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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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三四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己卯年六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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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cm99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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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一周要闻】 ７．１６～７．２２ ＣＮＤ
⒉【遥望神州】 震后丽江旅游热 游 江
⒊【焦 点】 水库的无奈——从新安江泄洪所想到的 王维洛
⒋【诗 苑】 依恋 陈永祺
⒌【随感杂谈】 科举与工业革命 朱雨心
狗与人 刘景源
⒍【信息交流】 怎样在国外大学选课
⒎【往事回首】 童年和毛竹 夏 阳
我奶奶 贤
⒏【各抒已见】 似是而非——读〈关于爱国的“天问”〉 高大锴
半决赛赢球过多是中国女足失冠的重要原因 马悲鸣
⒐【“我们”】 窗外的雨是我的泪 玉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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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 七月十五日报道，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六月廿一日对邪教专案“主神教”做出判决，首犯刘家国被判处死刑。“主神教”创办于一九九三年，其分支在去年已遍布二十个省，成员逾两万。
★ 七月十五日，中国网际网路资讯中心公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自去年年底以来，中国大陆使用网际网路的人数已经增加一倍，达到４００万人，联网电脑数达到１４６万部。
★ 七月十八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台湾问题进行了电话会谈。江泽民保证，和平统一仍是北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克林顿则敦促两岸和平对话解决歧见，并重申美国不会改变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官方媒体对该次通话作了详尽报道。
★ 七月十八日报道，长江流域大范围降雨使本已严峻的防汛形势更趋紧张，从目前情况看来，今年长江大洪水已成定局。至二十日，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已先后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而湖北监利县境内的长江大堤已出现三、四处决口。
★ 七月十八日报道，山东省潍纺市约五千名法轮功信徒，因不满该市的“科普论坛”杂志诬蔑法轮功，上周连续两天在市政府前示威。潍纺市市长与示威代表进行了谈判，并承诺当局和官方媒体不再与法轮功为难。
★ 七月十九日报道，英特尔公司当天在上海宣布，一项面向全球四十多个国家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支持计划即日起在中国启动。目前，中国有二十多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加入这项计划。
★ 七月十九日报道，自本月一日起，中国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后的综合退税率平均提高二点九五个百分点。
★ 七月十九日，中国外经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表示，加入世贸不会迫使中国立即一举开放所有市场，中国开放市场是逐步的和有条件的。他说，中国削减关税是国际潮流，也符合本国利益，而不是对外国压力的让步。
★ 七月十九日报道，中美两国就北约误炸中国使馆进行的赔偿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据透露，双方存在认知分歧。
★ 七月十九日报道，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赔付上海航道局工程船舶“航绞一○○四轮”的理赔工作当天全面结束，该轮是在九六年底由海外作业的回航途中沉没的，赔付金额九百万美元。据悉，这是该公司继一九九五年亚太二号卫星发射失败赔付一点六二亿美元之后的第二宗巨额赔付案。
★ 七月十九日报道，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日前证实，目前大陆感染爱滋病的实际人数已经超过四十万人，传播速度近年明显加快，流行区域迅速扩大，感染者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其中吸毒者占三分之二。
★ 七月十九日下午，两艘中国渔船在南沙群岛海域遭到菲律宾海军的枪击和追逐后沉没，成为两个月内第二起类似事件。中国政府对于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并就此向菲律宾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菲方对事件表示“遗憾”，但否认菲军方有任何责任，并同时表示，此类事件证明当地海域的国界冲突亟待解决。
★ 七月十九日报道，一辆载客三十五人的客车十八日在四川汶川县境内不幸坠入岷江，至十九日凌晨零时，仅找到四名生还者，其余下落不明。
★ 七月十九日报道，中国东南部一带近日出现部队调动，调动范围包括南京战区、广州战区与济南战区，福建并组织民船征集演练。
★ 七月二十日报道，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当天解释，他关于台湾与大陆之间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说法，并不是要追求台湾独立。他还说，“一个中国”只有在未来的民主统一后才有可能，而台湾与中共的交往必须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台湾驻外人员同日得到指示，在对外解释时不使用“一族两国”说法，应严格定义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 七月二十日，针对两岸关系趋于紧张，《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呼吁台海两岸冷静处理李登辉言论，同时也呼吁日本须对此事慎重其言，不要造成事态的恶化。这是日本第一家就此事发表社论的全国性报纸。
★ 七月二十日，第四十届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结束，中国六位中学生以四枚金牌、两枚银牌的成绩，与俄罗斯代表队并列团体总分第一。
★ 七月二十日，《中国日报》公布一项民意测验，如果台湾宣布独立，近９０％的受测大陆民众认为政府必要时可以诉诸武力。这次调查是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进行的。
★ 七月二十日报道，中国警方于昨晚开始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同时行动，拘捕了至少七十名法轮功负责人。次日，三十多个城市的共三万多法轮功学员分别举行示威抗议，均被公安人员强行驱散。此外，华盛顿、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亦前往当地中国大使馆进行交涉。
★ 七月二十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受经济衰退困扰，观察家普遍预测北京将放弃过去两年里坚持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但今年内贬值的可能性不大。
★ 七月二十一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新任总理莫劳塔发表声明，强调巴新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维护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同时宣布前政府于本月五日与台湾当局签署的建交公报无效，不予承认。中国政府此表示高度赞赏。
★ 七月二十一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最近举行的中央高层会议上表示，不论涉及什么范围、不论采取什么手段、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坚决制止“台独”的企图，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 七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记者会，说明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的政策没有改变，呼吁两岸坚持对话，以和平方式寻求统一。美国同时向北京和台北派出高级特使作政策沟通。
★ 七月二十二日报道，受连日暴雨的影响，位于长江三峡中段的巫峡北岸距宜昌１６０公里处山体滑坡并开裂，裂隙长度约一公里，平均深度达７０米。
★ 七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宣布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由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分别发布“决定”、“通告”和“通知”予以取缔，同时禁止该组织宣扬、聚众会功、游行示威等活动。据外电报道，全国范围内在本周被拘捕的法轮功成员已逾三万人，仅北京一地即有约一万人被拘捕。
★ 七月二十二日报道，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因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企业改造困难等原因，该公司已降低对中国借贷能力的评级。
★ 七月二十二日报道，为克服经济停滞，中国政府决定简化并加速纺织、电子等轻工产业企业私有化、股市化的上市进程。
〖新闻主要来源：ＣＮＤ－Ｇｌｏｂａｌ（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李志刚、赵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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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神州】
震后丽江旅游热
·游 江·
〖提要：云南丽江是’９９昆明世博会分会场之一，在５—１０月持续１８０多天的会展期间，将有数百万旅游者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其实丽江旅游热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启动、升温了。〗
三月的第三个周末，我来到丽江，站在了神往已久的纳西大研古城街口。夕阳西下，霞光映照着五花石铺就的清幽小路，潺潺流水穿街而过，青砖灰瓦的民居旁开着簇簇杜鹃和不知名的野花，身著素朴民族服装的纳西老人坐在路边悠闲地聊着家常……，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谁会想到，三年多前，一场大地震曾洗劫了这块土地。
◇ “震”出名的丽江？
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１９时１４分，一场里氏７．０级的地震重创了丽江，古城以及周边村镇３０９人死亡，１０３万余间房屋倒塌，２０多万人无家可归。
地震震惊了世界。联合国秘书长亲自过问，国际社会的援助清单雪片般飞来，外国医生奔赴古城、俄罗斯等国的支援物资运输机纷纷降落昆明机场。灾民们住上了日本帐篷，穿上了香港同胞捐献的棉衣，吃上了台湾方便面和以色列药片，伤员输上了汉族兄弟的血……
地震，让丽江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然而，丽江并非因为地震才“震”出名的——云贵高原西北部这块２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云岭逶迤，江河纵横，高山峡谷并列，丘陵湖泊并存，生物资源十分丰富。这里风光秀美，有北半球最南端的现代海洋性冰川——玉龙雪山；有象绿宝石般纯洁无暇的“高原明珠”——泸沽湖，湖边居住着风情奇异的摩梭“女儿国”。此外，险滩密布的虎跳峡、“万里长江第一湾”等无不向世人展示着大自然的壮丽雄奇。以纳西族为首的十多个民族，与青山绿水、森林湖泊和谐共处，世代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灿烂独特的东巴文化。
说到东巴文化，她包括象形文字、绘画、音乐、舞蹈、文学、礼仪以及各种民风民俗，蕴涵十分丰富。一千多年前丽江人民创造的东巴象形文字流传至今，仍在使用。用它撰写的《东巴经》约２万多卷，是纳西族的百科全书。保留唐宋遗风的纳西古乐则是纳西族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被誉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活化石”……丽江，早以她奇异的民风民俗、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蜚声海内外。
早在本世纪初，法国学者巴克最先向世界介绍了他在丽江地区搜集的纳西象形文字；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洛克随后来到这里“探宝”，从此留连“古纳西王国”二十七载，发表了大量文字和照片；俄国作家顾彼得也来到丽江，惊叹他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王国”；国内学者更将丽江视为乐舞之乡、民居范例，甚至称在丽江古城看到“当今清明上河图”。
丽江古城１９８６年被评为中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若干优美古城中留有全貌的仅存者”。而在地震发生时，丽江正全力争取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地震后的第１３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两名官员便来到丽江，对丽江古城进行考察预审。临走时他们告诉丽江人：古城申报很有希望。
地震没有让丽江人失去信心，古城虽然有三条街道受损，３０％房屋倒塌，但是，古城的格局，以四方街为中心的主要建筑，独特而完整的古城水系，并没有遭到破坏，受灾程度大大低于古城周围的村庄。为此，老百姓感叹，当年的木府土司真是风水大师，八百年前就选中了这块宝地。大研古城座靠西北，放眼东南，既可避开寒风、永浴阳光，又与玉龙雪山遥遥相望，构成和谐美景；从雪山引来的潺潺泉水在古城里岔开三路，再分成无数小支流，穿街绕院，有的甚至就在纳西人家的厨房边流过，不但十分方便，还给古城带来了一种律动和灵气。从古城的中心四方街延伸开来的一条条五花石铺就的小路，或平或直，或高或低，两边是传统的纳西族民居和商铺，绝大部份是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窗、斗拱、飞檐，雕刻着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岁月的风霜把它们侵蚀得东歪西倒，木头也变成了暗褐色，但房子仍然稳稳地站着，一间紧挨着一间。在“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古老院落里，幽兰吐香，杜鹃争艳，中堂贴着书法、国画，长案上供着祖先的灵位，几乎每个院子都是一座花园。老人们悠闲地晒着太阳，在路边的小摊上给孙子喂“鸡豆凉粉”（一种纳西小吃），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淘米。当夜色笼罩了四方街，笼罩了屋瓦连绵的古城时，在素朴的四合院里，纳西古乐会的老人们换上旧式的绸缎长袍马褂，握着家传的古代乐器，弹奏唐宋元音，道家仙乐。他们有的来自书香世家，有的是将门之后，有民办教师，有乡绅商贾，有鞋匠、裁缝……老人指间流淌出的音乐，清纯如空谷来风，萦绕在四合院的窗棂椽梁之间，回荡在古城的上空。这是一座与大地肌肤相亲的城，是以人为中心的城，是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时刻令人感觉到脉动的活着的古城，是珍贵的，独一无二的城。
◇ 丽江旅游热在震后
地震给丽江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当地官员说：“地震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１９９６年丽江地震前，丽江地方财政收入一年是３０００万，地震后，共得到中央和省里拨款、海内外各界捐款、世行贷款等近１５亿元，三年来共完成１１７１个项目，其中修复加固项目５６１个，重建６１０个，峻工房屋面积８５．６万平方米，恢复民房４９３６户，民居、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都借此良机进行了调整、改造，实现了“变大灾难为大机遇，促进大发展”。
震前，丽江古城因总体建筑不协调，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曾受到联合国专家的质疑。地震给古城带来了机遇，丽江人决心拆除违章建筑，“整旧如旧”，还古城以真实的原貌。四方街原来铺的也是五花石，但却是在８０年代新铺的，为此，他们硬是从其他不太重要的街道上挖出一块块旧五花石，换到了四方街。地震一年多之后的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丽江以她的民居特色和真实性终于得到挑剔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肯定，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从此，丽江更是声名大震，引发了一波旅游热潮。据统计，１９９５年到丽江旅游的人数仅为二、三十万，到了１９９７年，达到１７８万。１９９８年丽江共接待海内外游客２０１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２０亿元，创汇１２２５万美元。旅游业成为拉动丽江震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对玉龙雪山、泸沽湖、长江第一湾、东巴文化、摩梭风情、丽江古城的深度开发，丽江以旅游为先导的特色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１９９８年丽江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２４．５亿元，地方财政收入２．０５亿元，比震前翻了近一番。
去丽江前，有朋友便告诉我，丽江已不再是宁静偏僻的小城，已经没有多大意思。我想，现在又不是旅游旺季，这么偏远的小城也不至于人头涌涌吧。到了丽江，我才惊讶地发现，这里的街头巷尾几乎到处都有游客的身影，在古城中心四方街讨价还价的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外地人。我们入住的酒店，是一家中泰合资的三星级饭店，大堂里从早到晚坐满了来自日本、泰国等地的旅游团队，等待登记入住。
今年春节，’９９昆明世博会热身期间使得只有两万多人口的丽江古城涌进了五六万游客，最高峰时每天有１８个航班满载着兴致高昂的旅游者抵达丽江，以至旅馆、饭店全部爆满，１４００多人无法入住。据格兰大酒店前台接待员杨小姐介绍，当时有些酒店将员工休息室都腾出来了，运气不佳的游客只好睡在旅游车上。甚至有人情急无奈，大过年的住进了医院的空置病房，讲意头的广东游客直叫“大吉利市”。始料不及的当地政府紧急动员放假的学校向游人开放学生宿舍。我在昆明的一个朋友大年初一举家浩浩荡荡奔赴丽江，傍晚抵达丽江时才发现所有的旅馆都已住满，还好有亲戚在一所中专学校教书，于是投奔过去，找了一间学生宿舍才安顿下来。他弟弟在朋友的帮忙下，在一个单位的车棚里临时找了两块木板，搭了一张床，才凑合住了一宿。第二天，他们开车去玉龙雪山，没走出丽江县城多远，车就开始走不动了，原来去雪山的车已经从山脚排到了有万朵山茶花的玉峰寺。丽江旅游热可见一斑。
沿着显然是新建的东大街往里走，到达古城的中心四方街。四方街实际上是一个梯形的小广场，原是纳西居民赶集的地方，现在沿街摆满了各种小摊，售卖当地生产的铜器、小吃、扎染和假古董、旅游纪念品等。许多外地人看好丽江的旅游热，纷纷在四方街附近租屋摆摊做生意，现丽江有１２万人，外地人占了一半。在古城的小巷里，不时见到四川人开的川菜馆、福建人开的金饰店、温州人开的发廊。据丽江地区行署负责人介绍，丽江重建工作中引进了一部份外地资金，在古城兴建了一些酒楼、旅馆，生意都十分红火。旅游热也给当地居民提供了致富门路，许多临街的房子都成了门市，做起了生意。我们在一个家庭餐馆吃过两次饭。门前是哗哗流淌的小河，因此取名“河边小吃店”，我注意到门口还挂了一个“十星文明户”的奖牌。一楼是厨房，摆了各式各样新鲜蔬菜、纳西腌肉等，由顾客自己挑选喜欢的菜式。走上“吱吱”作响的狭窄木梯，二楼阳台走廊一溜儿摆了三张方桌，靠里的房间里还摆了两张大桌子。旁边两个房间上了锁，显然是主人的卧室。我们捡了靠阳台的桌子坐下，一边眺望街上的风景，一边品尝香椿炒鸡蛋、纳西粑粑、蒸咸肉等丽江家常小菜、小吃，一顿饭下来七八个人一百多块，十分实惠。
据当地政府预测，世博会期间高峰时期的旅客流量将超过今年春节。为了弥补饭店床位的不足，他们将动员有条件的老百姓每家腾出一两间房来，开设家庭旅馆，使游客充份体验丽江的民俗民情。
◇ 丽江的魅力能有多久？
有人称丽江是“高原小姑苏”、“东方的威尼斯”，其实丽江谁也不像，丽江自有丽江的魅力。和江南水乡相比，丽江少了清秀温婉，显得更质朴粗犷；威尼斯是热情浪漫的，丽江则是平和而内敛的。但是随着丽江的对外开放和旅游热的不断升温，这座被顾彼得称作“被遗忘的纳西古国”已明显地淡出了几百年的安祥宁静。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挖掘，大批外来游客的涌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侵，已使丽江的生态环境、古城的传统文化、生活质量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通往古城的东大街路口，天刚蒙蒙亮，一辆辆出租车便载着游客前来“朝拜”。更有许多摇着小旗的旅行社导游，赶鸭子似地催促着游客，在古城里走马观花。东大街上大多是外地人开的商店，小摊上出售的除了闪闪发亮的铜器是当地特产外，更多的是外地的工艺品和假古董，就连扎染也是附近的大理周城一带生产的。据说有一条街全是制作铜器的店铺，现在也只剩下了一名铜匠。在古城外表古旧的店铺门脸里，张贴的是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海报，传出的是流行音乐。
四方街的街心是凸出的，高出四周的街面。古城有一个独特的自动清洗系统。每到傍晚，把旁边的一个水闸一拦，河水便渐渐地漫过街面，把街道冲洗得干干净净。但遗憾的是，听说这个系统在古城重建中被破坏了。
从四方街往小巷深处走去，偶尔还会看到水泥、钢筋、混凝土的“洋楼”扎眼地和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并肩而立。粗大的自来水管在清幽的石板路上十分霸道地蜿蜒。
古城的居民是宽容的，也是从容的，身穿“披星戴月”传统服装的纳西老太太在路边做“纳西粑粑”、缝衣服，漠然地看着身边大呼小叫的游客，偶而对他们冲过来的镜头也敏感地别过脸去，但却没有丝毫愠怒。古城里的年轻居民就很少被收进游人的镜头，因为他们已与游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追赶潮流的他们更喜欢穿休闲装。问在河边洗菜的女子，她说，平时在家就穿便装，上班时单位要求穿民族服饰。年轻人几乎都已不会写东巴文，有的人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暮色四合，红色的霓虹灯勾勒出古城建筑的轮廓，令人恍惚如身在南京的秦淮河畔，但我想，更多的人来这里希望看到的是月光下的古城，小桥流水石板路，上面有一层淡淡的月光……
俄国人顾彼得就曾描绘过半个世纪前的丽江古乐演奏会：“纳西人在欢度春节时，乐师们也举办几次宗教式的音乐演奏会，通常在富贵人家中举行。乐师们身著长袍马褂，缓步就座。演奏时的气氛相当虔诚，其中一个人担任指挥，通常由笛子领奏，然后其他乐器一件件地加入合奏。”古乐的存在依附于古城的存在，更准确地说，是依附于古城的生活方式如以前民间的葬礼、祝寿、婚礼、小孩子过满月等活动而存在，如今这些活动没有了，历经沧桑的古乐要保存下去，就要与市场接轨。
旅游热使古乐重现生机，据说，大约有２０个乐队活跃在丽江。古城里就有好几个演出古乐的场所，如大研纳西古乐会、东巴宫等，前者的门票卖到３５元一张。古乐会会长宣科先生说，乐队的老人们一月有七、八百块的收入，在家里的“经济地位”挺高。更多的乐队选择在旅游饭店、民族村或餐馆演出，如今古乐快要沦为“坐餐音乐”，沾上了太多的铜钱味。伴随古乐的复兴而来的悲哀，令人无奈，令人叹息。更令丽江有识之士忧虑的是，古乐会的乐师们年事已高，正一天天老去，大研古乐会的老乐师每年都要“走”一至二人，他们演出的舞台后面挂了满满一排已辞世的老人的遗像，使单调而带点忧郁的古乐更象是唱给他们的挽歌。
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也威胁着丽江的雪山、湖泊。今年云南干旱，我们到达丽江时，这里已经有半年没下过大雨或大雪。玉龙雪山的雪线很高，远远看去，似乎只是戴了一顶白帽子。当地的老人说，这是十分少见的，往年到了四五月，雪山上仍有很厚的积雪。我们乘坐缆车上到海拔３０００多米的山腰，再沿着原木栈道往上爬到海拔４５００多米的地方，听说这里开辟了一个离赤道最近的高山滑雪场，但是雪太少了太薄了，很难想象穿上雪橇驰骋飞扬的痛快和潇洒。
“修旧如旧”不容易，保持自然景色和谐统一更是不易。在远衬着玉龙雪山背景的黑龙潭公园，我们看到，树上装饰着密密的小灯盏，电线当空划过，湖中开着塑料荷花，巨型龙灯飞舞在湖面上……我们的镜头竟很难框进一幅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自然画面。记者将这种遗憾和担忧说与丽江行署副专员汤先生，得到的解释和承诺倒是可以使人稍许轻松：这些都是春节游园和丽江地震三周年纪念活动的遗留布景，准备马上拆除，还黑龙潭自然面目。“下次大家再来，绝对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了。”
如何永葆古城魅力又使她充满活力，如何使雪山更白，湖水更蓝，古城常青，这已是摆在丽江人和所有热爱丽江的人们面前一个紧迫的课题。
□ 原载《华声月报》１９９９年７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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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点】
水库的无奈
——从新安江泄洪所想到的
·王维洛·
１９９８年的洪水灾情，在脑海中还没有消失，又传来１９９９年大水的消息。据报道，６月底，浙江省新安江水库，在未告知下游居民的情况下，突然开闸泄洪，淹没农地和房屋，造成严重损失。而水库管理局却把泄洪也当作“创收”的机会，观看泄洪奇景，８元钱一张门票。
新安江是钱塘江的一条支流，新安江水库位于杭州以西１７０公里的建德县。新安江水库是中国第一座自己勘测、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和自己制造设备的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工程的主要目标是发电，防洪，灌溉和航运等。新安江工程的技术负责人，如今是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的技术总负责人。新安江水库１９５７年开工，１９６０年第一台机组发电。为新安江水库工程，一共３０万移民搬家挪坟。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中，新安江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矛盾爆发，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武器，造成大量人员死伤。几千名新安江移民到省会杭州告状，一部份住在离我父母家不远的体育馆内，由于枪械走火，死亡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水库移民。几年之后，笔者插队到黑龙江，弟弟到新安江水库的兵团，在千岛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大干农业。看到新安江上这座混凝土大坝，心中怎么也没有那股自豪感。新安江水库后来扬名世界，是由于几十名台湾游客在千岛湖上被人所杀。
据称，新安江水库的防洪效益，可以使下游城镇和村庄以及数十万亩肥沃的农田，免受百年洪水之害，故乡杭州自然也在它的庇护之下。
由于降水在时间分布上是不均匀的，降水过多，河床中的水量超出河流河道承载能力，会造成洪灾；而降水过少，又会造成旱灾。如果把洪水期过多的河水，蓄积在水库之中，供旱季使用，弥补降水不足，这样就可以做到既防洪又抗旱，这就是人们对以防洪为目标的水库工程的美好设想。水库要达到这个目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要满足许多条件：水库库容要足够大；水库要以防洪为目标进行运行管理；水库运行管理不能出错等等。
新安江水库所在地的多年平均净流量为１１２．５亿立方米，而水库总库容为２２０亿立方米。简单地说，水库库容全部被利用来蓄水的话，可以将新安江２年的流水全部存蓄在水库之中，可见存蓄能力之大。水库总库容和坝址所在地的长年平均年净流量之比，是衡量水库调节水流能力和防洪能力的重要指标。这个比值越大，水库的防洪效益越大，这个比值越小，水库的防洪效益越小。新安江水库的这个比值为２，从技术上来说新安江水库的防洪能力是很大的。而现在正在建设的世纪之坝——三峡大坝的这个比值只有０．０８，所以无论怎么吹捧，三峡工程的防洪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
水库工程并不是专门为防洪而修建的，其它目标还有发电、灌溉、航运、供水等等。而防洪与发电、灌溉、航运等目标往往会发生冲突。水库里的蓄水越多，水库蓄水位越高，对发电、灌溉，上游航运越有利，这时能用于拦蓄洪水的库容就小了，对防洪不利。如果为了预留足够的防洪库容，就必须降低水库的蓄水位，这对发电、灌溉、航运等目标的实现不利。在水库运行中，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特别是对运行企业有直接经济利益的是发电、灌溉，这些目标往往会被优先考虑，而防洪目标，则会被忽视。
水库运行管理不出错，必须要有十分准确的中长期的气象预报作基础。但是，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要作出十分准确的中长期的气象预报，还不可能。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使气候气象变化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使气象预报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１９９９年初，报刊报导，自古就有“江南水乡”之称的浙江省，眼下正面临日趋严重的缺水状况。据浙江省有关部门在全省严重缺水的３１个县（市）进行的统计，１９９４年城镇因缺水而减少工业产值１０６亿元；１９９５年全省受旱耕地面积达７００万亩，损失粮食１０３万吨，直接经济损失１５亿元以上。全省２３０万人口以及８０万头牲畜的饮水发生困难。这和江泽民在１９９８年洪水之后提出的，不但要防洪，也要注重抗旱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浙江省提出要多建水库以蓄水（不是建水库防洪），并要利用现有的水库蓄水，以防可能出现的旱情（不是降低水库水位，以倒空防洪库容，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洪水灾害）。
到了４、５月份，中央抗旱防汛指挥部作出１９９９年旱情汛情的预报，说是长江流域今年仍有可能发生洪水灾害，但主要是来自长江上游（四川等地）的洪水。这就加强了浙江省利用现有水库蓄水以防旱灾的决心。新安江水库的运行也遵照这一原则。
６月份以来，浙江省许多地区降大雨和暴雨，杭嘉湖地区累积降雨量达５００—７５０毫米，新安江流域降雨达８００毫米。在降雨初期，新安江水库和其它水库，如青山水库等，都以蓄水为己任，以防可能出现的旱情。到６月底，水库的全部库容已经被装满，而大雨依然不停，期待出现的旱情却迟迟不来。
水，这个十分奇妙的自然产物。当它稀少时，人人都争着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当水过多时，没有人愿意要它，更不愿让它留在自己的身边。
当新安江水库的库容已被用尽，而大雨依然不止的时候，到６月３０日下午１７时，新安江水库的水位到达海拔１０８．１７米（正常蓄水位为海拔１０８米）。这时，新安江水库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将水流继续拦截在水库里，使出库水流小于自然入库水流，减轻下游的洪水压力，保护下游城镇和村庄以及数十万亩肥沃的农田，免受百年洪水之害，这也是建设新安江水库的目的。但是，这样，水库的水位会继续升高，水库大坝承受的压力也会加大。一旦水库大坝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大坝就会被洪水冲垮，到那时，新安江水库里的２２０亿立方米蓄水，加上自然洪水，倾泻而下，后果不堪设想。另一个选择就是，打开泄洪闸，让出库水流大于自然入库水流，使水库水位下降，减轻水库大坝的压力。这时不是考虑保护下游城镇和村庄以及数十万亩肥沃的农田，免受百年洪水之害的防洪需要，而是考虑水库大坝的自身安全。
新安江大坝工程是混凝土重力坝，和长江三峡大坝属于同一坝型。新安江大坝高１０５米，高度与三峡大坝无法相比。１９７８年，新安江工程因其工程质量和效益获得中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工程质量应该算是中国第一流的，因为中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是中国科学界最高的奖励。应该说新安江大坝是个“铜墙铁壁”。新安江水库，特别是蓄水位刚刚超过正常蓄水位１７厘米，大坝安全应不成问题。但事实上，在新安江工程建设过程中，曾出现严重的水泥坝体裂缝问题。水库大坝的安全至今仍然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水库在过去使用的３９年中，水位从来没有到达过“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０８米。设计中原有升船机，但在建设过程中，只修造了上游的闸首，便由于技术困难而停工，致使大坝上下游无法通航。１９９９年，新安江水库刚刚到达它的正常蓄水位，便急于开闸泄洪，其原因就是大坝的工程质量问题。
６月３０日中午１２时，新安江大坝开闸泄洪，以保证大坝的安全！新安江大坝共建有９个泄洪口，每个孔口宽１３米，高１０．５米。此次泄洪动用了８个泄洪口，最大泄洪流量可达１２０００立方米／秒。这个泄洪流量约是新安江平均流量的３３倍。据报道，新安江８个泄洪口的泄洪量为６５００立方米／秒。无论如何，这个泄洪流量也大大超过了当时自然的入库洪水流量。于是，一场人为的洪水灾难便产生了。
新安江水库泄洪，淹没了下游的农田，下游的村镇和房屋，灾害程度远远超过了自然洪水。这就是所谓的防洪效益。居民原以为新安江水库的建设，可以使他们免受百年洪水之害，谁料到新安江大坝开闸泄洪，制造了一场更大的人为洪水。水库开闸泄洪，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把这一措施预先通知大坝下游的居民，让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由于下游居民既无思想上又无物质上的准备，所以损失特别大。水库下游的灾民说，去年长江、松花江发洪水，他们都捐了款，不知今年谁会来支援他们。他们还认为，新安江水库必须为人为增加的洪水损失，给予他们经济赔偿。如果没有这个水库，洪水淹没的损失只会更少一些。
与新安江工程相比，三峡大坝的泄洪能力更大。其泄洪设施的能力为８７９９０立方米／秒，加上发电机的泄洪能力２０８００立方米／秒，共为１０８７９０立方米／秒，正好相当于推测的历史最大洪水流量（而１９９８年的最大洪水流量只有６３５００立方米／秒〕。如果三峡大坝动用全部泄洪设施，那么一场最大的历史洪水将在所难免，新安江工程此次泄洪，只是一个人为灾难的前奏而已。
对下游的居民来说，新安江水库是祸不是福，对上游的居民来说，新安江水库是雪上加霜。新安江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０８米，在水库建设时，海拔１１０米（正常蓄水位加上２米风浪高）以下的居民，都是水库移民，海拔１１０米以上的居民不用搬迁。这种确定水库移民的方法的前提是，水库的水面，是个绝对的平面。新安江水库从工程开工到１９９９年已有４２年，水库移民工作理应早结束了。当水库蓄水到海拔１０８米时，应该不会再有一个居民被淹。但是，在１９９９年６月底，新安江水库第一次蓄水到海拔１０８米，淳安县新安江水库库区的２７个城镇，３１５个行政村和６万多居民却被洪水围困，需要紧急转移的有３万多人。换句话说，新安江水库在开工后的４２年，还需要再安置６万多居民！这是为什么？因为水库的水面，不是一个绝对的平面，而是一个曲面，存在水力坡度。当入库水流越大，这个水力坡度就越大，所以，在海拔１１０米以上地区，也会被淹。作者多次指出，三峡工程移民人数也是按照水库的水面是个绝对的平面这样的假设计算的，这种计算是错误的，三峡工程移民人数因此大大被压低。１９９９年新安江水库库区的实际淹没情况，再次证实了作者的看法。
在１９９９年的抗洪过程中，浙江省委把保证新安江水库大坝安全，作为抗洪斗争的第一个目标。为什么要建设新安江大坝，据说是为了防洪，为了使下游城镇和村庄以及数十万亩肥沃的农田，免受百年洪水之害。到头来，新安江大坝却要成为保护的重点对象，为了新安江水库大坝安全，下游城镇和村庄以及数十万亩肥沃的农田，经历了一场人为加大的洪水的浩劫。这就是水库大坝在抗洪中的无奈，这也是水库大坝的悲哀。
８元钱一张门票，去看这样的天下奇景，值！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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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苑】
依 恋
·陈永祺·
记得
去海边聆听太平洋的声音
浸濡澎湃的生命源泉
记得
去山林感受风和树的对话
沐醉清新的原始呼吸
记得
用肌肤碰触黄土地的隙间
温热麻痹已久的血脉
使劲地 细胞疾行复制的仪式
就怕记忆的因子遗失在代谢的机制中
浩蓝 仍是天空的肤颜
湛碧 还是大海的鲜采
褐黄 留在土地的印象里
探不着年少挥洒的风采 即使炫烂
也混调不出那熟悉的颜色
总以为
风筝断了线 就可以恣意的漂游
狂风的挣扎中 撕裂的身躯已没了力气
却迷路在广漠的苍穹里
总以为
满舵的扬帆 就将是满载的鱼虾
在浪涛起伏中 却听见暴雨的雷鸣
从漆黑的水平线那端蠢动
总以为
犯难登千岳 就拥有世界的尊耀
在险坡陡降中 落土滑岩的滚动
仍隐约回荡在深渊丈谷中
载月披星
风筝依恋着既高又远的缥渺
水手仍执着冒险惊异的启航
拓荒者存着征服的雄心豪志
归期却仍是夜里疲惫时唯一的倚慰
晚风斜影 冷月凉阶
斛杯满溢
且向煦阳的远方道声午安
□ 寄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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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杂谈】
科举与工业革命
·朱雨心·
西洋人乘工业革命之势成了世界的主导，捡尽了便宜，占尽了先机。中华民族要翻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至少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人们自然会想，倘若当初中国先有了工业革命，何至于会有今天的被动局面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工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首先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发生、发展呢？几乎所有中国和西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别都被认为是原因，诸如中国的大一统，独尊儒家，地理环境等。甚至有人认为是因为西洋人肉吃得多有助于大脑发育，或是拼音文字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其实，哪里有那么玄呢？工业革命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没有首先在中国出现是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而在西方出现则纯属歪打正着。
应该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春秋战国时期。随后的两千年应该称之为后封建社会。后封建社会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后封建社会是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的特征应该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等是通过自上而下分封的方式为世袭封建贵族所拥有，而人民实际上附属于土地。土地和人口都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而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土地等生产资料均可买卖，人民也可自由择业，不再附属于土地。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虽然在后封建社会，名义上皇帝拥有全国的土地及人口，但是这仅仅是象征性的拥有，并不能因此作为确定社会本质的依据。最多只能说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带有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在十七、十八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前，一直处于世袭封建贵族的统治下，是真正的封建社会。英国至今仍带有许多封建社会残余，不但仍有世袭的封建君主，还有许许多多世袭封建贵族以及这些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英国的上议院至今仍由世袭封建贵族把持。这些封建贵族的头衔及特权都不是可以用金钱自由买卖的。一位富有的平民未必能享有一个破落贵族的特权。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可以说，就连英国今天的封建残余都要比中国的后封建社会还要封建。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本文前面所说的观点，即自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是封建社会。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划分长期存有不同的观点。不但如此，社会发展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划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复杂决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本文所要指出的仅仅是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若按前面提及的社会发展序列为准，则要比与西方的封建社会先进些。若以西方封建社会为参照，则秦汉以来的社会便是后封建社会；若将秦汉以来的社会定为封建社会，则西方的“封建社会”至少应该定为半奴隶，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后封建社会除了皇帝拥有特权外，基本上不存在一个拥有世袭特权的贵族阶级。这一点要归功于科举制度。没有科举，平民几乎不可能参政。汉朝的官世袭的成份就很大。除了世袭外，汉朝选官用的是推荐制，即由地方官负责考察人才并向朝庭推荐。中国自从清末废了科举后，选官就未曾有过明确的制度，直至今天。现在选官用的本质上就是推荐制，只不过在制度化方面比汉朝更差一些。汉朝的推荐制必然造成做官的世代做官，平民百姓难以介入。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朝庭选拔人材，还容易形成特权阶层和朝庭对抗。因此，自隋朝以后便采用科举选官。不论出身成份、家庭背景，经济状况，都可以一样地在考场上见分晓，以一般的文化素养为准，考中的，朝庭授予学位，并可候补做官。这个制度非常的公平、公开。若是考不中，即使其老子位居高官，皇亲国戚，照样拿不到学位做不成官（皇帝特别封赏的毕竟是少数）。至于做官的作弊，总是难免，但也是少数，何况一旦败露便有杀头之祸。王法无情，绝非今天中国的法制（或法治）可比。科举制度使得一般的平民有了参政的机会，而世袭封建贵族阶级也就从此基本上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将“民主”定义为人民的参政程度，那么，科举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民主的制度，其民主程度不亚于当今的选举制度。可以说，科举是“有中国特色的”古典民主制度。
科举一开，举国上下一片读书之声。做官机会均等。有那么开放的仕途何必还要弄刀弄枪呢？考不中，只能怪自己笨，怪不得别人，心中没有怨恨。治安当然也就没有问题了。于是天下太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一时蓬勃发展，终于造就了唐朝的鼎盛。
中国的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比西方的封建社会更接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而上层建筑则是帝王的封建专制和由科举产生的平民政治的结合。中国后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新的生产方式的推动。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没有能及时发展起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与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有因果关系。没有这种几乎纯粹是科学技术上的推动，西方的资本主义照样发展不起来，连进入后封建社会都难。西方可能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科学技术没有能及时在中国发展起来从而导致工业革命的原因正是科举制度。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有科举，社会的精华都被科举所吸引，走读书做官的路。这里的读书学的是科举要考的内容，仅限于人文学科的一些内容，如文学、历史、政治等，并不包括数理化之类。一个国家终究只有那么些人才，都去考科举，自然就没人去搞数理化了。那时，读书做官被认为是正途，既使还有人搞数理化也不为社会所重视。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除了读与科举有关的书，其他的都是下品，包括读数理化的书。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技术怎么可能发展起来？设想科举的考试内容也包括数理化的话，一千三百年搞下来，根本就不会再有什么哥德巴赫猜想之类了。早就猜出来了！然而，即使如此，仍然不会有工业革命。因为学数理化是为了科举，并不是为了做蒸汽机。这时读数理化的书虽然成了上品，但是做蒸汽机仍是下品，还是没有人去弄。弄它干什么呢？放着那么好的科举之路不走，去弄蒸汽机，虽然好玩，又有什么用处呢？说蒸汽机能生银子，似乎也不是那么直接了当。比较之下当然还是读书做官好。可以说，科举之花一开，其它的任何花草都别想再长了，甭管是香花还是毒草。
西方在进入工业社会前，一直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平民没有参政的机会。按理说，这样的社会比中国的科举时代不公正得多。然而，正是因为其不公正反而成了西方产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对于贵族来说，既然生来就是上等人，不必再花精力去求什么功名，于是就随便做些感兴趣的吧。虽然大多数贵族感兴趣的不外乎声色狗马之类，但是也有些人对做学问感兴趣。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嘛。而对于平民，既然做官的事不必想了，那就只有做其它的事。虽然做官仍是“上品”，但是做不做得成官取决于投胎，而不取决于个人努力，只有投胎到封建贵族家才有做官的可能。因此，平民百姓既不必花精力去争取“上品”，也不必因为从事“下品”而苦恼，反倒活得潇洒起来了。做官不成退而求其次，求财，求名。于是，各种法术都有人钻研。百余年下来果然颇有成效。等弄出蒸汽机来一看，竟然是那样的生财利器，自然更加投入，一发不可收拾。看得那帮封建贵族也按捺不住，纷纷下海。既然你贵族也玩起了平民的勾当，那我平民当然也可以玩玩你贵族的勾当：做官。于是，西方的封建社会没有象中国那样经历后封建社会的停滞，而在技术和政治两方面的交叉推动下，一路不停地向资本主义社会高速演化而去。
科举对于社会发展的强烈抑制的副作用古人恐怕难以料到。而且，那时即使认识到了这种副作用，古人也不一定认为是坏事，多半还认为是好事。那时追求的是社会稳定，并不是科技发展。这未必是古人认识狭隘。实际上，并没有理由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造福人类的。工业革命后的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祸几乎和带来的福一样多。从具体方面讲，物理的发展固然使人了解了物质的本质，然而也置人类于核毁灭的阴影下。类似的，有了化学便有了片刻间杀死千百万人的毒剂；有了微电子技术便有了随时会从天而降的炸弹；而生物技术将可能使人类彻底丧失做人的尊严。从一般的方面讲，工业革命后，道德堕落，犯罪上升，家庭日益解体，天伦之乐越来越少。若将工业革命前的社会演化称为文明的过程的话，那么，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演化便有了文明退化的特征。今天，借助科学技术，人们的生活有了种种（技术）上的便利，有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没有这些科学技术日子必定很糟糕。其实不是这样。快乐是精神世界的东西，在温饱基本满足后，与物质世界没有因果关系。以前没有电视、电影时，可以看戏。也许一年半载才能看得到一回，也许那戏是那样的简陋。然而，那时人们看一回那样的戏所得到的乐趣可以享受一年，或更久，那乐趣丝毫不比你现在天天看电视电影少。不是吗？再举个例子。今天许多水果，假设桃子吧，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而以前一年中只有十天半月上市时才吃得到。是现代人还是古人更多地享受吃桃子的乐趣呢？那时，在桃子上市前有盼望桃子上市的乐趣，桃子上市时有吃桃子的乐趣，而桃子落市后有回味吃桃子的乐趣，直到下一年的桃子上市。现代人虽然天天能吃到桃子，但是桃子的味道却再也没有以前好了，乐趣并不比一年吃一次桃子更多。这只是两个例子，而其它所有的一切其实大都是这样。你敢说今天的人生活得比古人更快乐吗？
人们的生活的快乐主要不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因此，若由科举带来社会安定，即使由此而造成科学技术发展的停滞，对于老百姓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不幸的是，西洋人借工业革命之力，以坚船利炮杀将过来。一时间科学技术几乎成了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你要是敌不过西洋人的坚船利炮，那根本就没有你讲道理的资格。君不见，印地安人几乎被杀绝了种。到了这时才有了“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而其它的都变得次要了。
不过，古代的科举并不足以完全保证社会长期安定。虽然选官是民主的，升官，罢官却都是由上官并最终由皇帝掌握，平民百姓并无参与的份。对官的监督是自上而下的，一旦朝政失明，官场就会腐败，老百姓就没有太平日子过了。可见选官的民主，无情的王法都还不足以保证官场不腐败。另一方面，盛唐以后中国屡遭入侵，也是老百姓没有太平日子过的原因之一。然而，在鸦片战争前，所有的入侵者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口和自然资源都远逊于中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综合国力都弱于中国。那时是先进也要挨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科举也难辞其咎。由于科举的影响，中国人过于重文轻武了。行军打仗之法少有人推敲，造枪造炮之术更没人钻研了。
科举的副作用在清末已为人们所认识。戊戌维新的内容便包括废科举。当时也是搞改革开放，以图富国强兵，而国家深感人才缺乏，追究起来根子正在于科举的副作用。于是要废科举，兴学校，出发点和今天的“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一样的。当年主张废科举的也都是科举出身，这多少说明科举选出来的人素质还是不错的。要一举废除已实行了一千余年的制度，当年清庭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可谓不大，然而具体做法上太草率了。可以说，仅废科举一项便足以使变法不得人心而注定失败。国家大事，变法与否，利弊几何，一般老百姓哪里搞得清楚？而且大多数也并不关心。关心变法的是政府官吏，再就是所谓读书人了。科举一废，全国尚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一下都没了出路，十几年、几十年的辛苦付诸流水，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没有其它行业可转。废科举就等于政府骗人白读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书。这样的变法焉能不遭人反对？
废科举这样的事，应该订出目标昭告天下。譬如，十年后全面废科举，这十年内每三年一次的科举逐次减少科举取仕的比例，逐次增加新法取仕的比例。十年不够就用二十年，这样才显示出政府对人民的负责，也就消除了社会动荡的因素。二十年后，若仍有读书人没有转行，那就怪不得政府了。既使用二十年时间改变中国约两千年的教育制度和一千三百年的选官制度也已是非常快的速度了。戊戌维新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概是被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逼急了，以至于求富强的心太切，乱了手脚，欲速则不达。
然而，要废科举是因为科举的副作用不好。科举本身的功能是选官，未必不好。科举的基本优点，即公开、公平、制度化以及以一般的文化素质为选官的标准，既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优点。倘若重开科举取仕，也仍然比现行的推荐制好。科举必须改良以符合现代化的需要，却未必值得废，譬如，扩大考试范围，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世界政治，历史，地理概况，外语等包括在内；以及实行分科考试，譬如若有意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做官则要加考外语等。或辅之以新法取仕，广开仕途以减少科举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只要政府切实鼓励工商，给读书人广开出路，科举的副作用自然也就小了。学校应该办，私塾也可以照开。不论是用什么方法读书，都可以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的，政府一样授予学位。这才是多种途径办学加速人才培养的做法。不废科举，变法会容易些，今天的改革开放的事也许在一百年前就做了，中国也许早已工业化了。而科举也许会演化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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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与人
·刘景源·
狗通人性，可以帮主人牧羊，可以训练成猎犬、警犬和盲人导路狗，还可帮主人看家，特别是在主人孤独的时侯可以陪伴他们，而且忠心耿耿，从不负人。所以西方人视狗为人类的朋友，甚至有些西方人爱狗胜过爱人，宁愿弄条狗来作伴也不嫁娶那负心人，连死后也将万贯家产留给爱犬。
虽然在中国狗也有与在西方国家相同的用途。但狗在中国人眼里的名份和地位就要低得多。我们中国人认为狗就是狗，怎么能同人相提并论？更别指望狗会成为中国人的朋友。所以如果你恨某个人就将她（他）骂成狗，让他（她）呆到狗的行列里去。可见狗不但成不了朋友，简直就是敌人的化身。鲁迅在同他的对手对骂时，就将他的对手骂成“乏走狗”。象鲁迅这样文笔犀利的大文豪，要找一两个骂人的词儿实在是易如反掌，而他偏偏挑中了“走狗”这词儿，可见走狗在人们的眼里实在不是个好东西。再在前面加上若干个贬义定语就成了骂人的顶级用语，恶毒且不失身份。
因为狗通人性可以为人而走，无论他的主人用人的标准来看有多坏，狗都会忠心耿耿地为主人奔走卖力。所以走狗这个词在阶级敌人横行的“文革”期间，常常被革命群众拿来骂那些跟在大坏蛋后面干事的阶级敌人。凡被在名前冠以“某某走狗”的敌人，一定不是一般牛鬼蛇神所能比的。因为只有那些重量级的坏人物才会有狗为他们走，而走狗的级别也就仅次于他所效劳的主人。但走狗的级别再高，其罪恶充其量也是跟着某某人走而已。当主人被认为是坏蛋，走狗也就不会有出头之日。等到主人重见天日的那天，走狗也会跟着升天，罪恶立即就转化为功德。
我们中国人很实际，对狗用归用，可从来不认为狗会变成人。在我们的眼里狗永远是畜生，而且是典型的畜类，就连狗的另一个称呼犬也被用来作为兽类的标志，被广泛用到狼狈猪猫这类动物的名字上作偏旁。如果有朝一日想给狗平反也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些动物也跟着正了名，牵扯面是不是有点太广了？
正因为狗同人的关系密切，所以在中文里面用狗来形容人的词就很多。且绝大多数关于狗的词都是十足的贬义词。比如骂仗势欺人的人为狗仗人势。有人不太地道就称他狼心狗肺，一听就知道被骂者不是善主，从来不用特别说明狗的肺为什么就坏。如果有人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就称他们是狐朋狗友。为坏人出主意的人则称为狗头军师。连狗的动作也弄来形容坏人，比如狗急跳墙，摇尾乞怜。狗的爱好也拿来骂恶习难改的人，叫狗改不了吃屎。可见凡是同狗沾边的，名声就不会好。
也有少数的词听上去有一点点顺耳，不过都是用狗的另一个雅名“犬”来代替狗字。比如甘愿为他人效劳就自称愿效“犬马之劳”，或在他人面前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但用这些词的人往往是处于劣势或者是自谦，目的是通过自骂来表达他对要效劳的人的忠心，或让他人高兴。
可是，有些词如果放到西方文化里面恐怕就不好理解，甚至会让人理解成相反的意思。比如猪狗不如这个词儿，在忆苦思甜那阵儿就常常被用来形容工人和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本意是说工人和贫下中农吃得如何差，所以又有一个更加直接的说法就叫吃的是猪狗食。如果这话让人直接译成英文拿到西方去，肯定他们丝毫不会同情我们旧社会的工人和贫下中农，而有人还会羡慕我们那时的生活水平高。因为他们的超级商场货架上的狗食和狗的专用品之讲究不比人的差。他们的狗一个个喂得膘肥体壮，为了狗们的健康，狗的主人除了注意选用健康食品之外，还会定期带狗出来散散步，让狗消耗掉多余的能量。所以我们这些带狗的词如果不加解释直译到西方，很难保证他们不会理解偏了。而对我们中国人，就很自然地有个正确的理解。在那个时侯不要说贫下中农，就是我国的小地主也没有吃饱了撑的要出来散步消食儿这等好事儿。到了大兴忆苦思甜的那会儿，人还吃不好，那狗自然就更加悲惨，饿得整天夹着个肚子打恍。所以狗都不如这个词儿一出来，其悲惨不用多加解释，只要看看街上狗的饿相就明白了，更何况狗还不如！再想想自己，好歹有东西果腹，就没有理由不思甜了。可见这等词儿虽然看起来简单，如果用对了场合，其作用会威力无比。
有了这些根深蒂固的认识，既使是立了大功的狗，那形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们中国人不会想到去感激它，更不会傻到将遗产留给一条狗。在中国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人们不认为此人有精神病才怪呢，更不用说要法律来保护了。我们的传统做法反而是“狡兔死，而走狗烹”。狗只是为人所用，再卖力的走狗，到了没有用途的时候也会被食其肉、寝其皮。
西方人视食狗为野蛮残忍之举，而我们中国人则认为狗肉为一美食，即使那些家养名犬作宠物的豪富，也不会拒绝餐桌上香喷喷的狗肉。那是因为西方人和中国人对狗的看法有着这些根本不同。西方人认狗作友，当然就不会将狗朋友吃掉。而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永远跳不出兽类这个圈子，与牛羊并无差异，为何不能杀而烹之！
□ 寄自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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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交流】
怎样在国外大学选课
随著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内大批的年轻人都觅得出国进修、学习的机会。可以说，出国留学对于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或是上几代人的传说，而是通过多方努力可以争取到的现实。但一旦置身他乡异域，怎样才能有效地适应国外大学的学习生活，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是每一出国留学之人所面临的挑战。本文将专门讨论在国外大学选课的注意事项。
首先，国外大学与国内大学在学制上的一大差别是前者的课程，特别是研究生的课程，基本上是采取选修制；而后者的课程则基本上仍是必修制。所以，在国外大学选课中的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选课中一定要留有选择余地，不要规定修四门课则即注册四门课。具体地说，在开学的最初的两三个星期内，应尽量多听不同的课程，以扩大你的选择余地。用英文讲，这叫作“Ｗｉｎｄｏｗ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中文可译为“逛课街”）。
换言之，如果你决定在本学期选修四门课的话，你应该先注册五至六门课，并在听课中进行比较，以利最后确定四门你最喜欢也最能够胜任的课程。而美国的大学通常允许学生在注册某门课一个月内决定其取舍。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充分比较你最初注册的五六门课，最后舍去其中的一至两门课程。
初到美国的留学生的一个通病是认准一门课一修到底。这可能是很不明智，也是很被动的一种作法。因为个人的主观愿望可能与现实有很大距离。一门自以为很感兴趣的课程可能会在上过四五次课后变得兴味索然，大失所望。而到那时无论是放弃此门课，或是另选一门课都已为时过晚。这样的教训我和我的许多朋友都曾经领受过。
在国外大学选课的第二个注意事项是在选定一门课之前，要多方了解其授课教师的表现、考核要求、作业难度及课堂阅读量多少等方面的情况，以求“知彼知己”之功。这通常可以向以前修过此门课的同学打听，或是查阅其课的学生评语。例如，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就有两本厚厚的书夹，内装有近两年来学生对每一授课教师表现的评语。查阅这类资料可以增强你对自己所感兴趣课程的教学、考核及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的了解，减少选课中的盲目性。
反之，在选课中凭兴趣或实用办事，不讲究个人的条件及学习中的策略性，则可能在后来的修课中吃大亏，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麻烦。我曾有一个同学，在选某门课时，只重实用，不看要求，结果学起来困难重重不算，还与授课教师关系搞得很僵。由此整日叫苦连天，期末成绩亦十分不理想。她每每与我谈及此事，都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可这又能怪谁呢？只能怪她自己事先没有做好调查。而没有调查则没有主动权。管理如此，学习亦然。
在国外大学选课的第三个注意事项是要对所感兴趣课程分清主次，做好轻重缓急之安排。初到海外留学之人的一个通病是对许多课程同时发生兴趣而难以取舍，或是因过份看重某些课程的实用之处而不顾一切地加以选修。其结果很可能由于基础不够或选课与主攻方向有悖而不能很有效地掌握授课内容，从而陷入学习上的被动。它会使人面临骑虎难下的困境。
所以，人们在选课当中要注意依据自己的实际基础与需要对个人所感兴趣的课程做好主次安排，以求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完成学业计划。在这当中，人们也应该多征求导师与老同学的意见，切忌轻举妄动，主次不分。
在国外大学选课的第四个注意事项是要注意根据个人所习惯的考核方式来决定课程的取舍。具体地说，国外大学课程的考核有的凭考试，有的凭作业，有的则兼而有之。人们应在修课中尽量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参加考核，以求扬长避短，减轻学习压力。
就我而言，我喜欢选那些只要求作业，不要求考试的课程。因为在我个人的学习历史中，我在前者的表现通常优于后者。而我有一个朋友则尤善后者。所以他选课亦以有否考试为重要衡量标准之一。这都是自知之明之需要。
总而言之，在国外大学求学选课是一门运筹艺术。人们只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确保在学习中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在美国大学读硕士学位，通常要求修八门以上的课程。而读博士学位则要求修十六门左右的课程。其选课决策好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学习的顺利进展。英语有句谚语：Ｗｅｌｌ ｂｅｇｉｎ， ｈａｌｆ ｄｏｎｅ（能善其始，事成其半）。愿大家在海外留学能有一个好的开端。那么就请记住：
●选课一定要留有余地。
●选课一定要做好调查。
●选课一定要有主次之分。
●选课一定要参考个人所习惯的考核方式。 （岳晓东）
□ 摘自《神州学人》（１９９８年第５期）
⊙ 本栏编辑：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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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首】
童年和毛竹
·夏 阳·
我的家乡素有竹乡之称。竹子的种类很多，其中长得最高最粗的要算毛竹。我家的房子被毛竹紧紧包围。我的童年也就和毛竹紧紧地连在一起。
小时候自己开始拿碗吃饭的时候，用的不是瓷碗，而是竹碗，用毛竹做的。竹碗的优点是掉在地上而不破，很适合给小孩子用。我们小的时候，瓷碗很贵，买不起。爸妈自立门户的时候，只有两只瓷碗。到了人长大了一些，父母认为你不太会发生把碗掉在地上这种事了，才给换成瓷碗。从竹碗换成瓷碗，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并不是瓷碗有多少优越，而是父母的那份信任，让你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换成瓷碗以后，如果发生摔破碗的事，不但要挨一顿打，而且使用瓷碗的权力也有可能被收回。我和哥哥吃饭的时候很少坐在家里，而是捧着饭碗去外面与其他小伙伴们在一起吃。吃完一碗，回家盛第二碗。几个孩子在一起，常常比赛，看谁吃得快，看谁花最少时间把第二碗端出来。所以个个都是尽最大力气跑回家，迅速把饭装在碗里，匆匆夹几口菜，又飞跑出来。我家门口有七、八级台阶。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比赛中被台阶绊倒，碗扔出老远，人也鼻青脸肿。爸妈在屋里就能听见碗摔破的声音。这时自己能做的就是等待那一顿打骂。此后几天，日子不好过，饭只好呆在家里吃，绝不敢端出门外。更糟糕的，瓷碗又换成了竹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父母又决定给换成瓷碗。然后老毛病又犯，摔破碗的悲剧又重演。听妈妈说，那时一只瓷碗一块钱。在六十年代一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所以每次打破一只碗，家里相当于破了一次小财。父母有多么生气也就不难想象了。
用来打我们的工具是毛竹丝。毛竹的竹丝有好几尺长，一般用来制作扫帚。但用它来做打人的工具，也十分合适。它有弹性，功能与资本家抽打工人的鞭子相近。那竹丝打在身上，只伤皮肉，不伤骨头，用来打小孩非常合适。只管用力打，不用担心将孩子打坏，所以打起来特别解恨。家里总有几根毛竹丝为孩子们备着的。有时母亲在气愤之时，备用的竹丝寻不到，便随手从扫帚上抽出一根来。母亲打我们的时候，总是要将我们的衣服掀起。那竹丝直接打在皮肉上，甚是疼痛。屁股常是被打区域，其次是背和双腿。那竹丝每次落在身上，人就会痛得情不自禁地身子一缩。每次打好之后，身上总是留下数不清的红肿的条条杠杠。象是ＢＢＱ烤肉上的烙印。这打过的伤痕几天后才能消失。
为了游泳挨打次数最多。在我们上学去的路上，有一个小水潭。水潭的面积很小，水深几尺。到了夏天，每天中午，我们几个小伙伴总要去那水潭游泳。与其说是游泳，不如说是洗澡。直到今天，我还是把游泳说成洗澡，常常使别人听了之后摸不着头脑。母亲担心我们游泳出意外，所以最反对我们去游泳。我们则每天照游不误。每天中午回家吃过午饭后回学校的路上，经不住那水潭的诱惑，脱光衣服，赤身在那水潭里与其他小伙伴一起游泳戏水。有时候从水潭里爬上岸去穿衣服，发现衣服不见了。四周张望，突然发现在不远处，妈妈站在那里，一手提着我的衣服，一手捏着一根毛竹丝。刚才游泳时的快乐一下子被恐惧所代替。一顿痛打是免不了的。只好乖乖地走向母亲，闭上眼睛，等待那竹丝落身。打好之后，从母亲手里接过衣服穿上，往学校走。一边走，一边用手抹去眼泪。在到达学校以前，必须将情绪从悲伤中调整过来，以免被其他同学看出有挨打的迹象。好在人小，情绪调整得快，几分钟后，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与其他小伙伴相比，我和哥哥因游泳而白天挨打的次数是很少的。为此我们很感激母亲。当着其他小朋友的面挨打，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很多时候，中午游泳时一切很平静。下午放学回家，从母亲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异常，心中窃喜，以为中午游泳的事妈妈不知道，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为了减少一些负罪感，就主动帮妈妈做些家务事，或出门去砍柴割草，干得特别买力。吃过晚饭，就到房间里的澡盆里洗澡。洗完澡，让母亲给我们拿来干净的衣服。有时母亲走进房间后，突然把房门关上。此时抬起头一看，才知情况不妙，母亲的手里正拿着一根竹丝。这时想逃走为时已晚，只好将一丝不挂的身子缩在澡盆里，等待那痛苦的时刻来临。只盼望母亲手下留情。“你以后还要不要去河里游泳？”“我以后再也不去了。”一边哭，一边发誓。到了第二天中午，将这誓言又抛到九霄之外了。
最后一次挨这毛竹丝的抽打，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和哥哥吃过晚饭，已上床准备睡觉了。照惯例，上床之后我们俩总要吵吵闹闹半天才入睡的。我们正吵得起劲的时候，妈妈拿着竹丝进来了。这次我们没有象以往那样被动，一边躲着那竹丝的抽打，一边去夺那妈妈手中的竹丝。不一会竟将那竹丝夺了过来。然后，我们俩又使劲将妈妈推出房间，锁上房门。妈妈在门外喊着让我们开门，我们只装着没听见。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担心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是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妈妈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好象不记得了一样，只字未提。从次以后，妈妈再也没有用竹丝打我和哥哥了。不过毛竹丝并没有退休，而是去弟妹的身上发挥其功能了。
毛竹可制成各种容器，用来盛米、菜油、酱油等。它们分别被称为米筒、油筒、酱油筒。有一种用毛竹做的容器，鲜为外人所知，但是在我们村却家家都有。我们称之为尿筒子，专门供男人小便用。这尿筒子一般有三、四尺长，碗口粗细。晚上摆在床边。男人们夜里小便，不用下床，只需将这尿筒子顺手拉过来，双手扶着，对准筒口即可，方便得很。一只尿筒子，可容十几斤黄尿。小时候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早晨起来后要将这尿筒子端到厕所，将筒内小便倒进粪池，晚上睡觉以前再拿进房间。我们兄弟之间总是你推我让，谁也不想做这事。结果尿筒子里的小便一天天增多。有时夜里小便还在进行的时候，发现尿筒里小便已装满，此时只好强硬收住，难受无比。急忙跑到房子外面，将那剩余的小便撒在地上。第二天早上要将那盛满小便的尿筒运到厕所。端着那十几斤重的比我人还要高的装满尿的竹筒行走，绝非轻易之举。行走要稳，稍有不慎，筒中的尿液即会溅出，落到头上脸上。每每这时，心中总要暗暗发誓，决心以后勤倒尿筒，绝不让这尿筒装满的悲剧重演。但是过不了多久，老毛病又犯，这尿筒装满的戏也就演了一幕又一幕。
□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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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
·贤·
１９４９年解放前，我们家是个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住的是灰砖、高顶四合院瓦房，大方砖墁地，很气派。据说祖上有过皇家御赐双千顷马家的牌匾。到我爷爷这辈，家境已没落。
我奶奶名叫李治安，嫁到马家就成了“马李氏”，大字不识一个。据说是我奶奶的公公要娶一位京腔的儿媳妇。拜堂之后，爷爷掀起奶奶的裙子，看见是一双三寸金莲，这才对奶奶有好感。奶奶一辈子生了五男二女，活到９９岁才谢世。加上闰年闰月，也活了有一百岁出头了！
我们从小听奶奶讲故事，都是行善积德，拾金不昧一类的故事。两个守寡的嫂子跟她一起过，相处很好。奶奶一辈子吃斋念佛，供菩萨。记得小时候偷看奶奶念佛的那串佛珠，见每个佛珠里面都有一个小佛，行态各异，连五官都看得非常清楚。奶奶供的菩萨有一尺多高，全身镀金，用一个玻璃罩盖着。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时连同奶奶为自己准备的丧服一起被红卫兵抄走。
１９４９年，天津解放时，奶奶将近７０岁。运动来了，抓反革命会、道、门。我奶奶是“一贯道”的坛主，派出所几次找她谈话，说：“‘一贯道’是害人道，是反革命组织，你又是坛主，好好交代有什么罪行。”吓得我奶奶光哭，只说交钱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后来他们通过其他在道的人了解到，我奶奶不识字，只因家境好，经常给“一贯道”捐款，就给我奶奶安了个坛主的位置。加上我奶奶邻里关系好，免于挨斗，这才逃过这场灾难。
从此，奶奶再也不敢白天念佛。以前，一间小西屋是奶奶的佛堂，别人谁也不敢进。小西屋里念佛的坐垫是扬村老家人用玉米皮编制的，高约一尺，直径约一尺半。这下，小西屋收拾做了杂品屋。
可是，我奶奶很虔诚，每天晚上７、８点睡觉，１１点后在自己卧室里念佛。有时，我和奶奶一起睡，每次夜里起来小便都看到她在念佛。邻居家的大黄狗被“打狗队”打死吃肉，奶奶更是多念几次佛。
以后奶奶又经过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鸣大放，反右斗争……，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与世长辞。
奶奶的一生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她的晚年也象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充满了辛酸和无奈，加上儿孙们的遭遇，更使我奶奶的晚年笼罩了厚厚的阴影。我想，我奶奶当时一定是凭着她那份“南无阿弥陀佛”的精神支撑着她的晚年，才得以成为百岁的寿星。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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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似是而非
——读〈关于爱国的“天问”〉
·高大锴·
何碧先生在《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中国人的拳匪情结〉和〈关于爱国的“天问”〉两篇议论，痛斥了爱国主义。称爱国主义“其实是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杂拌”。做为一种观点，甭管多么偏激，总要有其根据。然而何碧先生所列举的事实根据总是那么的片面。以〈关于爱国的“天问”〉为例，何碧先生说到英国，说他的同事就有一位苏格兰独立分子，但周围的人们并没有对他进行责难。又称大英帝国由原来的“日不落”变成了如今的一个岛国，可英国的史书上毫无交代，也没找出个历史罪人，以此衬托中国爱国主义狂热的人们有多么荒谬。我在这里想问一下：既然英国正在“逐渐解体”，北爱尔兰的民族纷争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众所周知，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不是自觉自愿的，是殖民地国家人民不断抗争的结果。殖民地人民也有着自己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感情是不是“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杂拌”？我不否认有英格兰独立分子、威尔士独立分子和北爱尔兰“共和”分子，但维护目前英国统一的也大有人在。您的口气怎么好象是全世界的人们都吵吵嚷嚷地在肢解自己的国家？
先生说到中国，斥责“最爱国”的中国人最爱内战，但“怯于外战”，爱当汉奸，残害忠良，骨子里就是要到西方工业国过好日子。您这是说爱国主义好，还是不好？一般的理解，您说的是中国人从来就口是心非。可如果中国人最爱外战，不打内战，没人当汉奸，忠良之辈总是受人民的拥戴，这中国人是不是就好了呢？这样的中国人是不是就不爱国？您实际上说的是国民性呀！可您为什么非说爱国主义不好呢？从以下的段落看，您确实在痛斥中国人的国民性。可这和您要说的主题——“关于爱国的‘天问’”有多大关系？逻辑混乱！
现在就我的理解回答何碧先生提出的问题。爱国当然是爱自己的民族，我是个中国人就是热爱中华民族。何碧先生认为，提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只提汉族，排除少数民族。实话跟您说，中华民族就是以汉族为主，占人口的９５％嘛。所以文化当然也以汉文化为主。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原因，幅员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是落后。您说“少数民族又有什么理由非得热爱汉族”，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可眼前的事实是，这占中国三分之二的西北、西南地区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让少数民族纷纷独立？然而在这些地区已经有大量的汉人居住，甚至祖祖辈辈地生存着。如果维族人独立，那新疆的汉人是迁走呢，还是宣布他们住的地方仍属于中国？如果完全尊重各个民族的意愿的话，您看维族人独立后统治的区域是怎样的支离破碎！而况新疆独立只是维族人的一厢情愿，到时候定要爆发极其残酷的种族战争！先生您一定不会愿意看到这个悲剧吧？
也许西藏是个例外，西藏自治区的藏胞占自治区人口的９８％。可藏族人所要求的地区并不仅仅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它还包括青海全境，四川西部，云南北部和甘肃南部。请先生打开地图看看这块地区有多么大！先生想想看，如果西藏自治区独立了，自治区之外的藏族人是不是也要加入？那汉藏混居地区的汉人怎么办？结果又将是种族冲突。
这的确是个难题。如果少数民族纷纷独立发生战争，那是一种最坏的结局。最积极的解决办法就是保持各个民族间的和睦相处，这是符合共同利益的。当然，独裁的中共统治者没有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爱国肯定不是爱政府、爱社会主义制度。这已是中国人的共识，用不着多费口舌。如果中共非要说爱国就是爱政府、爱社会主义制度，那是他们枉费心机、一厢情愿。当年国民党政府是被爱国的中国人民推翻的，那时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以正统自居，可还是被人民背弃，可怜巴巴地逃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今天，台湾人不认同大陆政府没错，几十年都没有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嘛。台湾人从来都认同华夏文化的嘛。问题是台湾政府贸然行事会造成两岸战争对抗的恶果！对中华民族是一大灾难！而况西方强国也并非正人君子，他们对南斯拉夫的蛮横轰炸让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请何碧先生站在现实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吧。
另外，先生列举的历史事实一定要准确。后金创建人努尔哈赤并非在进攻明朝关外重镇宁远当场阵亡，而是重伤。他在撤退半年后去世。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估算，战争期间约有一千万人民生灵涂炭，并不是先生“据说”的四千万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造成的死亡数字也是估算，一般说法是两千万人，而不是先生说的四千万，而且这死了两千万人的说法也只是一种推断。
何碧先生文章中的言辞激烈且极端，但我仍相信您实际上还是要做一个有民族感情、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内心深处只是希望中华民族有个美好的未来，人民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丰衣足食，强大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地位，不然您不会如此地动感情。好吧，如果真是如此，请心平气和地容纳中国人中的种种不同意见，而不是毁骂，这本身就不民主。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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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决赛赢球过多是中国女足失冠的重要原因
·马悲鸣·
中国女足以罚点球而失冠，国人不乏痛惜者。究其原因，各说各话。但笔者以为中国女足失冠是错在半决赛胜挪威队时赢球太多了，居然五比零。以前在男足世界杯赛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半决赛以悬殊比分大胜对手的球队，在决赛时反输了。
古语说“骄兵必败”，而胜骄败馁是人类的正常心理反应。中国女足大胜挪威队之后，美国队观其战绩，必谨慎应对。而中国队至少是处于过度兴奋之中，多少会影响到临战情绪。设若中国对挪威也象美国对巴西那样，只赢到二比一，或甚至一比零，让美国队摸不清中国队的决战实力，则其队员心中对中国队临战情绪的不确定性更强些，则结果可能会对中国队更有利。
田忌与齐王赛马，孙膑教给他以自己的第三马对齐王的第一马，必输无疑。然后以自己的第一马对齐王的第二马，并以自己的第二马对齐王的第三马，则两小赢。以两小赢对一大输，总积分二比一，仍是田忌赢。
中国有如此久远的谋略传统，女足临战竟是未用。设使中国女足在对挪威的半决赛打到二比零时，即改变战略，纯取守势，直到终场；则“余勇可贾”，用到对美国队的决赛时，将本来喂给挪威的后三个球换成喂给美国队的一个球，则冠军谁属，便不必再靠罚点球了。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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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窗外的雨是我的泪
·玉 禾·
曾在美国一家中国快餐店打工，老板是福州人，员工大多是福州人。和他们混熟后慢慢得知，他们大多是通过各种途径偷渡过来的，每个人的经历都很传奇呢！
一日，窗外下起了雨，一位师傅充满感情地念道：“窗外的雨是我的泪……”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敢情真人不露相，平日寡言的他居然是位大秀才呢。我竖起耳朵，等待下文，却听得其它师傅哈哈轰笑。问起缘由，却原来他们几个打工的师傅住在一起，以前有一位师傅的妻子从大陆给丈夫写信，细述离别思念之苦，也许是她自己的创作，也许她引了一句流行歌曲的词，“窗外的雨是我的泪”，把个万般滋味用这么一句话包裹起来，漂洋过海寄过来，却被同屋的人偷看，一传二，二传十，这句诗文便流传开来。
于是以后外面下起了雨，总有人触景生情，“窗外的雨是我的泪”，调侃那些结了婚、太太甚至儿女却留在大陆的同事们。而每有师傅脑子开小差做错了菜，便有人问：嘿！窗外下雨了吗？”
这些从福州偷渡来的小伙子大都长得高大精神，姑娘们也白净清秀，不大看得出是从乡下来的。几个月前有报道，两位姑娘想从加拿大偷入美国，藏在冰冻车厢下面，被发现时，其中一位已冻昏了过去，如果不被发现，没准就没命了；可被发现了，她们的梦想，一个欲改变人生命运的梦想又被无情地毁灭了。我不知道她们在医院醒来时的那一刻会是什么心情，是庆幸死而复活，还是伤心偷渡失败？又有报道，五六名偷渡客，在一个月黑之夜冒险想从Ｎｉａｇｒａ Ｆａｌｌ上的大铁桥从加拿大偷入美国，不幸被发现，俩男俩女被抓，另俩人逃走。我的恐高症让我想一想这事腿肚子就打哆嗦，他们是为了什么象飞蛾扑火一样，冒着生命危险，真真的生—命—危—险，背上一大笔债，偷渡到美国来。在美国，他们的日子也不是那般轻松，大都是靠卖苦力，一天打上十几个小时的工，赚钱还债，而那些在大陆有妻子儿女的，却天各一方，十年八年都见不上面了，而老父老母，怕是不指望儿女尽孝道了。难怪心酸的泪象窗外的雨，流也流不尽了。
无独有偶，在《新世纪时报》读到：北韩饥民奔逃中国求救，说一些北韩人逃到中国东北地区，中国警察强行遣返被抓北韩难民，并对帮助难民的人处以5千元人民币的罚款；一些难民表示，如果被遣送回去，他们可能会被枪毙或被送到监狱里饿死；一位半年前带着儿子渡江逃到中国的北韩妇女嫁给了中国农民，但是警察警告她必须离开中国。
偷渡是犯法的。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被偷渡国有权制订严厉的反偷渡的法律。但是，偷渡与杀人放火之类伤害其他人的罪不同，它基本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结果，而且这高低的落差要大到一定程度才可能让人以生命作为赌注。就说那北韩政府执政不力，老百姓没饭吃，没人控告它；而那一北韩妇女嫁给了中国农民，没准给两家人带来了活路与幸福，却是犯法的。你说，她的绝望向谁述说？
听一位同事讲，他出差时亲眼看到涌入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在拥挤的车站被维持秩序的人象动物一样抽打追赶，我心酸无言。每逢这个庆那个庆，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北京（也许还有别的城市）总要限制外地人进京。于是街面上喜气洋洋，井然有序，却不知有多少人要在车站的长凳上多蜷缩几夜。在北京时，研究生院里有不少外地来的民工，住在低矮简陋的民工棚里，晚饭后常看着我们一群女生叽叽喳喳花枝招展地飞进飞出，他们在想什么？而我们在刺骨寒风中等待美国大使馆签证处，一位美国官员清晨短衣短裤出来透凉，看我们在寒风中哆嗦时，他又在想什么？
相信我们身在国外的，很多人都为身份问题耗去许多金钱，时间，脑细胞，也相信有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创伤，那永不能修复的创伤。也许亲人过世，因为身份问题未解决，回去了就会回不来，只能隔洋心碎。也许在考虑婚姻大事时，不得已把身份问题也考虑进去，当她或他忍受别人冷言冷语时，有谁会叹息她或他不会不知道得到的同时，失去的又是什么。
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学生在国内示威游行，不论英文报中文报都有人嘲讽地说：难保这些今天示威游行的学生明天不拥挤到美国使馆办去美国的签证。对于我来说，这句话比北约炸中国使馆更刺伤我的心。嗟来之食，胯下之辱，体会一下吧。
窗外的雨是我倾盆的泪，何日何时才会雨过天晴？
□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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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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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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