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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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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
◆ 纪念专集（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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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一七六期 ——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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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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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不敢忘却】 “六四”坦克碾人真相 雨 源
真诚——十年前的回忆 方 言
⒉【十年茫茫】 那塔，那湖 余 杰
⒊【各抒已见】 大家都来打嘴巴 清 明
团结才能胜利
——与《六四绿卡与签名运动》的作者商榷 墨 荫
婚外恋、六四绿卡及其他 杞 人
⒋【官方动态】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３日（５则）
⒈ 胡启立说建设民主政治是渐进过程 新华社
⒉ 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 新华社
⒊ 赵紫阳会见“亚银”客人的讲话 新华社
⒋ 就“请愿书”和对话等问题袁木等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
⒌ 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在
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赵紫阳
⒌【众声喧哗】 １９８９年５月初（４则）
⒈ 香烟、胶卷答记者问
⒉ 学运记分表——你能及格吗？
⒊ 自由对话录
⒋ 要等就等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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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忘却】
“六四”坦克碾人真象
·雨 源·
“六四”事件已有近十年了，我一直在期待着为它平反这一天的到来。“六四”事件使一批人得了益，但更多的人却为它倒了霉。作为亲历“六四”事件的普通学生，血腥惨案的见证人，看到和听到周围的人已经淡忘了此事，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有利于国家的时候，心中特别悲哀。我想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些事实，请大家不要忘记因“六四”而牺牲的普通死难者和那些屠杀他们的刽子手们。“六四”不平反，天理不容！
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围观了西单公共汽车（“六四平暴”镜头中，几个学生端着枪向群众展示）和新华门附近小中巴（里面有很多枪支）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的帐篷里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只是靠广场西侧的一个大帐篷下，还在展出着一些从进城便衣部队那里缴来的菜刀匕首棍棒和绳索等。尽管如此，大家当时仍然只是猜测，军队只是想化装进城，以便躲过市民和学生的阻挠。看起来，军队可能要把学生从广场撵走，清理天安门广场了。所以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决定回校吃饭，晚上再来广场坚守。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北京市的通告和一些有关军队要进城的传言。我们几个刚吃了些方便面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后，决定去广场支援那里的学生。然后，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骑着单车，打着大旗，沿着学院路向南骑去。一路上，路旁的市民和学生不断地向我们欢呼，同我们一齐高呼口号，气氛非常热烈，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劫正在向着北京袭来。
当我们到达车公庄的时候，那里已有一串被群众自发拦住的军车，卡车上挤满了军人，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有少数几个车上的军人头上戴了钢盔。群众一见到我们举着大旗到来，马上跑过来拦住我们，请我们帮助指挥，拦住这些军车。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组分别指挥群众包围着一个军车，向他们讲道理作宣传。同时，我们也负责劝阻老百姓，不让人伤害军人和军车。整个车公庄大街的军人和群众都在有序地僵持着，军人站在车上，群众和学生在车下宣传。
约莫过了两三个小时后，大概在快十二点的时候，忽然有传说军队开抢了。不久，就见从二环路南面跑来了很多人，其中有的人身上沾满了血迹。这下，整个车公庄都乱了，群众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们开始群起掀军车。车上的军人只好跳下汽车，汇集聚拢到了一堆。这时，有的市民和学生开始打砸军人。当时我看到，有好几个可怜的军人的头被石头砸得鲜血直流。我们几个同学无助地看着发生的一切，看着这批可怜的军人簇拥一团，挤向了地铁站。
群众饶过了这批军人，但无法饶恕这些剩下的军车。于是，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吉普被点着，我们亲眼目睹着这十几辆军车，化成了熊熊大火。约一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聚到了大旗下，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市民，当他们听见我们要去广场的决定后，死活拦着我们，不让我们去白白送死。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广场上仍有很多同学在坚守着，我们一定要去支援他们，把他们救出来。在我们的坚持下，最后他们同意放我们去了，但坚决不让我们打着大旗去，因为听说军人一见大旗就开枪。这样，我们只好把大旗交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市民，开始骑车向复兴门奔去。（“六四”后，我们几经打听，得知市民已把大旗完好地保存起来。他们告诉我，待到“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把它再打出来的。我非常感激这些不知名的父老乡亲，正是这些正义的人们留住了这面红旗，使我们几个能够化险为夷。否则，我们也许就象那些在长安街倒下的学生一样，永远也回不来了，因为我一直都在打着那面大旗，而我的几个同学是始终都在大旗的四周的。）
我们骑着单车从复兴门上了长安街。这时间正是军车已经开过去了的空隙，我们沿着长安街向东骑行，路上没遇到什么险情。当时的长安街灯光昏暗，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街两旁的临时工地的围墙和薄铁皮门上布满了枪眼。当我们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一辆正燃烧着的装甲车里面的子弹还正在“霹雳啪啦”的爆着。这时候，西面开来了一些军车，我们十几个人马上和周围的人一起躲向了路边，我们十几个人也一下子失去了联系。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时中了一枪。侥幸的是，他当时正半趴在另一个同学的头上，胳膊搭在中间，子弹正巧从他的头下和那个同学的头上，穿过了他的右臂，若子弹或上或下一点，那就肯定会击中他的或另外那个同学的脑袋了。
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小王仍没跑散，待军车过后，我俩开始小心翼翼地步行，沿长安街南侧墙跟儿向东移去，我们的生死经历就从这开始了。
这时的六部口与新华门之间的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不时的枪声加上昏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长街，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怖。我和同学小王沿着长安街的南墙根儿，慢慢地向东试着移动，深怕半中间杀出一路军人或扫来一梭子子弹。还算走运，我们没遇到任何意外便到了新华门的附近。当时的新华门附近就象死一样的寂静，甚至连个站岗的都看不见。当时我们想，那门里面一定埋伏了许多军人，一旦有人靠近，肯定必死无疑。我和小王最后还是颤颤趔趔贴着南墙根儿，挪过了新华门对面。再往前走些，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市民和学生（约有几十人，看上去多数是学生）。我们一见到这么多人，胆子马上又壮了起来，刚才的恐惧也顿时消失了。
不一会儿，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了一大批军车和装甲车，卡车的四周围着帆布篷布。我们一下子都闪到了路两旁。由于长安街太敞，根本无处躲藏，我们只好趴在人行道上或蹲在小树后。不过，这批军车倒是开枪不多，只是偶尔地，从驰过的卡车的两侧冒出几枪。由于长安街两旁连个石头也捡不到，我们只能躲在树后漫骂，也有几个人撬起了人行道的方砖，摔碎成小块后，向驶过的军车投去。
这次军车断断续续地过了约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人群又开始聚到了一起，这时的人数已比刚才多了些，大家开始相互攀谈起来。当谈到无人得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时，大家都想冲进广场，去救那里的学生。也不知谁先打的头，我们相互挽起手来，横在长街上组成了一个人墙，然后开始唱着歌（我记得好象是国歌和国际歌等），手挽着手，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行进。当行至离大会堂西侧路约一百多米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路前方站列的军人人排了。
我们仍然继续高唱着前进，当我们行至离军人不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已能模糊地看到前面的军人排正在平端着枪对着我们。突然，我们看到了正前方辟雳的火光，同时也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和哭叫声。前面开枪了，我们的人排一下子倒下了许多，人们一下子就散了开来。我右边挽着的一个学生，一个踉跄倒了下去，我差一点被他带倒在地。我猜他是中枪了，忙和另一个人把他架起来就往回跑。所幸，军队并没有追赶，最后我们在离军队大概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军队这时也停止了射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当时，的确很多枪都是朝天放的，否则的话我也没命了，但我肯定当时也有不少是平射的，因为我们当时一下子就倒下了许多人。）
中弹的人们很快被车推人背地架离了长安街。过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又聚了起来，这时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些。我们又开始组成人墙，手挽着手，高唱着歌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和上次一样，当我们离军队几十米的地方，军人又开了枪，我们又被打了回来。这样反反复复约有四五次，每次我们的人数都在增加，而每次也都有中弹的被架回来。只不过，中弹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罢了。记得有一次，我旁边的又一个同学中了弹，被我和另一个人架着拖回来。我后来才看清，他的裤子大腿上被打了个黑洞，黑洞里一劲儿地向外冒血。虽然每一次前进，我和小王都是走在头排，但幸运的是，我们俩一直都没被击中。
记得最后一次行进时，天已经亮了。当行至离军队约有五十米的样子，我们已经能看清对面的军人，他们正平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几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对面黑洞洞的枪口。因此，我们自然地放慢了前进步伐。当时，由于长安街太宽，我们的人排自然形成了弧形，我和小王站在中间偏右的地方。当我们距军队约五十米的地方，路两侧的人们已经距军人只二三十米了。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吧，这次虽然离军人非常近，但中间的军人只向天上鸣了几枪，只是路两旁多了一些手举大白棒子的军人，不断地挥舞着大棒，追打路两旁那些靠近他们的人群。这时，我们也不敢再往前了，只稍退了一点，开始和军队人排对峙站着，中间约有五六十米的样子。
后来，我们开始高呼口号，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歌曲。对面的军人听到我们唱，也和我们对着呼口号和高唱歌曲。只要稍有人向前，路两旁的大棒就追打过来。因此我们中间始终与前方的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奇怪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正前方的军队人排突然停止了呼口号和歌唱，人排中间突然撤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我和周围的人都愣住了，都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我们发愣的时候，前面传来了“轰隆”声，这时，我们才看到，从广场方向开来了一队坦克，为首的一辆开到军队人排撤出的口子后，停了下来。接着后面又上来了很多坦克，它们开始列队，在第一对并排的坦克后，排着第二对，并且它们错列行在第一对坦克未能覆盖的空间上，然后是第三排。这样一来，整个长安街便布满了坦克，再无它们不能碾过的地带。我们看到这，才定了点心，猜测军队可能是想用坦克代替军人和我们对峙的。
然而坦克并没停下，反而开始向我们开来。这时候，也不知道那个不要命的，首先躺到了马路上，别的人看了，也跟着躺了下来。转眼已有数百人躺了下来，宽敞的长安街上黑压压地躺了一片人。当时我和小王都站在前排，看到别人都躺下了，也就一闭眼随着躺在了路中间，心想是死是活随他去吧。我转念一想，要牺牲也得牺牲得壮烈点吧，所以才又睁开了眼。当时我和小王都在第一排，我是头朝西躺的，所以能看到东面坦克开过来的情形。
坦克对着我们越开越快，马上就要碾到我们的人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当第一辆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北侧五六米远的人群时，突然一个急煞车，急停了下来，我记得当时的马路被震得乱晃，整个坦克的上身都往前冲了一下，在离第一个人不到一公尺的地方才停住。我正前方的坦克这时离我还有十几米，也随着第一辆停了下来，接着所有的坦克都停了下来。紧接着，坦克仓门打开，军人开始向我们和路两旁扔毒气弹。霎时间，黄烟开始弥漫长安街，我和小王几乎随着所有的躺在地上的人们，一下子跳了起来，逃向了路南侧。我跳到路边，顺便往东看了一眼，当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刚才与我们对峙的士兵们，看到我们狼狈鼠窜的样子，正在举枪跳跃欢呼着，我这一生都是不会忘记这批惨无人性的邪恶军人的。
毒气弹象易拉罐大小，当时吸到肚里，只觉得舌干胸闷，直想吐，我和小王开始不住地干咳。这时，我和小王看到一个刚扔到身边的毒气弹，他捂住嘴想检起来扔向坦克，我看着黄烟“噗”地一下涌了出来，小王几乎被掀翻在地。我对他喊了一声“跑吧！”我俩几乎同时开始向西跑去。这时的坦克已经形成正式队形开始向西压。由于路南道窄，毒气也太多，路北是中南海院墙，因此，我俩想斜着穿过长安街，沿着中南海院墙往西跑，这样也许会安全些。所以，我俩斜穿长安街向西北跑去。因为路上到处都是黄烟，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俩一下子就跑散了。也因为黄烟，我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行驶的坦克上，坦克也差点儿撞到我。
也许我命大，或许是当过运动员跑得快的原因，我终于幸运地斜穿过了长安街，开始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向西跑去。由于这一侧是树木花园，坦克并没压上来，所以跑起来安全多了，只是吸的毒气太多，胸腔无比地难受。当我跑过新华门时，门前密密地站了一排士兵，他们全都倒背着手直直地立着，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跑过去。当时，我真怕他们把我们往公路中间撵，那样的话，我们可就要糟殃了。勉强跑过新华门后，我的胸部实在难受，只好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水（喷水龙头溢出的）往嘴上一按，接着再往西跑。不一会儿，我便跑到了六部口。这时，坦克已经在我之前到达了，于是，我赶紧右转，向北又跑了几十米，当我看到已经停了许多学生，也没有坦克追过来时，才停了下来。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正蹲在或趴在地上呕吐干咳，几个女学生模样的干脆横趴在人行道上，把头伸出路基干吐，样子看上去难受极了。我的胸部也非常难受，只得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也没吐出来。过了一会儿，我觉着好些了，看到六部口的坦克已停住了，我想找找小王，看他是否也已安全逃出，才又壮起胆子往长安街走去。
这时候，长安街上弥漫着的黄烟已经淡了一些，但稍远一点还是什么都看不见，因此谁也说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虽然当时的坦克还在发动着，但轰鸣声已小了很多。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我和周围的人站在那里哭了一阵儿，当我看到身旁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便哭着同他们商量看是否能把这些尸体抬走，免得被军人抢去消尸灭迹。那几个学生和我一起走到邮电所西面的一个胡同，向一个住户要了一块木板，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钉在一起的木板子。在周围人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一具具地抬尸体。
当时的坦克就在旁边响着，我们流着泪，也顾不得害怕了。我已经记不清先抬的那一位了，好像是先抬的那个脑浆被压出来的学生。当时由于木板太短，他的头顶在我的肚子上，脑袋已经空了，但我的衬衣上仍然沾了一些脑浆。抬另一个内穿红背心的学生时，他的一只右臂和上身只联了几丝肉，基本上已经掉了下来，红背心和肉绞在了一起，大腿上的五花肉也翻了出来，我拿着他的右臂放到他的肚子上，然后把他抬了出去。还有两个学生已经和自行车碾到了一起，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一个和自行车分开。而另一个被压得自行车的脚蹬子刺进了胸腔，我们实在无法将尸体和车子分开，只好连同压扁的自行车一起抬了出去。
记得我们抬最后一个尸体的时候，从长安街西面又开来一批坦克。我当时正拿着木板朝东蹲着准备抬尸体，根本没注意背后的事。突然间，许多市民和学生都冲着我喊叫起来。我回头一看，一辆最边上的坦克，马上就要压到我了，我条件反射地扔下木板，跳到了人行道上。转眼这辆坦克已经驶过，停在了前方，再看一下刚才的木板，约一寸厚的木板的一角已被压得象麻片一样，我被刚才的情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我们终于把五具尸体抬到了街后的一个胡同里。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检查一下死者身上是否有证件，以免一会儿军人把尸体夺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我们翻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只从一个绿背包里，翻出一个女学生的学生证（女生名字我已记不清，只记得是北京ＸＸ学院的）。尸体总放在胡同里也不行，我们正发愁时，正巧来了个好心的个体司机，他流着泪建议我们把尸体送到政法大学去，以备作为法律证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尸体（一个连着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上。由于害怕大路上军人抢尸体，司机师傅带着我们沿着小胡同开了很久，才上了二环路。路上他还对我们讲述了他这一夜是如何抢运尸体，一直到现在的所见所闻。由于五具尸体是迭放在小卡车上的，车子只好开得很慢，这时的汽车前后已经跟随了许多人。
汽车上了二环路后，人们骑着自行车前后围着小卡车，护送着这辆小卡车行向政法大学，一路上护送的自行车群越聚越多，当我们到达政法大学的时候，已有数千师生在校门口迎着我们，我们的前后也跟了上千人。当我跳下汽车时，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噙着泪水抱住了我，我就象一个在外受屈的小孩，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样，趴在他身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记得，当时整个大街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满街都是哭泣声。
最后，一位陌生人，让我搭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当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了，许多同学已在校门口等了一上午，他们多数断定我是肯定回不来了。我们一见面，一下子涌到了一堆。至于后来的尸体存放和展览的事，具体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后来听说，尸体在政法大学的一楼大厅里，停放了好几天，北京市数以万计的人目睹了这五个被碾学生的惨状。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个同学小王也已安全地在我之前返回了学校。我们跑散后，他也差点儿被坦克撞倒。当他跑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躺在地上还活着的学生，臂膀几乎已经被碾掉了下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惊人的是，他在小王的慌乱搀扶下，竟站了起来，并能坐上一个自行车，扶着自己的那只胳膊逃了出去。六四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个学生的下落。这时他已经永远地失掉了那只胳膊，也被迫离开了他所在的那所大学。
我是流着泪，写完这段回忆的。我由于害怕牵连受迫害，一直将此事沉默着。看到“六四”事件已经马上十年了，我想我应该把我亲身经历的“六四”血案的一个角落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忘记“六四”的死难者和刽手们，促使“六四”平反的早一天到来。
□ １９９９年４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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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十年前的回忆
·方 言·
“六四”一转眼已快十年了，可是那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的事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六月三日的傍晚，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来家里找我，想出去看看，那时长安街上已很乱，市内交通早已瘫痪了，街上常可以看到戴着各种标识的学生，记得有一个学生站在长安街边上的一个垃圾筒上大声地说着什么，不外是情况危急等。我和我的同学沿着马路向木樨地走去。只几分钟我扪便看到那里有很多人，在军博前面横着站着一排学生，其中有一个挥舞着一面大旗，好象是人大的旗子。向西面是一片空旷的街面，再往前在公主坟那边能看到军队，他们手里拿着枪，也排成一横排，再往后看不太清楚，隐约能看到军车，我想这一定是从西面进城的部队。事情发展得很快，我们到军博时是约晚上七点左右，天已开始黑下来，对峙的最前方，学生在向军队扔石头，试图阻止军队前进。突然我看到远处军队及军车中闪出火光，紧接着听到几声很响的声音。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枪声，平生第一次。前面军队在移动，学生也很快退下来，我和我的同学也不敢多待，赶紧往回走。在这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人死亡，只看到有一辆卖汽水的三轮平板车上躺着一个学生，边上几个人护着向东退下来，车主一边拼命的蹬着车一边大喊着“躲开！躲开！”
很快，我和我的同学都回各自的家了。我家住在长安街边上，我房间的窗户正好面街。当时街上已空无一人，我感到军队马上就要开过来，我已能听到轰轰的军车及坦克车的声音，更能听到不断逼近的枪声。我把灯关掉，从暗处看着这一切的发展。街对面是一幢十几层的住宅楼，整个楼以往都是灯火通明，现在却变得漆黑一片。第一辆军车从窗前开过，随后是一串各种车辆，两侧是手持冲锋抢的步行军人。那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最令人震颤的是那冲锋抢的枪声，是那么响，回荡在街两侧的楼之间。有时从对面楼上传出一声叫骂声，紧接着便是一梭子子弹向那方向飞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军车两侧还挂着红色横幅“人民军队热爱首都”！我虽是个静静的旁观者，但一颗子弹也落在离我窗台不远的地方。
经过惊心动魄的一晚，六月四日一早，我和那个同学又一起出去，到木樨地桥那儿去看看，一路上尽是部队进城后留下的痕迹，在燕京饭店门口的十字路口，一辆１１４路电车横在路中间，车头被撞掉了一大块。街上人很多，天上不断有直升飞机低空掠过，上边重复放着录音“军委首长命令，部队进城不得阻挡，阻挡坚决反击”。我们来到邻桥的复兴医院，只见地上一串串血迹通向医院大门，在拐角的一个自行车库里，我们看到有四五个白布包着的尸体，旁边墙上写着“某某学生”，“工人，无名”等等。也可能是一晚没怎么睡觉的原因，我当时只觉得头里轰的一下。回到家前，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我的窗台，上面有一个核桃大小的坑，我想一定是那颗子弹了。
十年过去了，十年前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纽约读书，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已发生了很多变化。记得九二年第一次回北京，这个城市惊人的发展速度已令我这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人觉得有些陌生了，我家以前住的地方已盖起了一个新的商城，挤满了购物的人群。以前那个窗台上的小坑早已不复存在了，因为整个楼都拆迁了。但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的那些事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都能回忆起那震憾人心的枪声。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可以留给后人去评判，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学生们当时的出发点是真诚的，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铲除腐败，能够强大。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事情的真相，但是但愿大家多一点真诚，包括那些在海外因“六四”而获益的人们，在这十年纪念之际，在你们小康富足的今天，你又想做些什么？
□ 一九九九年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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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茫茫】
那塔，那湖
·余 杰·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个人在渐渐逝
去的黄昏中
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
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
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
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
迈着
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到
终结
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博尔赫斯
那塔，那湖，那些书，那群人，那片林子，那些花朵，那座校园。
我来之前，这里曾经很灿烂。我不忍说“曾经”，说起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我来之后，时光已经凋零，如勺海里入夜的荷花，如枫岛上无鸟的旧巢。只有湖还在，宁静如日本俳句里的古池，蕴一池的寂寞，等了许久，也没有等来一只入水的青蛙；只有塔还在，灰尘满面，鬓也星星，落下倾斜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喃喃地自言自语。
前清的王子和公主们在这里嘻戏过。那时候，还是康乾盛世，该辉煌的还辉煌着。那个倒霉的英国使节曾在这里下榻，因为不肯向大清帝国皇帝下跪而结束了他屈辱的出使。可他牢牢地记住了这片园子。半个多世纪以后，他的子孙们又来了。这—次，他们一把火烧掉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烧掉了圆明园旁边一片拱月的星辰：畅春园、蔚秀园、承泽园、镜春园的美丽的名字流传下来，大观园那样流光溢彩的想象流传下来。以致我每每阅读北大教授们的著作，在最后—页发现“写于京西××园”的文字时，总认为教授们都生活在桃花源一般的乐土上。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实际上，剩下来的只有一群群单调、笨拙、丑陋且拥挤的楼房。它们建于五六十年代。楼房与楼房之间是坑坑洼洼的水泥道，半黄半青的小块草地，以及匆匆行走、面有菜色的教书先生和学生们。他们几乎全都末老先衰，吃力地蹬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为生存无奈地奔波。
有的美丽定格在未名湖区，没有人敢给湖起名字，尽管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工湖。经历了一年又—年的淤塞与浚通，水已然不是当年王公贵族们眼中清亮清亮的水。每天早上，一堆堆的老人聚在湖边，在舒舒缓缓的音乐里练习气功。未名湖的早上是属于老人的，青年人都缩在被子里等阳光爬上他们的脸庞。要么就有几对约会的恋人，依偎而行，与演练气功的老人们一样物我两忘。湖边的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一字排开，朱阁绮户依旧，只是德才均备的风流人物们不见萍踪侠影。
冬天，湖水结冰了。冬季，未名湖有两三个月可以溜冰。这对来自温暖的蜀中，不曾见过冰冻的湖面的我来说，的确是件奇妙的事。第一个在燕园度过的冬天，冰还没有冻结实，我便冒冒失失地走上去，果然是“脚履薄冰”，只听一阵喀嚓喀嚓的声音，脚下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一直向对岸延伸。我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发现那块沙洲上的石鱼还有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赶快紧紧地抱着它。石鱼竖着身子，似乎在与凝固的命运作最后的挣扎。而我抱着它，分享着它那冰冷的体温。瀚海就是天堂吗？清醒就是沉醉吗？那一瞬间，我哭了，对着空寂无人的白茫茫的未名湖，就像当年抱着老马痛哭的尼采一样。我也想对石鱼说“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谁知道我的昨日生不是这条悲壮的石鱼，谁知道这条悲壮的石鱼不是我的明日生？我害怕惊醒居住在冰层下的诗人的灵魂，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让滚烫的泪水自由自在地溅落到石鱼的头上。或许，过不了多久，泪水就会凝成冰珠。
这里没有光阴的概念。草的枯荣不代表什么。中文系在五院，小楼的墙壁被爬墙藤密密地覆盖住了。草比人顽强。草在这儿扎根并且繁衍，而无论怎样优秀的学生一年就得换一批。五院破旧的二层小楼一年四季都在修修补补。每次走进去，都有一群民工在走廊里忙碌着，或者粉刷墙壁，或者装饰天花板，或者更换门窗。这种繁忙的场景使人怀疑：也许这群民工才是这座小楼的主人？据说，从一院到六院，许多院落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温柔如春水的冰心就曾居住于此。在漆黑的走廊里，恍惚跃动着一群民国女士的裙角。一股厚重的油漆与水泥的气味扑面而来，先生们习以为常地在这种气昧里撰写高深莫测的文章。窗外，院子里的草们疯狂地生长，象在跟谁挑战一般。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呀，草下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北大古老的楼房数也数不清：一教、二教、文史楼、哲学楼、化学楼、俄文楼、民主楼……一些正被拆除，一些等待着被拆除。谭咏麟伤感的声音飘荡着：“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飘落……我看见逆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是的，白发与黑发都留不住什么。这里本来就是一处“不真”的世界。冬天，当我作为早上第一个赶到教室的学生，穿行在灯光晕黄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空气如此燥热，带着金属般的霉味，渗透进我的每个张开着的毛孔。封闭的空间、模糊的门牌号、被白蚁蛀坏的讲台、墙上一层接一层往下剥落的石灰，这一切就像一台老得走不动的挂钟，牙齿落得差不多，咬不住时间的手指。最放肆的是老鼠，它往往在老师讲得最精形的时候，闪电般窜过讲台，引发出男孩愤怒的喊打声和女孩矫揉造作的尖叫。颓败的氛围每时每刻都在与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孔进行着艰巨的斗争。终于，在古楼里呆过的那些明朗的脸颊上，捉摸不定的神色越来越多；那些青春的血管里，汹涌澎湃的鲜血越来越少。窗户整个冬天都紧关着，灰尘与水气使它们不再透明。于是，看不到窗外的塔和湖了，只好收起躁动的心来，学生变成了先生的同龄人，而不是先生变成学生的同龄人。早生华发不是为多情。
张承志说，这是一座游牧的校园。然而门卫严肃地检查着进出人等的证件，好似一处保密机关。学生们整天围在宿舍里打牌，劣质的扑克牌像蟑螂一样在油迹斑斑的桌子上跳动。在楼外游荡的是土头士脑的警服，与银杏叶铺就的小径那样不协调。反正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年份，校警们除了撕海报，什么也不用干。这是约定俗成的午休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瓶从窗口扔出来，有二锅头，更多的是燕京啤酒。空瓶子亲吻水泥地时声音悦耳，破碎的玻璃片在树根下放射着斑斓的光泽。我总算感觉到时空的更替与流转，在中午的蝉鸣里，酒瓶的悲剧简直就是贝多芬的《命运》。风从湖边吹来，罕有的温润。忽然想起军训时代的一桩趣事来。教官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同学大骂不止。这名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同学，竟然针锋相对地说：“我是什么东西——我是北大学生！你是什么东西？”这句话一定比所有的粗话还要“恶毒”，飞扬跋扈的教官面目狰狞地扭头而去。显然，某个语词令他无法抗衡。那时，我们把这种命名当作屈辱生涯中仅存的一种荣誉；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湖光塔影之间时，却又开始忘却这种真正的荣誉。这种荣誉还能维持多久呢？若干年后，同龄人们的语气是否还能如此理直气壮？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背着沉重的书包最后一个走出图书馆的大门，背后的灯光依次熄灭，仿佛有双手跟着我追。踏着雪泥走在燕南园的矮墙外，空气轻微的震动，使树枝上的几片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雪花格外意深，帮我沉默。该睡的都睡了，该醒的还醒着。燕南园的深处似乎还亮着一盏桔黄的灯，看不真切。一句偈语涌上愕然的心头：“饭颗山头饭颗生，莲花灯下莲花起”。我俨然成了灯下读经的主人——那位主人，可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那位主人，可与塔和湖一样年长？此刻，就缺少犬吠了，否则我便成为唐时的风雪夜归人。
那些独行的夜晚，没有月光，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舔着我的脚印。几座新建的大楼挡住了黝黑的塔影，而湖在哪个方问呢？我迷糊了。两句《牡丹亭》的唱词涌上我的喉头，尽管我依旧沉默。“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唱春天，现在却是冬天；那是唱南方，这儿却是北方。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这两句唱词，就象林黛玉想起“赏心乐事谁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一样，带着彻彻底底的绝望的心情。
我又一次走向塔。围墙外，有一根张牙舞爪的烟囱，比塔还要高。完美的构图被破坏了，照不了一张只有塔的照片，塔的旁边是无法回避的烟囱。烟囱是什么时候修起来的呢？因为烟囱不是“人文景观”，所有人都不知道答案。我只记得法国摄影家马格·吕布七十年代到中国拍的一组照片，其中一张便是冰冻的未名湖、湖面上滑冰的大学生、寂寥的塔以及滚滚冒烟、欣欣向荣的大烟囱。许多朋友都恨这根烟囱，我却不恨。坐在枫岛上望这对“兄弟”的时候，我想：缺了烟囱，怕塔也要逊色许多吧？这是历史，也是现实。
我的眼角是一湖的水，这些水曾溢满几代人的眸子。塔在湖的一角，孑然而立。许多年以前，塔门便锁住了，没有登临的可能。记得我到北大的第一天，兴致勃勃去看未名湖，却在偌大的校园里迷失了方向。只好红着脸怯生生地问一名老生：“未名湖怎么走？”“那边不是？见到塔就见到湖了。”他指了指突兀于郁郁的树荫之中的塔尖。我便沿着塔的方向走，终于走到了湖边。塔成了我开启这座迷宫般的校园的第一把钥匙。
湖动，塔静；湖是阴，塔是阳；湖躺着，塔立着；湖谦逊，塔高傲；湖依偎大地，塔向往天空；湖容纳游鱼，塔呼唤飞鸟。焦灼的时候，可以来触摸湖的妥帖；软弱的时候，可以来汲取塔的耿介。塔与湖都是有灵魂的，它们的灵魂是千千万万人的灵魂，是北大的灵魂。北大如果没有了塔和湖，就象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长板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年轻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那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人们已然不笑亦不哭。湖光塔影之间，还有一个人在行走。行走的这人是我吗？
这人是我，这人的背已驼，足已跛。这人衣杉褴褛，行囊里全是书籍。在这不纯真的年代里，未名湖象孕妇—样忍耐痛苦；在这不纯真的年代里，博雅塔象幽灵一样撕破幸福。塔与湖分别驻于对立的一极，提醒着人们保持残存的一部份记忆。塔与湖都知道，身边行走的这些人都不再是昔日的知己了。但它们依然像昔日那样存在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那是怎样一种凄美而悲壮的情况啊！让愿意枯萎的尽量枯萎，让愿意腐烂的尽量腐烂，让愿意生长的尽量生长，让愿意燃烧的尽量燃烧，让安居者继续安居，让漂泊者继续漂泊。最后，塔依然是塔，湖依然是湖，我们依然是我们。
世界真的会象博尔赫斯说的那样“熄灭”么？
□ 作者为北大中文系九七级研究生，原载《当代》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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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已见】
大家都来打嘴巴
清 明
张晓明的“求饶”（见《华夏文摘》ｃｍ９９０４ａ）有的地方写得真叫精采。他说：“我虽申请了美国公民，目的却正是为了能有投票权，能在各级政府的事务中凑上一份子。”后面又说：“有了‘六四’绿卡，我七十多岁的老父老母得以时常能见到我回去，我十一岁的儿子也许有可能实现他做个电脑工程师为好莱坞设计动画片的梦想，我的妻子得以从复杂繁重的家务和人事关系中解脱出来，尽情享受金黄色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还有我那下了岗的亲戚可以时不时得到我拿不出手去的一点点接济。”两句话拿来仔细比较，珠玑毕现，前一句叫大言不惭，后一句叫掩耳盗铃。这小子真行，先在家里，然后又光天化日在《华夏文摘》上生龙活现，霹雳啪喇的大打自己嘴巴。
晓明的文章不长，嘴巴打得精采的地方还有，比如他说：“……不过还是没舍得（也许是不敢）撕老婆和孩子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尤其是孩子）连‘六四’是怎么回事都不太清楚，也真的不太关心。”然后又说，“我所见到的拿‘六四’绿卡的人没有一个曾失去半点那颗火热的中国心，也没有一个曾推卸自己对中华民族与中国的责任，更没有一个曾忘记‘六四’！”他的老婆中文若真的没丢，看到这两句就该刮他一个大嘴巴，他竟一转眼儿就把他们娘儿几个给忘得一干二净！
晓明文中妙语连珠，当年《岳阳楼记》的最后两句一定读得琅琅上口；如今又通晓了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作文、做事一定也更加如鱼得水。
不过在我看来，晓明的嘴巴打得虽然动听，还是不太合格，要从新来打过。
华老栓心中惴惴怀揣着人血馒头回家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小栓的病，他的家庭责任感也强得不得了。鲁迅写老栓，不是想和老栓们过不去；华强文章题为“‘六四’绿卡与签名运动”，显然是想多激发些良心，对拿“六四”绿卡又不愿签名的“大陆同胞”凌空打打嘴巴，踢踢屁股（ｋｉｃｋ ａｓｓ），好让他们签名。他嘴巴打得响了点，也不过是为了发聩。他打嘴巴的火气大了些，也许因为他有同学朋友在“六四”中被横飞的子弹洞穿了胸口，或者“六四”后被抓进了大牢。这连我这个中文已经不好，把中国字怎么写忘得一塌糊涂的人都能看出一些来。
我看晓明人还有良心，但文章写得很浑，“整个儿是一毛头小子青根儿愣，说起话来不调查研究，不考虑后果，也不负责任”，他明里“求饶”，又明里暗里来打横炮。冠冕堂皇，为利欲过多良心又太少的人辩护。我心里很来气，想去凑热闹帮他打嘴巴，不知他是否肯赏光挨打？
我还要把话说明，我打晓明嘴巴可不是要打击他，我也不要他求饶。大家记掌嘴之仇，大打出手，会让当年的刽子手隔着大洋看笑话，再掉过头去没有顾忌地，对不能“从复杂繁重的家务和人事关系中解脱出来，尽情享受金黄色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也不能“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站住脚”，又不会玩“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接受的游戏规则”的同胞小民下手。
“六四”马上就十年了，深夜梦醒，如果十年前那罪恶枪声还在你我的耳边响起，十年前那淋漓的鲜血还在你我的眼前浮现，我们就还要继续为祖国尽责任，也要教育子女为祖国尽责任，不论自己怀中有无“六四”绿卡。大家若对此都有共识，都共同为“六四”所流的血做些事，也就不会经常有人出来打嘴巴了。
□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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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才能胜利
——与“‘六四’绿卡与签名运动”的作者商榷
·墨 荫·
华强先生对华人的评价无疑是很中肯的。“顺民意识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国民主运动的重任就是要清除我们民族的弱点，清除顺民意识，增强社会大众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感。”但文章的另一些地方需要商榷。这里不是说文章的一些句子的意思不够准确，如“普通绿卡以个人对美国国家的贡献而得到”，“在美国的大陆华人搁置他们支持或反对民主运动的政治歧见，迅速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说美国国会、争取绿卡的运动”，“无论人们有无政治观念，对中国政府和大陆民主运动的态度如何，只要他们领取了‘六四’绿卡，就是吃了并且还在吃鲁迅先生所称的‘人血馒头’”。因为大家都知道绿卡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在美国的任何大陆华人团体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反对民主运动的。“人血馒头”和“六四”绿卡“风马牛不相及”，谁都知道鲁迅先生用“人血馒头”衬托当时民众的愚昧麻木，而得到“六四”绿卡用您的话来说是“充分表现了华人空前的政治热情，政治智慧和团结精神”的“巨大成功”。我所不同意的是华强先生的某些结论。
您愤愤然地说：“能够指望‘六四’绿卡持有者们签名么？可以断言，总体上来说，他们不会签名。”“他们济身中国官方招待会的热情远远高于光顾一年一度的‘六四’悼念会。”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已没有政治热情，早已不关心祖国的命运”！所以结论是，“本文如果被‘六四’绿卡持有者们读到，无疑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但他们不会反击。反击的唯一有效手段是参加签名以负起他们的良心责任，或者放弃他们的‘六四’绿卡以表明他们良心的清白。除此之外的一切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所谓反击只能是打自己的嘴巴。再说，其中又有几个人具有反击的责任感呢？”先生您武断了，打击面太宽了。
首先，您把“六四”绿卡算成了一种“账”，一种“不可推卸的沉重良心责任在悼念‘六四’十周年全球百万人签名运动中签名”的账。推论是，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就不会有“六四”绿卡。欠账还钱。不还呢？那就是没良心。在美国拿“六四”绿卡的人成千上万，都没良心！怎么好这么说呢？民主运动要靠民众的觉悟和参与意识，签名与否完全出于自愿，并非“还账”。没有民主意识的人都是没良心吗？您自己都知道这么一写“无疑会激起他们（持‘六四’绿卡的人）的愤怒”。您有民主意识，忧国忧民可贵，可不能这么赌气呀！另外，没拿“六四”绿卡的人就不欠“账”，那他们是否可以不签名？再者，您想过没有，大量持“六四”绿卡的人们即使不拿“六四”绿卡，也会从通过别的渠道得到，因为美国需要这一大批中国大陆来的科技人才。我承认在持“六四”绿卡的人中确实有人对中国的民主漠不关心，但这不仅仅是在持“六四”绿卡的人群中，在美国的其他华人就一致关心中国的民主进程吗？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中要求民主的成份不多。这是现实。您自己也说：“中国民主运动的胜利还非常遥远，道路还非常艰难。”
不知道您怎么想？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想到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以来的屈辱就要痛哭！然而哭又有什么用？待到中华民族在民主制度下真正强盛时，在告慰我们为民主牺牲的先烈们时，在悼念在民主斗争中无辜的死难者时再流淌我们的眼泪吧！何以强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那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唤醒民众。没有广大中国人民参与，民主运动是绝对成功不了的。民众运动应该是一条汹涌澎拜的大河，一条汇集了各个华人民主派别小溪的大河。这样才能冲毁封建专制主义的堤坝。可您这样的不问青红皂白地对持“六四”绿卡的人们嗤之以鼻，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吗？
如何才能使国人聚集在民主、自由的大旗之下？民族主义是强有力的粘合剂。请不要以为这是权宜之计，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是并行不悖的。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告诉有爱国心的华人们，要想祖国强盛，民主制度的实施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签名运动无疑是这种宣传工作的一部份。
如果说当前签名运动并不是声势浩大，咎其原因应该在民运组织内部。海外华人对民运组织的失望，在于他们没有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广大海外华人都背弃了中国的民运组织，民运组织门前怎能不门可罗雀？
最后顺便说一句，我听说了“六四”签名运动，可一直不知道如何签名。不知道签名运动的发起人的组织工作是怎么搞的？
□ 寄自美国
〖编者注：欲签名读者请访问网址：〈www.June4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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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外恋、六四绿卡及其它
·杞 人·
有人发表文章说拿六四绿卡的人都是混账，又有人发表文章反驳说他认识的拿六四绿卡的人都是好人。杞人来凑个热闹，发几句歪论。
很多年前，看见一则有关作协会议的报导。一位作家发言说，没有经历过婚外恋的人就不要指责婚外恋！意思是说我爱上那个小蜜自有我的前因后果天时地利酸甜苦辣九曲衷肠，你哪能理解？于是博得与会者一片掌声。
杞人没有作家那样多情，也没有婚内恋或者婚外恋的经历，也无意做伪道学家，只是喜欢讲逻辑，爱抬杠。心说照这理儿，没有做过婊子就不要批评卖淫！没踢过一次足球就不要骂人家国家队脚臭！
美国有位劳拉博士，老太太，在电台主持节目，回答听众热线电话中的问题，其特点是ｔｅｌｌ ｉｔ ａｓ ｉｔ ｉｓ，帮助提问者去掉自欺的伪饰，正视现实。她的节目很红，杞人也听过几回，很开窍，要是早几年听到，能早懂很多作人的道理。
婚外恋就是婚外恋，说得再天花乱坠也还是婚外恋，学名通奸。杞人哪天想开了去婚外恋了，一定会勇于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说杞人就不是东西了，需要整天胸怀罪恶感等着世人及自己的批判。我违背结婚时的承诺，我选择欺骗老婆，因为我自私，我要过得更舒服。我接受这样的自己吗？接受！要是接受不了呢？那就别去恋了。最要不得的是又要接受自己又接受不了自己，只好拼命找理由发那位作家那样的系统化的宏论，这情结郁在心里，折寿。
回来说六四绿卡。一些中国人为了理想，天真的理想，流了血，送了命。另外一些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为此强调（夸大？）自己的危险，激起美国公众的同情，从而拿了绿卡，过上了幸福生活。事情就是这样。事情的确是这样。说我拿六四绿卡是有我的特殊情况，跟说我婚外恋是因为我老婆逼我喝洗脚水一样，并不改变事件本身，只改变你对自己的感觉。
杞人刚来美国时，看到早来的哥们儿兴奋兮兮地谈绿卡快批下来了（这是９３年）还很不以为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生活的波折，杞人对绿卡的重要有了切身的体会，巴不得哪有道缝儿能钻过去绿卡就到手了。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您追求了，不一定非要为此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杞人对当初放着现成的六四绿卡不拿的人（好象在哪个文学女青年的小说里看到过这样的男主人公），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大多数中国男人都象杞人这样。您是条汉子，请受杞人一拜！
□ ９９．４．３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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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动态】
胡启立会见保加利亚客人时说
建设民主政治是渐进过程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２日电〕 （记者周慈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今天下午在这里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目标，但它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
在同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巴列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胡启立指出，民主政治的建设要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步进行，既不能超前，也不能落后。
他说：“当前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持政局的稳定，当然稳定不是不让人说话。只有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保持稳定。可是，倘若政局不稳，甚至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丧失。”
胡启立向保加利亚客人介绍了中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情况。他说，在治理整顿的同时，我们还要完成三项任务，一、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二、进一步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三、加强和改进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胡启立和巴列夫还谈到了进一步发展中保两党和两国关系的问题。胡启立说，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发展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很关注保加利亚的改革。他指出，１９８７年，赵紫阳和日夫科夫的互访，把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会谈时，巴列夫向胡启立赠送了保加利亚出版的邓小平文选《论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胡启立也向巴列夫赠送了中国出版的《日夫科夫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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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
〔新华社上海５月２日电〕 上海部份高校的４０００多名学生，今天下午走出校门，上街游行。
据了解，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部份学生，今天下午沿四平路、外滩，前往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与较早到达的华东师范大学部份学生会合。游行队伍中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民主自由”等横幅标语，沿途呼喊口号。
当晚十时左右，游行队伍逐渐离去。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言人就部份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一事发表谈话指出，这次游行事先未向公安部门申报，违反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上海市公民游行示威的有关法规。
这位发言人说，市公安部门派出干警，尽最大努力维持游行队伍途径地段的交通秩序，以减缓市内公共交通阻塞的状况。
这位发言人还说，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要求改进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采用这种游行示威的方式不利于解决问题。这位发言人说，大家可以通过座谈对话、来信来访和举报等多种方式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
另据介绍，上海市学联正在组织高校部份学生与市有关领导的座谈对话活动。
□ 以上二则摘自《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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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请愿书”和对话等问题
袁木等答中外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５月３日电〕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今天上午说，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是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本社记者提问时说这番话的。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华夏文摘》编者注：缪应为金字旁〕、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出席记者招待会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问题。
〈本社记者问〉 昨天，一些高校学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部门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有关与政府对话的问题，并要求今天中午以前作出答复，请问政府将如何答复？
〈袁木回答〉 昨天下午三时，中办和国办信访局负责同志在信访局接待站接受了这份“请愿书”。“请愿书”表示欢迎与政府对话，这一立场与政府是一致的。我上次与学生对话时就说过，政府愿意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通过不同渠道与各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对话。这种对话是为了沟通思想，增进了解，以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同对手的谈判。昨天部份学生的“请愿书”中对对话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而我早就说过，对话应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说，部份学生在“请愿书”中共提出十二条，核心的问题是三条。第一，他们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举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袁木说，“请愿书”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请大家想一想，他们这样的说法是否合情合理。
袁木说，第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请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是真心实意地爱护广大青年学生、关心他们成长的，也希望他们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明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美联社记者问〉 刚才提到在幕后挑起动乱的少数人是些什么人？是学生，还是其他什么人？政府对这些人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袁木答〉 我说学生上街游行，后面有极少数人出主意，蓄意制造动乱，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主要不是学生，但也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学生。我们已经宣布，如果不触犯刑律，学生的一些过激言论和行动都不予以追究。但如果触犯刑律，就将按刑律追究。对于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我再次代表政府重申，要加以保护、爱护，给予充份理解。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 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袁木回答〉 我已经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方励之先生的这种主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任何一个真心诚意地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公民，任何一个真正希望中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富强起来的公民，都会作出他的判断。方先生一向打着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号，如果这篇报道是事实的话，那么这种主张同他打的旗号是否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呢？
袁木说，在中国正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发生某种动乱以及国家经济发生某些临时困难的时候，方先生提出这种主张，他的用心又是什么？请主持公正舆论的朋友们去判断。
袁木接着说，可能有些外国朋友看到了中国目前有些临时性动乱，而由此想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坚持。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地说，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绝不变。一些暂时的动乱，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决心加以制止。也许一些临时性的现象会在某些人的心理上投下一些阴影，造成一些对中国开放的暂时的影响。但历史的发展会证明，中国对外开放绝不会改变，而会越来越开放。这是我们既定的政策。
袁木重申，中国在实行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对于一切外国、外商在华投资，将绝对地保障他们的利益不受任何影响。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障外国、外商在华的合法利益。从这一点说，不仅中国公民不愿意中国动乱，一切真正关心中国，愿意和中国人作朋友的外国朋友，也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动乱。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 明天将有多少公安武警来对付学生的游行？是采用武力的、暴力的方法来镇压学生的游行，还是跟上次一样心平气和地对待学生的游行？
〈袁木说〉 关于游行示威，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中国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也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譬如在北京必须遵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项规定。我们不希望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如果一旦发生，我们将采取我们前一个时期已经采取的正确的态度和作法对待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北京市的负责人是否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袁立本表示〉 完全同意袁木同志的看法。
〈美国之音记者问〉 说学生背后有一些人活动，能否举出一些人和机构，方励之先生是否列入这类人？
〈袁木说〉 种种迹象表明，最近在北京高等院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出谋划策。举一个例子来说，被中国政府宣布为反动组织的、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联”的一些成员，就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对方励之先生的全部言行，我在这里不发表评论。我刚才的评论，只是对刚才那位记者先生所提到的问题而说的。至于那位记者先生问到的方励之先生应该划入哪一种人，我希望方励之先生以他自己的言行作出回答。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问〉 目前各国新闻舆论对中国学生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一点是否对当局处理学生示威游行有一定影响？
〈袁木答〉 各国舆论的确对中国最近学生的行动表现出程度不等的关注。但是，关注和支持是两个概念。我已经注意到，目前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舆论对有关中国学生的行动作出了种种报道，从中我们看到，各种报道中表现出来的关注、角度、看法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当共同的，就是在处理学生游行示威的过程中，都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要说区别的话，从根本上说，有些舆论是企图在中国煽动动乱，希望这场动乱越闹越大；有的舆论则希望事态尽快平息下去。我赞成后一种舆论，而不赞成前一种。道理很简单。中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使经济建设取得预期的目的，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意愿。我们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和大局来劝告青年学生们尽快复课，停止游行示威。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会懂得这个大局的。我还想说，有些学生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对有的道理一时接受不了，我们也不强求，但希望他们在行动上理智一点，冷静一点，认真想一想，政府并不是要与学生对立。在这个问题上，学校当局、合法选出的学生组织和许多同学在这方面作了很艰苦的工作，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何东昌接着说〉 非常赞成袁木同志的讲话。对支持我们的国际舆论表示感谢。４月１９日、２０日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学里出现的大字报中和个别人的讲演中，发表过一些反对政府的言论。４月２７日的游行中，学生们呼喊的口号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宪法”。对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有的舆论报道是不一样的。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问〉 为什么少数人可以挑动十几万人上街游行、罢课，其中是否有社会的背景和原因？
〈袁木回答〉 我认为，刚才香港这位记者先生讲的少数人能够挑动动乱，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失误。譬如说，我们现在还有这样或那样的贪污、腐败现象，群众不满意。少数人就利用群众这种不满意挑动他们，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本人就是坚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一直顽固坚持这种立场。有些人就是要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国的各种规章秩序。有的人就是惟恐天下不乱，有的人就是要想在一场动乱中达到一些在安定条件下不能达到的目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挑起动乱。
袁木指出，据我所知，有一些人已经在我们的高等院校当中进行了几年的灌输种种错误思想、提出种种错误的政治纲领、进行种种非法的组织串联活动。希望这些人不要以为政府很天真，不了解这种情况。
〈何东昌说〉 我们的大学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是好的，是善良的。但是，确实有人在背后企图挑动，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被他们挑动的。挑动的人里头公开提出的纲领性口号，就是要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过去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间有某些缺点，譬如某些文章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是应当改进的。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
他指出，在北京，包括外地的高等院校，有所谓７条要求，９条要求，共同点就在这里。４月１８日清晨，有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演说中间也有这个内容。４月１８日一些学生要求递交的“请愿书”中也有这个内容。这几位学生中间有的人就是在４月２２日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下跪，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来接请愿书的。作为国家教委副主任，我相信这几位同学的心地是善良的，有的仅仅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但是，我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问〉 你们是否准备在什么时候、准备以某种方式来同学生组织起来的那个包括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进行对话，甚至有可能这个对话是同承认这个组织联系在一起的？
〈袁木回答说〉 关于对话问题，我已多次表明了政府的态度。我们真心诚意地愿意同广大学生对话。为了方便政府和学生之间对话的进行，我们认为应该由广大同学经过民主法定的程序，并经过合法批准的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以及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作为组织者来组织学生进行对话。我们所以一再表明这个态度，正是因为我们尊重广大青年的民主权利。
袁木说，回顾历史，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所以长期受外国人欺负，就是因为中国一盘散沙；回顾“文革”的沉痛教训，所以造成这样严重的动乱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在学校中，后来扩展到社会各方面，分成两派、三派、几派，使群众队伍严重分裂。
他指出，政府真心实意地、满腔热情地爱护我们的青年学生，尊重和理解他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每一个步骤必须十分地慎重，不能有一点点不利于加强学生之间团结的作法。有些学生对现在合法的学生组织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完全可以给学校当局、给学生组织自身，或者给北京市的有关方面提出意见。不这样做，一时之间一部份人就成立这样那样的组织，不管什么组织，都要政府予以承认，并且同它对话，就会招致相当多的同学不满意，我们就要犯一个严重的挑起学生斗学生的历史性错误。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也不能这样做。
〈何东昌补充说〉 学生联合会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代表选举产生的。大学的学生会、研究生会也是经过代表大会产生的，是有任期的。不到任期、不经过代表大会产生的，都不合乎法定的、民主程序。现在有的学生采取串联签名的方式来产生学生组织，这是不符合学生会的章程的。学生中其他的社团组织，必须经过学校当局或者北京市的民政局登记才是合法的。
〈汪家缪说〉 我完全同意袁木同志和东昌同志的讲话。在当前学生的情绪比较激动、意见比较分歧、正常的学习秩序没有恢复的情况下，采取不合乎民主程序的方式来产生学生的组织，是完全不利于学生团结的。我们的同学在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推进民主、反对腐败这一点上目标是一致的。她说，我们北京市学联和很多学校的学生会不赞成采取未经批准上街游行、罢课的方法，认为采取这种大民主的方法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在游行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又呼吁政府对游行的学生采取宽容、克制的态度，并且也有一部份学生会的干部参加了游行，帮助维持秩序，这是顾全大局，爱护同学的表现，是理智和现实的选择。而有些学生拿这一点作为推翻市学联和各校学生会的理由是错误的。
〈香港虎报记者问〉 对少数有反对政府言论的人，政府是否考虑根据法律采取行动？如拘捕他们。
〈袁木说〉 对于在前一时期的动乱中，直接进行打砸抢烧违法行为的人，我们已经随时发现，随时拘捕了一些，比如在西安、长沙。虽然有一些没有露面，躲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但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许多人被裹进了动乱，鱼龙混杂，难以分清。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如果采取直接的拘捕之类的措施，那我们就是愚蠢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立场和做法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心眼里爱护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子弟。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我们的任何行动都要十分慎重，不要伤害好人，尤其不要伤害我们关心和爱护的青年学生。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 如果学生明天进行游行的话，政府是否采取措施防止他们接近明日在北京召开的“亚行年会”的代表。如果学生们能接触这些代表，他们将就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现状说些什么？
〈袁木答〉 我认为，经过我们多次表明政府的态度，许多同学会认真思考。我希望，明天不要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也许我的希望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我衷心希望并相信，既使明天举行了游行，广大同学对于在北京召开的“亚行年会”，他们会自觉地采取维护的态度，不会去扰乱。我想，同学们是会这样去做的。
□ 原载《农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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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和改革的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
——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赵紫阳·
青年朋友们，同学们，同志们！
五四运动７０周年，是中国青年的伟大节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节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４０周年快要到来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新时代已达１０年的今天，在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维护社会安定，推进建设和改革的今天，我们来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吸引广大青年和各界人民投入这次运动的最普遍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对国家危亡和民族命运的强烈关切，对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热情向往。五四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伟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那时的广大青年开始用新的眼光看自己，看中国，看世界。一部份最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和救亡方案的探索和比较，通过对世界潮流的观察和思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１９２１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时期的坚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这个人民大革命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也是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不断发扬的进程。
人民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１００年的时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破坏——破坏阻碍中国前进的旧制度。中国建立以后，中心的任务转到了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破坏到建设，这是中国人民历史使命的极其深刻的转变。我们过去没有能够充份自觉地有效地实现这个转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更是一场完全违背历史要求的大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全党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围绕建设，提出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这样，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时代。
我们现在纪念五四运动，就应当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即建设的要求，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使它们具有新的内容，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今天讲爱国，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就是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和支柱，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学教育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繁荣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科学的文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说，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指在政治上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和反动阶级的统治，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了。现在我们还要说，中国人民站起来这个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只有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才能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上，在综合国力的世界较量中，完全站起来。也只有在这样的奋斗过程中，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地充份显示出来。我们一定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它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鼓舞起亿万青年的献身精神，鼓舞起广大工人、农民、技术人员、教师、学生、记者、医生、科学家、文艺家、企业家、国家公务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等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献身精神，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我们今天讲民主和科学，也同样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建设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是整个社会改造和整个民族素质提高的伟大工程。我们要改变落后状态，要摆脱贫穷，要克服愚昧，要把社会生活和人民意识中种种不民主不科学的思想和习惯，一步一步地加以消除。要在十一亿人口的大国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改革建设的一切工作中，发扬民主精神，建设民主制度，发扬科学精神，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办事，并使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逐步地得到极大的发展。没有民主，没有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过程中，学习民主，发扬民主，学习科学，尊重科学，是摆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也是摆在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同志们，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只有在稳定的而不是动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顺利地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都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维护的结果。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各民族、各党派、各界人士，都为稳定出了力，也都从稳定受了益。在稳定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呵！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大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一旦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我们渴望办成的事，就一件也办不成；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毁于一旦。如果把稳定破坏了，能得到什么呢？能得到民主和科学的进步吗？能得到改革和建设的果实吗？能得到祖国的振兴吗？都不能！只能得到动乱。动乱的日子难道我们过得还少吗？从１８４０年到今年１５０年间，我们只争取到２０几年安稳日子。其余１２０多年，１１０年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搞得乱七八糟，还有１０多年被林彪、“四人帮”和我们自己的主观指导失误闹得人心惶惶。如今大家共同感到欣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确实实过了１０年好日子。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如果出现那种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愚昧甚至野蛮的东西，就会泛滥和横行。全党、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秩序的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按照这样的要求去想问题，做工作，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坚强的领导下，才能扎扎实实地推进。我们的党，是坚持并且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坚持改革、坚持开放的党，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党，是依靠青年、依靠人民的党。６８年来，我们党在为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大大小小各种错误。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党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生机蓬勃的党。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在安定团结、同舟共济的气氛中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吧！我们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我们的社会，我们整个民族，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我们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目的，当然不是要改掉我们党的性质和固有的优势，而是要使我们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中国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泡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今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要讲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律。懂得并且尊重这条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胜利。
同志们！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反复地表达了这样的信念：青春中华之创造，全靠青年之觉醒。他们对青年的信任与期望，他们的这种远大眼光和乐观主义，在我们今天观察中国青年和中国命运的时候，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在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的时候，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党和人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在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厚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１０年中，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始终召唤着青年一代跟随党在伟大的历史事业中前进。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没有探索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不能推进建设和改革。青年人要求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积极性应当受到保护，使青年能够在现代化事业的大海洋中乘风破浪，锻炼自己，提高自己。青年人爱思索，勇于探寻各种新知，这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没有思索，怎么能够前进呢？没有各种新知，就不能丰富自己，并进行比较。在思索过程中，难免有偏颇和迷惘。但是，只要有爱国精神，把自己的责任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只要有民主精神，把个人的作用同集体的力量联系起来，只要有科学精神，把美好的理想同现实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体验到人民的真正利益和要求，体验到时代的呼唤和潮流，体验自己的努力同前辈努力的历史联系，体验到自己对国家未来负有的崇高使命。这样，青年就一定能够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从整个国家的前途中认清自己的道路。
青年要在建设中树立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精神。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长期的、极为艰难复杂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全民族几代人进行持久的努力。历史注定了你们这一代青年，只能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苦创业、埋头苦干的一代。改革和建设没有捷径可走，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人民尤其是青年的劳动和奋斗。我们需要的是坚韧不拔、扎扎实实的长期奋斗。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中国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共青团作为我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近７０年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十年全面开创青年工作新局面的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更加重视、关心和支持青年团的工作，共青团也要不辜负党的希望，联合青联和学联等青年团体，同最广大的青年群众保持密切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党和政府同青年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青年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代表作用，把共青团真正建设成为引导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从现在起，再过１１年，我们就要跨入２１世纪了。未来是属于青年的。处于世纪之交的青年一代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党寄希望于你们，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全国青年们，全国同胞们，让我们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为中华的振兴而共同奋斗！ （新华社发）
□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４日
⊙ 本栏植字：本刊义务植字员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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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
香烟胶卷答记者问
问：你如何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答：Ｃａｍｅｌ（骆驼）。
问：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位癌症患者，那么症结在哪里？
答：中南海。
问：很多人都在找门路拉关系，知识分子走啥门？
答：大前门。
问：“倒爷”的地位呢？
答：Ｎｏ．１。
问：“倒爷”是怎样看待改革、开放政策的？
答：红双喜。
问：你认为政府领导人应当做人民的什么？
答：Ｇｏｏ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问：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主要要求是什么？
答：红专。
问：你估计这次运动的领袖们将来有可能踏上什么征途？
答：丝绸之路 ｏｒ Ｍａｒｌｂｏｒｏ（万宝路）。
问：自改革开放以来，“倒爷们”的收入如何？
答：富士（牌胶卷）。
问：政府对学生出国留学采取啥政策？
答：柯尼卡（可你卡）。
□ 摘自《天安门一九八九》台北联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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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运计分表——你能及格吗？
根据此次学运中的具体表现，我们拟定了学运计分表。
一、游行（共五次） 总分五十分
四月十七至十八，十九至廿，廿一至廿二，廿七日，五月四日，每次为十分。全程步行每次十分，半程步行每次五分，骑车或坐车得分各减一半。
二、写大字报 十分
三、演讲 二十分
四、罢课 十分
五、其它（募捐，纠察，散发传单等）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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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对话录
问：你们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答：悼耀邦，争民主。
问：悼与争有何关系？
答：耀邦为民主而死，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法就是争取民主。
问：民主不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吗？为什么非得上街游行不可？
答：这本身就是在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行动只不过是使宪法的存在更为现实。当然，我们是在和平的气氛下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民主斗争，争取民主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我们长期的斗争。中国在走向民主，北大人及所有的学子们应该理智起来，冷静地有策略地坚持韧性的战斗。任何悲剧，不管是十年还是一秒钟，都不允许再度发生。
问：你不认为中国人太幼稚了，不能很好地行使民主权利，一旦失控，将会导致“文革”悲剧再度发生吗？
答：历史在前进，人民在前进，民主也在前进。现在的关键是争取民主和民主教育，独裁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民主和科学才是中国富强的希望。
问：我们进行到这一步是不是可以停下来？
答：民主需要一步步地争取，我们要充分利用每次契机，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我们再次运动的目标就是一个“民主”。我们已经利用了许多契机发动了多次斗争，争取到了许多权利，我们还要斗争下去，直到永远！
问：我们斗争的策略是什么？
答：和平示威。我们毫无背景，没有也不需要，任何指使人！我们要建立各高校的自治机构，联合起来，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和时间，一起斗争，防止内讧，制止破坏。
□ 以上三则摘自《天安门一九八九》台北联经版
⊙ 植字：想想（本刊义务植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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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就等一万年
要把猴子等成人，要把凡人等成神；
要把雨露等成海，要把白骨等成魂；
要把红旗等成裹尸布，要把鲜血等成生命树；
要把爱情等成干地瓜，要把野心等成五色土；
要把事实等成一本书，要把鬼话等成万里图；
要把地主等成个体户，要把生命等成真坟墓；
要把洪水等成相思林，要把阿Ｑ等成太阳神；
要把未来等成一张纸，要把真理等成两片云。
□ 摘自陈小雅著《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北风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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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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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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