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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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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小说专辑之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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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一六四期 ——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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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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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回忆小说】 外交官札记（二） 剑 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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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小说】
外交官札记（二）
·剑 泯·
五、政治学习
领馆的作息时间与国内一般机关的作息时间相同，早晨９：００上班，１２：００午餐，下午从１：００工作到５：３０。美国采用每周４０小时工作制，周六周日放假。国内的工作时间是每周４８小时工作日，周一到周六上班。我们的时间也是从周一工作到周六。但由于与美国的作息时间不同，到了周六，除了内部事物外，无其它的工作可做。于是馆里来了个折中，星期六上午政治学习，下午放假。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教育组的政治学习。未参加前，我就预见到，它将与在国内时的政治学习没什么两样。政治学习通常是学学文件，读读报纸，喝喝茶，聊聊天，跟休息差不多。我习惯地带上了我的茶杯和茶叶，我相信老徐早已将大电茶壶插上，在学习期间我们不会缺少开水。
我注意地观察在场人员的态度，暂时不准备多发言。在国内当学生政治辅导员时，我不得不尽可能多说，否则我就无法开展我的工作。可在这里不同。大家都是同级别的外交官，除小孙外，年龄都比我大，有的大十几岁，有的大二十几岁，老江和老方几乎大我３０岁。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在这种场合下也轮不到我发言。而且，我是新来的，与大家还不熟悉。中国人讲究初次见面印象，如果给他们留下了个坏印象，我这几年内都别想扭转。我记得哪位政治家曾说过一句话：“我学会说话用了３年的时间，可我学会不说话用了６０年的时间。”如今我当了外交官，说话更要谨慎，不管是在内部还是对外。
老江照例坐在中间面朝门的位置上，领事们围着桌子而坐。与上次开会不同的是夫人们也参加了，她们分散地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尽可能离会议桌远点。
政治学习由老方主持。老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堆文件和报纸。他见人都来齐了，征求了老江的意见之后，就宣布开始学习。
“今天的学习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读一读人民日报登载的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的悼词。”
老方抽出一份报纸，顺手放在我的面前，“小姜，你的喉咙响亮，你来为大家读读。”
我拿起报纸看了看。这份报纸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大号黑体字写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文章不长，几分钟就念完了。
中央对胡耀邦的评价挺高，称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看到中央对胡耀邦的评价，我多少有点纳闷。若果真如此，那他的罢官又作何解释？按中央历来的做法，通常是在为某个人平反时才会使用这种词汇。难道，这篇悼词也是中央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是做给谁看的呢？
我读完报纸，老方对大家说：“讨论十分钟。”
大家似乎都无话可说，也许跟我一样，不愿抢先发言吧。小孙坐在我旁边，悄悄地对我说：“老胡可以暝目了。他自己大概都没有想到，中央对他死后的评价这么高。”
我耸耸肩，没作声。
老江开口了，“从这篇悼词可以看出，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的去世很重视。尽管仍然提到他犯过错误，但用词很小心。我想，这是中央的一种姿态。既表明中央对他的处理没错，又告诉大家他是好人犯错误。盖棺论定，功大于过。”
老方说：“我同意老江的看法。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使我们都很震惊。从中央谨慎地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来看，除了给他一个公平的结论外，也为了防止有人借题发挥。”
老王拿过报纸，一边看一边说：“胡耀邦文革后当过组织部长，为一大批人平过反，经他手提拨了不少人。中央这样做，是否是为了稳定这批人呢？”
老扬说：“不会吧。胡耀邦免职都两年了，这批人若有不服气的，怕是早已解决了，哪还会等到今天。”
老康也说道：“不会是为这批人。我还没听到有什么人在胡耀邦被免职时发表过什么言论。胡耀邦的下台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何必自找麻烦。”老康分管纽约市，是我们教育组担子最重的人。他总是在市里跑来跑去，找他的人络绎不绝。从来到领馆后，我只见过他两次，这是第二次。
自从老江开口之后，除了我与那些夫人们，组里的领事先后都发言了，有的说得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多少表了个态，例如同意某某的意见等。我发现，一开头大家不说话，似乎都是在等老江开头。老江的简短的发言实际上是为今天的学习定下了调子，他说完之后，别人就可以按他的思路进行下去。有意思，不知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样形成的。
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倒不是不想说，而是实在不知说什么。没有必要为了说而说吧。表示同意某某的意见，也是发言。但这种发言在学习讨论会上就一钱不值，等于什么都没说。而且，我是从学校来的，我对中央的事知之甚少，我的见解与他们都不同。依我之见，这篇悼词是写给学生看的。胡耀邦不就是因为对１９８６年的学潮处理不利才被免职的吗？那末，参加过８６学潮的学生对他肯定有好感。若学生乘他突然去世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学潮，中央岂不头疼？何况北京已经处于山雨愈来风满楼的状况。说实在话，学生问题是中央最棘手的问题。学生思想活跃，又无牵挂，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他们敢想敢干，易于接受新思想。一旦做出事来，处理轻了，不管用；处理重了，不仅本人不服，家长们也反对。若犯的是刑事案件，依法处理，大家都无话可说。可搞学生运动，喊个口号，上街游个行，是符合宪法的行为。总不能在宪法里规定，不准学生学习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它主义吧。何况学生们并不总在胡闹，他们有些想法还是很有道理的。我历来认为，敢于接受新思想，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想当年，若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接受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哪来今天的中国？但我是政治辅导员，我若将我的想法公开出来，岂不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何必鱼没吃着反倒惹一身腥。不过话说回来，我并不赞成学生动辄就罢课，上街游行。从他们本身来讲，搞运动耽误的是他们自己。国家不会因为几个学生不上课就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从中国的国情来说，中国还没有达到实行西方式的民主的程度。从历史上看，中国于五千年前就已开始了一个政府、一个主义的统治。古代时，中国人信奉皇权，认为皇帝是真龙天子，凡事皇帝说了算。碰上有才能的皇帝，百姓就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碰上一个昏君，百姓也认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个皇帝身上。战国时三教九流横行，思想活跃。但很快孔孟之教就占了主导地位，其它的思想都成了旁门左道，人民并不以为异。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曾一度非常的繁荣。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经济主义，乡村主义，百家争鸣，出现了三百余种党派。可后来就剩下了国共两党争雄。两党争了几十年，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把国民党政府赶到了海岛上。共产党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共产党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共产党的政权当然也以马克思主义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如果共产党能治理好国家，使百姓过上好日子，百姓们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国家体制就绝无怨言。事实上，百姓们仍在期待共产党内能出一个能人。而且，我历来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我曾学过中国的历史，中国若没有一个主心骨，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军阀混战，民不僚生。毛泽东曾有过一段名言，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二者是不能兼容的。我对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从来就没有搞得很清楚。我自己也认为我的思想有问题，对许多事都糊里糊涂的，往往是想得多，想通了的少。或者说，想到了问题，想不出答案。因此，我也跟一般百姓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中央能出一个真龙天子身上。
夫人们一个发言的都没有，甚至罗天也一声不啃。她在整个学习期间，一直在与李丽和老徐咬耳朵。我敢肯定她们是在谈论与学习无关的事。
讨论完胡耀邦，老方又让老王和老康分别读了两个中央文件。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老方问老江，“结束吧？”
老江看看表，点点头。
老方就宣布散会。
老王问道：“星期天怎么安排？组里有没有打算？”
老方问老江，“小姜刚来，组里是不是组织到什么地方玩玩？”
老江说：“可以嘛，在大楼里闷了一个星期，大家也应该出去散散心，呼吸点新鲜空气。准备去哪里玩啊？”
老方看看大家，问道：“你们有什么建议？”
老扬说：“我星期天要会两个朋友，我就不跟大家一起去了。”
老方点点头，问老康：“你对纽约熟，提个建议吧。”
老康说：“纽约市里就那么几个点，中央公园，大都会博物馆，炮台公园，南港码头，自由女神岛。周末时人挤得满满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到远的地方去，又没有打照会，去不了。我提不出什么建议。我星期天约了纽约大学的两个学生，我也不参加组里的活动了。”
老方说：“既然大家都另有安排，组里就不组织集体活动了。我安排一辆车带小姜在市里转转，其它的人自由活动。”
老方说话时，我看见老徐和李丽一直在叽叽咕咕地说悄悄话，还朝老王不断地使眼色。老王虽然看见了，但绷着脸，一声不吭。不知他们在捣什么鬼。听见老方的安排，老徐叫道，“好。”
老江皱了皱眉头，“这样不好，组里组织活动，大家都应一起去。老方，你还是安排一下业余司机，找个地方领大家一起出去玩玩。家里还有几位业余司机？”
领馆有规定，年龄超过５５岁就不允许开车。因此，老江老方和会计老梁都不能开车。除了出差在外的，再减去老扬和老康，业余司机只剩下老王和小孙。
老方说：“老王和小孙明天可以出车。这样吧，明天我们到中央公园玩玩，老江老罗和小姜坐小孙的车，李丽老徐和我坐老王的车。明天上午吃完早饭就出发。１１点在楼下集合，好不好？”
老江点点头。我看见李丽朝老徐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散会后，我刚回到宿舍，就接到了老王打来的电话。
“小姜，下午干什么？”
我说，“没什么安排，准备加点班，输学生报到表。”
“嗨，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加什么班啊。”老王叫道，“我刚才跟老方商量了一下，下午带你到一个地方玩玩。”
“什么地方啊？”
老王压低声音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犹豫了一会，我对逛公园并不感兴趣，手头工作这么多，星期六干点活，星期天反正还要安排出去。但老王这么热情，我想起开会时李丽和老徐的表情，没准他们有特殊的安排，我若说不去，怕要扫他们的兴了。“好吧，几点钟走？”
“吃完中饭，立即就出发。”
“好。”
我刚想放电话，老王又说，“别跟别人说，我们悄悄地走。”
“为什么？”
“等一会儿我跟你解释。”
“好吧。”我搁下电话，又想起打桥牌之事。今天是周末，若能约齐牌友，晚上没准可玩上几把。我拨了小方的电话。这次小方立即就接起了电话。
“方知，我是教育组的姜健。”
“哎，姜健，你好。”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会不会打桥牌？”
“会，不是好手。你想玩几把？”
“是的。我和小孙都会，老江也会，但不知老江是否有兴趣与我们玩。如果你能再找一个伙伴，我们来打复试赛。”
“赵戈也会一点，我可以让他当我的伙伴。另外我知道办公室的小陈，科技组的小林也会。”
我高兴极了。原来领馆里还有这么多桥牌爱好者。我迫不急待地问，“什么时候我们玩几把？”
小方想了一下，“今晚我不当班，我叫上赵戈，你叫上小孙，就到我办公室来。我的隔壁有间空房间，桌椅齐全，没有干扰，是玩牌的好地方。”
“一言为定，晚上８点，我们到你那集合。”
我放下电话，乐滋滋的到四楼餐厅吃饭。
所有的饭桌上都很活跃，不时从这张或那张饭桌上传来哈哈的笑声。领馆的生活与军队生活很像。大家在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外出。吃饭时，大家排成长长的一排，自己端着自己的碗盘，到炊事员那打饭，一人一份。伙食很好，通常每顿饭两个菜，一荤一素。炊事员想方设法为大家改善伙食，饭菜顿顿番新。我每顿饭都把自己的一份吃得干乾净净，有时还再添一点。这样吃下去，我的确要吃成大胖子了。比我早来的人见我这副吃像，都很好笑。他们告诉我，再吃几天就知道了，全是老一套。我且不管这些了，能享受时且享受。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都在同一个餐厅用餐。上至总领事，副总领事，下至工勤人员。各组的位置基本固定。总领事就坐在我隔壁的桌子上。我还没有与总领事交谈过。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从年轻时起，就奔波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使领馆间。他少说也在十几个国家工作过。他今年６２岁，担任纽约领事馆总领事恐怕是他的最后一站。因为纽约是个大码头，地位很重要，把他放在这里压阵。总领事夫人是领馆的医生，她待人和蔼可亲，细致周到。领馆里所有的人对他夫妻二人都很敬重。我想这并不完全因为他们的地位。陶总个头不高，但总是风度翩翩，极有涵养。他知识丰富，思维敏捷，笑而不失威严，威而不失慈祥，很有宽厚长者之风。大家都认为他继承了周恩来总理的遗风。陶总到餐厅吃饭的时间不多，他经常参加宴会，不是别人请他，就是他请别人。领馆里有几位特级厨师，在国内时就为国宴备餐。
今天我们桌子上显得比较冷清。李丽和老徐不象平时那样边吃边聊，而是很快地吃了一点就离开了。老方和老王也话不多，而我照例是不多说的。罗天见桌面上沉闷，不时地说点什么，也没人接腔。
“小姜，”她见别人都不搭茬，就问我，“你下午干什么呀？”
我一楞，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看看老王，他朝我微微摇摇头。我就含含糊糊地说，“不干什么。”
“想不想上街逛逛，我们让小孙送一下？”
我很尴尬，我不能告诉她我们下午另有安排，我只好简单地说：“不了，谢谢。”
“上街走走嘛，３４街那有几家商店，东西还算偏宜。”
“我不想买东西，”我说的是真话。
罗天还想说点什么，老江插嘴了，“罗天你唠叨完了没有？ 整天就想逛商店，自己逛还不行，还要拉别人和你一起逛。”老江对我说，“别理她，你干你自己的事。”
罗天不说话了，但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把碗摔得砰砰响。我更加尴尬。我对罗天说，“我们下个周末再去成不成？”
罗天哼了一声，没说话。整个餐桌的气氛变得更加沉闷。我急急忙忙吃完饭就离开了。这个罗天，也许到了更年期了，脾气真让人受不了。我暗暗地埋怨老王，什么事弄得这么神秘，让我把罗天给得罪了。
吃完饭我没有回宿舍，直接从餐厅来到一楼大厅。我先到传达室取了接待室的信件，放到接待室里，然后到车库等人。
老王已将车开到了门旁，他招招手让我上车。我走到汽车边一看，李丽老徐和老方已经都坐在车上了。我不知李丽她们是什么时候下来的，但至少我比老方老王走得早，他们怎么反而跑到我前面了？
“我们从餐厅直接到车库里上车，我们的车就停在四楼。”老王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
车子出了领馆大门，转个弯上了９Ａ环城小高速公路，朝华盛顿大桥的方向开去。
“刚才真是尴尬，”我对老王说。
老方回头对我说，“你别在意，老罗就是这么个人，小孩子脾气。她因为不懂外语，上街买东西，总要拖个懂外语的一起去。老江不喜欢逛商店，从来不陪她上街。没人陪她去，她就跟老江吵，教育组所有的领事都陪她逛过商店。老罗脾气不好，买东西挑三拣四，没完没了，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愿意陪她上街。所以她尽找新来的人陪她出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么说来，罗天也挺寂寞的。于是，我说：“下星期我陪她上街就是了。”
老徐说：“你最好离她远点，她这个人脾气怪的很，说翻脸就翻脸。刚才还跟你亲亲热热的，一转眼就把你恨得要死。我们与她都合不到一起去。”
老方止住老徐，“你也少说几句，女人就是事多。”
老徐瞪了老方一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老王笑道：“好一个‘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老徐不愧是文科出身，讲出话来就是有水平。”
我问道，“我们这是到哪里去？”
“逛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老王回答道。
“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
“就是庭院交易。这是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每到周末，若是天气好，居民们就把自己家里过时不用的衣服家具等，搬到院子里晒太阳。他们自己就坐在一旁，边晒太阳，边跟前来看他的东西的人聊天。展出的东西价格便宜得惊人。有时你能发现一套几乎是新的全毛西装，才要价５美元。他们卖东西不是为了钱，纯粹是为了消遣。运气好时，能碰到自行车。一辆半新的十级变速的行车才２０美元。国内象这样的自行车至少要５００元一辆。美国人都喜欢逛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但领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大家逛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原因是怕丢人。别的组的人去逛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组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老江特别严格。所以，我们去逛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都瞒着他。”
“老江会发现吗？”我担心地问，我可不想刚来就犯错误。
“不会，他若问起来，就说看学生去了。再说，有老方呢，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我不说话了。真的，我担什么心，老方不也在车上吗。只要老方在，天大的事也能化解。
从近处看华盛顿大桥可真雄伟。我经常从我的房间的窗户远眺华盛顿大桥，大桥笼罩在薄薄的迷雾之中，若隐若现，象条吞云吐雾的巨蛇。现在从近处看，我不由地赞叹美国科技的进步。中国与之相比，的确落后了不下５０年。华盛顿大桥建于本世纪初，那时中国还处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正在用大刀长矛抵抗八国联军的入侵。象华盛顿大桥这样规模的悬挂桥，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也少见。而仅在纽约市，这样的大桥就有不下１８座。再看那四通八达管理完善的高速公路体系，有了这样的交通网络，国家怎么能不发达？我记得邓小平曾专门指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太落后，要在本世纪内赶上去。他的这句话是说到点子上了。只可惜，中国有太多的人和太少的地。中国有十一亿人口，是美国的５倍。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大，但中国半数以上的国土是无法住人的沙漠和高山。现存的可耕地养活这么一个大家庭已是十分吃力，再拨出大量的土地建高速公路，中国怕是难以自养了。
过了桥就进入新泽西州。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不久，就转上一个叉路口。顿时，眼前的景象全变了。这里已见不到林林立立的高楼大厦，密密楂楂的人群，闪闪烁烁的霓虹灯，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掩映在绿树草坪中的的别墅小楼。
“有许多居住在这一带的人都在纽约上班。他们早晨乘地铁进城，下午再乘地铁返回。这里住的还是一般收入的人。你若是到长岛一带去，到处是百万富翁的庄园，漂亮极了。”
我看着那一座座样式别致的小洋楼，暗自想到，一般收入的家庭就已能住这样水平的别墅，可见其生活水平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中国在５０年内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你怎么知道哪里有人家在办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我问道。
老王笑笑，“别急，马上就有标志出来了。”
老王将汽车停在路边，指着路两旁电线杆上贴着的红红绿绿的纸条，“瞧，这些就是办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的人贴的广告。他们将自己的地址和办ｓａｌｅ 的时间写在上面，你只要顺着它指示的方向去寻就行了。他们通常做得很周到，在每一个路口都贴上带箭头的路标，跟着这些路标走，总能找到。”
这的确很有意思。庭院交易，中国可没有。中国人都住在高层公寓大楼里，除了农村人，没有几户人家有自己的庭院。而且，中国人也很节俭，即使是破衣服，也不会轻易扔掉。
我们不久就来到一户人家的院子前。今天的气候宜人，阳光明媚，出来晒太阳的人很多。我发现就在这条街上，有好几户人家的房前都飘着气球。这意味着他们也在办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
这家的主人是一位４０余岁的中年妇女和她的孩子。她见我们走来，友好地向我们招招手。老王向她打了个招呼：“Ｇｏｏｄ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Ｇｏｏｄ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Ｓｉｒ。”她笑着回答了一句。
我跟在李丽和老徐的后面，看她们选购。
这家人摆出来的东西真多，冬天的长呢大衣，短大衣，西装，套装，衬衫，裙子，裤子，睡袍，挂了满满的两大架。另外还有几大盒的鞋子和玩具。在长条桌上，摆着伶琅满目的首饰，小摆设，锅碗刀叉，玻璃制品。
我对这些一概不感兴趣。穿别人穿过的衣服总有点怪怪的感觉。而且，临来时，我用发给我的服装费做了足够的衣服。东西够用就行了，买这么多东西放着，将来回国时还麻烦。
李丽和老徐可高兴坏了。她们对那些花花绿绿的旧首饰爱不释手，那起这件放下那件，不知买哪个好。见她们这样喜欢这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我不由地想起周涛，她若在这里，她也会购买这些东西吗？也许会，女人，我永远弄不懂她们究竟想要什么。
我的确发现了我感兴趣的东西。在长桌的尽头，放着几大盒旧书。我早就听说，美国人均购书量居世界首位。能看看美国人的藏书也是挺有趣的。我看了看标签，每本书仅１０美分。我随手翻了翻，竟找到了一本Ｗｅｂｓｔｅｒ字典，一本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集，一本谢德尼。西尔的《假如明天来临》，和杰克。伦敦的《海狼》。周涛喜欢看外国翻译小说，她买了一大堆书，把家里的书柜塞得满满的。其中就有假如明天来临的中文翻译本。周涛把她的书当成宝贝，却不知她的宝贝在这里只值１０美分。我拿起这四本书，付给女主人４０美分。女主人满脸笑容地向我道谢，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感到我似乎是利用女主人的慷慨，抢劫了她。
后来，当我把我的这种感觉告诉老王时，老王笑了，“你真是书生气十足。你知道，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与在市场上做买卖是不一样的。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不是为了卖而卖，而是一种乐趣，一种休息的方式。他们拿出来卖的这些东西，通常是他们已不需要的东西。如果你不买，他们反正是要捐献给教堂。美国人大多数都信教，把自己多余的东西捐给需要的人，是他们行善的一种方式。本来是准备不收一分钱就送出去的东西，你给了他１０分钱，他当然应向你道谢。再说，你喜欢他的东西，他当然也是高兴的。”
我想，我是太土了，就象一颗还粘着泥土的刚出土的土豆，我是怎么都不能习惯于这种想法，我是一个接受慈善的人。那简直不就是乞丐吗。怨不得老江不许我们这些高级外交官逛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
我又随他们逛了几家，很快就感到厌倦了。到处的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都一个样，摆出来的东西也大同小异，没什么吸引力。我真不懂，这种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有什么逛头。特别是见到老方他们为一件已经很便宜的东西一分一分地讨价还价，我真恨不能立即离开。我们与美国人的确很不相同，他们不是为了卖而卖，我们确是为了买而买。
老王他们最后是满载而归。老王发现了一套几乎是全新的三件头的藏青色全毛西装，正合他的身材，主人开价１０美元，最后以５美元卖下。李丽买了一件女式风衣，伦敦雾牌，仅三美元。老徐给老方买了一套花格呢西式外套，自己挑了一件绿色全毛呢大衣。这些衣服都象是新的，显然主人没穿过几次。价钱更是便宜的让人不可相信。老徐还发现了一双意大利女式高统皮靴，皮子软得跟皮肤一样。放在国内，这样的皮靴至要３００元钱。老徐只花了一美元。李丽还买了好几只绒毛玩具，有只金毛到狮子足有半人高。加上卷发器，小首饰，玻璃器皿等，车的后备箱被装得满满的。
他们对我只买了几本书感到惊讶。我也无从解释。逛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自然意在逛而不是购物。就象那些老美，摆ｙａｒｄ ｓａｌｅ，意在交际而不是赚钱。
六、打桥牌
吃完晚饭，小孙与我一起走楼梯上楼。我的确有发胖的趋势，但我不准备节食。我为自己制定了一项减肥措施，每天上楼下楼，不乘电梯走楼梯。我曾到顶楼看过，围着那１５米长，５米宽的小游泳池散步的人，就象监狱里正在放风的犯人。在这样的地方能减肥，真是笑话。别说，爬楼梯还真管用。几层楼走下来，浑身就开始冒汗，刚吃下去的食物自然也就消化完了。
小孙的体力不如我，刚爬了五层楼就开始喘气，“看来我每天也得走楼梯上下了。在这座大楼里闷着，体力下降了许多。”他擦着汗对我说。
我现已习惯了与小孙交往。成了同事以后，小孙就再也不是那个总板着脸，从上级机关来学校挑选干部的小孙了。他其实是个很爱说话，也很直爽的人。而且，我发现他的心很细，甚至有点，怎么说呢，自卑感？或感情脆弱？有好几次，当他发表言论时，如果我没有立即搭腔，他会马上转移话题，或自我解嘲地讲点笑话，以避免冷场或尴尬。我历来话不多，虽然当了近十年政治辅导员，当大家都瞪着我看我发言时，我总有一种惶恐的感觉。因此，我也是下意识的喜欢与说话多的人在一起。他的话多，我自然就可以少说话了。再加上我们同是教育组的，经常接触，有共同语言，年龄又相仿，我与小孙就比较接近起来。
小孙跟我一齐来到我的宿舍。为了今天晚上的桥牌赛，我得与小孙讨论一下战略战术。虽然跟方知他们打桥牌仅仅是娱乐，但既然是玩，就得玩得象样一点。桥牌这个东西，跟其它的牌戏不同。它不靠运气，而是靠技术。而技术中首要的一点是与同伴的配合。在某种程度上，有个好的同伴，就是成功的一半。好同伴之间能互相理解，配合默契。
我打开箱子，取出我的桥牌和桥牌套。我还取出一本笔记本，这是我与我的教授整理出来的实战心得和案例分析。
小孙看见我的桥牌和桥牌套，叫了起来，“好家伙，全套家什都带来了。”
我得意地说，“当然要带来，老婆可以不带，桥牌是不能不带的。”
小孙指着我的笔记本问道：“这是什么？”
我告诉他是我和我的教授的实战心得，“我和我的教授是同伴，每次比赛结束后，我们都要把自己的心得记下来，切磋技艺。戚教授是国内桥牌界名家。他原来是我校数学系的讲师，因为桥牌打得好，写了不少关于桥牌中有关概率和模糊数学的论文，竟然因此评上了教授。他是邓小平的老牌友，每次邓小平到江南访问，都要抽时间跟他玩两把。”我把笔记本递给小孙，“你有空可以看看，但绝对不许外传。”
小孙捧着笔记本翻了几页，“其实，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发表。你有没有听说过高晓燕？她就住在纽约。她是个桥牌高手，写了好几本关于桥牌的书。我见过她一次，老太太６０多岁了，说话声音还跟小姑娘似的。”
我读过高晓燕的书，她的防守杀着的确不错。“高晓燕就住在纽约？ 有机会跟她赛一场就好了。”我喜欢与高手玩牌，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点新招。
“不知是否有机会。听人说她架子很大，从不跟一般的人玩牌。而且，她玩牌都玩真的，一场牌下来，输赢可有好几十万。我们跟她可玩不起。”
“听说大西洋睹城离纽约不远，若有机会到那里看看就好了。”提到睹钱，我想起戚教授的美国之行。他８７年时曾被派到马里兰大学进修。他到大西洋睹城玩过２１点黑杰克，一个晚上赢了好几万。我是偶然听他说起这件事的，他对我谈２１点中的数学概率问题时，说漏了嘴。我从他那学了不少玩２１点的窍门，真希望有个机会实践一下。
“领馆不让去，这是规定。上次有个工勤偷偷地跑到中国城，搭发财车到大西洋睹钱，赢了三千美元。回来后太兴奋，说了出去，马上给了个警告处分，立即让提前回国。”小孙摇摇头，“别的事还好说，这件事万万不可。”
见小孙说得这么严肃，我就不再提睹城的事，尽管我去睹城只能是小玩玩，看看热闹。吃喝嫖赌吸毒是共产党员的五大戒，就象高压电线，谁沾上了，谁就没有好下场。
方知是机要技术员，他的办公地点除了总领事副总领事和办公室主任外，别的人一律不得入内。我们约好打牌的地点是他办公室隔壁的休息室。
当我和小孙到达那里时，方知已整理好桌椅，等在那里了。
“赵戈呢？还没来？”小孙问道。
“来过了，说去拿点东西又走了，他马上就会下来。”
小孙拎起热水瓶到四楼餐厅打开水。我取出已分装在牌套中的十四副牌。
“哇，好漂亮的牌套，”方知赞叹道。
我笑笑，任何会打桥牌的人，对我的这套家什都会羡慕。这副牌套是去年参加全国高校桥牌复试赛时得的奖品，赭色的小牛皮面，被我擦的油光铮亮。
“需要洗牌吗？”方知问道。
“不用，洗过了。”
小孙拎着开水走进来，我取出从家里带来的龙井茶，给每人泡了一杯。
“赵戈呢，怎么还没来？”小孙又问道。
方知耸耸肩，“他说马上就来的，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对，催催他。这小子总不守时间。”小孙说。
方知拿起电话，拨了赵戈的号码，“嗨，搞什么呢，快点吧，就等你一个
了。”方知放下电话后对我们说，“他就下来了。”
小孙说，“他来了后要好好罚罚他。”
方知赞同道，“没错。”
正说着，赵戈一摇一晃地走进来。他冲我们一乐，“我耳朵热乎乎的，谁在说我的坏话呢。”
“我们正在商量怎样惩罚你。”小孙说。
“某人知罪了。瞧，我带什么来了？”赵戈将手中的塑料袋放在桌子上。
“什么？”我们一起问。
“这个，”赵戈打开塑料袋，拎出一打巴得啤酒来。
“啤酒，”我们一起欢呼起来。
赵戈得意的晃着娃娃脸说，“怎么样，咱哥们想得周到吧。还惩罚我吗？”
看着桌上的啤酒，我有种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当学生时，我总希望赶快毕业。可现在才发觉，我是多么的留恋大学生活。那么单纯，那么快乐，黄金时代啊。
小孙高兴地说，“有啤酒，还应有点下酒菜。哎，别急，我给我老乡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弄点什么来。”
小孙的人缘很好。他与所有的工勤人员都很熟，称兄道弟的，工勤们都愿意帮他做事。小孙也经常帮工勤们干事，例如，帮他们写入党申请书啦，上街时帮他们当翻译啦，工勤之间有矛盾时做点思想工作啦，等等。他打完电话不久，厨房的小李就端着一大堆东西走进来。他不仅带来了好几样稀罕菜，还拿来了半瓶茅台酒。
“总领事请客剩下的，”他指着茅台酒和菜，说完就准备离开。
小孙一把拉住他，“别急着走，你回屋也没事。来看我们打桥牌，完了我们一起喝酒。”
小李摇摇头，“你们打桥牌，我又不懂。现在闭路电视正在放刘得华的枪战片，我想去看电视。”
小孙想了想，“也好，哪天到我那聊天。”
小李走了，我们的牌局正式开始。
赵戈坐在桌前，看看我，又看看小孙，“我事先声明，我的牌技不如你们。你们这些科班出身的高手，碰见我这个不会玩的，要多担当点。出错牌时也别怪罪。”
小孙笑道，“方知是你的伙伴，只要他不怪，我和姜健是绝对不会怪的。”
我也笑道：“你当真不会？那我们玩真的，输一局１０元钱。”
赵戈摔了几张十元的票子在桌子上，“没问题，我赢不了，还是输的得起的。”
方知急了，“你输得起，我可输不起。不玩真的，不玩真的。”
我们一起笑了。
赵戈大笑着说，“Ｇｏｔｃｈａ。”
赵戈的确不是打牌的人，他的牌技比不会仅仅高一点。但他是个幽默大师，有他在，牌桌上的气氛就非常的活跃和轻松，而玩牌也成了名符其实的玩。
“你们看电视了没有？这几天北京很热闹。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为胡耀邦设灵堂祭奠，被ＮＢＣ的记者拍了下来，在晚间新闻里播出了。”赵戈边理牌边说。
“你是北大毕业的，有没有见到熟人？”小孙问。
“有一两个一闪而过，大多数不认识。记者采访时，回答问题的全是去年刚入校的新生。”
方知打断他的谈话，“别光顾说话，该你叫牌了。”
赵戈看看自己的牌，“Ｐａｓｓ。”
方知叫了个一黑桃。
我叫了个二梅花。
赵戈跟了个二黑桃，小孙没应叫，方知也没有继续叫牌，定局在二黑桃上，由方知坐庄，赵戈当明家。
我有一副带ＡＫ的梅花长套，我首攻梅花Ａ。
赵戈一摊牌，方知气得大叫起来。赵戈有四张带Ｑ的黑桃，一张小梅花，三张带ＡＫ的方块和五张带ＱＪ的红桃。“你有这么好的一手牌，你居然只跟了个二黑桃？”
赵戈委曲地说，“我怎么知道你竟然停止叫了。”
方知叹了口气，“幸好我们不是打复试赛，否则，我们输定了。”方知对赵戈解释道：“当你只有６－９点牌时，手中又只有四张小黑桃或三张只带一张Ｊ或Ｑ的黑桃，你才跟二黑桃。若我开叫，你有１２点牌和两个高花长套，你应在二的水平上叫出你的另一个长套，然后由我来决定是否继续叫牌。”
赵戈将牌摊在桌子上后，跑到方知那看牌。他叫道：“嗨，方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的黑桃这么强，我叫了二黑桃以后，你应该叫到局才对呀。”
方知气恼地打了赵戈一下，“你没叫出你的牌力，还怪我没叫到局。我只有１４点牌，当你示弱时，我怎敢贸然叫到局？”
赵戈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该罚，该罚。”
他跑到放着酒菜的桌子上，倒了一杯茅台酒，拣了一只油炸虾放在嘴里，“赵戈叫错牌，罚酒一杯，外加虾一只。”
方知又好气又好笑，对他说：“你老老实实坐到我旁边看我打牌，也长点知识。”
赵戈说，“得令。”他端着酒走到方知旁边坐下。方知瞧了一眼赵戈手中的酒杯，“你别就这么过来了，给我们每人也倒一杯啤酒。”
“是，师傅。”赵戈拿出三瓶啤酒，拧掉盖，放在我们面前，然后讨好地问方知，“要不要往你的嘴里塞个肉丸？”
方知打出一张小梅花，“不要，不要。”
这盘牌很清楚，除了梅花外，强牌都在方知他们那边。而赵戈的梅花短套又弥补了他们梅花上的不足。如果我和戚教授拥有这样的一副牌，我们就有可能试试小满贯。不管怎么说，连局都没叫到的确令人恼火。
小孙摸出一包烟，“我吸支烟行不行？”
“没问题，”赵戈挥挥手，“给我一支。”
小孙扔给赵戈一支，问我和方知要不要，我们都谢绝了。赵戈点上烟，刚吸了一口，就被呛得咳嗽起来：“你这是什么烟，这么呛。不能吸，不能吸。”
小孙抢过赵戈手上的烟，叼在唇上。“自己不会，还嫌烟不好。别浪费我的红双喜，就剩最后一条了。”
“什么稀罕的，我这个月的指标给你。”赵戈说。
小孙大喜，“真的，那可太好了。”
中国人吸不惯美国烟，加上美国烟又特别贵，因此，领馆每月都要专门从国内或香港进口国产香烟供应给工作人员。烟少人多，不得不规定购买限量。每个人每月可购买两条国产烟，会吸烟者酌情多给一条。小孙的烟隐较大，加上他特别爱交际，跟工勤打交际时，第一件事就是递烟，这样一来，他的指标就不够用了。
这个晚上，我们边喝酒边打牌，一直玩到凌晨三点半。赵戈有点醉了，我和方知费了点力气才将他安静地送回他的房间。方知一喝酒就脸红，他自嘲地称它为保护色。我和小孙还行，除了有点轻飘飘的感觉外，一切正常。自从到美国来以后，不，应该说自从我结婚以来，我还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玩过。
七、美国共产党的游行
当工作走上正轨后，时间突然变快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五月下旬。纽约的气候属海洋气候，虽已进入五月，并无五月的燥热，还象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全力以赴地赶输留学生报到表。来报到的自费留学生明显增多。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留学生的需要，身在异国他乡，总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想着自己，在必要时能帮上忙；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因素。为了加强留学生的爱国意识，做好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为每一位报过到的留学生免费赠送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尽管学生们反映报纸的形式太死板，没有多少新闻，但有这么一份报纸，多少可了解点国内的情况，留学生对此还是大为欢迎的。
我只收到周涛寄来的一封信，写在一张白纸上，密密麻麻的，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我读了许多遍，都快能背下来了。
“健：你好。
“来信都收到了，知你一切情况都好，很高兴。
“我很后悔，临走前还跟你吵架，而且为了那么一点小事。太不值得了。爸爸为此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哥哥也讲了我半天。我想，这主要是我们俩的脾气太相似。拿物理学的原理来说：同性相斥。同样的性情，就难免有磨擦了。但愿我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变。
“现在学校里很不平静。各系的学生都在秘密串联，要求罢课，以声援北京。系里管得很严，派辅导员到学生宿舍做工作。学生党员和班干部都事先吹风，要求他们及时通报学生动向，不得参与任何行动。看现在的趋势，大有１９８６年学潮的架势，而且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你现在还在国内，怕是会忙得团团转，连饭都吃不上了。学校已成立了专人小组，派人２４小时值班，有情况可立即处理。听说省里也派了专员来学校坐镇。校长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串联，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私设灵堂，不准散布谣言。我看这几个不准没什么作用。本科生，特别是一二年级的新生，劲头特别大，根本不把学校当局放在眼里。听说北大领头的也是一年级的新生。四年级的毕业生和研究生相对比较稳，还没有人出来挑头。也许是因为面临毕业，怕影响分配。对新生的举动，我们都在观望。前天上课时，阎教授分析了当前的趋势，他认为这次学潮明显地比前几次有发展。不象以前，莽莽撞撞的就上街游行了，毫无组织和目标。从一开始，这次学潮就提出了反腐败和民主政治的口号，利用胡耀邦突然去世的有利时机，和人们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普遍不满，把唤起民众作为斗争的目地。学生们已经意识到，单靠学生的力量是无法干成大事的。如果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农民都起来了，学潮就会成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学生中也有人乘机重提‘社会主义过时’的论调的。上星期，邱老师给学生上社会主义改革的讲座时，当他讲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东欧的改革浪潮时，学生纷纷上台演讲，大谈社会主义怎样不行，资本主义怎样势在必行。会场上又是鼓掌，又是拍桌子，邱老师禁止不得，给弄得很狼狈。课后有人汇报到学校党委，学校立即停了邱老师的课，并且对上台发言的学生提出了警告。不过，提社会主义过时不符合民心，即使是学生中也有反对的，当时就有不少人上台争辩。看来，提‘反腐败，民主政治’是谁都可以接受的口号，而提‘反对社会主义’就行不通。邱老师受处份是冤枉了他了，但这个现象说明，有些课是很难教了。
“我不准备参加学生的活动。我是学经济理论的，体制改革是我的重点课题。我希望能从理论上做些研究。中国现在的改革缺乏理论指导，西方认为中国没有经济理论，确实如此。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能总摸着石头过河呢。但我很担心，搞理论的历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不联系实际，无法说明问题；而联系实际就会留下把柄，没准哪一天就成为反动言论。当然，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我就会走到底。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
“我将关起门来做我的毕业论文，象鲁迅先生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天塌下来自有比我高的人顶着。这是咱们小平同志的名言，讲得太好了。
“我必须去图书馆查资料，有空再给你写。
“想你，涛。”
看了周涛的信，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我天天收看ＮＢＣ和ＡＢＣ６：３０的新闻节目。美国的新闻媒体通常是不重视中国的新闻的，但现在几乎天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导，而且有许多现场直播。我真不知道，在中国竟有这么多的外国记者。这些记者自由地参与学生的集会，与学生谈话，播放学生的活动。这种情形，别说是文革前，就是五年前也是难以想象的。毕竟是改革开放了，谁说中国没有变化呢。
与国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相比，国外的留学生平静多了。我收到来询问国内情况的电话，但仅此而已了。大概是因为学习繁忙，还要为生存奔波，无暇顾及吧。
我真想知道，这场学潮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结果。周涛提到学潮的目的是唤起民众。唤起民众做什么呢？８６学潮的结果以胡耀邦被免职而告结束，那么这次呢？学生们的热情的确可嘉，可罢罢课，上上街，喊几个口号就可以达到反腐败民主政治的目的吗？学生们还是太天真了。中国的事不是靠喊口号就可以办好的。你要想推翻现存的政府，你就要有一个象共产党这样强大的组织，有自己的武装。在中国，离开了枪杆子，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中国不是西方。西方搞民主政治，政治家上台喊两句政治口号，许几个诺，谁拉的选票多，谁执政。中国不同。并不是任何党都可以在中国执政。说到底，中国没有可与共产党匹敌的政党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四千万党员占据了党政军所有的要害部门。除非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自己起来造自己的反，任何的其他势力都是奈何他不得的。而且，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有本质的区别。西方的政党并不是一个实体，所谓党员，无非是看他是否支持该党的政治方针。今天支持这个党，就是这个党的成员；明天支持那个党，就成为那个党的成员了。而共产党是不同的。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纪律的政党。并不是任何想加入共产党的人就有资格加入。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年满１８周岁，并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加入组织需填写申请表，并由两名正式党员介绍，经过一年的考查期，看其是否符合党员的标准。入党后要定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若有失职或违背党纪党纲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格的纪律处份。每个参加工作的人都有自己的档案。个人挡案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有相似之处，它记录了一个人一生的每一个经历。从参加工作的经历到个人表现，哪年提职，哪年加薪，哪年受过什么表扬或处份，都记录在案。这份挡案将随着个人移动，但本人不能接触到自己的挡案。自己的挡案对自己来说是绝对保密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人是否能够被提拨和任用，他的档案往往是关键因素。任何人，如果他尚且关心自己的前途，都不愿在自己的挡案中留下任何不利于将来的污点。中国的这种档案制度，部份地遏制了人们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在干事之前必须三思而行。根据我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我断定，学生的这次行动将象往常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论西方的民主政治多么先进，放到中国就行不通。俗话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国还不到这个时候。如果党员因关系到自己的前途而不敢站出来支持学生，学生们能有多大的本事？
唉，庸人自扰，多想无益，还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我正专心致志地在计算机前忙，忽听见隔壁接待室里传来叽叽喳喳的谈话声，似乎不象是接待来访学生的对话，我于是停下来倾听。
过了一会，李丽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前面４５街的地方，有美国共产党正在游行和演讲。我们领馆前的街道都被封锁了，来了很多骑警和警车。快去看看。”
我存盘后，随李丽和领馆的其他几个工作人员跑到大门外。
罗天叫道，“别去凑热闹，若是被拍下照来，说中国领馆的外交官也参加了游行，你就麻烦了。”
我没有理睬她的话。我知道老罗是对的，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哪能错过呢。再说，就站在门口看看，谁会说有什么不对。
我尽量站在靠墙根的地方，随时准备逃进领馆大门。我因在计算机房工作，馆里没有服装要求，我只穿着一件体恤衫，看上去跟一个普通的学生差不多。
警察真多。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警察的人数比参加集会的人数要多三倍。参加集会的美国共产党人最多有１００人左右，他们集中在４５街与１２大道的接壤处。我从领馆门前可看见一个黑人正在麦克风前宣讲，但因隔着三个街区，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拾起地上飘落的一张传单，传单上简略地写着一些口号，反对贫富不均的社会制度，反对政府向穷人征税，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等等。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我和李丽又向前走了一个街区。警察布满了整个街道，越靠近集会的场所，警察越多。路边至少停着２０辆抓人的警车，每个警察都是实枪荷弹，警棒在手。李丽见到这个架势有点胆怯，“我不过去了，我就在这里看。”
我犹豫了一下，我也有点胆怯。在中国时，我还不曾见到这样的场面。忽然，我看见前面的人群中，有一个中国人。他拿着照相机，正挤在人群中不停地拍照。他是……赵戈。这个嘎小子。我朝他走去。
“赵戈，”我叫住他。
“嗨，姜哥，你也来了，”他为我拍了一张照片。
“拍我干嘛？”我问到。
“你是次要的，我主要在拍那个骑马的警察，他正在拿警棍打人。”赵戈兴奋地满脸放光。
“赵戈，当心点，”我警告他，“别被警察抓住了，找麻烦。”
赵戈满不在乎地说：“我是外交官，有豁免权。而且，你瞧，”赵戈掀开外衣，他的衬衫上别着一张记者证。“我也有记者的牌子，记者采访是正常现象。”
“万一警察逮住你，你在美国人那也许没事，在咱们领馆就不一定了。”
“这倒是真的，但我无所谓，”赵戈笑笑。“我从来就没有当过先进分子，也不想争取。在我的档案中记一个过，与记过十个过，对我来说都一样。”
赵戈说着，又举起像机为几个正在讨论的人拍照。那几个人一看就是工人模样，花格衬衫，牛崽裤。他们朝我们招招手。
“中国人？”一个大胡子问。
我点点头。
“好，中国人好，”他走过来，塞给我几张传单，“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集会。”
我指指站在一旁的警察：“他们也来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是我们的保镖。”他用手做了一个射击的动作，朝我挤挤眼。
我问他：“你害怕吗？”
“害怕，为什么？”他看着我。“Ｉ ａ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ｎｏｂｏｄｙ．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ｓｅ． Ｉ ｄｏｎ＇ｔ ｓｃａｒ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
正说着，赵戈冲过来拉着我就走。“快走，前面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了。几个骑警冲进游行队伍，有一个人被拉下马来。其他的警察正在集合，这里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快，离开这里。”
我朝那个大胡子摆摆手，跟在赵戈后面，跌跌撞撞地向领馆跑去。
我们经过警察的警卫线，警察们怀疑地看着我们，但没有盘问。我们一直走到领馆大门前才站住。
４５街那边已是人喧马嘶，一片大乱了。
我不想立即进到领馆里去，就和赵戈在拐角处又站了一会。我看见警察推着几个工人朝警车里塞，一会又是一批，那个大胡子也在其中。当警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时，大胡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举起带着手铐的双手，朝我摇摆。
不知为什么，我竟十分地难过起来，几乎是满眼含泪。我不算是多愁善感的人，可今天的这个场面太令人激动了。这情景是这样的熟悉，仿佛是置身于６０年前的江汉工人大罢工的队伍中。那被抓走的工人当中就有我的爷爷和父亲。
“姜哥，哭了？”赵戈推推我。
我不好意思地擦了擦眼睛，“激动了。”
赵戈点点头，“我也一样。”我们沉默了一会，赵戈对我说，“别跟领馆里的人谈起今天的事，特别是别说我拍了照片，他们尽大惊小怪的。”
我注意到，赵戈已将像机藏进衣服里了。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赵戈感慨地说：“都说西方政治怎样民主，其实都一样。他们允许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民主。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集会，根本不会派这么多的警察来压阵。我敢跟你打赌，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不会报导今天的集会。”
我有点不信，美国的新闻媒体与中国的不同，他们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摇摇头，说：“不会吧。”
“绝对。我走了一大圈，没有看见一个记者和一台电视采访车，我大概是场中唯一的一个挂牌子的记者。”
“也许新闻界还不知道今天有共产党的集会？”
“怎么会不知道，记者的鼻子灵着呢。我看他们主要是不想惹麻烦，怕被戴上同情共产党的帽子。”
我不说话了，我不得不赞同赵戈的观点。在中国也一样。当学生游行时，你即使是从游行的队伍中穿过，被多嘴的人看见，也会被说闲话。任何人，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就不是自由的。他的一切言行，必须适应他所生存的社会。我忽然想起久已忘怀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两个自由是互不相容的。”老毛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在中国，谈马列主义，谈共产主义，谈阶级斗争，谈无产阶级专政是自由的，谈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不自由的，而在美国则相反。我想，不论在哪里，自由与不自由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支柱在工作——那就是政权。政权可行使自己的权力去维持自己的统治。你的行为若触犯了政权本身，或给它带来了麻烦，它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这大概是无论古今中外，历来如此吧。
由于国内学潮的发展，老扬离任的时间推迟了。所以，我至今一直以接待室的工作为主。既然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我将历届接待室主任留下来的材料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并与李丽罗天共同商讨出一整套格式化表格，例如，留学生身份证明信，留学人员在美未婚证明信，留学生探亲证明信等。小册子和表格经组里批准，印成正式表格投入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老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他再三在组里表扬我在接待室的工作。只是我学开车的事就搁下了。
小孙毕竟是年轻人，他很爽快地答应教我开车。我与小孙关系很好，特别是成了桥牌伙伴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消磨时间，有时也谈论组里的事情。我喜欢听小孙发表议论，他的话部份地反映了官方意见。小孙与老方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是与别人不同的，他们既是老上下级关系，又存在着别人无法插足的亲情。小孙与老江的关系也很特别，他对老江总是很尊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我总觉得这种尊敬中隐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好象是在演戏，做给什么人看。我搞不懂其中的奥妙。组里就这么几个人，关系应不复杂吧。但不论是怎么回事，我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能不参与就不参与。我的任期只有３年，三年一到，就打道回府，管它洪水滔滔。
吃完晚饭，小孙带我开车外出。他在登记本上写着：到联合国代表团驻地。我不解地问，“到联合国代表团那去干什么？”
小孙神秘地笑笑，“别问，去了就知道了。”
车子出了领馆的大门，转上１１大道后，并没有在６７街转弯，而是继续向前，直到７１街时，才向左转入一条僻静的街道。小孙将车停在路边，拉开车门，走下车。他让我也下来。我莫名其妙地下了车，走到小孙身旁，看他准备捣什么鬼。
小孙让我坐进驾驶室，朝我一笑，“你来开吧。”
“我来开？！”我兴奋了，我有点胆怯地问，“行吗？”
“行。”小孙乾脆地说，“这里到了晚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我们领馆的人学开车都到这里来学。你先练开，会开了以后再练停车和换档。对车有了感性知识，在到驾校学两次就可以拿驾照了。”
我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按照小孙的要求调整好座位镜子的角度，系好安全带。
“打火。”小孙说。我拧动钥匙，发动机轰地启动了，我紧张地出了一身汗。小孙继续发布命令：“将拉杆拉到驾驶位上，打左转方向灯，回头看有没有车上来，方向盘略为左转，好，踩油门，注意，别太重。”
车子徐徐地离开了路边。
“注意，开在两条白线的中间。尽量开直，不要忽左忽右。你可以从车子的视角来判断车子是否开直了。”小孙是个好教练，他很仔细，也很耐心。他将最基本的驾驶要点，既简洁又明了的指示给我。我当然也是最好的学生。我对车子有天生的悟性。未开车之前，我对开车有点恐怖，担心学不好。可当我坐到方向盘后时，我的恐怖心就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自信。
“转方向盘时，双手不要交叉。转完后手要立即会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小孙不停地纠正我的姿势，不知道的人会认为他是个开车多年的老司机。其实，他也只比我早学半年罢了。有人天生就是教练员。
“转弯时减速，打方向盘不要太大。你要凭感觉打方向盘。转过弯后立即踩油门，加速，否则车就停了。”
尽管是条偏僻的小街，还是不断有汽车开过。起先，每当有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我都会吓出一身冷汗。但不久我就适应了，方向盘也变得得心应手起来。我象个老司机一样，娴熟地转动着方向盘，车速从一开始的２５哩增加到３５哩。
“不错，不错，相当不错，”小孙夸奖道，“很有悟性，再练两次，用不着上驾校也可以领执照了。”
小孙看看表，“快十点钟了，我们回去吧。”
我简直不相信我已练了快三个钟头。我真想在开一会。开车会上隐，真是不假。
“再开一会，好不好？”我请求道。
小孙想了一想，“我们到另一条路上去转一圈，这是最后一圈，转完就回家。”
我坐在位子上，按照小孙的指示，在７１街处向左进入了另一条路。这条路的名字叫“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Ｄｒｉｖｅ”。它的右边是高高低低的住宅，左手是树木丛生的路边公园，公园的左边就是明亮的哈德逊河，环境很是幽雅。我很兴奋。我看着不断从前方开来的车，乐得直想唱歌。我会开车了，我真的会开车了。昨天我还不会，可今天已能在纽约市的大街上开车。Ｌｉｆｅ ｉｓ ｇｏｏｄ。
车子开到１０２街时，小孙让我靠边停下车。我们走下来。
小孙指着路边的一块大石碑对我说：“这是李鸿章当年到美国访问时留下的纪念碑。”
我好奇地走到石碑前。李鸿章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大臣，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大卖国贼。他当过清政府的万国事务衙门的总理大臣，说起来，是中国外交界的老前辈了。我竟不知他访问过美国。石碑有一人高，刻着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大体内容是：“……”石碑的周围设有铁栏杆保护。据小孙说，石碑上的字是李鸿章的亲笔。李鸿章的嫡系子孙李道豫，现正在联合国当大使，他看见这块碑，肯定会更有感触了吧。
回领馆的路上是由小孙驾车。不用说，今晚的行动是秘密行动，对谁都不能透露的。
小孙这个人真不错，够哥们，够朋友。平时总认为他身上有官气，关键时刻还真帮忙。而且通过这件事，我们之间有了一件共同的秘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
刚进宿舍门，就听见电话铃响，我冲过去接电话。
“嗨，姜哥，到哪去了，找了你一个晚上。快到我这来，给你看个东西。”赵戈的声音立即从电话中传来。
“什么东西？”我问道。
电话已经挂了。这个嘎小子，干事总这么莽撞。
我冲上１８楼。赵戈住在１８楼，差不多是最高的一层了。总领事也住在１８楼。但总领事的住房比我们的房间大的多，就象旅馆的总统套房。赵戈住的是跟我一样的单间，但他总是为自己与总领事是邻居自豪。
“我与总领事是邻居。哥们，别看你是二秘，待遇没有我这个随员高。”
“什么事？”我门也没敲就闯了进去。
赵戈正在摆弄着厚厚的两大叠夹子。
“全洗出来了，镜头很好。”
赵戈将夹子打开，一张张翻给我看。是那天美国共产党集会的照片。其中好几张上有我的镜头，我与大胡子谈话的情景，我背后正挥舞着警棍的骑警。
“嘿，拍得真不错。”我一张一张地欣赏着照片。赵戈的摄影水平已相当不错，不仅图面清晰，布局完整，而且很会抓镜头。
“拿到国内去，可以登在报纸和杂志上，”赵戈得意地说，“头版新闻。”
大夹子里还有其它体裁的照片，有人物特写，风景照，橱窗广告，和领馆人员的工作照片。每一张都很精致。赵戈解释说：“夹在这两个本子中的都是经过筛选过的。每一卷胶卷拍完后，总有一些次品。我把这些不够水平的挑出来另外放在一起。”赵戈指指旁边的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袋，“全在那里。”
我拿过信封袋看了看，至少有几百张。赵戈看来对摄影是认真的。
“我打算出一本像册，题名为‘美国万花筒’。我将选出最能体现美国风情的照片出版，再配些文字说明，用最高级的印刷材料印刷。上次中国出版局的老总来美国访问，我给他看了我的作品，他非常感兴趣，让我选出来后，送给他看看。他答应为我出版这本像册。”赵戈的眼睛在镜片后闪光，他为自己的尚未出生的孩子自豪。
“我想把你的这张也用进去，”赵戈指着我跟大胡子谈话的那张。“等像册出版后，我送给你一本。”听他的语气，似乎像册已经出版了。
我相信赵戈的像册一定会出版。不要说他的照片已经很够水平，单是他对此事的热情，就可以预见他的成功。干任何事，必须先有理想，才会有奋斗目标；有了奋斗目标，才会有行动；有了行动，才会有结果。不论干什么事，只要你能够朝着既定目标不泄气地走下去，你就一定会有结果。不论这结果是否是你的原来的设想，有结果总比没结果要好。
赵戈与我仅相差五岁，但我与他的风格却相差了一代。在赵戈的身上，更具有现代青年的特点。他敢想，敢发表议论，敢接受新观念。他给人的印象是有点漫不经心，对什么都不在乎。但实际上头脑很清楚，很有自己的主见。我跟他相比就逊色多了。我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段上，在我身上，既有现代年青人的敢于思索的风格，又有老一辈人的保守倾向。有时，我自己都感到自己老了。或者可以用另一个比喻，赵戈具有浓郁的艺术家的色彩，而我更具有普通人的本质吧。
当我将自己与赵戈作比较时，我也感到学科的不同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影响。我早就发现，学工科出身的与学文科出身的性格和作风上的差异。文科务虚，工科务实。学文科的往往领导了新潮流，而实现它则要靠学工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北京大学成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清华大学的学生成了今天中国的栋梁。我好象记得在哪篇文章谈到，当今在党政经济各部门中执掌大权的人，学工科的占大多数。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我总认一个死理，光会说不行，还得会做。当年，北大教授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传播的理论唤起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成为可能。但陈独秀仅仅是个理论家，却不是实践家。当理论停留在书本上时，他是个巨匠。而在实践中去运用他的理论时，他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他先是不顾中国的实情照搬西方的全套理论。当实践证明，照搬西方的全套理论在中国行不通时，就转而对其理论产生怀疑，最后沦落到成为改良主义者，被人民彻底抛弃。而毛泽东经历了与陈独秀完全不同的道路。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从来就不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立即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转化为能为中国现实所接受的理论。他不是简单地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提它们之间的斗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中国，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是武装斗争。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于半封建的时代，阶级斗争的主体就不是西方的以工人为主体，而是以农民为主体。因而，中国的革命战争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将其完全融入了中国的实际，成功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许并不能被称为理论，而是行动的指南。但毛泽东成功了，是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农民，将中国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不仅仅说，而且做。甚至他的理论也不是为了说而写，而是为了做而写。从历史上看，任何伟人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马克思也不例外，马克思一生的工作是写作，是探讨理论。他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提出了理论，而是因为有人运用了他的理论，并取得了成功。而且每一个运用他的理论的人也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有所发展。所以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为什么，秀才是说才，不是干才。光靠说没用，关键是干。象赵戈这样既善于想，也能付之于实践的文人，应是文科学生中的佼佼者。
（未完待续，下接zk9901c3）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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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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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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