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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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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小说专辑之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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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一六四期 ——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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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1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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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回忆小说】 外交官札记（三） 剑 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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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小说】
外交官札记（三）
·剑 泯·
八、两个传教士
转眼来到美国已一个多月了，可我感觉似乎仍未迈出国门。刚来时小孙抱怨没机会接触社会，我现在能体会到小孙的心理了。在领馆工作，就等于被关在了笼子里。一个月来，我仅仅是跟着组里的同事到附近的公园转了转。我们这群人，呼呼拉拉地前拥后挤，捧着照相机，不论风景好坏，一律摄影留念，跟那些外国观光客一模一样。看见我们这个样子，谁会想到我们是曼哈顿岛的居民。而在领馆大楼里，整天接触的都是文件和表格。唯一与外界的联系是电话，却又都是留学生打来的，没有一个是正宗的美国人。正象小孙形容的，只有看电视时，才能想起我们的确是在美国。我真希望老扬赶快离任，让我有机会离开领事馆，到下面州里跑跑，去看看真正的美国。
国内不断传来的消息也使我坐立不安。国内目前局势很不稳，各大城市的大学纷纷起来罢课，声援北京。我的大学也开始行动了。我不知道我的那些学生们是否正在参与行动，我希望他们能保持冷静。我真希望这个时候我能在他们身边。特别是周涛，她一直没有来信，也不知她现在是否能象她说的那样超然。我的岳父是个老知识分子，他的性格内向，文革时又吃过苦头，他是不会支持女儿有过激行动的。但谁能保证如今的年青人呢？我最了解年轻学生，他们有时干事很莽撞，有的人参与行动仅仅因为大家都在干。我对周涛是又有信心又无信心。其实，我对周涛的担心，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私的。如果周涛在国内参与了学潮，甚至成为骨干分子，到后期整顿时，我这个经过严格政审的外交官将如何脱得了干系？我不断地给她写信，告诫她千万要保持冷静，不要参与任何行动。等不到周涛的回音，我是又急又气，但又无可奈何。
中午时，李丽从总值班室取邮件回来。她敲敲我的墙，“姜健，你的信，国内来的。”
我几乎是跳了起来，我冲到隔壁房间，一把从李丽手中抢过信来。是周涛来的，她总算是来信了。我回到计算机室，立即将信撕开。周涛的信一如即往，密密麻麻的，正反两面都写满了。
“健：你好。收到了你的所有的信。因写论文，未及时回信，勿怪。
“我们学校也罢课了。这次参加运动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中也有响应的。化工系副系主任朱国强带头写了一张呼吁书，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勇敢地站出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不少的教师在上面签字。我的导师赵洁也签名了。她从来都是胆小怕事的人，凡事朝后缩，这次却一反常态地积极，可见这次学潮之深入。现在，校园里到处可见大字报，小字报，和大幅标语。标语的内容除了反腐败，民主政治外，还有‘为胡耀邦恢复名誉’，‘李鹏赵子阳下台’，‘邓小平让位’等。有的同学将小玻璃瓶栓在裤角上，以示蹬小平。同学们组织了学生工作队到工厂和农村去，以发动工人和农民参加。他们大概是吸取了８６学潮的教训，避免孤军奋战。进工厂的发动工作不理想。工人们对反腐败表示支持，但反对停工停产。他们说，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田，你们吃什么，用什么？钢铁厂乾脆派人把守大门，看见头上缠着布条的学生过来，就关上大门，禁止入内。到农村去的人更是被碰了一鼻子灰。农村的人明确地告诉学生，我们农民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倒是党政机关中有人支持。
“这一段时间中，我们的校长和书记的日子很难过。他们几乎是２４小时在学校值班。校长的心脏病发作了，书记的心脏病也发作了。但他们不敢住院治疗，怕住院期间，学校出了事，将来不好交代。
“我仍在写论文。因学校已罢课，我的时间反而比以前充裕。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我的师兄师弟们也利用时间抓紧写论文，参加游行的只有一位。从我们学校的情况看，研究生参加活动的很少。也许是年龄较大，又有８６学潮的经验，不愿多说吧。
“说心里话，我认为国内的确已到了该进行整顿的时候了。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不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只要手中有权，就有人贪赃忘法。人民对此不满已久了。因腐败现象的存在，共产党的威信大大下降。我担心，此现象若不尽早纠正，毁共产党者，共产党员也。
“你的小妹敏捷是学潮的积极分子。现在她正带人在北京串联。你的老父老母为此十分心焦，多次打电话询问。他们为这事与小妹吵翻了。老人家反对学生闹事情有可愿，江山就是他们打下的，自己的儿孙起来造自己的反，他们无论如何是想不通的。小妹的行动太激烈，将来怕会吃亏。你若有机会，写信劝劝她。我也会适当地说说。
“老爸老妈问你好。
想你，
涛。”
看了周涛的信，我一方面为周涛的理智和成熟高兴，一方面又为小妹的幼稚担心。小妹是家里的宠儿，她比我小１０岁。妈妈总说，生她是件意外事故，她是属于不该出生的人。可在我看来，这个不该出生的孩子，却有可能成为家里最有出息的一个。敏捷非常聪明，很有天赋。我从没见她用功学习，但是考试时她总得第一。她还只是个７岁的小姑娘时，就成为学校里少儿报社的编辑。她的小嘴巴整天咭咭嘎嘎说个不停，但从来不是象其它小姑娘一样，谈论服装和女孩子的琐事，而是发表对某件社会现象或某个科学发明的见解。有时她的想法敏锐得都令我吃惊。她的理想是当一名律师。当律师，一是要嘴皮子灵活，二是要头脑敏捷，这两点敏捷都具备了。我毫不怀疑，如果敏捷将来真的成为律师，她一定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敏捷的生活道路也是出奇地顺利。她小学毕业后进了市重点中学。中学毕业时，以全市高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她很快就成为法律系的尖子学生，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第一批入党的新生。看见敏捷这样成功，我是又为她骄傲，又有点担心。生活道路太顺利的人，往往经不起挫折。而生活中的挫折，远远比成功更为普遍。而敏捷是太聪明了，因而也太容易自以为是了。她成为这次学潮的积极分子，我一点也不奇怪。我很为小妹担心，但我远在天边，是鞭长莫及，爱莫能助呀。但愿老天爷能一如既往地保佑她。
我正准备离开去吃午饭时，罗天过来告诉我，外面有两个外国人找我。
“外国人？”我有点莫名其妙，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外国人。我这个外交官，到美国来是做中国人的外交工作的，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外国人。
我随罗天走到接待室，真的见到两个二十来岁的金发小伙子站在那里。他们衣着整洁，着西装，系领带，风度翩翩。
我朝他们迎去。这两个小伙子见到我后，马上客气地问好。我与他们握握手，询问他们的来意，“我就是姜健，您是来找我吗？”
金黄头发的那位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摸出几本书递给我，说：“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上星期，当你们访问我们的教堂时，我们没有中文版的圣经。我们俩今天是特地为你们送圣经来的。”
我想了起来，上周末，馆里集体组织到波士顿旅游。在那里我们访问了一个小教堂。我与牧师谈了一会儿天，顺便问了一句，有没有中文的圣经。他表示抱歉，手头正好没有现成的。但他说他可以找到，他让我留下了地址和姓名，说会给我送来。我真没有想到，他真的差人专程送来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一个劲地道谢。
送完书后，两位小伙子并不急于离去，他们想与我谈谈。罗天见这两位有坐下聊天的架势，就跟我打了个招呼，离开吃饭去了。我就让小伙子们坐在接待室里。
棕色头发的青年问道：“我们先做祈祷，你不在意吧？”
我摇摇头，心中暗暗好奇。我在国内时，还从没有见过真正的基督徒，更不知他们是怎样作祈祷的。
两个人正襟危坐，闭目，双手手指交叉。金色头发的青年，低声喃喃地说：“我们天上的父啊，……阿门。”
在他们作祈祷时，我好奇地研究着这两位青年。从他们两个的外表和谈吐，他们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是牧师？为什么这样好的青年要当牧师？
祷告结束后，我说道：“我不是基督徒，我不懂宗教。我只是对你们的宗教好奇。”
棕发青年说，“我们也不是基督徒，我们是摩门教徒。摩门教是从基督教里分离出来的新教，开创于１８７６年。”
我问道，“你们是牧师吗？”
金发青年和棕发青年相对一笑：“我们还不是。我们正在大学读书。我的专业是经济学，他的专业是计算机。我们是义务为教堂服务。”
棕发青年说：“凡是加入摩门教的人，都要为教堂义务工作，并将自己收入的１５％献给教堂。作为上帝的臣民，为实现我主耶酥的理想，我们愿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为之奋斗。”
两位青年侃侃而谈，从他们的始祖谈到现世，谈到５０年大庆，谈到世界大同。当他们谈话时，他们的眼睛闪着热烈的光芒，其真诚和虔诚不容置疑。
我在国内时，从来没有与真正的基督徒或宗教人士接触过，也没有进过教堂，我甚至不知道，在世界上有不止一个基督教。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有一阵子，人们对毛泽东有过热烈的个人崇拜。后来这股风被制止了，说是带有宗教的狂热。那时因没见过宗教人士，不知什么是宗教狂。今天见了这两位青年，我才体会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所谓宗教狂热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送走两位上帝的仆人，已是１２：３０了。我急急忙忙地到餐厅吃饭。
餐厅里已没有几个用餐的人，我们桌子上只剩下老江、老方几人。
老江见我端着饭碗走来，劈头就问：“是什么人找你？”
我告诉他，是两个摩门教徒，他们是给我送圣经来的。
“你要圣经干什么？”老江问得很严肃。
我略为感到有点不安。“不干什么，好奇，想看看圣经到底是什么东西。”
“小姜，我们的工作对像是中国留学生，不是宗教人士。在国外工作，要注意你的身份。你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你是中国政府的外交官。你怎能随便与宗教人士交往呢？记住，下不为例。”
我自信，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成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了。我对我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曾有过怀疑。因为我一直对在我这一代或我的下一代实现共产主义缺乏信心，我甚至怀疑，共产主义也许真的仅仅是马克思的理想，是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神话。我也曾萌发过也许资本主义确有其优越性的想法，因为如果它没有优越性，为什么它的发展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总有自危之感？我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融论有道理。也许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定如马克思断言的那样，一定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然后进入共产主义。至少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社会中并存的两种社会经济体制，而且社会主义还没有体现出她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的优势。我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中，同时一定也在不断地取长补短。这种扬弃的过程发展到最后，必然是合二而一。而最后出现的社会将既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一个新的变体。我当然不敢说我的想法正确，因为我不是经济理论学者，我确实期待马克思能够活到现在。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有能力发现社会规律并运用它们分析社会的。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早就弄清了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脉络，也省得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摸着石头，一步一滑地过河了。
但我的这些怀疑论点并没有发展我的宗教信仰。我从来就不相信上帝，特别是圣经中所描绘的那个上帝。上帝是什么？如果说上帝是我们人类尚不能了解的客观存在，我承认它。但如果把人类不能了解的自然现象当成崇拜的对象，以为这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是发疯。更何况圣经中的那个上帝根本也不是一个人类可信赖的朋友，我可以从圣经中举出无数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让他生活在伊甸院内，并为他创造了一个妻子，上帝应该是亚当和夏娃的父亲。然而，上帝仅仅因为亚当和夏娃没有听他的话，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就将其判处死刑，赶出了伊甸园。如今的父母亲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干了一点点坏事就对其加以如此严厉的惩罚吗？亚当和夏娃愚蠢地相信了蛇的挑拨，不正是因为没有知识的结果？试问，除了上帝以外，天下的父母，有谁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愚蠢而没有智慧？当上帝看见地上的人类有恶行时，他不是运用他的神力，使人类改邪归正，而是发了一场洪水，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包括刚出生的婴儿。他的确为挪亚父子留了一条活路，我怀疑他是不想再劳神创造另外的人类吧。相信上帝的人都认为天天向上帝祈祷，上帝就会保佑他们。可我看见成千上万虔诚的信徒并没有因其信仰而免于灾祸。他们该生病的照样生病，该出车祸的照样出车祸，并不比不信上帝的人多活一天。反而是有些罪恶多端的强盗，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信徒们拿他们无可奈何，只能诅咒让他们死后下地狱。我想，强盗们是宁可死后下地狱，也不会放弃今生的享福的。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来世。牧师们总是说，圣经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宝藏，它可告诉人类所有的道理。文化大革命时，我们都相信毛泽东选读是万能的书，学了它，任何困难都难不倒。结果怎样呢，光是回头想想都会觉得很可笑。凡事，若把它当成了最高事物就失去了生命力。不能发展的东西，不就是死亡的东西吗？而崇拜死亡的东西，更是愚蠢。我常想，实际上圣经中的道理还不如法国作家大仲马讲得透彻。他所创造的复仇神基督山伯爵，轰动了整个社会。基督山伯爵是靠什么复仇的？钱。钱是今天社会的上帝。有了钱，一个人可为所欲为。我是很现实的，如果在两个选择题中，一个是上帝，一个是金钱，我肯定连想都不会想就选金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不信上帝。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不信上帝，不等于也不能看圣经。尽管我认为宗教信仰可笑，但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相信，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信教，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研究吗？我们的领导同志为什么总是像上帝一样害怕我们了解我们所不了结的外部世界呢？
唉，多想无益，还是只想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事吧。同时，我告诫自己，以后做事一定要非常小心，少给自己惹麻烦。
九、接待室的工作
李丽最近被抽调到联合国国际小学教书，接待室就剩下我和罗天两人。罗天对此很不满意，整天阴沉着脸，动不动就发火。
到联合国任教是件美差。每天教４小时书，每月可得一千余元的津贴，还可不受领馆不准单独外出的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任教。罗天就不行，她不会说英语。李丽在国内时就是中学的英语教师，她能教中学生，自然也能教小学生。对此，罗天无话可说。她的牢骚主要集中在组里的工作安排上。
“三个人干的事现在让两个人干，组里也不考虑考虑。我们接待室的工作量这么大，还从我们这里抽人。一个破会议室有什么可管理的，放了专人负责。”
听老罗发牢骚，我已习以为常。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她的牢骚总是冲着组里。而在我的理解中，组里的最高领导就是老江，她的丈夫。作为老江的夫人，再有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应该当着组里的其他人发作，总得为老江留点面子吧。她还总是提到老徐，认为组里太照顾老徐了。我对组里为什么要安排专人管理会议室确有不明白之处。而且，先不说组里的会议室是否有专人管理的必要，当接待室缺人的时候，组里确有必要对人员进行小小的调整，那怕是暂时的。我不爱听老罗发牢骚是因为怕影响关系。老徐是老方的夫人，老罗是老江的夫人。这两位都是我的顶头上司的夫人，我没有必要搀和到她们的不和中去。
我对老罗说：“别着急。我们俩尽力去做。实在是当天完不成的，就放到第二天再做。急的事，我加个班也就过去了。”
“加班？来电话询问事情的也让他们下班后再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里，一上班就电话铃声不断。你应付电话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拆信回信？以前李丽在时，我对付电话和来访人员，她处理信件。现在她一走，两样事都得我一人弄，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也不知怎么搞的，现在连管片领事的信件也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是新官上任，人家把自己的工作都推给你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还没有接俄州，是不是？现在俄州的所有事情你不是已全接手了？你自己接手了还不算，把我们都拖进去了。我现在每天接的电话拆的信，有一半以上是俄州的。”
罗天说得不假。老扬虽然仍然负责俄州的学生工作，可实际上俄州的学生根本找不着他，他们的事几乎全包到我这里来了。对我来说，我将来确实要分管俄州，不管现在是明确接手还是没有明确，干这些事都是我份内的事。老罗实际上是在帮我做管片领事的事，她的抱怨有道理。但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组里的安排，不是我的。我心里暗暗嘀咕道：“老罗啊老罗，你丈夫就是组长，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跟他讲，跟我这个芝麻官嚷嚷什么呢。”
我对罗天说：“这样吧，在组里没有安排别的人来之前，回信的事就交给我办。反正回信是软任务，不需要当天解决。”
很清楚，我这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学生的来信占了接待工作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我一旦接手之后就脱不了手了。老江当初明确告诉我，既使我负责管片之后，接待室仍然是我的工作范围。我除了要做别的领事在做的全部工作外，还要负责计算机的输入和管理以及接待室的管理。我的工作量已经比别人大得多，如今再接手回信的事，我怕是连打桥牌的时间也没有了。可我怎么办呢？在老江那我是下级，老江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在老罗这我又成了上级，至少我是编内，她是编外，她抱怨了我还得听着，还得解决。谁让我是组里最年青的二秘呢。年青就得多干事，没什么好说的。
“回电话也不那么简单。每次讨论政策问题都是编内参加，我们这些编外除外。干活的时候就不分的那么清楚了，编外也干编内的事。”老罗仍然不满意。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连电话也接过来，罗天就得失业了。
罗天见我不说话了，她也不说了。她将一大叠邮件捧到我跟前，“这是今天的和昨天的，你刚才说你来处理信件，拿去吧。”
我二话没说，接过信件就回到计算机房。经过一个多月的突击，前任积压下来的留学生报到表已全部输入了计算机，陆续而来的报到表已不需要花费整天的时间去做。其实最麻烦的是办理学生的具体事物，如护照延期，办公证，开证明信等。输表格只不过耗费时间，而办理学生的事物不仅花时间，还费脑子。同学要求办理的事物，往往与政策有冲突。有的护照过期了，有的要求将因公护照换成因私护照，有的持Ｊ－１签证的，要求中国政府能免除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义务。碰到这种案例，就不能简单地答复办或者不办，有时要经过组里的专门讨论。我的手中已经积压了不少案子了，再增加接待室的回信任务，的确让我头痛。不过，每天花一两个钟头处理信件的时间还是有的。我是年青人，多干点工作本也是应当的。再说，我跟个老太太计较个什么劲呢。
我刚回到计算机房，就听见接待室的电话铃响了。也许是在气头上，罗天回答电话的语句很不规范。“喂，什么事？”
我摇了摇头。老罗有时太任性，跟小姑娘似的。
“你说什么？”老罗改用英语说，“Ｗａｉｔ ａ ｍｉｎｉｔｅ。”
我桌子上的电话铃立即响了起来。我抓起电话。这一定是个外国人打来的。老罗不会说英语，所以凡是外国人来的电话，一律转到我这来。
“这里是纽约领事馆教育组。我能帮你什么忙吗？”我用英语问道。
电话中传来一个尖声尖气的老年女人的声音。她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名叫大华钟（音）的中国留学生。我告诉她我不认识。我问她为什么要找这个大华钟。她气愤地叫道：“他是个中国留学生，一年前是我的房客。他没有跟我打招呼就突然搬走了，欠了我一个月的房租和８００余元电话费。我告到警察局，他们没有大华钟的档案。他们建议我来找你们。大华钟是中国留学生，你们一定知道他的情况，你一定要帮助我。”
是这么回事。如果真如老太太说的那样，这个大华钟是太不象话了，给我们中国留学生丢脸了。但是我不能帮老太太的忙。第一，我怎么能断定老太太说的是真话？如果是什么黑帮想找他的麻烦，我告诉了他们，就等于将他推入火坑了；第二，我这里的学生登记表并不齐全，学生的地址往往都是他们填表时的地址。大多数学生很快就换了地址，而我们是不可能一一追踪的；第三，老太太只是一面之词，谁知道他们是为什么闹翻的？也许本来就是老太太不好，做了什么亏心事，这个中国学生想教训她一顿。一般，中国留学生都是很本份的，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了这么多电话，欠了房租不交就离开的。但不管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房主与房客之间的关系，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领事馆是管不了的。
我对老太太说，我们是领事馆，我们不是警察局，我帮不了她的忙。
老太太坚持道：“他是中国留学生，你一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们有责任帮我找到他。”
我对老太太说：“我很抱歉这个学生没有付你房租和电话费。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老妇人跟我纠缠了半天，看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放下电话。我放下电话后，打开计算机，想看看是否有这么个人。在计算机里，我确实发现了好几个叫大华钟的人。但我不能肯定他们就是老太太要找的那个大华钟。老太太外国口音讲不清中文，也许根本就是两回事。
刚处理完外国老太太的电话，另一个电话又进来了。这次是个中国人，俄州州立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要求将自己的公派护照换成因私普通护照。我向他解释了因公护照换成因私护照的条件以及手续，并让他将有关材料直接交给分管领事老扬。
“我早就把材料寄给扬领事了，他一直没有给我答复，”他要求道，“你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我不能再等了。”
我答应帮他催催老扬，尽快给他回音。搁下电话后，我开始拆信，回信。但没有几分钟，就听见隔壁房间罗天与人吵起来了。我静静地听了一会，见没有可能立即停止，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信件，到接待室去看究竟。
一个年青姑娘面红耳赤地正在朝罗天发火，“我没见过象你这样张嘴就骂人的领事。还是咱们自己的领事馆，就这样对待我们留学生。我要见你的上级，你马上把你的上级找来。”
罗天坐在桌子前，脸色气得铁青。“我告诉你，你们的事我们办不了，找我的上级来也没用。你没有见过象我这样的人，是因为你太年青，多吃几年饭就见识多了。”
“嗨，你在我们面前摆什么老资格，”另一个与年轻姑娘同来的男青年插嘴道，“我们是来领馆办事的，你身为领馆工作人员，不仅不帮我们的忙，还张嘴骂人。你算什么共产党的干部。怨不得老百姓不支持共产党了，共产党里尽是你们这样的败类。”
罗天呼地站了起来，指着他俩说：“你骂共产党？你敢骂共产党。告诉你，这里还是共产党的地盘，你要敢在这里撒野，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男孩也不示弱，高声叫道：“我就骂了，怎么样。打电话叫警察啊，叫啊。拿这个来吓唬人，还当是在国内啊。”
见到这种情形，我知道我再不出面是不行了。我本想等一等，事态如能自然平息下来就最好。可看这个架势，它是不会自然平息了。我拦到男青年的面前。
“大家都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罗天气呼呼地回到桌子旁边，一屁股坐下，不啃声。
年青姑娘见我来了，走到我身旁，对我说：“是这样的。我是在国内时结婚的。我出来已经４年了。我先生一直不愿意出来与我团聚，我想跟他离婚，可他又拖住不让办。我一个人在国外，有时实在是太孤单了。”姑娘说着，已经眼泪汪汪了。“我来求领馆是否有什么办法，把这件事解决了。”姑娘指着罗天说，“可我刚刚说到这里，这为女同志就指着我说，才来美国几年就学坏了，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要了。我们分居已经４年，这四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你养尊处优，吃国家的用国家的，我们留学生的苦处你知道多少？你有什么资格张嘴就训人。说我学坏了，你们难道不更坏，吃共产党的，喝共产党的，不为老百姓办事，还败坏共产党的名誉，是谁比谁更坏呀。”
男青年说：“我们是俄州的学生，昨天开了１１个钟头的车来到纽约。今天事情没有办成，倒受了一肚子气，真是自找麻烦。小阑，我们走，不跟他们说了，说了也没用。”男青年拉着女青年就要走。
我听完女学生的话，对他们已有同情，再一听他们是俄州来的，顿时感到更加过意不去。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纽约，来找自己的政府帮忙，我们怎能将其推出不管呢？再说，他们是俄州的，我是分管俄州学生的领事，尽管我暂时还没有上任俄州的事已经是我的事了。我急忙拦住他们。
“别急着走啊，到我的办公室坐坐。我们一起商量商量，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领事馆以前的确没有处理过这种事，婚姻问题通常是由法院解决的。但你们大老远来了，连水都没喝一口就走，我们实在是过意不去。我们还是谈一谈，也许我有可以帮你们一点忙。”
老罗说：“小姜，你就别做老好人了。这事我知道，我们没法管。若是教育组连离婚结婚的事都管起来了，我们就没法干其它工作了。”
年轻姑娘听了，转身又要与老罗争论，我急忙拉住她。我对罗天说：“老罗，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就不要管了。”
我拉着两个年轻人坐到计算机房旁边的小接待室里，一人泡了一杯茶。
女孩端起杯子泯了一口，惊喜地叫了起来：“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好香，好香。好多年没有喝到家乡的茶了。”
茶叶是领馆里用来接待一般客人的，国内不过二三元人民币就可买一斤。
男青年端起杯子，一扬脖，咕嘟咕嘟，把一杯水喝了个底朝天。我又为他加满。他不好意思地说，“我真渴了，刚才太激动了。我刚才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对不起了。我并不是真想骂人，我是急了。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
我摇摇头，“快别说这个话，应该是我们向你们道歉，为留学生排忧解难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当然，怎样做好为留学生的服务工作也是一个新课题，有许多事我们还没有协调完善。因此，作为一个具体办事人员，解决好全部问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也请你们多加谅解。”
两位年青人见我这样说，连忙点着头赞同道，“我们理解，我们理解。”
我将话题拉到具体的问题上，“例如，你们的案子对我来说就是新问题，我还从未碰到过，我暂时无法明确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但你们能否给我点时间，我向有关部门咨询一下，然后将咨询结果转告你们，也许会有帮助？”
男孩和女孩都点点头。女孩说：“这样最好。其实我来领事馆就是为了找人咨询一下的。我也知道这事领事馆无法直接办理，我只是怀着希望，若能够在美国办了，就省得在国内找麻烦了。你是知道的，国内的人办事有时不按法律，循私情。本来很简单的事，一到国内就变复杂了。”
我又为他们的杯子加满水。
女孩喝了一口，感慨地对我说，“若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象你一样，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泛起了一种既庄严，又内疚，既感慨，又说不清的滋味。我为自己能以实际行动维护党的威信而自豪，同时又有无能为力之感。我只不过是一个人，一人之力能有多大能量？毛泽东总是强调，要注意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不是质变，但量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这是一个飞跃。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块钢板，而是由一个一个党员，一个一个部门集合起来的。当只有一个共产党员或几个共产党员办错事时，他们的错误并不能影响到整个共产党的形象。但是，当党员犯错误成为普遍现象时，党的形象就发生变化了。尽管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尽管共产党的宗旨仍然是为全体劳动人民谋利益，党员行动的改变，就使党的整个政策变成了一纸空文。６０年，国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那时，由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批的人，宁可饿死，也不去抢国家的公粮。而现在，人民能吃饱肚子了，能穿上新衣了，能住上新房了，家里有了余粮，银行里有存款，人们反而开始抱怨共产党的统治。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共产党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吗？当这个飞跃完成之时，共产党就不再是她创立之时的党了，而有了质的变化。毛泽东的话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记得了，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男青年和女青年很快就告辞走了，他们留下了地址和自己的姓名。男孩名叫刘钢，是哥伦布大学机电系的博士生，女孩名宋晓阑，与刘钢是同学。
中午，吃完饭后，我立即下到接待室处理文件。上午因处理刘钢和宋晓阑之事，耽误了不少时间，我还有一大堆信件没有处理完。我在接待室工作期间，已养成了不午休的习惯。
小孙推门走进来。
“姜健，不休息一会，加班呢？”他走到桌子旁边，摸出一棵香烟点上，坐了下来。
“接了一上午电话，又接待了两个留学生，时间全耽误了。这不，今天的信件还全未拆封呢！下午老江不是说３点钟后开会？不早点来就干不完了。”
小孙指着桌子上的信件：“怎么，这些事全由你干了？”
“李丽到联合国小学教书去了，老罗一人忙不过来。每天听她抱怨，我也烦，不如自己干算了。等以后接待室有人分来，我再转出去。”
小孙抽了两口烟，坐在沙发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我问道：“你不去休息一会？要出车吗？”
小孙摇摇头：“没事。”
他吸完烟，将烟头扔进垃圾桶，站起来走到门口。
“今天上午罗天是怎么回事？”
“罗天？”我有点迷惑。
“她跑到楼上对老江说，有两个留学生骂共产党。她跟他们吵了起来，你不仅不责备他们，反而让罗天少管闲事？是这回事吗？”
什么，罗天竟然到老江那告我的状，我不由地火冒三丈。
我将上午发生的事跟小孙全说了一遍，我发牢骚地说：“老罗这样干工作，我这个接待室主任是没法当了。她捅了漏子，我给她擦屁股，她反而告我的状，这是什么嘛！”
小孙同情地看着我：“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老罗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象话了。她跟谁都搞不到一起去，谁跟她在一起，谁倒霉。姜健，以后再碰到这种事，你不要出面，直接打电话到楼上，让老江自己处理。老江这人待人待己都很严格，但就是管不好自己的老婆。你以后处事当心点。”说完，他就走了。
我看着小孙的背影，不知说什么好。上午的事，我自认为处理得够好了。我实在想不起来，我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罗天。也许是因为我让她不要管这件事了，她有误会？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让她继续说下去呢？看男孩的架势，罗天再说点什么，他准会揍她。我真是十分的懊丧。得罪了罗天，就是得罪了老江。老江会怎么对待我呢？
下午，我是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楼上参加会议的。我做好了全部准备，如果老江批评我，我就把全部事实都抖到桌子上，让大家评理。有些事当众讲清了，反而更好。我用不着为罗天担担子。大不了离任回国，没什么大不了的。
出乎意料的是，整个会议期间，老江连提都没提上午的事，反而表扬了我几句，说我工作努力，接待室的工作很有成绩。老江不提上午之事，我自然也不便多说，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下午的会议内容是讨论几人换护照之事。会议结束前，老方传达了几个内部通报：我驻非洲某国的外交人员，离任回国时，私自携带禁止出口的象牙和鹗鱼皮制品过海关，被海关查出，向我国提出了抗议。这个非洲国家是我国的友好国家，出了这样的事，外交部很被动。老江再三告诫我们，一定要遵守外事纪律，绝不能在我们组里出现同样的事。最后，关于国内的事也讲了几句。北大的学生已带头到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示威。他们的举动在全国掀起了巨澜。赵紫阳的高级助手接见了学生代表，但谈判没有任何结果，绝食仍在进行。不少学生已发展到堵塞交通，阻挠工人上班的地步。５月２７日，中央发表了文件，要求全体学生立即回校复课，但效果不明显。
十、到冬宫看艺术表演
自五月底六月初以来，接待室的电话不断。每天都有大批留学生来电话询问国内的情形。有许多电话是敦促中国政府赶快采取措施，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也有不少电话来自香港学生和当地华侨。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天安门前的绝食和静坐什么时候会结束。鉴于这种情形，接待室已从半天工作改为全天工作。
对国内的这种失控状态，我的心里既焦虑又发愁，真有茶饭不香之感了。这次学潮已超出了以往历次学潮的范围。前几次学潮，至多一到两个星期就结束了。而这次已持续了近两个月。面对学生们的强硬态度，中央的态度暧昧得令人不解。从学潮一开始到现在，中央除了发表了几个文件让学生复课外，几乎是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不知那个记者拍摄的赵紫阳的镜头。赵紫阳身穿运动服，手拿高尔夫球棒，满脸笑容。在这么紧张的时刻，身为中央最高领导人，他竟有闲心玩高尔夫球？我真不明白，中央是怎么搞的，他们究竟准备怎么办？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拿出一个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方案？难道中央是在等学潮自生自灭不成？这种僵持的局面使我很担心。我不仅是在为国家的前途耽忧，我主要还为小妹敏捷耽忧。小妹现在正在干什么？她会不会也在天安门广场上？凭小妹的倔强和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格，她一定会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而且会是领导人之一。小妹有很强的事业心，她绝不是那种企图混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如果她认定她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她会竭尽全力为之奋斗，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兄妹几人，其实小妹更象我父亲，她的血管里流着志士豪杰的血。在这一点上，我自愧不如。凭心而论，即使我现在仍然是学生，我也不会积极地参加学潮。倒不是因为我政治上的成熟，而是，我绝不愿意去做尚未明了确有利益之事。我记得，当小妹上五年级时，她曾为了一件小事与班上最强壮的男孩打了起来。起因是这个大男孩借了一个小男孩的铅笔不还。敏捷领着小男孩找到大男孩索取。大男孩不仅不认账，反而出手打人。小妹当时毫不畏惧地冲上去与他搏斗。最后，虽然小妹被打得头破血流，但她不要命的反击，也使得大男孩望而生畏，落荒而逃。为此，小妹受到学校的嘉奖。事后，我曾责备她，这样做，她会吃亏。但小妹说，正义的事，就是吃亏也要做。如果大家都怕吃亏而不敢弘扬正义，社会就堕落了。她得意地说：那个大男孩被学校开除了。瞧，这就是正义战胜了邪恶。
收到周涛的信以后，我立即给小妹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在信中，我劝她一定不要有过激行动，凡事三思而行。我告诉她，学潮是政治行为，弄不好会影响到她的前途。小妹还没有回信，但我可以想象到她回信的内容。她是绝不会听我的，而且会嘲笑我是胆小怕事。我给她写信，不过是尽我这个当哥哥的责任吧。唯一使我感到宽慰的是，小妹现在仍是学生。作为学生，只要不是犯了杀人放火抢劫等刑事案，天大的事最后也不会怎样的。学生毕竟是学生，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地位。你能拿这群尚未长大的孩子们怎样呢？对他们的处理，大不了是学校批评几句，分配时分到偏远地区去罢了。
使我感到困惑的不仅是中央的态度，而且还有学生的态度。学生这次的行动处处显示出与以往行动的不同。他们的举动，既有自发形成的特点，又有经过精心策划，有目的有组织的痕迹。他们的目标似乎很明确，提出了反腐败和民主政治以及打倒李鹏赵紫阳，邓小平下台等政治口号。但不难看出，将反腐败民主政治，与反对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放在一起提出，就会将反腐败民主政治的政治内容，引向反对党内某一个或几个领导人的方向上去。而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学生们高举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标牌在大街上游行。如果中国的学潮也是东欧民主政治运动的一部份，那其目标应该是以改变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心点，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同时也有坚持现行的政治制度不变的含义。莫非学生是想借此向全社会表明，他们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整个共产党，而仅仅是中央的个别人？也就说，只要中央的这个别人下台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包括反腐败民主政治这样的大事？
在我的感觉上，现在中国国内的局势是，中央在模仿战国时庄公的战略，让其弟“多行不义必自灭”；而学生们则是在为一个连自己都说不清的目标在奋斗。
政治学习时，我谈了自己的不理解之处。老江老方认真地听了我的发言，老方还记了笔记。这次政治学习，是我到领事馆后参加的发言最踊跃的一次。连老徐老罗都发表了意见。
老王的发言持续了半个钟头。他谈了８６学潮时的情境，谈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谈了波兰的团结工会，也谈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老王的发言很有特点，他善于将书本上报纸上和文件中的所有论点串到一起。听他的发言就象听党委书记的形势和政治报告。我从老王的发言中，从来得不到他自己的想法。我对老王的这个本事深感惊讶和敬佩。人常说，话多失言，但老王的话再多也不会失言的。
发言踊跃，说明了一个问题，大家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跟我一样焦虑万分。所不同的是，我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正在天安门广场上向我们示威。大家都有大难临头之感。中国能否度过这一关呢？我忽然很怀念老一辈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如果他还健在，事情决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我对现任的党政领导人真的是很失望。林彪说的不错，毛泽东是天才，这样的天才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毛泽东不仅有魄力，也有能力。他总是能在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毛泽东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但他总是受你爱戴和敬仰的导师。他使大多数人有安全感。他与周恩来完全不同。周恩来总是以朋友的面目出现，我们可以把周恩来当成我们的同辈人，但毛泽东的辈份永远比我们高。我相信，毛泽东在世时是很寂寞的。大家对他都由敬爱而敬畏而远之了。但当时的中国人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试想现在，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任何一个现任的领导人身上呢？现任领导人的能力和威信远不如毛泽东。由于领导人的能力及威信的下降，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核心凝聚力下降，中国成了多事之秋。
下班前，赵戈来了个电话，问我晚上有没有空。
“有什么打算？”我问道。
“带你去世贸中心大楼的冬宫看表演。”他兴冲冲地说。
“表演收费吗？”我随口问道。美国的文艺演出入场费很高，我这个每月仅有几十元大钞的小领事是无福可享受的。
“当然免费了。其实到冬宫不仅仅看表演，你可以体验一下美国人的真实生活。”
赵戈说得对，整天坐在领馆大楼里，什么是美国我一点不知。我很爽快地答应和他一起去冬宫看表演。
赵戈只叫了我一个人。我问：“是否也叫上小孙？”
我现在与小孙的关系很密切。我感到他对我也很好，有事无事总往我那跑。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组里的事情和国家大事，意见相同时多，不同时少，可称得上志同道和。在领事馆这么闭塞的环境中，能有个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共同工作，应该是很幸运了。
“不要，”赵戈拒绝了，“让孙哥忙他自己的事，咱们自己去。”
我不太理解赵戈的态度。赵戈，方知，小孙和我是桥牌伙伴，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牌，领馆中已经有人开玩笑地成我们为‘四人帮’。晚上有活动，赵戈只叫我而不叫小孙就有点怪。当然，我也无所谓，跟谁出去玩都一样。
冬宫就在哈德逊河边，与两座姐妹楼隔街相望。冬宫实际上是两座姐妹楼的副楼和商业中心。赵戈领着我径直乘传送式电梯上了二楼。大厅布置得富丽堂皇。沿走廊两侧是高级服装精品屋，陈列在橱窗中的服装价格高的吓人。
“表演大厅在商业中心里？”我不由地惊讶道。
“别急，跟我走，”赵戈笑笑。
走廊的尽头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室内活动场。高大的棕榈树下，摆放着一张张精致的咖啡桌。透过约五层楼高的大玻璃拱顶，可见到哈德逊河的鳞鳞波光和河对面泽西城的万家灯火。圆形的表演场，环绕着一层层大理石台阶。观众可坐在阶梯上，居高临下看表演；也可以悠闲地坐在咖啡桌旁，由下而上看演出。
“什么人到这里来表演节目呢？”我问道。
“商场为了吸引顾客，出钱请那些不知名的巡回剧团来这里演出。有些是戏剧学院的学生，有些是外州的小乐队。别看都是些无名小卒，有的水平相当高，比国内正规剧团的水平还高。”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有表演的？”我好奇地问。
“看报纸呗。纽约时报专门有一栏讲大都会的夜生活，每天都有。我是专检不收费的看。”赵戈笑笑，“领馆里的人很少有人对这个感兴趣，他们最热衷的是到外面吃宴会。”赵戈挥挥手中的小册子，那是他进门时，从门旁边的书架上取来的。“美国人的服务是做到家了。你看，这本小册子上记载了商场一个月的活动安排。每周有两次文艺演出，周末还经常举办舞会。今天是芭蕾舞表演，演出结束后有两个钟头的舞会。”
这的确很有意思。我和赵戈找了个地方坐下。赵戈随身携带着他的尼康像机，不时地东拍一张，西拍一张。我相信，那里面有不少我的镜头。将来，赵戈的‘美国万花筒’出版后，我一定要买一本。那里面不仅记录了美国生活的掠影，也有我生命的部份记载。
芭蕾舞表演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舞台上几乎没有任何道具。演员的服装也很简单，披一件薄纱就上场了。总共有６个演员，主跳是一个年轻姑娘。整个舞蹈表达了这个年轻姑娘追求纯真爱情的过程，最后，她死在黑暗之神的手中。她跳得非常认真和投入，当她做最后的挣扎时，全场的灯光骤然暗淡，就剩下最后一盏聚光灯，照在她全身雪白的纱衣上，她的手向前伸着，侧身倒在舞台上。音乐骤停。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也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红了。我相信，我观看文艺演出时，从未这样为演员鼓掌过。文化革命期间，我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时，为扬子荣的精彩表演也曾激动过，但不象这一次这样忘形。
演出结束后，舞会立即就开始了。舞会体现了与芭蕾舞完全不同的风格。快速的摇滚节奏，使人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摇摆。小小的舞池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有节奏地扭动，并起劲地自我发挥，跳什么舞的都有。我发现跳舞的人跟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投入，气氛变得异常的欢快和轻松。
我不会跳迪斯科。在学校时，我曾学过跳交际舞。跳跳三步四步还行，而跳迪斯科就完全外行了。赵戈轻轻地随音乐扭着，看见我站着不动，叫道：“姜哥，发楞啊。来呀。”
我双手一摊：“我不会。”
“什么会不会的，看别人怎么跳就怎么跳呗。实在不会，随音乐晃也行。在这里，不是看你会不会，而是参与。”
赵戈还真会两下，他很快就随着音乐，与一穿着敞胸短裙的金发女郎对舞起来。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无法说服自己加入人群。
“嗨，你好，”我吃了一惊，一转身，发现一位年轻姑娘正站在我的面前朝我微笑。她皮肤洁白，蓝色的大眼睛闪烁在浓密的睫毛之下，棕色的长发飘逸地撒落在肩膀上。她见我吃了一惊，抱歉地笑笑，用生硬的中文说道：“你会不会跳舞，我们一起跳舞好吗？”
仓促中，我竟不由自主地答应与她一起跳舞。她跳的很随便，也很热烈，不久我就感到完全放松了，开始随着音乐摇动。我尽可能的模仿其他人的动作，我感到我的舞步已不那么生硬，有那么一点味道了。这使我很兴奋，但也许，最使我兴奋的还是我对面的那位漂亮的姑娘吧。
她是位地道的美国姑娘，她竟然会说中文，这不能不使我惊奇。
“我在中国留学两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告诉我。“我的中文名字叫秀兰，英文名字叫克瑞斯蒂娜。”
“秀兰？”我不由地笑笑，是谁给她起了这么个土里土气的名字。
“你笑什么？”她见我笑，追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我忙说，“你的名字很美，在中国，叫秀兰的已经不多了。”我解释道。
克瑞斯蒂娜得意地笑笑，“我知道。秀兰的中文意思是美丽的花，我喜欢这个名字。为什么中国现代的女孩子不喜欢这个名字了？”
我耸耸肩，“我也不太清楚。也许现代的中国女孩都不愿意当花，而愿意当园丁吧。”
克瑞斯蒂娜哈哈大笑起来：“你的回答太有趣了。我觉得中国女孩都很温柔，比我们美国女孩象花多了。如果我能够成为美丽的花，为什么不呢？我喜欢美丽的花。”
跟克瑞斯蒂娜聊天很有趣。她直爽而带点天真，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本来，我对与美国人打交道有顾虑。生怕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惹人笑话。但现在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反而认为与美国人交往比与中国人交往还要随便。他们很坦率，初次见面也象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完全没有拘束。
“你还在读书吗？”我用英语问道。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读硕士，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法。”她用中文回答道，“毕业后，我希望找一个与东亚有联系的工作，也许，到ＣＩＡ去当情报员？”她大笑起来。
我也笑了。
她打量了我一眼，“你呢，也在读书吗？”
“没有，我在这里工作。”我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我是在领事馆工作。
“在美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
“中国公司。”
“真的，太好了，”克瑞斯蒂娜兴奋地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什么时候我去访问你的公司，好吗？”
她的这个问题真让我为难。与外国人交往，按规定要向组里汇报。可我与赵戈到这里玩并没有向组里请假，我怎么向组里解释我与克瑞斯蒂娜的接触呢。我犹豫了一会，最后说：“可以。”我告诉了她我的电话号码，让她来之前先打个电话。我暗地里盘算，我可以把她带到我们的中资公司去看看。３４街那有几家中资公司，我认识其中一家公司的经理，事先跟他打个招呼就行了。
我们继续跳舞，克瑞斯蒂娜跳得满脸通红。她很兴奋，边跳着舞，边跟我聊天。她一会用英语，一会儿讲中文，谈她在北大读书时的经历，谈她的中国朋友，谈她将来的打算。我不时插言，发表点小议论，我们谈得很投机。
赵戈的舞伴已换成了一个黑人姑娘。他见我已有克瑞斯蒂娜为伴，就不再管我，自己找乐子去了。直到舞会结束时，他才在三四个姑娘的簇拥下，满面笑容地出现在我身旁。
当我跳舞时，望着眼前漂亮的克瑞斯蒂娜姑娘，望着我周围热烈而喧闹的人群，望着金碧辉煌的冬宫大厅和似乎正在旋转的棕榈树，我心里生起了一种含糊而新鲜的感觉：似乎我的躯体变成了空气，融进了这个欢乐的气氛中。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不再是观光客，而是其中的一个分子。赵戈是对的，既来到了美国，就应了解美国。而了解她的最好方式，就是进入她的生活，呼吸她的气息，使自己与她成为一体。这真滑稽，我甚至感到，在我的兴奋中还搀杂着几丝惋惜，为自己并不真正属于这个社会而惋惜。
十一、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
北京的局势很严重。由于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不撤，在全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许多工厂由于交通堵塞，不得不停止生产。一些大的铁路干线，例如京广线，不得不停止运行达２４小时之久，就连正常的国事活动也受到影响。苏共中央主席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提前终止对中国的访问。他在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发生这种事情是可以理解的，苏联也有这个情况。一个国家失控到无法进行正常的国事活动的程度，其局势应该说是到了紧急关头了。
六月二日下午，总领事在４０１室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大会的内容只有一个：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总领事说，中国必须顶住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央不会听任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中央将采取必要的手段，迅速扭转局势。总领事没有谈到中央将采取何种行动，我想，肯定会是比对付８６学潮要严厉的多的手段。会是什么手段呢？我立即想到小妹敏捷，她如今还在天安门广场上吗？我对小妹是又气又担心，若有个什么闪失，她这一辈子就完了。
总领事最后传达了总领事馆的应急措施：从今天开始，在最近的几日内，领馆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外出。必须外出的，须由总领事批准。总领事馆的外线电话和国际长途电话一律封闭，不得随意使用。违犯本规定者，将受到严格批评和处份。
我的心顿时凉了。从总领事的口气中，我预感到，暴风雨就要来了。中央即将采取的行动，绝不是处理８６学潮的手段。它很可能是，它将是——镇压的手段。派警察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都抓起来？这似乎不可能，天安门上有好几千学生，不可能将他们都抓起来。那么会是什么呢，派军队武装镇压？这似乎更不可能，调动军队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不到紧急关头是不会动用军队的。而且，用枪来解决学潮，是建国以来所未有过之事。那么，会是什么呢？但不论中央将采取的什么行动，如果小妹仍然呆在天安门广场上，她的处境就很危险了。小妹他们已知道中央要采取行动了吗？
我心急如焚。我应该把小妹从危险中挽救出来。如果我能够，我就是拖，也要把小妹从天安门广场拖回家。可我怎么才能通知她呢？我还有时间吗？我不能给她打电话，领馆的电话已禁止使用，即使我能用，也无法找到小妹。我也不可能到邮局发电报，我们已明确禁止外出。
我看看表，６月２日下午４时，中国现在应该是６月３日凌晨４时。中央采取行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既然总领事现在就宣布戒严，表明不会等太久了。时间就是生命，我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可怎么办呢？我一愁莫展了。
我心情纷乱，毫无头绪。我不知不觉走到了顶楼。时间还太早，游泳池旁空无一人。从顶楼，我可以看到位于４２街与第十大道交叉路口的电报大楼。它就在那里，如果我能走进去，只需要几分钟，我就能给我在北京工作的堂兄发加急电报，他无论如何也会把小妹从天安门广场带走的。可我不能，我不能违反总领事馆的纪律。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就这样走出领馆的大门。领馆通向外界的大门只有两个，一扇由专人看守着，另一扇是车库大门，现在肯定已改为手动闸，有专人把守了。我望着外面人来车往的繁忙的街道，恨不能长上翅膀飞出去。
“嗨，姜哥，难得见你来这溜弯。”
一听就知是赵戈来了。我回身一看，赵戈裹在毛巾毯中走过来。他是来游泳的。
“你好自在，现在就来游泳了。”我说。
“总领事不是宣布不能外出了吗？不能外出，还不把人给闷死了。游游泳，散散心吧。姜哥，你今天怎么这么空，早早的就来散步了？”
我苦笑了一下，摇摇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
“姜哥，想什么呢？想我嫂子了？”赵戈凑到我的身边。
“没，没有。”我赶忙遮掩。
“不是？”赵戈仔细端详我的脸，他忽然神秘地笑起来，“嗯，是不是想嫂子了，是想别人了，快坦白，是不是克瑞斯蒂娜？”
我哭笑不得，这是什么时候，我哪还有这个心思？但提到周涛，我的脑子亮了一下，如果我能跟她联系上也行。我的老岳父家里有私人电话，我可以让周涛亲自到北京跑一趟，或让她设法通知我的堂兄。可是我到哪里去打电话呢？我摇摇头。
“不是？”赵戈笑起来，“哥们，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那天，我看你们谈得那么热乎，就知道你走火入魔了。还抵赖呢。”
我叹了口气，这真是我在火里，他在水里，无法跟他说了。我摇了摇头，“你都想到哪里去了。我姜健再不洁，也不至于为一个萍水相逢的外国女人犯病。哪象你老兄，一下子钓到三个。”
赵戈大笑起来，朝四周看了看，掩住嘴，“嘘，嘘，笑话少说，当心隔壁有耳”。
赵戈扔掉毛巾毯，一个鱼跃飞入池中。他三下两下就从泳池的这头窜到那头，边游，边快乐地大叫。他真是毫无心事的大孩子，我希望我也能象他一样无忧无虑。
我看着赵戈游泳，忽然想到，也许他能帮我的忙。赵戈是领事馆中最不受拘束的一个，他经常会干点任何人都不会作的事。但他能帮我这个忙吗？这可与溜出去看看节目跳跳舞不同。而且，将这么重大的事托付给他，我能信得过他吗？就算他愿意帮我，我也能信得过他，他的处境和我一样，他又怎么帮我呢？
我绕着游泳池走着，边走边想，想得头都要爆炸了。我真希望能跟朋友商量商量。在领事馆中，我有真正的朋友吗？除了赵戈和方知，我跟小孙走得最近。而且，小孙是个非常不错的人，我们算得上是朋友。但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跟他透露我真正的心事。我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友谊就象是蒙着一层薄纱，似乎很明白，但又总是朦朦胧胧的有那么一点讲不清的地方。
赵戈朝我泼来一把水，“姜哥，别那么深沉了。下来玩一会儿？”
水溅在我的脸上，凉凉的，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为什么不问问赵戈呢？如果说在这里我还有个什么人可以谈点真话，那也只有赵戈了。
“赵戈，”我叫住他。
“嗯？”赵戈游到池边。
“我……”我犹豫了一下，“我想打个国际长途。我不能用领馆的电话，你有办法吗？”
“打往中国？”
“是的。发电报也行。”
“急事？”
“十万火急。”
赵戈想了一下：“现在领馆的所有的电话都被控制起来了，甚至包括总领事的电话。我们又不允许外出。这次不比从前，悄悄溜都溜不出去。很困难啊。”
我见连赵戈都这样说，我真有点绝望了。
“只除了…”赵戈接着说。
“除了什么？”我急切地问道。
“除了一部机器不受控制，”
“哪一部？”
“方知的机要室。”赵戈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方知正在值班。
方知也是我的哥们。但他的身份与我们不同，他是机要员。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这漏子就捅大了。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了。
赵戈从水中爬出来，将毛巾毯披在身上。“走，我们可以试试”。
事到如今，除此之外，我也无法可想了。试就试吧。
我们来到方知的机要室门外。走廊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是吃晚饭的时间，大家都到餐厅去了。我敲敲门，方知的声音从门上的扩音器中传来。
“谁呀？”
“方知，是我和赵戈。你能出来一下吗？”
方知应了一句，“稍等一会，马上就来。”
过了一会，他推门走出来。大门随后就关上了。
赵戈轻轻地对他说：“姜哥必须往国内发个长途，十万火急。你能帮他吗？
“有这么急吗？能不能等几天，”方知问我。
我摇摇头，“一天都不能等了。”方知听后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连连摇头。我见状忙对方知说，“有困难就算了。”
方知摇摇头，他犹豫了一会，“我必须马上回到机要室去。”他很轻地说，“老顾在里面。现在领馆规定，机要室必须时时刻刻有两个人值班。因此，当小丁吃饭时，他就替班。”
我不太认识这个老顾，但我听说他是领馆中最特殊的人物。他名义上是侨务组的领事，但他很少干侨务领事的工作。我总见他在领馆内走来走去，见了人总是笑嘻嘻的。他经常奉召回国，几天后又回来了。赵戈曾悄悄告诉我，也许他是国家安全部的。总之，他的真实身份，怕只有总领事才知道。既然老顾与方知共同值班，方知就根本没有机会为我打电话。
唯一的希望也断了，我绝望了。
方知看看我，轻轻地对我说：“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设法试试。”
方知居然肯帮忙。他真是个朋友。我将准备好的纸条交给他，“这是我岳父家的号码。你让他转告周涛，立即找到敏捷，带她回家，一分钟都不要耽误。”
方知听后，眼睛忽闪了一下，微微地摇了摇头。他将纸条折好，小心地放入内衣口袋里。“你放心吧，我一定设法。”
听见方知这样说，我有点放心了。方知是个办事牢靠的人，他一定会帮我想办法的。只要他能为我接通我岳父，将我的话转告周涛，周涛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她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办的。
整个晚上，我一直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我担心北京的局势，我担心周涛会找不到我的堂兄，我担心小妹会不听堂兄的话，我担心中央采取的行动也许比我担心的更严厉……总之，我的心情乱极了。
小孙来坐了一会，吸了几根烟。我们聊了一会天，见我心情不好不愿多说话，他很快就告辞走了。小孙来时，我真希望能跟他谈谈小妹。小孙与上面的人联系广泛，他也许能告诉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情况。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跟他谈小妹，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小孙与方知和赵戈不一样。他是教育组的人，是教委送到这里锻炼的后备干部，而且是老方的心腑。他在教育组的地位仅次于老方。鉴于这一点，我跟他谈话时，自觉不自觉的就比较保守，不能象跟赵戈交谈时那么坦露。事实上，当我要求赵戈方知帮忙时，我也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朋友之间，有些事是不用明言的。
ＣＮＮ热线新闻是美国最大的新闻电视台之一，全天２４小时播放新闻。这几天，天安门广场成了该新闻电台的热点新闻，几乎每半个小时都有几分钟的篇幅。这是从来未有过的事。当天安门广场的镜头出现时，我就仔细地在人群中寻找小妹。我怕镜头太快看不清，特意放了一盘录像带，只要是天安门的镜头，我就将它录下来。我看见许多大学的旗帜在镜头中闪过，有北大，清华，北师大，北钢，华师大，南大……我没有见到北京政法大学的旗帜。但愿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没有参与学潮，他们是学法律的，应该比其他人更懂得维持国家的正常秩序。
我的心猛然抽紧了，北京政法大学的旗帜赫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看见在那飘扬的旗帜下聚集着十几个青年学生。那个头上缠着红布条，高举双手，手指呈Ｖ状的姑娘，不正是小妹吗？我怕看走了眼，揉揉眼又仔细地看了看。没错，是她，她还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的头有点眩晕，我下意识的将电视关上，似乎这样一来，小妹就会从天安门广场消失了。
小妹呀，小妹，快点回家去吧。我看着小妹那灿烂的笑容，默默的祈祷着，不为你自己，为老父老母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快点回家吧。
方知已为我拨通了电话了吗？周涛收到电话后已设法通知我的堂兄了吗？ 我的堂兄已赶到天安门广场，将小妹带走了吗？我闭着眼躺在床上，脑子里一遍遍问着这些问题，无法入睡。
忽然，电话铃响了，我看了看表，凌晨一点。是谁这么晚了还打电话？我拿起听筒，是方知。
“怎样了，”我急切地问道。
“告诉他了，他立即就办。”方知简短地说。
我心中的石头落地了，“谢谢，太谢谢了。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
方知说：“别客气，但愿还来得及。”他立即挂断了电话。
来得及？方知是什么意思？莫非……？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睡得很不安稳，不断做梦，出了一身的汗。当早晨老王打电话叫我吃早饭时，我感到自己头重脚轻，几乎爬不起来。
我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到卫生间洗漱。我拧开水龙头，在热水中冲了几分钟，才感觉清醒了一点。
我擦着身子走出浴室，习惯地打开电视收看新闻。一位熟悉的女播音员正在说：……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学生们发出的正式警告。在通告中说，如果学生们还不撤离天安门广场，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天安门广场的镜头。北京这时已进入黄昏，天安门前朦胧的一片，可以听见隐约传来的高音喇叭的声音，似乎是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通知，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立即……”广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他们照样在那里说着，笑着。
我录下了这些镜头，我要确定，周涛已通知了我的堂兄，他已经将小妹带离了天安门广场。北京政法大学的旗帜没有在屏幕中出现。我又希望看见这面旗帜，又感到害怕。我怕看见小妹还在队伍中。我真的很怕，怕极了。我总觉得小妹是大祸临头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一方面为小妹担心，另一方面又为中央终于要采取行动了感到宽慰。我不知道中央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才下决心采取行动，但有行动总比让事情就这么拖着要好。国家就是国家，国家跟小家庭一样需要秩序。
我没有吃早饭就直接来到接待室。
罗天已坐在接待室里了。领馆大厅里站满了人，老王和老方也在那里。我有点纳闷，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大厅里站满了人？
见我来了，老方对我说：“小姜，领馆里为防备有紧急事件发生，让各组人员轮流值班。我和老王值早晨的班，你和老扬值下午的班。你上午处理完工作后，提前去吃午饭，吃完饭就来接替我和老王。”
我问道：“为什么要安排值班，发生什么事了？”
老方说：“现在还不太清楚，北京可能会出事。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我不由的出了一身冷汗。这么说，天安门前就要有行动了，而且天安门前的行动甚至会波及到驻外领事馆。这行动决非８６学潮时可比。中央的行动会是什么呢？派工人组织到天安门前驱赶学生，就象７５年的天安门事件时一样？或派大批党政干部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疏散学生？或乾脆派武装警察强行将学生们押解出天安门？
整个上午，我都是在紧张和不安中度过。我没有任何心思干工作。计算机录入时，我不断出错。到后来，我乾脆关上计算机，到大厅与老王他们一起值班。我没有吃中饭，我一点也不饿。我在大厅里值班，值到下班。
回到宿舍时，才发现电视机还开着。我离开时，忘记关上了。我将电视转到ＣＢＳ台上。ＣＢＳ正在播放肥皂剧《黄金年华女士》。我不太喜欢这出剧，我比较喜欢看托尼·但泽主演的《谁是老板》。他的表演逼真，语言风趣，生活气息浓郁。
我看了一会电视，正准备下楼吃晚饭时，电视节目中断了。ＣＢＳ电视台的老牌播音员丹·若泽出现在屏幕上。他显得有点激动。我的脑子有点模糊，我没有听清他说了些什么，似乎与中国有关。紧接着电视屏幕上就出现了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天安门广场上乱成一团，到处是惊慌失措的学生和荷枪实弹的军人。有人在大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坦克，坦克。”
我的心抽紧了。是军队，全副武装的军队。他们正开着坦克车，朝手无寸铁的学生冲来。我看见一个学生冲到坦克车前，试图阻止坦克车的前进。他爬上坦克，朝人群挥手。坦克停了一会，又继续朝前开去。
大批学生拥挤着，朝西北角退去。
起火了，有的地方传来了枪声。枪声越来越密。发生什么事情了，是军队在向学生们开枪吗？
我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头脑完全空了。
中央的行动完全出于我的意料。我什么可能性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中央会动用军队，没有想到处理学生运动也会使用武力。小妹，小妹，你在哪里？你现在该明白了吧，我并没有吓唬你。
赵戈走进来，他跟我一起看了一会电视就走了。我没有听见他跟我说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有说。
电视上出现了受伤的人，学生们抬着担架正在飞跑，担架上躺着浑身是血的青年。他们衣衫滥缕，似乎经过了一场搏斗。
镜头中出现了人群推翻军车的镜头，镜头中出现了军人正在开枪的镜头。混乱持续了好几个钟头，大约在早晨９时左右，枪声完全停了。屏幕上重新出现了天安门广场的镜头。天安门前已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持枪军人占领。整个北京处于戒严状态。手持钢枪的战士们，一动不动地亭立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中有的人也受了伤，鲜血满身。我们仍能看见冒着青烟的军用大卡车和公共汽车的残骸。
发生什么事了？北京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小妹怎样了？她是否在行动之前就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外国记者报导，约有几百名学生死亡，几千人受伤。这些记者的报导准确吗？
我几乎完全麻木了。我一个一个的换频道，希望能多得到点现场消息。我下意识的在寻找小妹的影子。我没有见到小妹。也许周涛已将她带离了天安门广场，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电话响了，我抓起电话，是老方打来的。“小姜，快到一楼值班室来，门口来了一大群人，正在示威。”
我搁下电话，朝楼下冲去。我看见赵戈也在楼下，他端着照相机，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值班室里挤满了人。从电视监视器屏幕上可看见，在领事馆的大门口挤满了手持黑色气球和标语的人群。总领事也在值班室里。
老方对我说，“小姜，今天晚上情况特殊，我们可能需要２４小时值班。你现在等在接待室里，不要离开。”
这时，门外的喧闹声更响了，人群不停地砸门。我们都很紧张，生怕人群挤破门，冲进来。总领事让值班员立即报警。
过了不一会，全副武装的警察和警车就开到了领馆门口。他们将挤在领馆门旁的人群全赶走了。有两位警察按门铃后走了进来。他们告诉值班员，他们将在领事馆值勤，直到事态被完全控制。示威的人群并没有离开，他们转移到４２街上，坐在领馆大楼对面的停车场旁，继续演讲。不少美国人在旁边围观，手持照相机拿笔记本的记者来了一大堆。
小孙和我坐在接待室里，我们是紧急事件小组的成员，我们将随时听候命令。赵戈揣着照相机走进来，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小组成员。
我的心乱如麻，没有谈话的兴致。小孙也很沉默，他一个劲地抽烟，弄得接待室满是烟雾。赵戈是个忙人，他一会儿坐下摆弄像机，一会儿出去转转，不时告诉我们点新消息。
“你没事吧？”小孙忽然问道。
我楞了一楞。小孙问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莫非他已知道我让方知向国内挂长途的事？
“我有什么事？”我反问道。
“你的眼睛通红，精神也不好。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神经过敏了。我立刻就放松了，“没事，有点头痛，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你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会，我在这里值班，有事时我叫你。”小孙关切地问。我拒绝了。我知道我的毛病在哪里，即使回到宿舍，我也不会休息的。何况，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能离开嘛。
但我的确感觉不好，我的头一别一别地跳痛，一动就眼冒金星，而且浑身酸软，直冒冷汗。我想，我也许真的病了。
赵戈走进来，兴冲冲地说：“我刚才在炊事班小李的房间里拍了几张照片，他的房间的窗户正对着４２街。那个头上缠着白布条的家伙正拿着话筒喊话，我用长镜头给他照了个特写。”
他走到我身边，仔细端详了我一眼，“姜哥，我看你还是回宿舍躺一会。这里有我和小孙就行了。”
我摇了摇头。我不想离开。我有种感觉，似乎我一旦离开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脑子似乎在头骨里晃动。胃里很难受，火烧火燎的。我想起，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大概是饿的。
这时，门外传来阵阵喊声。在大楼里听不清楚他们在喊什么，好像是“打倒李鹏”，“向六四血案凶手讨还血债”，“共产党下台”等。
赵戈站起来朝门外走去，“在这里看不见东西，我到楼上去。”
我随着他站起来，谁知站得太急，眼前一黑，竟咕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
小孙赶忙过来，与赵戈一起将我扶到沙发上。小孙为我倒了一杯热水让我喝下。温暖的热水顿时使我好受一点了，我坐起来。
小孙对赵戈说：“你先扶姜健回宿舍，我给陶医生打电话。”
赵戈点点头，扶着我就往外走。我叫道，“我没事，不需要回去。”我推开赵戈的手，但身子不由自主地晃了晃。赵戈一把搀住我，我才没有摔倒。赵戈埋怨道：“姜哥，就别逞强了，让我扶你回宿舍吧。”
我无可奈何，只得在赵戈的搀扶下，回到宿舍。我回到房间后不久，陶医生就拎着药箱进来了。陶医生就是总领事夫人。她打开药箱，给我量了量血压，试了试体温，还让我张开嘴看了看。我告诉她，我没有什么事。陶医生摇摇头：“你的体温有３９度，还说没什么。年青人就是不知道爱惜身体，非要等到倒下了，才看医生，还嘴硬。”
我告诉她，今天没有吃饭，也许是饿的。她听了以后，责备我道：“怎么能不吃饭呢？干了一天活，不吃饭怎受得了？就是生病时不想吃东西，也得强迫自己吃。不吃东西，身体就没有抵抗力，就容易生病。生了病也不会好。”
陶医生给我开了几片药，给我打了一针，又冲了一杯葡萄糖水让我喝下。临走前，再三嘱咐我，有事随时叫她。我答应了。
赵戈坐在床前的沙发上，他一直默默地看着我不说话。我让他不要管我，我睡一觉就会好了。赵戈站起来，“那我去值班，你先躺着，我一会再来看你。”
我闭着眼点点头。赵戈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我说：“别着急，急坏了身体也没用。一定要保重身体。要知道，我们这些人，除了自己的身体，就一无所有了。”
赵戈走后，我闭着眼睛，很快就陷入了一片浑沌之中。我昏昏沉沉地，仿佛是在空中飘。我看见很多人也飘在我的身旁，他们似乎是一个人，又似乎是许多人我似乎认识他们，又好象不认识。我努力辨认着，试图弄清楚我在哪里。我忽然看见小妹也在人群中，她正在奔跑。我喊她，她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冲上去拉她，她的衣服在我的手中变成了云。她的全身都变成了云彩，渐渐地融和在天空中。我跟在她后面追赶，可总也赶不上。忽然眼前红光一闪，小妹就完全消失了。我大叫一声：“敏捷——”
“姜健，姜健。醒醒，醒醒。”
我听见有人在叫我。我睁开眼睛，小孙正站在我的床前，用热毛巾给我擦汗。我感觉到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粘乎乎地贴在身上。
我“呼”地坐了起来，“楼下有事？”
小孙按住我，“你躺着，躺着。楼下没事，我下班了，顺便来看看你。你病的不轻，直说胡话，要不要让陶医生再来看看？”
我急忙止住他，“现在怕是半夜了吧，别叫她了。我有点发烧，刚才吃了药，出了一身的汗，估计现在已退烧了。我没事，明天就全好了。”
小孙见我这么说，想了想，说：“也好，不要叫她了。你吃点药，再睡一觉，我给你打点开水来。”
小孙拎着热水瓶出去了。我闭了一会眼，感到衣服湿答答的很很不舒服，就挣扎着爬起来。我想洗个澡。我感到自己很虚弱，腿发软，走路时就象踩在棉花上似的。我坐在浴缸里，打开热水龙头。热气熏的我喘不过气来，我又陷入了浑沌之中。我的身体又在漂浮，找不到落脚点。
“姜健，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似乎听见小孙在叫我。他的声音很遥远，好象是从天上传来的。我闭着眼睛，觉得自己模模糊糊地答应了一声。我朝他伸出手，想让他帮我关上热水龙头。我感到小孙的手搀住了我，将我从热水中抱出来。他用干毛巾将我裹起来，为我擦干后，几乎是把我抱出了浴室。
我相信，我躺到床上后，立即就睡着了。我梦见了周涛。她穿着一身红衣服，戴着许多花花绿绿的首饰。她漂亮得惊人。她就象我们结婚那天一样，羞答答的，一件一件脱去衣服，然后钻进我的被子。我搂着她，吻她，感受着她软绵绵的身体，觉得舒服极了。人一下子就放松了，我陷入了昏睡之中。
（未完待续，下接zk9901c4）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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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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