年７月） 明报月刊
⒉〖见证者言〗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
（连载，８９．６．８～６．１２） 香港文汇报
我们好好活着回来作证
——香港学生的血泪见闻（８９年６月） 林耀强等
这里也有过屠城——我所经历的
成都“六·四”惨案前后（９９年记） 方 直
关于六四之夜的回忆 麻 子
〃 〃 〃
⒊〖未敢忘却〗 致读者——《苍雨》代序（９９．３．２１） 丁子霖
六四死难者亲属证词选 徐 珏、袁可志
我不能忘记 Ｃ Ｘ
六四十年感言 湘 灵
⒋〖姑妄听之〗 聂帅、徐帅写信慰问戒严部队（８９．６．１１，１３）新华社
袁木接受美全国广播公司访问
（８９．６．１６） 香港《大公报》、《快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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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责任编辑：赵 桦（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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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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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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