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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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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博物馆专集（四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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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一六七期 ——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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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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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研究动态】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编者的话 徐 晓
编后记 丁 东 跋：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 遇罗文
⒉【历史资料】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七） 宋永毅·孙大进
第二章 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续）
⒋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遇罗克
⒌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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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者的话
·徐 晓·
遇罗克写《出身论》的时候我１１岁，刚上小学五年级，从上中学的姐姐那里知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著名的对联。我家虽然不是黑五类，但姐姐却是对联的反对派。一次在灯市口女中开辩论会，操场上的高音喇叭传出会场上昂扬而嘶哑的声音，我也站在校门口想挤进去看热闹，但被穿黄军装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挡在了校门外。那个晚上，姐姐似乎是彻夜未归，急得母亲一次次到校门口去找。
１９６８年，我正在读中学，只是从来不用写作业，也不记得参加过考试，大批判会和忆苦思甜会是那时候的主课。我曾经在一次规模盛大的斗争会上发言，批判的对象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刘自立，他是本校初三的学生，罪行是张贴反对毛主席、反对教育革命的大字报。我在批判稿上深挖他的反动根源，认为那就是他那被打成叛徒、特务而且“畏罪自杀”的父亲。可见，“对联”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而深入人，很多年后，我和我的斗争对象成了朋友，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老共产党员，曾经陪同周恩来出访过非洲１４国，并参与过“九评”的写作。
就在这一年，遇罗克被判处死刑！两年以后，遇罗克被枪杀！
１９７２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姓氏有点特殊的名字。那一年，我认识了赵一凡并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给我推荐了许多书，介绍我认识了许多人，给我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之一就是本书中《魂兮归来》一文中的主人公郑晓丹。一凡在讲述了晓丹因为维护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而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后，含着泪说：“如果晓丹活着，我一定会让你们认识，你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以后，通过一凡认识了晓丹的妹妹红丹，并与一凡、红丹等数十人一起因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而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凡对我说：“在狱中我只担心你，从没担心过红丹，因为她毕竟是晓丹的妹妹。”１９８８年，一凡病逝。我从遗留下的信中才知道，当年晓丹曾经热烈地追求过一凡。一凡与当时很多人一样，认为年轻人应该以革命为重，不应该儿女情长。晓丹死后，一凡为没有接受她的感情而后悔万分。我在遗物中还发现晓丹的父亲在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２日写给一凡的一张名信片，其中说：“关于晓丹材料，写就后直接寄海淀区委办公室郑晓丹结论揭批查组，你要留底稿，我回京看你的底稿就可以了。”从中可见，对于晓丹的平反，一凡是做了努力的。一凡曾经保存过大批文革资料，其中当然有遇罗克写的全部文章。据说，《光明日报》为遇罗克写平反文章时，曾到北图去查找《出身论》，但最终还是馆员辗转从一凡那里才借到。
因为曾经爱着一凡的晓丹，因为与我同案坐牢的晓丹的妹妹红丹，遇罗克之于我似乎有了特别的意义；编《遇罗克与〈出身论〉》这本书对我来说似乎也有了特别的意义。
遇罗克和晓丹被害已经整整３０年了，一凡去世也已经十年。但愿这本书的出版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然而仅此是不够的！
本书的作者之一牟志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遇罗克被判死刑后我哭了，我非常后悔，如果不办那张报纸，《出身论》的影响不会那样大，遇罗克也不会被害。”对此，我在《幸存者的不幸》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牟志京当然无法证实自己的逻辑而为自责找到确实的根据；别人也无法推翻牟志京的结论而使他的自责丧失根据。其实谁都清楚，遇罗克之死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哪张报办不办的问题。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如同张志新。况且，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尽管如此，牟志京仍然不能够推翻他自己的逻辑而放过自己。”１９９５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５．１６”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但是显然，一个年仅２７岁、有着如此生命激情的人，是绝对不会甘心在追求的路上倒下的。
然而，他真真切切地倒下了。不只是倒在枪口下，还倒在十几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倒在十几亿人无言的沉默中。如今，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哪方黄土掩埋着他的尸骨，无法为他的坟冢栽一棵绿树，添一（扌不）新土。
我不知道，如果当时让我上台发言，我是不是会像批判刘自立那样慷慨激昂？如果我在现场，会不会和在座的十几万人一样振臂高呼？诚实他说：我会。我想，如今被这本书所感动的大多数人，如果扪心自问，恐怕都会做出这种肯定的回答。
那么，遇罗克、张志新们之所以会死，就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了。
但愿，千千万万赞成过“出身论”并深受“血统论”之害而没有被压垮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千千万万反对过“出身论”并身体力行地坚持过“血统论”而良知没有泯灭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不曾知道有过“血统论”与“出身论”之争，不曾听到过遇罗克、郑晓丹其人的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回过头去看——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泪；能够静下心来想——想我门民族和个人付出的与得到的；能够拍着胸口问——不只是问历史、问社会、问他人，更重要的是问自己问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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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后记
·丁 东·
当我五年前开始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的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原始资料的宝贵。这些资料的难求，固然因为保存本身需要冒太多的风险，所以大都屡遭劫难；同时也因为后来没有得到整理出版的机会，往往长期尘封，或保存在私人手中，秘不示人。保存历史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见诸公开的传媒，否则随时都有湮没的危险。因此，推动这些民间思想史料的公开出版，一直是我的心愿。然而，做起来却不容易。一方面需要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需要寻找适当的运作方式与市场接轨，把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很难。
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份。
所幸的是，和徐晓、徐友渔先后说起此事，他们都十分认同，马上全力以赴。同时还得到了宋永毅、杨健、印红标、李恒久诸位朋友的无私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四面八方集中了本书的全部内容，并以最快的速度编印出来，奉献给读者。
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的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往往来不及燃烧，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遇罗克的命运非常特殊，一方面，他为思想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年仅２７岁的生命；一方面，他的思想在生前却得到一个空隙，从而大面积传播，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其中有的是赞同者，有的是反对者，有的是公开反对而内心赞同者，有的是当时反对而后来赞同者。做为一个青年思想家的个案，可以辐射出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书的宗旨主要是展示遇罗克的思想和生平事迹，只收入了很少的研究文章。我相信，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引起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革史等各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
对于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等报纸上发表的七篇文章，本书保持了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认为，在１９６７年的语境里，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遇罗克在引用当时掌权者的言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理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合法性，同时把当时已经打倒的领导人的观点做为批驳对象，这都属于表达的策略。遇罗克的深层思想，并不在于认同或否定哪个领导人的哪个具体说法，而在于为５０年代以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到文革中登峰造极的、变相的种性制度下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申张权利。这才是文章的精神实质。如果比较一下遇罗克为《中学文革报》发表而写作的文章和留给自己看的日记，就会发现，真实的思想要比为公开发表而写作的文章更加独立，更加彻底，更加纯粹，更加深刻。当然，我们也相信，有历史感的读者的关注重点，不是计较他的文章正面引用了谁的话，批判了谁的话，利用了当时那些主流宣传口径，而在于体会他当时所表达的中华大地上最先进的人权觉悟。所以，在编辑过程中，即使遇到与今天流行的认识明显不一致的文字，也力求保持原貌，不作任何删节，只是个别人名以ＸＸ代替。
今天的中国，不论人权意识，还是人权状况，与文革年代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压得千百万人喘不过气来的“黑五类”，如今被反其意而用之，成了一种保健食品的品牌。“家庭出身贫农”，已经进入民间的笑话。悲号变成调侃，血泪化作招贴。然而，在告别现代种性制度的恶梦同时，人们似乎也淡忘和疏远了遇罗克那种不惜点燃自己照亮黑暗的崇高精神。编这本书，也是想同这种淡忘和疏远抗争。
筱敏在谈到另一位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李九莲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她被枪杀了，她的思想再也不能生长。而得以继续生长的，是另一些幸存者了。她的思想，在今日的学者们眼中，远说不上成熟。然而今日学者们思想的权利，以及拿前人思想做学问的权利，是许多如她一样的被枪杀者争夺来的。我们要不时地告诉自己：我们是幸存者。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当了不幸。
对李九莲，我们这样缅怀；对遇罗克，我们也这样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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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悲剧还会重演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跋
·遇罗文·
将近２０年后的今天，人们才又有机会缅怀遇罗克，不能说不是我们的悲哀。
自从１９８０年，全国报刊大张旗鼓地给遇罗克平反，称他为英雄以来，我遇到最多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政府给没给他定为烈士？给家里多少抚恤金？”
今天，我给大众一个回答：没有谁授予遇罗克烈士称号；给我父母的，只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是的。“烈士”称号难道需要恩赐吗？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就是最好的回答。
罗克的事迹见报后，我家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我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遭遇，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缩影。在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善良的中国人眼里，希望从中看到民族的希望。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她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态度。
人们希望对许多事情有个“说法”，但往往又很失望。
我父亲是个有作为的工程技术人员，他首创的“竹筋楼”小区经过４０年的风风雨雨，至今还屹立在良乡镇上。随着施工的结束，他旋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并被劳动教养多年。８０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这就是２０多年折磨的代价。“右派”是改正了，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因为他曾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过。
母亲因为没有被开除公职，尽管被降薪降职，“改正”右派身份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父母是超脱的。在给罗克平反后，公安局专案组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只要求将因受《出身论》案件牵连第二次入狱的我尽快从东北监狱释放出来。
我们有幸在这里回顾过去，请不要忘记“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冤魂。罗克曾让我们帮他收集许多惨绝人寰的资料，准备予以逐步揭露，但没有机会发表。他不会去理睬这个路线、那个路线，他最关心的是人的尊严。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奥斯威辛、格罗斯·罗森等集中营。那同样是２０世纪人间的悲剧。为了警告人类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让人们忘掉它，许多国家建起纪念馆，德国总理跪下忏悔，以便更深地记住这段历史，避免悲剧的重演。从而也使人们减少了对日耳曼族的恶感。
萧乾先生说得好，我们只抓住“文革”闹剧的几个演员，而没有抓住导演，就无法保证没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因此他建议建立“文革纪念馆”。
我很感谢本书的编者们，他们使许多人知道或记起了，中华民族还有大讲“血统论”这段历史，或许以后因此不再讲“血统论”了。不是有人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讲了”。其实，现在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父母所在单位的党委证明其父母的出身、成份和政治表现。
因为有许多人关心，现将我和亲属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母亲，王秋琳，于１９８３年月去世，享年６３岁。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她最后一次日记是那年５月１日，是哥哥的生日。她又想起了哥哥四、五岁时，每天坐在台阶上等母亲下班的情景。有一次母亲走到他身边，他才惊醒，羞涩地说“妈妈，我睡着了。”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父亲，遇崇基，于１９８８年去世，享年７３岁。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弥留之际，已经不认识谁了，嘴里还叨念着“罗克，罗克……”
遇罗锦，从１９８６年以来一直在德国居住、写作，过着清闲的日子。我多次劝她回国看看，她总是拒绝。我想，是因为这里会引起她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和弟弟遇罗勉，一个学机械，一个学电子，自认为是绝好的搭挡，所以一直在一起工作。近年搞“水刀”的研制。制成的“前混式水切机”被专家称为世界首创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得多。
我还要介绍一位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最值得我敬佩的人物——郝治（牟志京文中误写成他哥哥的名字——郝汉，还把魏雷误记成顾雷，纪亚琴误记成王亚琴）。他是哥哥中学同学，也是我家的世交，说话幽默而有见地，是我们《中学文革报》中唯一的大学生——轻工业学院的。为了掩盖他父亲是右派的身份，化名马列。在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仅右派出身，就足以“证明”所作的一切都是错的了。他能考上大学，简直是个奇迹，为此勒令他休学一年。
罗克每次写完一篇文章，首先要给我和郝治看，让我们帮助修改。我能提出的意见不多，而郝治能出不少主意。罗克被捕后，我俩被看成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或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分别被“群众专政”，关在学校里。我的命运比他强，在学校里处境好些。他被关在黑暗的楼梯间，每天遭受一次毒打，吃的只有窝头咸菜。两个多月，他至死不承认什么反革命集团。但是他也知道，这样下去必死无疑。于是绝食七天，校方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再毒打，放他回家。他走到阳光下才看到，自己的枕头已被血凝结成一层硬壳。他是我知道的最有骨气的硬汉！
后来我的命运又不如他了，由于有手榴弹一案在身，也是出于审讯的需要，从群众专政又升级为拘留审查，关进了哥哥正被关押的半步桥监狱。当时受《出身论》一案牵连，被判１０—２０年徒刑的还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
《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委托我向《中学文革报》知道他身世的成员表示感谢——因为没有一个人检举他，否则他的处境不堪设想。是的，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都珍重那段纯洁、高尚的友情。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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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七）
·宋永毅·孙大进·
（续上期 第二章 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出身论之四：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刘邓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渡过了四十七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彭真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灸手可热的刘少奇、李雪峰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有持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象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上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肖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象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载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打着鞭子，象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后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你当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象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沾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决心！
四．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什么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刘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晚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是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一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十三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好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泪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她对党无限的忠贞！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象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底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全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那时的思想，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思想！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
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
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
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四期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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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论之五：谈鸿沟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选登出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分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分子，你们查一查一九六一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现象不合理；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彭真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象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一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清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祟。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己毫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侯，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己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一．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象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极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得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叫做“剩饭侯”，多少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凤姐。凤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十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象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证明自己是个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象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束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辗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迫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二．从三个方面看鸿沟
其一、 家庭影响神秘化
一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不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一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一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到了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中文=汉仪中黑繁}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中文=汉仪报宋繁}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象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８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产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一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象毛主席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达到其复辟目的。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把家庭影响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现也神秘化。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封建时代的种种格言。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将门出虎子”，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血统论者奉为至宝。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
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女十二中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竟以为自己顺心的事都是错的，自己不满的事都是对的。他们看了某一篇文章，先是觉得挺高兴，可是立刻就责备自己，回去写了篇批判文章贴出来，不过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让某位领导人肯定了，他们可大大慌了手脚！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还有什么朝气蓬勃可言！他们的心灵简直是经受了无可救药的残害！而残害者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的血统论，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论！何其毒也！手头还有一张铅印的传单，是四个学校在运动初期联合组织的红外围。红外围的组织当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们写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接下去便说，“这个组织要绝对地服从红卫兵的领导”，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格打勿论”！多么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经是革命的左派了，还要绝对服从一个既非党团，又非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出身好的红卫兵领导之下。大概领导你们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青年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多么深，多么宽，多么不可逾越了！在学校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一派是专门汇报思想的，一派是专门听汇报的，前一派必然产生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的能手，后一派必然出现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老爷。真要问他们是怎样成了混蛋的？不是别的，还是万恶的唯出身论把他们逼出来的！
其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种腐朽的思想，都会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过去修正主义集团大大利用了血统论，运动初期刘邓路线也在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道鸿沟越挖越深，务使我们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把革命队伍缩小，以利于消灭之，二是想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拢、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们顺从的复辟工具。有一段时期，他们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学文革报》和其他中学生主办的报纸常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有一张铅印的表格，是一位司机同志托人转交给我们的。他说：“请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人看一看，给他们做个参考。”不负盛意，我们把它抄在下面，以飨同好。
学习驾驶员的条件
（一）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⒈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⒉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现，如果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确属没问题的，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⒊ 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
（其余两条从略）
这仅仅是培养一个驾驶员所需要的条件！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在第１款中，是两个不问表现，一不问“红五类”出身的表现，哪怕这些人是联动的刽子手，也要被“贯彻”进去；二不问“黑六类”出身的表现，哪怕是聂元梓、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也都拒之于门外，第２款似乎是重在表现了。这一款是针对除去黑六类以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不用说，就是小业主出身的了。这回重在表现了。可是，一要划清（划清了还不相信），二要审查（审查到了没有问题），才能培养“一些”！根据出身这么一鉴别，于是乎再也用不着进一步审查了，便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好同志”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能不能容忍！这不过是千万个例子中的很小的一个。凡是克服了偏见的革命同志都可以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举出你亲身经历的更多事例来。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以上我们就从家庭影响神秘化这个方面，从政治表现神秘化这个方面，从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方面，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鸿沟。我们说，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统论，唯出身论一手造成的。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阻碍着我们的前进，到了彻底填平它的时候了！
三．填平鸿沟的办法
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阶级论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还得看表现。象江青同志所说的，要时时处处看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斗争中填平这道鸿沟。过去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这道鸿沟把革命青年分开了，使他们站在天河的两岸，遥遥相望，几乎使运动夭折。现在，我们应该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让它变成一道通途。这道鸿沟只能在大联合中填平，在夺权斗争中填平，在斗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斗争才能彼此了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倾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识别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才能验证一个人所受影响如何。那些受过一些委屈躲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同志，应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了！那些压制过别人，无形之中帮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忙的同志，也应该扪心自问，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涤荡我们脑海中的剥削阶级观念，才能使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这些都不至于变成空话，要使中学革命运动不至于冷冷清清，要使今后的革命能顺利开展，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高不高？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过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决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现更好。联动的骚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党历来是主张革命青年应该平等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他亲手拟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并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们青年无限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对所有革命青年说的，不是对某一阶层的青年说的。我们的导师早已为我们指明了航程，谁要想扭转它，想阻碍它，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鸿沟等待着我们填平，血统论、唯出身论等待我们消灭。革命的年青人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斗争中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向一切腐朽的东西开战！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 原载《中学论坛》创刊号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７日
（第二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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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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