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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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三一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己卯年五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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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cm99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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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一周要闻】 ６．２５～７．２ ＣＮＤ
⒉【遥望神州】 教学科研用外版图书报刊进口量急剧下降 孙小杰
⒊【随感杂谈】 戏剧中国 刘景源
漫谈美国的政治派别 皇甫茹
⒋【各抒已见】 中国人的拳匪情结 何 碧
新华侨侃大山：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敏嘟噜
⒌【文化论坛】 《域外怀旧录》之八：开封犹太教“脱拉”的流散
——中国开封犹太人聚落的凋零有感（下） 维 一
⒍【信息交流】 公派赴美、加留学申请签证及有关事项
⒎【“我们”】 纪念外祖母 雪 娃
⒏【旅游散记】 游大烟雾山随想记 华 华
⒐【读者漫评】 新旧“燕山夜话” 马悲鸣
⒑【增刊目录】 第一八九期“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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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 六月二十五日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万三千名法轮功修练者联名致信江泽民和朱熔基，抗议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和迫害，并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学员公开练功及合法出版李洪志著作。该信称自六月以来各机关纷纷传达中央文件，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要求各单位不得为法轮功学员提供练功场所，并要求党员干部退出法轮功，否则严肃处理。
★ 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１４０票赞成、○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对香港《基本法》两个条款作出解释的议案。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２２条第４款解释：中国籍人士，包括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均须办理批准手续才能进入香港；对第２４条第３款解释：港人在香港辖区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必须是在其出生时父母双方或一方已是香港永久居民，才符合“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上述解释推翻了香港终审法院今年一月二十九日一项判决中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
★ 六月二十六日报道，国家计委发表的一份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指数（ＧＤＰ）将高达８．５％，远高于总理朱熔基定下的７％的预期指标。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二○○一—二○○五）中国年均经济增长亦可达８．５％左右。
★ 六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江泽民在青岛主持召开了华东七省市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会议强调，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是一个关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成败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大课题。
★ 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日前说，从今年七月起北京市将为亏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建立档案，并定期公布前５０名国有亏损企业负责人名单。此前，北京市只公布赢利企业名单。
★ 六月二十七日报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披露水利部弄虚作假、乱拉资金建楼堂管所、大量侵占挪用水利专项资金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李金华的报告称，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八年，水利部及下属单位共挪用水利专项资金１．１６亿元，用于乱投资及炒股票等。仅去年水利部就挪用大江大河堤防工程资金一千四百万元给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建宿舍。去年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爆发大规模洪涝灾害，而因资金不足，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新建设施质量低劣，未能经受住抗洪考验，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
★ 六月二十八日，封闭整修八个月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重新开放。
★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共共有党员６１００万名，党员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５．１％。
★ 六月三十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计划在二○○○年底将载人飞船送入太空，由此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后第三个拥有宇航能力的国家。中国的航天计划将分为两步：今年十月将把无人飞船送入太空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明年再发射载人飞船。
★ 六月三十日报道，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自今年十月起发行新一套人民币，以提高人民币的防伪性能。新版人民币共有１００元、５０元、２０元、１０元、５元、１元、５角和１角八种面额，其中２０元面额为本套新增面额。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发行了四套人民币，其中分别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五五年发行的前两套人民币已经停止流通。
★ 六月三十日报道，一份近期发表的中美联合研究报告称，中国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网络市场。报告预测一九九九年中国的上网人数将从去年的２１０万人激增至６７０万人；到二○○○年中国网络用户将超过３３００万人。
★ 七月一日，香港６００多名资深大律师、大律师、律师和法律系学生由香港高等法院静默游行到终审法院，抗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这样的游行抗议在香港法律界历史上从未有过。
★ 七月一日报道，国务院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一条例禁止娱乐场所提供“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意即人们通常称的“三陪”人员。“三陪”活动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沿海地区，现在已经成为色情活动的代名词。
★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８周年。社论称西方霸权主义政治的猖獗“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世界并不太平，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社论要求全党通过“三讲”（即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教育加强党的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
★ 七月一日香港《明报》报道，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进行民意调查研究表明，在香港回归后第二年内香港人对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政绩评价分为５７％（月平均分），比回归后第一年内的平均分６２．２％下跌约一成。
★ 七月一日，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卸任回国。几天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尚慕杰称中国官方在公开场合永远不会接受中国驻南使馆被袭击是“误炸”的说法，但北京政圈盛传中国高层和情报部门私下已接受该事件是一次意外。袭击事件发生后尚慕杰曾被北京抗议人群围困在大使馆内达三天之久。
★ 七月一日综合报道，长江沿岸各省洪涝灾害日趋严重。长江上游的四川省两个月来连降四次暴雨，２３个县出现洪水，４９人死亡。中下游的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市都发生水浸。浙江省连日大雨，新安江水库大坝自六月三十日起开启八孔泄洪，流量达到该坝建成４０多年来最高纪录。杭州市部分地区山洪暴发，堤防决口，造成３０人死亡，１１０万人口受灾。六月三十日，上海市梅雨量达到６１０毫米，创下１２６年来最高纪录。江苏省，太湖水位已超过历史同期最高水位纪录，湖州、南浔等地突破历史最高洪水水位，仅湖州一地就有２０７万人口受灾。湖北省有７０多个县市受灾，２１人死亡，受灾人口达到５５７万。
〖新闻主要来源：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许增柱、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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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教学科研用外版
图书报刊进口量急剧下降
·孙小杰·
日前，记者在走访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名誉董事长陈为江时了解到，由于许多科研和教学单位的购书经费严重不足，近十多年来对外国文化科技图书和报刊的订购量急剧下降，造成科技信息资源萎缩，影响我国科技人才的教学与培养。
据了解，中图公司目前仍是我国外版图书报刊进口的主要渠道，占全国进口总量的８０％。外版书刊订阅只针对有关教学科研单位，不针对个人。据中图公司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学科研单位对外版书刊的订购量曾有过较快的增长阶段，于１９８６年达到高峰，当年全国订购外版图书品种达１０万种，４００万册；订购外国报刊２．７万种，２８万年份，当年书刊进口用汇为５５００万美元。但自１９８６年以后至今，外版书刊进口量大幅度减少，科研教学单位的订阅量也急剧下降。１９９６年，中图进口图书已降到７万种，订货量仅为１９８６年的１６％；外国期刊２万种，１１万年份，为１９８６年的４０％。分析外版书刊进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是书刊售价上涨过快。
国家调整外汇比价，实行汇率并轨后，外币对人民币逐年大幅度升值，１９９６年与１９８６年相比，平均升值２．５倍；另外，海外图书也以每年７—１０％的比例涨价。这两个原因导致外版书刊的国内人民币售价上涨了６．５倍。外版书太贵，已使不少单位承受不起。
二是国内主要的中央级教学科研单位的书刊经费严重不足，不能与事业经费同步增长。
举例说，１９８６年至今，外版书平均售价从１０６元上涨到６９８元，增长６．５８倍；外刊由３５６元上涨到２２４５元，增长６．３１倍，而同期全国中央级科研单位的事业费拨款只从１６．４亿元上升到４１．４亿元，仅增长２．５８倍。这其中用于外版书刊订阅的费用都呈下降态势。由于经费紧张，许多单位、图书馆等由原来的外版图书报刊订购并举转为以报刊为主，到后来有的干脆连外报也不订了，近两年外国报刊订购份数的减少情况是：清华大学由１４１２份降到４７２份，北京大学由１９４９份降到９７２份，北京外国语大学由６１０份降到３０６份，中科院文献中心由４３４４份降到８１８份，中国科技情报所由５２６７份降到３３１份。目前，全国进口外国报刊的品种已比不上一所美国著名大学；北京市高等院校全年进口量比不上一所香港大学。如今，全世界每年有１７万种报刊出版发行，我国报刊目录只编制了４万种，实际进口订阅只有２万种。
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国内有关单位和人才对国际上最新、最先进的科技文化信息、情报的追踪和研究利用，不利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陈为江说，由于书刊经费严重不足并又是软指标，被挤占、挪用的情况较多，这是导致大批科研单位订阅外报外刊下降的主要原因。解决的方法是呼吁有关方面应拿出一部分专款订阅必需的外版书刊；同时应建立起保证图书报刊经费与单位事业费同步增长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订刊经费不足的矛盾。
□ 摘自《北京日报》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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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杂谈】
戏剧中国
·刘景源·
亚瑟·史密斯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提到：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这话不假。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热爱戏剧的民族，不信只要看看我们戏剧的种类就会让人吓一跳。国剧京剧就不用说了，大大有名的地方戏就有安徽的黄梅戏，浙江的越剧，河南的豫剧，天津河北的评剧、河北梆子，四川的川剧，湖北的汉剧等等。就是我这个不懂行的，不用想就可以将这个名单再延长几倍。总之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两个成气候的地方戏种，毛估一下，也不下半百。更不用说小曲儿杂耍了。
戏剧的种类繁多，在于其地方性很强，根本在于方言繁杂。在戏剧形成之始，还没有普及普通话之说。虽然也有什么官话，但只局限于官宦商贾，老百姓也就在家乡三五十里的范围内活动，自然用不着讲拿腔拿调的官话。自然地方戏也就得用地方话，适用范围也就有限。虽然随着移民的迁徙，许多地方戏的流行地域也不限于其发源地。
地方戏的种类虽多，但都存在着相同点。比如都有绚丽繁琐的服装，变化多端的脸谱，震耳欲聋的锣鼓点子；伴奏中都有一个主奏乐器等。当然主奏乐器因戏（地）而异，同唱腔和语言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比如，嘹亮的板胡伴着高亢的秦腔，而缠绵的山东吕剧则用絮絮叨叨的坠琴来伴奏。没等演员开口，只要伴奏一响就让人知道是什么戏种。
在电视被普及之前，戏剧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比如过年过节，每个村寨都要弄几台大戏庆祝庆祝。有时一个小财主家有点喜事儿也会弄台戏来犒劳一下乡里乡亲。就是皇宫内，过年或皇上皇后过生日，也会叫戏班子来唱上几天。
这自上而下的喜爱，自然给戏剧的发展增添了动力。观众也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连斗大的字也不识一个的老奶奶，也能给她的孙儿讲那好心自有好报的《锁麟囊》故事。陈世美的被批倒批臭，靠的就是这无孔不入的戏剧。应该说戏剧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没有戏剧，从我们的高文盲率来看，可能三国中诸葛亮、刘关张和曹操的故事不会那么普及。就连我们的文学也受到了戏剧的影响，戏剧台词对文学的直接贡献不说，就是文学用语来自戏剧的就不少。如：“红脸白脸”、“跑龙套”等词都是从戏剧中借来的。
实际上，中国人对戏剧的热爱，常常做到台上台下不分。当然这里不是指那些真正会唱一台的票友，而是在民间就有许多真实场面也同演戏一般。比如山东等地的传统葬礼，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父亲去世，嫁到外村的女儿回来奔丧时，到了村头就开始放声大哭，哭声要足以让全村人都能听见，显示孝顺的女儿回来奔丧了。哭词不是显示她的悲痛，而是一边哭还要一边数落“您为什么抛下我们”之类的话，听起来更象在责备。其哭腔之曲折和婉转绝对不亚于戏剧中的唱腔。因为哭腔不拘泥于既定曲调，犹如提琴独奏的华采乐段，由哭者来即兴发挥，很能显示哭者的水平。如果是女婿之类的外姓人祭拜就更像是在演戏了，在祭拜灵堂之时，作揖行礼之后，要将头磕下去，呜呜地哭出声来。哭声不是悲痛的哭，听上去更象是京剧中的叫板。眼泪可以不掉一滴，但这哭声不能没有。儿孙等亲属自然也陪着哭，直到“司仪”将他们“劝”起来，此时哭声立马就停。难道这不同演戏一样吗？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还很多很多。
中国人对戏剧的喜爱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电影出身的江青不选电影，独选京剧作样板，而电影只成了传播京剧的工具而已。因为京剧将老戏中的地方话去掉了，换成了最普及的京腔，做到了全国各地老少咸宜。那时人人都能吼几声现代京剧唱腔。人们对现代京剧的熟悉程度，就是五音不全的人唱上一段，即使其中夹杂着钢琴键缝里的音，人们也能猜出他唱的是哪一段。其普及程度，几乎到了全民皆戏子的地步。
将我们的社会比喻成“社会大舞台”简直再贴切不过了。既然是在舞台上演戏，人们心里再亮堂也要按着戏腔往下唱。大家要按“主旋律”齐唱，决不能出现不和谐的音。就是令唱腔更加丰富多彩的和声也最好不要出现，就象我们的戏剧唱腔中几乎见不到和声一样。
现在戏剧似乎正在走向灭亡，所以需要象大熊猫一样来重点支持和保护，以免这一国粹失传。社会大舞台也在渐渐失去观众，因为人们更加喜欢真情实景的生活，但有些戏却越演越火爆，特别是到了开什么大会的时候，会场简直就成了一个戏台。在台上，人人都知道自己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甚至台词在开会之前就编好了，还按着导演的意图反复排练过。按照剧情发展该举手的时侯就举手，该鼓掌的时候就拍手。会的级别越高演员的功夫练得也越深，就像好的演员不应该露出被导演的痕迹，一切要自然，这叫入了角色。否则戏演砸了，下次演戏就没你的事了，想举手也不成。
□ 澳大利亚，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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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美国的政治派别
·皇甫如·
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政治派别。有一点先要说明的：左派和右派，在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划分他们的历史纠葛和现实争执。美国的左派，到了中国，很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中国的左派，到了美国，很可能发现在子女教育和男女关系上，跟当地的右派有更多共同语言。美国的派别，不能硬套入国人的派别，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
这当然不是说美国的派别不会影响国人的派别，比如美国的“学院左派”（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ｅｆｔ）在国人中就颇有一些再传弟子。“学院左派”本身是个非常纷淆的大杂烩，美国有的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知识分子又喜欢开门立帮，这些人相互之间的歧异有千千万万。如果知道俺把他们扫进同一个垃圾筒，一定会非常委屈。但是“学院左派”确实有一些显著的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或明或暗地相信：大金融资本通过间接控制政府和媒体，以各种软性手段创造了一个所谓的“文化霸权”，整体性地控制了西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摧毁这个“文化霸权”。怎么摧毁呢？解构从古希腊直到他们成名之时的数千年西方文化传统。而且越是在民众中有威望的越是要批。莎士比亚的剧本大肆渲染暴力，他本人还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臭猪”；简·奥斯汀的小说充满阶级偏见；等等。其实也就和张春桥、姚文元差不多，历史上传下来的东西都是要打倒的“封资修”，左派奋起豆芽臂，祛除人文万年埃。只是“学院左派”手里没那么多权力，无法泡制样板戏。至于语言上，虽然不象咱们文革时整天“炮轰”、“火烧”的，却也学着福柯动不动就要用“强暴”（ｖｉｏｌａｔｅ），某些女权主义者更把“强奸”（ｒａｐｅ）当标点符号，看着也够狠的。
看来东西方的极左派还是有相同之处。这也不奇怪，现在“学院左派”的头面人物，都是六十年代中期西方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确实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大陆的一些“后现代”学者，就是接着“学院左派”继续往下讲，借用他们的手法批判什么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霸权”。
那么什么是右派呢，“学院左派”的对立面？这倒很难讲。“学院左派”向常人的常识宣战，他们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很小，如果不赞成他们的人就是右派，右派的势力也太强盛了。虽然也有“学院右派”的说法，但那是一个更模糊的概念。北美大学里的阶级斗争形势，一般的讲法是右派占据经济系，左派扎根英语系。或许经济系里那些“自由竞争”的铁杆吹鼓手，勉强可以算作是“学院左派”的直接对立面。至于在社会上，还是保守派（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和开明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的说法更恰当一些。民主党可以看作是开明派，“学院左派”跟他们要近一些；共和党不妨算作保守派，基督教右派则是他们的右翼（极右派）。
开明和保守两派的分界大致在哪里？是在如何划分自由的边界。英国十九世纪功利主义大师约翰·穆勒写过名著《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ｙ》，现在都译为《论自由》，但是严复翻译的时候，他拟的书名是《群己权界论》。“群己权界”四个字虽然拗口，却译得非常精确。所谓Ｌｉｔｅｒｂｙ，其实就是个人（己）和政府（群）的权利界限该划在哪里。中古英语里，Ｌｉｂｅｒｔｙ的意思是国王批给下属的特权（比如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征税），作为交换，下属也有一些义务，比如进贡或在国王讨伐邻国时出兵助战。这一“自由”是隐含着契约关系的。“自由”是由法律和习俗所公认的政府不得侵犯的那部份私人空间，而不是中国人一般所理解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致而言，保守派总是想把“己”那一块划得大一些，自己的事自己解决；而开明派则希望政府能有更多的权力，把“群”那一块划得大一些，有困难不妨多找找政府。
这里要强调指出：美国并不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并不是说对每一个问题，保守和开明两派都是对立的，都有ｃｌｅａｒ－ｃｕｔ的不同看法。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而且政府每四年要换一换，各种政策都有上台一试的机会。美国人一般抱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ｃａｓｅ－ｂｙ－ｃａｓｅ的实用主义态度。“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幼稚的两分法，在美国没什么市场。所以我对开明和保守两派，只能说个大致分界。两派都覆盖了多元化的政治观点，彼此也有很多复合的地方。
比如，最近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当警察查抄疑犯住处时，电视台不得拍摄室内搜查过程并公开放映。基本理由，就是英国自由主义的悠久信条：家是私人的城堡。就象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毕特以诗的激情宣布的那样：“最穷的穷人在他的茅屋里，也可以藐视王权的威力……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但是英格兰的国王不准进来！”现在的大法官们，不少是在里根和布什的十二年共和党执政期间被提名的，倾向于保守派。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严厉打击犯罪活动，保守派都是大力支持的。这两个目标在电视台拍摄查抄过程上的冲突，显示了保守派内部是有各种观点的。
同时，开明派也不反对这个判决。虽然开明派是主张把“群”的那部份划得大一点的，但是他们搞大政府的目的，是要纠正自由竞争难以避免的不平等（在这方面他们很象马克思主义者），是要提升弱势群体的权利，而打击犯罪，毕竟主要是打在穷人的身上。这个判决，从保守派的保护私人权利的基本原则出发，在实际中却是落实在开明派的保护下层民众的一贯立场上。最近俄亥俄州的一位女律师打蛇随棍上，声称警察呈堂的赃物不可作证，因为搜查是非法的。尽管警察搜查的是垃圾箱，但那位无家可归的抢劫疑犯已经在垃圾箱里住了相当时间，女律师辩护说：在这种情况下垃圾箱应该算作他的“家”，没有搜查证，警察不得侵犯。
上述是两派复合的例子。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可以明显看出各派意见的不同。今年４月１７日，科罗拉多州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有的“学院左派”慷慨激昂趁机痛骂：上梁不正下梁歪，总统在南斯拉夫扔炸弹，中学生当然有样学样。但是主流社会知道这是身在边缘的人的充满挫折感的发泄，没什么人理他们。民主党强调的是政府干涉：立法禁止枪支买卖，至少对买枪的人要调查其犯罪记录。保守派重视的是个人权利，共和党申辩说：美国公民从建国以来就有带枪的权利，这是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枪本身不会杀人，只有人才会杀人，枪没有问题，是美国人的价值系统出了问题。基督教右派则进一步发挥：要恢复传统价值，关键是妇女要从办公室退回厨房，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不过主流社会知道这也是身在边缘的人的充满挫折感的发泄，也没有多少人理他们。
可能有人要问：你既然写中文，为什么不举一个读者更有兴趣的、与中国有关的例子？北京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没有美国消息，千家万户会觉得晚饭汤里少放了盐。但是美国人对中国，实在是没有那么关心。对中国政策的不同意见，主要还是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间的矛盾，另外就是历史上留下来的问题。尽管中美关系常常被用作党争的武器，特别是大选期间，可是在具体政策上党派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不是解说政治派别的好材料。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华人对美国主流派别的态度如何？共和党以个人权利为重，对能力强的人比较有利。华人，特别是留学生出身的，能力都很不错。但就整体而言，华人是弱势团体，欢迎民主党政府的优惠政策。而且为民主党干事，比较容易升上去，他们比较重视少数族裔的代表性。这届美国国会唯一的华人议员吴振伟就是民主党。但是政府干涉是有成本的，喜欢搞大政府的人，难免要执行高税收政策。一般的华人工程师，虽说日子过得不错，却也谈不上很富裕。美国的穷人，按他们在国内时习惯的标准，也不能算很穷。于是民主党的福利政策常常令人觉得是劫不富济不贫，碍难同意。
所以我有时会对朋友开玩笑说：你们应该参加民主党的活动，但是大选时跨党投票，选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或许他会像里根一样，提一个棒棒的减税方案。
□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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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已见】
中国人的拳匪情结
·何 碧·
一个世纪前，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指出，危及大清王朝生存的两大祸害是“南革北拳”。所谓“南革”，指的是孙文等辈那时在南方蠢动的革命党徒；“北拳”说的是当时席卷华北的“义和拳”（后称“义和团”）。后来断送了晚清改革大业的，果然是这两大祸害。先是拳匪杀教民、烧教堂、砍电杆、毁铁路，后来卷入宫廷权力斗争，“扶清灭洋”，竟尔闹到杀害德国公使，围攻外国使团，招致八国联军入侵。虽未亡国灭种，巨额赔款却也弄得民穷财尽。革命党乘机揭竿而起，打开了潘朵拉盒子，从此陷国人于血海。苦苦折腾近百年，中国才好不容易又回到了当年的起点。
苦头吃了一百年，我们学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拳”与“革”的传统思维定势不仅牢不可破，而且早已大而化之，变成了全民族的诉求。地无分南北，人无论老幼，人人非“拳”即“革”，时“拳”时“革”，朝“拳”夕“革”，令人眼花缭乱。犹记十年前举国如痴如狂，人人奢谈“民主”，个个争做“革党”，发誓“灭清变洋”，立臻太平盛世。转眼间，当年的“民主斗士”们忽尔变成“扶清灭洋”的爱国志士。驻南使馆被炸后，袭击美使馆者有之，火烧领事馆者有之，骚扰外国人者有之，高叫“打倒朱熔基”者有之。事过多日尚余音绕梁，流行起“航空母舰热”来。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熟呢？
说也奇怪，中国人若事关一己，则无不是老谋深算的韩信，趋利避害，变化如神。利害攸关之时，该伏低做小时决不妄自尊大，该装孙子时断不做儿子；一旦事涉全体国民，却个个变成了慷慨激昂的樊哙，揎拳撸袖，指天誓日，乱洒狗血，而且人越多越来劲。鄙人看到暴民袭击使领馆的画面时不免暗自纳闷：那些英雄好汉中，究竟有几个敢对本单位领导作金刚怒目？为何为人处世不失谨慎，事涉邦交国运之时，反倒“气吞万里如虎”起来了呢？其实说也简单，“合群的自大”是与“个体的自私怯懦”互为表里的。正因为事关全民，才敢任性胡来，大打“太平拳”，反正天塌下来有众人顶着。“拳”也罢，“革”也罢，表现可以不同，底子都是暴民心态，说到底是对整体利益的极端的不负责任。
倘若我们能象对待个人前途那样谋算国家大事，这次的“爱国”丑剧就断乎不会发生。以国人处世之精明，决不会看不到一口咬死对方蓄意挑衅是何等失策。要这么做，自己必须具有报复对方的能力乃至以武力夺回体面的决心，因为退路已被自己封死，没有妥协的可能了。如果没有此种能力和决心，还硬要作如此指控，最后只能虎头蛇尾，弄得自己下不了台。你要对方承认是蓄意犯罪，人家不承认时你又怎么办？你能提出直接证据证明自己的指控么？就算人家承认了，也只有更难堪。你总不能为此断交甚至宣战吧？除了暴跳一番后偃旗息鼓，你还能有别的既惩罚了对方又不损及自己的花样么？雷声大雨点小地闹过一通后，你让别人怎么看你？是诚惶诚恐俯伏在地，还是象贵州那只老虎一样看罢撂蹄绝招之后心想：“技止此耳”？当年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后发最后通牒，勒令英帝四十八小时内撤出香港，期满后人家岿然不动，不仅贻笑万邦，还害得周恩来多次向人家赔礼道歉。如同当年的拳匪一样，爱国英雄们的满腔热血，只换来了祖国在文明世界中颜面扫地。
丢脸事小，爱国志士们其实干的是祸国殃民的勾当。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靠谁？不是美帝靠人民，而是人民靠美帝。在与李希光志士的座谈中，一位美国教授说：当今之世，美国没有中国可以，中国离了美国不行。以李志士之爱国热肠兼伶牙俐嘴，对此侮辱竟不能置一辞。因为话虽难听，不幸却是事实，即使是吃党报饭的李先生也无法否认。中华民族要振兴，要腾飞，就得靠帝国主义拉一把，不然，何必对外开放？所谓开放，就是“筑巢引凤”，请帝国主义来下凤凰蛋。单看美国政府一年一度审查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如何牵动每个华人的心，就足见我们对人家的依赖程度了。改革开放二十年，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入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正是这空前的经济侵略，使国人过上了史无前例的好日子。好日子没过几天，英雄们又要折腾起来了。这样鼓噪下去，国内的仇外心理与国外的恶感相互激荡，对外关系势必越弄越糟，中国迟早又要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毛泽东当年不食“嗟来之食”，以“瓜菜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条死路不是已经试了三十年了么？
仇外思潮的勃兴，必然导致对西方价值观念的仇视和对所谓“传统”的回归，从而导致社会的全面倒退。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正是西方先进的人文科学观念的大规模引入，才使得中国社会在近二十年间告别了那个野蛮、血腥、黑暗的中世纪式的时代，初步搭起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法治国家的框架。仇外之风一起，多年来“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势必废于一旦。中国社会全面回归“传统”之日，便是摒弃好不容易才进口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再度告别现代文明之时。
仇外派的口号必然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仇外派当道必然导致对主张开放的改革家的清洗。当年拳民要打倒的第一名“国贼”，就是改革派领袖光绪皇帝。这次新拳民闹事没几天，便已喊出了“打倒朱熔基”、“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如同老拳民沦为宫廷中顽固派的杀人刀一样，新拳民们的鼓噪也将成为保守派在权力斗争中的“民意牌”。
仇外思潮的昌行，最终将导致法西斯军国主义。为了“洗雪国耻”，国家势必穷兵黩武，不是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就是走上纳粹的老路。时下的“捐献航空母舰热”已然露出了端倪。这种喧嚣，只能为军界强人争预算呐喊助威，迫使国家将紧缺的资金用于军工，象前苏联那样让军备竞赛拖垮整个国民经济，害得民不聊生，最终政权垮台，国家解体。就算能勉强混下去，也无非让世间多一个北韩而已。有史以来，丧权、失地、赔款、受辱最甚的国家，莫过于一次大战后的德国，而籍武力洗雪国耻最成功的“民族英雄”则首推希特勒。他最后把德国人民带到何处，史有明鉴。
因此，目下的民族主义歇斯底里，是对改革开放的反动，是屡次误国害民的国民劣根性的恶性发作。不消除国民心灵深处的拳匪情结，我们就只能纠缠于发霉的旧恨宿怨中，沉湎在自怜自恋里，脱不了轻扬浮躁的暴发户气息与偏狭心胸，学不会泱泱大国的雍容气度，永远在崇洋与仇外之间振荡，在做奴才与当响马之间徘徊。中国也永远无法象西德与日本那样，不靠仇恨与武力而从灰烬中崛起。
如今，中美关系已经跌到了低谷，据美《时代》周刊与ＣＮＮ最近的民意测验，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中度到极严重的威胁的美国人竟达７３％之多。认为美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国人比例，恐怕只多不少。如果听任这种基于误解的相互恐惧与憎恶发展下去，中国的前途堪忧。吾辈忝为海外学人，肩负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使命，一定要以国脉民命为念，尽力消除两国间的误会。断不可象某位美籍华人教授那样贪名图利，哗众取宠，既叛归化国，又害母国，在两国之间挑拨离间，煽动仇恨，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
随着北约进军科索沃，塞尔维亚军队的种族灭绝暴行正被一一曝光，反衬出中国政府为被海牙国际法庭通缉的战争罪犯打抱不平的荒悖。寄语北京政府，以后还是牢记先领袖邓公的教导：“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少在国际上充大拿管闲事，更不要和美国对着干，多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下功夫。经济，只有经济，才是救党保权的唯一希望。煽动仇外心理或可提供一时的内聚力，但终久只能造成大患。殷鉴不远，老佛爷就是榜样。
□ 寄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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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侨侃大山——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敏嘟噜·
△ 引子：
诗曰：“东风浩荡红旗飘，凯歌振奋传四方！”目前，全中国的形势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看看《人民日报》就知道）。
△ 正文：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七十年代末期，改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总的来讲，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当然，改革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改完善，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说，人们在讲：“不改革就要亡国；改革下去就要亡党。”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不能使中国的经济向前发展，所以要改成西方国家的那种市场经济的体系。可改来改去，就是要将公有制改为私有制。如果全中国都是私有制的话，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理论上的意义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的执政党，这是不容质疑的问题，而且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都会是不能改变的现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个唯物主义者。那么改革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呢？这个问题早已被中国共产党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回答了，就是要搞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要以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在这个原则下，要有相当程度的公有制；于是要搞成以公有制和私有制为混合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就是这样的。当然，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
☆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在市场上有供给与需求两方，双方都谋求自己的利益而进行交易。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的高低，试图去买物美价廉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根据自己技术水平和财力的高低，试图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商品的销售利润。
中国经济的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是骨干企业的公有制和小企业的私有制的结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作。在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有很多优势：私营企业在人事管理、资金使用、设备更新、产品换代、市场开发等方面都比国营企业有更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私营企业的盈亏与经营管理者直接相关；而国营企业的盈亏与经营管理者并不那么直接相关。另外，私营企业还可利用非法手段盈利。如偷税漏税、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而得到特种许可、通过贿赂国营企业的管理者而得到某种优惠等。结果是私营小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越转越顺，越转越大。而公有的大企业却越转越不行。目前许多国营企业已经亏损到不得不宣布倒闭的地步。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公有制本身就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
如何使公有制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存活并发展是个难以解决的课题。现今中国的理论界还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论点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大部分国营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竞争不过私营企业。也有许多大型国营企业经营得很好，可在这些企业的内部常有贪污的事情发生。当然，社会上对那些能使国营企业盈利的企业领导人的贪污行为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这样的企业家应有他们的身价。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得到他们应有的报酬，而且这种报酬不应比私营企业经理们的实际收入低。可是目前政府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规定。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是将公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即股东所有制。但对这个进程的社会效果如何，却是众说纷纭。
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大量的偷税漏税、行贿受贿、贪污盗窃的现象是这种不完善的经济体制的产物。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要继续。对如何将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化的问题的讨论，在国外的学者们可以自由幻想；在国内的学者们还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研究。
☆ 资源再分配中的矛盾
经济改革是一场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将资源重新分配。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一场资源（财产）的重新分配运动。一场重新分配运动是以抢夺的形式把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划归国有，将封建地主的土地先暂分给农民；然后又以人民公社的形式再把土地转为公有，以公私合营的形式将民主资本家和小商贩的财产划归公有。
八十年代中期，当经济改革深入到私有化的进程时，问题就来了：过去由私有变公有是国家掠夺少数个人，杀了一万个地主和一千名资本家就解决问题了；可现在要从公有变为私有，也就是说把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分给个人（当然不是平均分给每个人）。国家的财产该属于哪些个人呢？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谁有本事（或权力）谁就能瓜分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在这场改革中谁最得利？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得利。因为他们有权决定如何将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分给个人。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情就在全国各地政府和企业里层出不穷。贪污、索贿、化公为私的各种招法层出不穷。大小的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许多离中央远点的地方官员们都私下说：“共产党要分家产了，现在咱们不赶紧捞，以后就没了。”
在这场改革中谁最倒霉？退休人员最倒霉！他们为社会主义干了一辈子，虽说创造财富不多，但也是上为老辈送了终，下将孩子养成人。现在改革了，他们积攒的公有财富的大部分被改革转到私有体制里去了，谁来为他们养老送终呢？他们不但没有医疗保险，许多人连退休金都领不到了。他们就象以前的地主资本家一样，被革了命了。
☆ 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
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往往仅注重近期盈利，忽视与企业的长远利益有关的国家利益。即企业用耗尽资源的办法来获取眼前的利益。资源耗尽了，未来的生路就断了。
这里所说的资源是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包括乱伐木、乱开矿、乱占农田盖厂房、污染空气、污染水源、猎光稀有动物、网尽湖海鱼虾。许多小的私营企业办在农村，在良田上盖厂房。中国的人均可耕地本来就少，这样下去，中国的粮食就越来越不能自给了。许多企业只顾自己生产，不管周围的环境，其黑烟冒往天空，其污水排入江河。许多城里的高级餐馆以烹做稀有动物来赚取暴利。
对人力资源的破坏是指雇佣童工、贩卖女性、挪教育资金为它用。中国的许多乡镇企业的工人都是十多岁的孩子。这些孩子本该完成中学的教育，可他们却退了学后去挣低工资。许多乡村女孩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就去打工。许多年轻女子被骗到淫秽行业里。长期下去，中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会越来越低，社会伦理道德也会越来越混乱，人的素质也会越来越下降，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会越来越差。而且，中国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慢，很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技术产品的加工基地。
对资本资源的破坏是指将生产资金转为贪官污吏的消费资金和资金外流等。在中国大部分的生意是在酒席上谈成的。生意人一定要在一起吃饭，说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其实在解放前，中国人做生意并不大吃大喝。改革开放初期，港台的奸商们到大陆来做生意，以吃喝的方式来贿赂大陆的地方官员。以后中国大陆上的企业家们都学会了，用公款吃喝已成为合理的行为了。有人说这种开支就象是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润滑油”。可当这种“润滑油”的费用在投资总额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时，资金的实际使用效益就会降低。也就是说，这种将本该用于生产设备的长期投资的资金转用于眼前的消费资金的做法是对资本资源的破坏。另外，有些企业家发了财后，将其长期生产资金转到外国，变为短期消费资金。这种资金的转移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容许私有经济的存在本来就是个短期的政策，否则共产主义何时才能实现呢？
☆ 中国以后二十年怎么办
中国的改革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到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中国以后二十年怎么办？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本文仅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提些设想：
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叫“中国劳工党”。反正中国不可能在今后的半个世纪里搞共产主义运动了，为什么要留着“共产党”这个名字呢？中国共产党本来就应该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党，叫“劳工党”并不错。共产党的党徽是镰刀斧头，本来就是工人农民的意思。关键是，无论这个党叫什么名字，这个党还要是中国的执政党。既然这个“劳工党”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政党，能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个党当然应是中国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改名为“中国劳工党”后，当然还要改写党章。没有必要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保留大量的公有制成份了。这样，中国经济改革就又能进一步，中国的企业私有化就能更加合理地进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能趋于完善。
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面貌（中国劳工党）出现，促进经济改革。进一步的改革，确实是个“分国有资产”的过程。问题是如何才能合理地分配这些国有资产。当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严格执行法律，严重打击那些贪官污吏，重整国风。
如果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叫“中国劳工党”的话，中国政府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交往起来就更方便了。因为许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是劳工党执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阴谋家们也不能再以防范共产党为名来反对中国了。
△ 补：
本文不是学术论文，仅仅是侃大山而已。本文中该“补”的地方很多。因为时间关系，这次就侃到这里。
□ 一九九九年春于美国华盛顿州一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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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坛】
《域外怀旧录》之八：开封犹太教“脱拉”的流散
——中国开封犹太人聚落的凋零有感（下）
·维 一·
〖续上期ｃｍ９９０６ｄ〗
二、开封犹太人聚落消失的始末
开封犹太的“脱拉”已然流散海外经年，这次终于发现，布瑞德威尔图书馆的这件“脱拉”与藏于世界其它各地的“脱拉”同属于开封犹太教堂。不过即便如此，也只是说明这些经卷孤儿总算又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弟兄。对经卷本身而言，对古籍收藏者而言，或可告慰，但开封犹太聚落的消失却是无可如何的事了。从一八五零年开封犹太人的最后一个“拉比”去世之后，就注定了这个远离犹太中心的“克希拉”（希伯来语：聚落、教派之意）消亡的命运。开封犹太教堂“脱拉”从次年起就开始流落到世界各地，正好为这一不可逆转的局面作了注脚。
自明末天主教在华耶稣会士利玛窦发现了开封犹太人之后，西方世界才知道中国从很早的年代就有定居的犹太聚落。而中国方面很长一段时间把他们称为“蓝帽回回”，以资与“白帽回回”的伊斯兰信徒区别开来，开封犹太人则以宰杀牛羊时剔除脚筋而自称“挑筋教”（相传犹太人祖先雅各与人角力时大腿扭伤，故有此习俗。）。直到近代陈垣先生的重要考据著作《开封一赐乐业教考》问世，学界才从中国史料典籍的记载上对开封犹太人的身世来源真正开始有了认识。其后又有潘光旦先生精辟的考证《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潘先生的著作一九五三年早已写成，直到八三年才终见天日，其间的原委又是一篇字字血、声声泪的悲怆故事，自当另有文字让我们三十年细说从头。
从考古遗迹上讲，虽然早在公元八世纪用希伯来文字书写的书信和祷文就在新疆和阗和甘肃敦煌出土，但现存开封博物馆的《重修清真寺碑记》可说是犹太人定居开封最为确凿的证据。这从通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的碑文可知，开封犹太人至少自北宋年间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了。
当然，根据《重修清真寺碑记》碑阴的铭文《尊崇道经寺记》（成于明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所载，有开封犹太人“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的说法。再据现只存于罗马的另一通《重修清真寺碑记》（成于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的碑文拓片，这支犹太聚落后来还自称早在周代就来到中国：“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但是我发现，这正如古史辨学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说过的法则，越是时代晚近的说法就越是把年代提前。有人推测，开封犹太人新开此说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来到东土时间很早，以防周围汉人和其它民族的歧视，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防卫而已。
当然，开封犹太人在明末耶稣会士提及之前一直未曾听说“犹太”一词，自称“一赐乐业”（以色列），另外也没有庆典“光明节”的习俗，这些蛛丝马迹的差别表明他们可能会是在颇早的时候便已脱离犹太文化的中心，而且其后也没有与之取得联系。不过也有可能是在来到中国之前先于其它地方停留了很长时间。有人根据《重修清真寺碑记》上记述的“出自天竺”一语认为他们是先到印度，而在其后一千年才动身来到开封。在没有更多史料的发现之前，颇难置喙。
开封犹太人聚落的起源或许不好探究，但这个聚落的凋零却尚可追寻。
开封在北宋年间是王朝的都城，极尽繁华之能事。在《清明上河图》中的图像和《东京梦华录》中的文字中可见其盛。根据《重修清真寺碑记》所言，宋代的开封犹太人应该也是相当活跃和兴旺，否则在他们“进贡西洋布于宋”之后也不会惊动身处盛世的皇帝对一外来小族发出“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这样的敕令。这无疑是对开封犹太人的合法移民定居做出的最权威的背书。有了这道护身符，历史上一直被许多民族和国家驱赶追杀的犹太人，其感激涕零的心情不言而喻。公元一一三四年开封犹太人建立教堂时，其时开封被女真政权的金王朝占领，宋王朝已南逃偏安于一隅，按照纪年习惯，应记为金大定三年，但他们却在明代的碑记中记载“宋孝龙兴元年，癸未，列微伍思达领长其教，俺都拉始建寺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央政权对一个弱小民族的些许关爱，几百年后还被后者回报于细微之间，这不能不说是民族政策的一项成功。
元明两代，开封的犹太人逐步进入了汉民族的“主流”社会。致仕从官，经商为医，史有明文，不一而足。有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实力，犹太人聚落才得以生存延续。
开封的犹太教堂于宋龙兴元年始建，元至元十六年重修，明朝又重修。但是后来却有了大的曲折。先是明天顺五年黄河发水，淹没教堂，只有殿基尚存。但当时开封的犹太人实力尚可，踊跃捐输，“复备资财，起盖深邃，明金五彩妆成，焕然一新”，“外作穿廊，接连前殿，乃为永久之计”云云，弘治二年碑上的这些记述应不是夸大之辞。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中现有复原模型，如有幸前往一观，当信此言不虚。
其后，据一六六三年的《重修清真寺碑记》所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于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久攻开封城不下，乃决黄河水倒灌开封城。使当时开封城中的几十万居民尽为鱼鳖，近三千人的犹太聚落毁于一旦。“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
黄河的一次天灾，一次人祸，尤其是后者，使开封的犹太人聚落大伤元气。尽管后来部份灾民返回家园，大部份散失的“脱拉”等经卷陆续修补（《重修清真寺碑记》碑文有“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等记载），但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开封犹太人便是从这时逐渐流散各地，近年来，远在云南和台湾都找到了零星的犹太后裔。而对于犹太教义的理解，开封犹太人此时已经日渐浑沌。这从清初耶稣会士在和开封犹太人接触之后写往教廷的通信中可以看得颇为明白。
到了清朝末年，连年动乱，开封地处中原必是首当其冲。这时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持续教务，而是怎样求生存了。到了后期，散居在犹太教堂附近的贫苦犹太人甚至将教堂的屋瓦和表层地皮出售度日。
一八五零年，开封犹太人最后一位“拉比”去世；跟着，“脱拉”再接二连三地售与外人；到一九一四年，开封犹太教堂地产悉数卖给当地的安利甘教会。拉比的去世、“脱拉”的流失，教堂的出售，作为犹太宗教的有形代表：神文、神职和神所都已不复存在。从这时起，开封可以大体上说：只有犹太人，而无犹太教。
本世纪初，当上海的犹太社区知道开封犹太人的悲惨状况，曾组织“中国犹太人救援会”。实际上，此时上海的犹太社区，基本上是由来自中东的犹太人组成，与开封犹太人并无近期渊源。他们写信叫开封犹太人派遣适当人选到上海来学习教义，并筹措资金以帮助他们的生活。另外还致函伦敦的犹太人委员会，希望得到帮助。至为遗憾的是，当时正值俄国政治局势恶化，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的俄国犹太人逃亡到欧洲各地，委员会已经是财务捉襟见肘，无暇他顾。上海犹太社区的呼吁未能得到积极的回应。
但从本世纪初，上海“中国犹太人救援会”一直十分关切开封犹太人的处境，认为解救开封犹太人至关重要，并把到上海来的几个开封犹太人安排在沪就业。可是到三十年代初，上海犹太人组织发现，此时的开封犹太社区的宗教生活已根本不复存在。
中国政权在一九四九年易手的前后，上海的犹太人大多离境，迁居到以色列或是美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投奔到上海的个别开封犹太人只好回到祖居之地开封。
实际上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开封仍有几百名犹太人居住在原开封犹太教堂附近的犹太聚居区。饶有兴味的是，一九五二年，一位艾姓犹太人曾代表开封市的犹太人到刚刚建立政权仅三年的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大会”，还与新政权的首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握手致意。或许当时离被承认为一个单独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新政权下，一切要求整齐划一，开封犹太人仅存的一点点民族特征也就丧失殆尽。当然，也有坚持其犹太身份的人，他们在当时通行的户口簿上“民族”一栏上仍然填写“犹太”，不过仅此而已。
所幸的是自五十年代起，开封犹太人数量太少，而且日渐萎缩，他们并没有受到以犹太教为由的歧视。开封的部份犹太人在这几十年间也有人受到政治迫害，但大都是与汉人同样的遭遇，如成份划为“资本家”，在反右运动中定为“右派”，在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叛徒”、“特务”等等。随着政治的反复，他们同样受到“平反”、“昭雪”和补发工资的安抚。而如果受到青睐，也是由于政治上与政府靠拢，而绝不是象其它一些少数民族人士由于民族背景而得到象征性的地位。开封犹太人中有多位参加了共产党，有的还在政府部门工作。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烂污拆得最为荒唐，各个宗教团体都在一起“活动”，不要说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归在一起讨论文件，就是道士和和尚都是分在同组学习社论。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到五台山进香，显通寺后院打坐的和尚还在抱怨前院的喇嘛做法事声音太大。耐人寻味的倒是，中外历史上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各派宗教，这时都不计前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就犹太教本身作为宗教而言，由于规模过于微不足道，反而幸免于难。不过经此一劫，“文化革命”之后的开封犹太人更加搞不清楚自身的来历。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文化革命”的动乱之后大学又开始招生时，曾有一位女学生因其回民的少数民族背景而被招进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一位学者，才明白家庭的身世原来是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犹太。这也说明当一个少数民族身处于“主流”民族的团团包围之中，如果丧失了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传统，即便是象犹太这样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顽强民族，也无法抗拒同化和融合的归宿。
血浓于水的犹太亲情始终在激励着境外的犹太社团试图帮助开封犹太人。不过“形势比人强”，外部与内部的因素都不是作美的时机，这一厢情愿的单纯愿望实现起来却并不一定容易。前些年当我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在兼职主持中国犹太研究所的丁爱伯教授家中作客，他对许多努力的无疾而终也只有抱一份无奈的惋惜之情。然而犹太组织能够对“素昧平生”，几百年，甚至可能一千多年前与之失去联系的手足仍有如此的关怀，这不能不让人感动。凭着这份关怀，你能感到一个失去祖国几千年的民族的生存之道。
开封犹太人的聚落毕竟已经是历史陈迹了。如果没有奇迹的发生，即使开封犹太人残存的后裔坚持其文化和宗教的传统，也绝对很难避免式微的命运。然而从北宋年间算起，开封犹太人的聚落与犹太文化中心几乎完全隔离，而且地处汉文化浓烈的中原地区，至今业已坚持千年之久，实际上开封的犹太人早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自己身到北美，对作为少数族裔的生存环境才有了切肤之感。其间心路历程的变化和对诸多往事的追忆让我不由得生出这样的感触：其一，在美国，作为美国文化大传统中的中国文化聚落的自处之道；其二，在中国，作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如何对待其它小文化聚落的因应之道。二者互为表里，端看你所在的环境了。
我们可以在开封犹太教堂的“脱拉”失而复得，和犹太人对于自己历史遗存的孜孜以求，以及对远隔万里，时越千年的同胞的不离不弃之中学到许多的东西。
〖全文完。作者注：全部注释略去，有必要者简写后插入正文。〗
□ 吉光片羽斋，九八年二月十五日；阴历腊月三十，除夕 〈dhuang@gi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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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护照，有效期至少半年。
２、护照照片五张，背面写有中文姓名及单位名称。
３、邀请信或入学通知书。必需注意：要提供加校方正式邀请信原件或传真件，邀请信中要有明确的赴加身份（如研究生、访问学者）、停留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关于费用的说明、比较详细的赴加目的。
４、体检。申请签证的材料递交加使馆后，是否需体验，由加使馆决定、并由中国留学服务中心通知，到指定医院体验。
５、经济担保书。国家公派和世界银行贷款留学人员由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经济担保，自筹经费者需出具有单位领导签署的英文担保证明书，担保证明不需注明资助数额。
６、赴加攻读学位的留学人员，还需提供已获得的学位或学历证书。
７、签证所需时间：自申办材料送入使馆之日起，一般需三个月以上。
□ 摘自《神州学人》（１９９８年第８期）
⊙ 本栏编辑：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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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纪念外祖母
·雪 娃·
四月二十四日，收到母亲的信件得知外祖母永远的离开了我，似乎心中一盏灯熄灭了，我想我只能写下此文以纪念我最亲爱的人。
因父母的关系不好，我三岁起就寄养在外祖母身边。八岁回到母亲身边，在以后的日子里，父母离异和母亲工作忙，外祖母经常照顾我，外祖母和我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漂泊海外的多年，每一个孤独的日子，我都会想起她老人家。
外祖母很早就守寡，辛苦拉扯大七个孩子。外祖母有一双小脚，眯缝的小眼，和慈祥的微笑。她不识一个字，同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有一颗坚强和善良的心。她的一手好针线和一手好菜让我佩服不已。
在她年轻时，她就收养了几个孩子，尽管家中的经济并不宽裕，她还是用她的勤劳支撑着家庭。她喜欢做衣服，衲鞋底。只要谁家生孩子，她必几个月前就念叨，开始做很多小孩的衣服。每次她来看我，总喜欢量我脚，计划给我衲鞋底，她总说店里买的穿起来不舒服。
我小时非常挑食，她经常清晨５—６点踮着小脚到很远的小食部买豆浆或牛奶，然后做蒸鸡蛋。我吃饭时，她会很开心的看着我。我问：家家，您也吃啊？她摇头说：我不爱吃。大一点，我才知道，经济不宽裕，外祖母舍不得吃，好的留给我吃。有好多次，我早晨醒来发现外婆不在家，号啕大哭，突然，我听见窗外风中夹着外婆的喊声：兰兰，别哭，我回来了。她一边喊一边踮着小脚跑回来。每到冬季，房间里很冷，我的脚如两条冰棍，外婆把我的脚放在她温暖的怀里。直到现在，在寒冷的冬夜，我思念外婆的温暖，柔软的胸怀。
等我大一点，我就天天吵着要上学。外婆给我做了一个布书包，我快乐极了，天天背着包在学校边走来走去。待我６岁，我终于混进学校，我把外婆的名字写在门上，墙上，外婆很高兴。说家里多了一个读书人。外婆不能教我语文，我作算数作业，她一边织毛衣，一边回答我问题，家家，３０＋３４等于多少，她会心算的给我答案，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回答得很准确，但高于两位，她就无能为力了。
在我读高中时，母亲出差，外婆和我在一起，我学到很晚，外婆催着我睡觉，我坚持还要看书，外婆摇着头，她递给我饼干和一杯热水，看着我读书，直到我休息。有一次，她发现我坐了一个很硬的木板凳，搬了一个很软的沙发椅子。我摇着头说：家家，我不想坐软的，容易睡觉，外婆伤心的摇了摇头。以后，家里都知这一典故了。
我十七岁就到离家１０００多公里的南方读大学，外婆为此伤心极了，她老念叨着孩子这么小就离家，很不放心我。每次我回家过寒暑假，她要做很多菜，和我住一段时间。见到外婆，我如快乐的小鸟，外婆的眼里充满喜悦，告诉我她的心事。我离开时，她站在楼道口，拄着拐杖，看我离去，悄悄抹眼泪。
我二十三岁留学美国，这对于外婆更是难以接受。临走时，我清理我的行李，外婆伤心的看着我，我说，家家，我会回来看您的，她摇头。偶然问我：你去那，能吃中国菜么？我强装开心的说，没关系，我会吃到的。外婆叹了口气，兰兰，外面过得不好，就回来。我点点头，心里很沉重。外婆年级大，帮我压着箱里的衣物，不放心的问：这些东西够么。临到分别的一天，我们都无法强装欢笑。我上渡轮到上海，我三步一回头，她在港口被人搀扶着大声哭泣，拐棍从手上划落，我已听不清她说些什么，只听见我的名字，如小时她奔跑回家喊我的名一样亲切，我想她担心此次会是永别。
五年后我回到家乡过春节，她已老了很多，听不清我的话，有些呆滞，会向我笑。我带了一个电动娃娃给她，她很喜欢。她告诉我，我两年前托妈妈带给她的电动鸡蛋，她一直带在身边。那是一只很精致的鸡蛋，里面两只小猪拱着一只大母猪，我告诉外婆：我是那只小母猪。大年初一，我亲手把一个红包给外婆，外婆开心的笑了。可我没想到这是我最后在她面前尽的一点孝心。
外婆生前老念叨要我成家，有一个小宝宝，因多年奔波，忙于学业，我无法让她老人家看到我的家和我的宝宝，也无法让她看到我即将拿到的博士学位。也无法让她等到我能有经济能力尽孝心。
因学业和签证的关系，我不能送外婆一程，我不能看她最后一眼，我只能在遥远的异国祈求外婆听见我的呼唤，听见我的哭泣，我的祝福，祝她安息。
□ 写于加州，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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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散记】
游大烟雾山随想记
·华 华·
去年年初换了一个工作，从纽泽西迁居乔治亚。头半年忙于安顿新家，没有时间玩，但也听说附近有个大烟雾山（Ｇｒｅａｔ Ｓｍｏｋ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是全美国知名的风景区。七月收到一份去鸽子锻坊（Ｐｉｇｅｏｎ Ｆｏｒｇｅ）度假的广告，提供两天住宿和一场戏票，收费３９美元，但需听９０分钟推销休闲房报告。查了一下，鸽子锻坊在大烟雾山脚下。可当时颇忙，未能成行。时近年底，工作节奏放慢，便把原邀请寄回要求一张延期证（ｒａｉｎ ｃｈｅｃｋ）。数周后接到延期证，大概因为冬季游客少，３９美元也可免去，乃约定十二月第一个周末前往。
是日驱车二百五十英里，到鸽子锻坊已近晚上十点，只见满街灯火，十分好看。除了家家户户——其实沿街都是商店，饭店，旅馆，几乎没有住家——有大量彩灯（鹿形灯、天使灯、树木挂灯结彩）外，电线干上有一式的雪花灯及鸽子灯。亚特兰大也挂雪花灯，大概因为南方很少下雪。在北方十年，从未见雪花灯。
第二天早晨先去游客中心，读旅游手册知道这里早年是印第安人猎区，二百多年前确有过信鸽，最早工业包括１８２０年开业的一个锻坊。１９０７年才１５４居民，三十年代大烟雾山国家公园成立后有较大发展。目前每年接待一千万以上游客。大小旅馆一百多个，从小木屋到休闲村，床位当不下一万。因为是冬天淡季，几乎家家都有空房。价格也低，许多每晚不到３０美元。据说夏季很贵，还常客满。这里有一个大游乐园，Ｄｏｌｌｙｗｏｏｄ，四十多台表演，三十多架游乐机（ｒｉｄｅ），够玩一整天。另有十多家剧场和几十家饭店。我们因中午要听推销休闲房报告，便计划上午看一个刀展，下午看戏，晚上看一年一度的化装游行。
刀展为期三天，摆在一个会议中心，由一个收藏家协会主办，每年两次。五、六十张八英尺长展台，最大的刀长一米，最小的刀不足一厘米，林林总总，颇为好看。大部分是做买卖的，少数是收藏家，当然他们也需要交换藏品。多数是美国产的，不太古老，也不太贵，多半价在几十到几百美元。有不少军用品，越战，韩战，二次大战，南北战争。也有一些日常用刀、装饰刀。有些台湾生产的，我们花十美元买了一把单手开合的四英寸半折叠不锈钢刀，相当锋利。丽芳一不小心就划破手指，抱怨了好一阵，这两天不再提起，大概已痊愈了。没有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刀，七分惊讶，三分遗憾。一个曾在日本当过占领军的老头与我们搭讪，得知我们既非日本鬼子，也不收藏刀，只是来看看热闹后，仍很热心地带我们到另一张展台开开眼。那里有一把镶钻镶金镶宝石刀，要价５，５００美元，算是“大拿”了。还有一对八十开外的老夫妇展览许多镜框精致小刀，大约原来是家里挂在墙上的。见我们欣赏，很高兴地让我们拍照。
中午如约去听销售广告。这种所谓时间分享系统，以前听说过，是一新花样，不过十多年历史。你只买一个单元每年一定时间的使用权，如果当年不打算来此度假，可以设法调换去别处，或设法出租。这种房地产公司有时也发股票，有的还相当成功。前几天听一个脱口秀，有人从父亲处得到几年前化千把美元买的一个夏威夷采油公司的股票，问股票经纪人能否出手。回答说没听说过这个公司，也许早黄了，不过可以查一下。第二天回电，首先再次核对，然后告知，那个公司在夏威夷没找到石油，乃改行做时间分享系统，十分成功，股票涨了近千倍，这个持票人当即成为百万富翁。不过大多数并不太成功。
销售员首先告知这是一个潜力极大的地区，去年大烟雾山有一千五百万游客，今年估计可达一千八百万，游客人数在国家公园中数第一。当时颇怀疑，回来后查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也如是说。但这里只有六家时间分享房地产公司，不像佛罗里达有上百家。且只有他们是五星级，容易出租或掉换，房产本身也容易增值。然后带我们去看房子，从外表看，用料简陋，外墙是硬聚氯乙烯板条。美国的普通住房大致雷同，外墙好点贴砖，不然就是拉毛水泥（Ｓｔｕｃｃｏ）或硬聚氯乙烯板条，号称保用五十年。妻本来醉心于砖房，最好还有石头墙基。后来发现新建房屋其实都是木结构，表面贴墙只是好看一点，便不坚持了。我们自己的房子也只是正面部分贴墙而已。但没想到度假房竟然一点砖也没有。内部装修后感觉还可以。每一单元其实是两个一卧房小单元，如果只是两夫妻来住，一个小单元就够了，另一半可出租。当然游泳池、健身房、门卫等一并齐全。回到接待室后言归正传，这个单元每年一周使用权售价１８，０００美元，每年维持费３２５美元。本公司范围内（全美二十四处）换房每年７９美元，也可加入一个换房俱乐部，每年６９美元，另加每次国内换房１０４美元，国外换房１２４美元。如此算来，每年光维持换房费要五、六百，够我们住十天旅馆，虽然条件好些，怎么也划不来。因我们与老美不同，度假主要是外面看看，旅馆只要干净可洗澡，其他无所谓，还有时参加旅行团，或住在亲戚朋友处。便据实以告，销售员听后也感觉无望，稍微劝说几句就放弃了。
下午按计划去看戏。大部分戏都在晚上，下午只有两台，挑了一个对话较少的音乐舞蹈演出，“乡村今晚”，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ｎｉｔｅ，号称是１９９８年最佳秀，是谁评选的广告上没明说。十名舞者，八名歌手，八名乐师，一名小丑，外加一对歌手夫妇的三个小孩，热闹了两个多小时。其中一名小歌手才十二岁，唱做都好，还会打哑语。气氛轻松愉快，娱乐性强，票价也不贵，大约二十美金。
晚上去相距十英里的盖特林堡（Ｇａｔｌｉｎｂｕｒｇ）看一年一度的游行，观众还真不少。距离半英里处完全阻塞，便随前车转上一高坡泊停下来。当时还担心怎么下来，结果倒还顺利。步行一段到十字路口，游行刚开始。印象较深的是几个高中的乐队，服饰整齐，演奏也不错。盖特林堡是个小镇，估计外地来的乐队居多数。其中还有些黑人，颇醒目，回想起来，这次出游中，亚裔一个未见，非裔也只在这里见到几位。还有好几车托儿所节日打扮的小金丝猴（金发白孩子，都很漂亮，难怪美国小姐多半是南方人），边唱边笑边嚷边跳，十分可爱。有几家开出崭新敞蓬车，也很耀眼。
次日早晨驱车经过盖特林堡去大烟雾山。白天看得清楚些，原来盖特林堡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镇，房屋小巧精致，人行道用小块铺成，颇有欧洲风味。商店很多很热闹。其实这里旅馆很多，也有近一万个床位。每年有一万对男女来此结婚并度蜜月，号称南方的蜜月首都。这里有一个吉尼斯博物馆，想来也会不错。
离镇即到大烟雾山国家公园的旅客中心。这个公园不收门票，但除了一张简单地图，几乎其他一切都收费。从地图上看有不少宿营地和小溪、瀑布，据一位朋友说溪中有鱼可钓。我们既无耐心垂钩，也无精力宿营爬山，只能走车看花了。
其实不但没花，连树叶也不多了。一个多月前枫叶转红，游客如云，当天虽然不冷，但毕竟是冬天了，又有毛毛细雨，游客无几，与八月在黄石公园所见热闹情景天壤地别。不过黄石公园这时早已封山了。盘山一阵后只见一条岔路通向山顶方向，便驱车而上，可惜不多远就见铁将军锁路，冬天封山也。见两个小伙子把车停下，择路徒步登山，我们则继续前进。再过一会到了观景点，说远处一对双峰是四千多英尺的主峰。有一条小路供攀登，大约两、三小时可来回。我们只拍了几张照就继续前进了。其实最高点还在前面，田纳西州与北卡州交界处，五千多英尺高。三十年代大烟雾山国家公园开幕时，罗斯福总统在此演说剪彩。建园时当地居民筹款四百万，联邦出三百万，石油大王洛克菲洛捐三百万，主要用来买地。洛克菲洛死于１９３７年，他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ｉｌ于１９１１年被反垄断法支解为大小三十四个公司，包括Ｍｏｂｉｌ、Ｅｘｘｏｎ、Ａｌａｒｍｏ，当时他的资产为三亿。小公司成长更快，两年后翻了三倍。政府本意是惩罚，结果反而帮忙。他的信条是幼年牧师的忠告：“尽可能赚钱，尽可能捐钱。”美国富翁若不多捐钱，公众会认为他离经叛道。那时正值大萧条，许多人颇愿意另谋出路，但也有些难舍故土，挥泪离乡，倒没有听说有“钉子户”。当时伐木业颇发达，有铁路运输，对环境也有不少破坏。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现在又是满山郁郁葱葱了。过了州界开始下山，景色更加好看，毛毛细雨中，远山影影绰绰、蒙蒙胧胧，层次分明，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水磨坊，当年供应当地居民粮食，现在夏季仍运作，供游客参观。
下即到北卡的Ｃｈｅｒｏｋｅｅ，这里有一些游乐场，但不能与田纳西的相比，大部分已歇冬，萧条得很。附近还有一个鬼镇（Ｇｈｏｓｔ Ｔｏｗｎ），是一个大游乐场，也已歇冬。后来听说田纳西那边还有一个失踪的海（Ｌｏｓｔ Ｓｅａ），是世界第二大地下湖，据说美国内战时有南军士兵藏于其中，后来费好大劲才重新发现，颇值得一看，也有待下次了。下次看来得夏天去，也许陪来访的朋友同游。
从Ｃｈｅｒｏｋｅｅ回家稍近些，大约两百英里。头几十英里仍在山中，也有些观景点，然后就是平原了。路边有些花木苗圃，树苗才十五美元一颗，挑了一颗六英尺高的松树，塞进车里带了回来，种在门前。不知道能否成活，明年当再报导。
〖附〗可从以下网址或电话索取旅游资料：
www.gatlinburg-tennessee.com，1-800-267-7088
www.pigeon-forge.tn.us，1-800-251-9100
□ 寄自美国乔治亚州＜fhling@ju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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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漫评】
新旧“燕山夜话”
·马悲鸣·
记得文革前，《北京晚报》上有个杂文专栏“燕山夜话”，每期一篇。这些杂文广征博引，写得出神入化，读着倍觉有趣。因那时笔者只是个初中生，知识有限，还读不懂鲁迅。这“燕山夜话”便成了在下的启蒙读物。后来该作者将这些杂文集结出书，我便买了一本，大过其瘾。孰料刚通读完，便铺天盖地来了文化大革命。“燕山夜话”首当其冲。根据揭发批判，才知作者就是“旧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总编辑邓拓。
“燕山夜话”不能读了，但鲁迅却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整个五千年中国“旧社会”唯一剩下来的文人。只有他的书还能卖。于是就在“燕山夜话”惨遭批判之际，我从旧书店买了套《鲁迅全集》。随着运动的继续深入发展，我渐渐能读懂鲁迅了。这才知道中国大铁屋子里的黑暗，而且是不分新旧社会的。
尽管读了鲁迅杂文，但还是暗中向往读“燕山夜话”时的那种感觉。因邓拓和鲁迅的杂文风格不同。邓文的驳杂有甚鲁迅，但犀利却远是不如。盖因邓拓是共产党员，而鲁迅不是。鲁迅当然也受过将令，在《药》的坟头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但他所受的将令毕竟不是来自“铁的纪律”；所以他的匕首、投枪还是顾忌得有限。而邓拓是党的领导干部，受党的纪律约束，不能恣意伸张，故其以广博代深邃。这便让读者在读他们两人的书时，可以享受到不同的感觉。
邓拓死于自杀。临死之前，他把女儿叫来，告诉她，自己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他的女儿却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为所动。邓拓死后，他的女儿才大后其悔，深恨当初正是自己给了父亲精神上最后的一击，才使他断然走上了绝路。可惜一切都晚了。邓拓为之奋斗的事业在将他自己逼死的时候，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肯谅解他。
邓拓只留下了五本分册的“燕山夜话”，若能终其天年，至少在杂文的数量上有望赶上鲁迅。虽然鲁迅只活了五十多岁，但他写杂文是正业。而邓拓是党的领导干部，负责党的文宣组织工作，杂文只是业余。
邓拓能够传世的文章大概就是这本合订的“燕山夜话”了。他起草和编辑过的那些报刊社论，还有党的会议文件和讲话，如不留下千古笑料就算不错了，传世恐怕很难。至今也未见汇编成集。
鲁迅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写下如此犀利辛辣的文章，不但得以发表，而且自己始终未曾被捕遇害。邓拓做为党的领导干部，在他自己参与手创的无限美好的新社会，写了些虽然驳杂，但并不犀利的文章，却以此取祸。连女儿都不理解他。
文章，特别是杂文，在中国成了取祸之本。故在国内，好杂文是再难相见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才把爷憋住。”－－举国上下，文网密结，不疏不漏，没人敢写了。
如今情况好了一些，变成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这话是当年抗战初胜，国民政府大规模裁军时，那些被复员的军人说的。盖因那时八路军不但不复员，而且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打内战，解放全中国。那些抗战军人一复员，就得回家种地，再无军饷可吃；与其如此，还不如去投八路军。
如今“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里的“八路”两字可以用“海外”来代替。确有不少在国内受不了鸟气的精明强干之辈就此远走他乡，“宁做外国狗，不做中国人”。盖因狗在外国是宠物，可以随便狂吠；哪比中国人，连写文章都能掉脑袋；比如高干邓拓。
果然，在海外又读到不少犀利辛辣的好文章。其中在《华夏文摘》上开辟专栏连载的有两个人的文章确属上品。其一是司马孟光的“众生相”专栏，惜夫只发表了五六篇，招来一次非议，便从此不再见了。然后就是一位王伯庆先生的《新燕山夜话》，到现在已经发表很多期，仍是连绵不断。
王伯庆不知何许人也。偶与朋友聊起此人，朋友说∶“这王伯庆学贯中西，文理兼通，也是一条好汉。”但终不知这位王伯庆是否也象司马孟光似的，一遭非议，便就此罢笔。尽管文章不该贾祸，但偶然出错在所难免，哪能连评论都经不住呢？
不久，正好见到王伯庆的一篇文章，谈到斯大林大清洗时杀了两千万人。“两千万”这个数字笔者也曾在传媒上见过。但更准确的报导是，斯大林时代总共有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人被捕，６８１，６９２人遭处决。
机会来了，给王伯庆写封读者来信，指出他的错误，看他做何反应；便知此君是否真的好汉。以前笔者曾以此法试过很有几位名重一时的自命文章高手，结果皆是拍案而起，勃然大怒。但王伯庆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不但没有勃然大怒，反而要求将我的信发表，还陪上一篇认错文章。这有点出乎所料了。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多少认错者都倒了大霉。竟而至于国内犯人总结出了一条金科玉律∶“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王伯庆这点小错，谈不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更犯不着进大牢。但中国文人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文化传统里“自古帝王不认错”的习气，没人肯认错。 从文章立论到用典，谁曾见出错者老实承认过？
凡被他人指出文章错处者，大概不外四种策略选择。其一是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胡搅蛮缠，据不承认∶“我说的根本就不是你指出的那个意思。你这位误解大师，白痴如此，还不给我闭嘴！”其二是反唇相讥∶“阁下的文章某处某处也有错，你又有什么资格说我？！”其三是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让时间从读者大脑皮层里消除掉对自己错误的记忆。第四才是老实承认。这位王伯庆老兄不但老实承认，而且公之于世，真是难得。谁料这年头还能出此等人物。
王伯庆先生的“新燕山夜话”是我每期必读的，就如当年读《北京晚报》上的“燕山夜话”一般。海外的杂文专栏并不多见，盖因大家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都在蝇营狗苟地瞎忙。即使有才情，也没功夫动笔。“新燕山夜话”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来句“媚俗”的套话吧∶祝愿王伯庆先生的文章继续高产稳产，并继续保持文章质量。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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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目录】
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一）
—— 增刊 第一八九期 ——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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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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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史海钩沉〗 顾准在文革中 高建国
⒉〖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二） 宋永毅·孙大进
第六章 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⒈中国向何处去？ 杨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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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责任编辑：华新民（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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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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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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