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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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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
◆ 纪念专集（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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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一七九期 ——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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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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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自由之声】 “六四”十年到史实千秋 陆不平
⒉【文件搜集】 告西安全体大学生书（８９．５．１） 西安学生团结联合会
西安高等学校
联合罢课宣言（８９．５．１） 西安学生团结联合会
新五四宣言（８９．５．４）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
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代表致全体学生书（８９．５．４）
关于五月十日游行的说明（８９．５．９） 北京大学筹委会
告清华人（８９．５．１１） 清华对话筹委会
敬告全国同胞书（８９年５月初） 北京大学全体同学
告首都高校学生书（８９年５月初） 北京大学广大学生
⒊【舆论互动】 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 胡绩伟
五四倡议书 李洪林等
⒋【众声喧哗】 赵紫阳的讲话貌似很理智（８９．５．５） 北大一研究生
⒌【官方动态】 赵紫阳分析当前国内形势（８９．５．４） 新华社
发扬五四精神，推进
改革和现代化事业（８９．５．４） 《人民日报》
首都青年纪念五四七十周年
数万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集会（８９．５．４） 《人民日报》
首都高校学生欢迎赵紫阳讲话（８９．５．４） 《人民日报》
⒍【事态发展】 ８９．５．１～５．４（６则） 北京大学《新闻导报》、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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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声】
“六四”十年到史实千秋
·陆不平·
古老中国的文明历史太悠久、太漫长了。尽管五千年了，有人还嫌它短：根据一些人类历史学家最新考证，大概是一万年左右了。
于是就有了古代从宫廷史官到民间的史记家们，就有了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就有了以后的史馆、史学和一代又一代研究历史、考证历史和企图破译历史疑案的史学家们。
虽说“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问题是：书本上看到的历史，到底有几分真实？假如历史书的记载本就不真实，后人又如何评说？
按说，昨天的历史该最清楚了吧，可您能告诉我十年前“六四”事件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军队进城？是谁下令开枪？在哪里死了人，一共死了多少人？那众多的枪支弹药是如何“丢弃”到学生手中的？那一列着火的坦克是谁丢下又使其燃烧的？那几个死亡的士兵（如果真是士兵的话），到底是死在屠杀行动前还是屠杀行动后？
深想下去：跟国民党死活纠缠、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为“谁主沉浮”翻翻滚滚厮杀几十年的共产党，发展到今天，早就配备齐全了各种情报、安全、特工机构，掌握了各种瞒天过海、嫁祸于人、分裂离间、栽赃陷害、跟踪暗杀的“超三十六计”手段，任何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质疑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才华能力。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大名鼎鼎的邓发，就是陕甘宁边区共产党组织中负责特务工作的主要领导。三十年代时周恩来在上海部署暗杀叛徒顾顺章全家的行动，更证明共产党从来就不是“吃素”的。至于在解放战争和“三大战役”期间那些从事反间、谍报、特工任务的地下工作者们的重大功绩，早就被党史军史载入史册、拍成电影了。
如果把政治集团利益与权力支配下的人心估计得阴险邪恶点（善良的人请原谅），人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一问：在风云变幻的一九八九年四月至六月间甚至以后的时期里，有没有以及有哪些阴谋诡计被某些国家安全部门策划、导演、实施，最终导致了那个“不得不”开枪的结局呢？
由于制造“六四”惨案的共产党政府至今不公布事件整个过程的真相和死亡数字，仅仅十年，一个改变了一个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就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不少人有意无意地把一九八九年的学潮定格在“六四动乱、暴乱”或“六四屠杀”那一时刻，而不能开阔一下思维视野，看看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四日期间，从党中央政治局到国务院，从官方公开、秘密机构到民间文人百姓到底干了些什么，导致了“六四”流血惨案？看看从一九八六年底京、沪、合肥学潮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心又是如何演变，酝酿导致了八九年学潮的？如果不能把这些时代背景问题搞清楚，那些富有朝气、理想、正义的年轻的“六四”死难者们就真要跟“暴徒”拉扯到一起了，这对他们人格将是莫大的侮辱！人都死了，还往死者身上泼脏水，这样的人性太让人齿冷了吧。
去问问今日在校大学生们：“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包你“跌破眼镜”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不过，也别怪他们，正式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里没有告诉他们一个真实，老师、家长在内的大人们又都含糊其词。较个真吧：那些三、四、五十岁年龄段的人，就能说清楚“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里面既有政府对历史精心和刻意的隐瞒、歪曲、抵赖，也有当事人的重重顾虑，更有我们民族在“弘扬”和崇拜历史背后隐匿的历史“健忘症”——集体失忆。历史是今天和明天的书写。不重视和尊重历史，就不会重视和尊重今天和明天的书写。一个不重视和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又怎么能让他人重视和尊重自己的历史呢？人必先自贱而后人贱之。从日本对待侵华历史的态度上，难道我们还不能从中反省出我们民族自身在历史态度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吗？
历史是由人记载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构成的。若事件当事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把动机和真相交代给后人，那旁观者、史学家等加一块儿，即使没有任何顾忌禁区，也顶多能弄个“八九不离十”。问题就在这“八九不离十”上。就差这么“一”点，忠奸可能混淆、是非可能不分、黑白可能颠倒。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毛泽东迫害致死刘少奇，因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林彪“折戟沉沙”落个“死有余辜”，因为他阴谋反对和企图暗害毛泽东。刘少奇平反昭雪了，可毛泽东光辉依旧，巨幅画像高悬天安门城楼，遗体在天安门广场供万人瞻仰。既然毛泽东依然伟大，那不知究竟是忠还是奸的一代军事奇才的林彪，就只好继续“遗臭万年”下去。
周恩来一代雄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人，他一生伴随的是战争、权术、机密、阴谋、攻讦、宦海沉浮变幻和风险死亡。这一切既来自敌人的一方，也来自自己的阵营内，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敌人的一方被打败、逃亡到台湾岛去以后。周恩来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的时代，其中不乏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血腥的片段。周在临死之际叮嘱亲人把骨灰撒入大海，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风范外，难道就没有对自身经历历史的反省、顿悟、担忧和恐惧？
为十亿中国人民结束政治动荡、摆脱贫困立下不朽功绩的邓小平，死后也效法先师周公，一把骨灰抛向大海，除了“六四”包袱外，他还顾虑什么？
这些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重墨痕迹的共产党人，为何不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后事，非让自己以“灰飞烟灭”收场？他们的死带走了什么历史的记忆、历史的迷团和历史的真相？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问题就在这里。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线的近、现代中国历史，由于最高权力阶层内部种种极其神秘的原因，导致历史真相严重扭曲和混淆。
近、现代中国历史充满了太多的意外、虚伪、谎言，这是笔者在过去二十年间的一点点惊奇的感受。红军时期的ＡＢ团是共产党人自相残杀的红色恐怖，《白毛女》是一个彻头彻尾编织的故事，共产党员张志新是被割喉后枪毙的，广西文革期间有很多人被吃掉，四川刘文彩“收租院”是个阶级斗争教育的“艺术品”……。近、现代历史的谎言究竟还有多少没有被揭穿，历史的真实究竟还有多少依然被埋没？
在经历了文革武斗之后，刚刚高中毕业的江西女子李九莲对它心生疑意，向男朋友写信倾诉她的感想。男朋友将信交给了上级，一个案件由此诞生。钟海源不过是在李九莲受迫害时，站出来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也遭极刑。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那些披着白大褂的医生居然在刑场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
知道她们悲惨故事发生的年代吗？李九莲被害于１９７７年底，钟海源被害于１９７８年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这是郭沫若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捕后作的词。李九莲、钟海源的血债怕是无论如何也算不到“四人帮”头上吧。可是，不算他们头上又能算到谁的头上呢？
然而，在我们那些功勋卓著并深受人民爱戴敬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元帅、将军、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们的《回忆录》、《传记》中，人们却丝毫看不到这一切。是他们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历史本身出了问题？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出了问题？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时，我真希望那些垂暮之年即将离世的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们能发大慈悲，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可怜、可叹的古老民族的后代做件大好事：把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历史记载、保留下来，传之、警醒后世。我们的后人不仅会在你们的灵位前原谅你们在那些特殊年代违心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做的事，而且会感激你们保留传递给他们一段极有价值的真实历史，进而去努力创建和维护一个良知畅通、法制公明的社会。卢梭在《忏悔录》中，坦承自身荒唐与不堪，后人却只感到作者真实灵魂的高伟，反衬着自己躲藏灵魂的渺小。
当然，在中国，暴露灵魂、暴露历史真实又谈何容易？这不仅要震撼执政党的整个正统“光荣”历史和统治基础，还要把许多神人、救星、领袖变成魔鬼，“魔鬼”或许为人间冤魂。包括记载者自己在内，无数人如日中天视为生命般宝贵的名声荣誉或许就此“扫地”。
于是，把良心掖在胳肢窝下，那些亲历或了解历史真相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家们把秘密一个一个默默地带入坟墓，把民族历史的陷阱再次留给了他们曾经奋斗要“造福”的子孙们，在中华民族幽冥的天空上留下一双双苍白、冷漠、空洞的眼睛。
更无耻的是那些别有用心故意隐瞒甚至篡改历史的《回忆录》、《传记》，把我们近、现代的历史弄得面目全非、真伪莫辨、黑白颠倒。这样的“历史回忆记载”，不如不写，免得贻误后世子孙。还有那些销毁历史文件、会议记录、手迹证据者，待还历史清白日，他（她）们的所作所为和名字将一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大概知道共产党的历史藏匿了太多不可告人的丑恶与罪孽，于是邓小平告诉当代人：“不要纠缠过去（历史），要向前看。”当代的中国人真的就一齐使劲儿忘记了过去，一齐“向钱看”。独独剩下个“不识趣”的世纪老人、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在书斋里孤独地、小心翼翼、又万分委婉含蓄地把一本“文革”小书《牛棚杂记》拿了出来，告诫世人：勿忘过去啊！
“六四”毕竟刚过十年，当时的决策人、执行者、参加者、得利者、失意者、胜利者、失败者、发令者、受令者、伤人者、被伤者、杀人者自己与死难者家属、后代、朋友都健在，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想法、心肠、盘算、担忧、顾虑。尤其是下令开枪酿成“六四”血案的党和政府还在台上，当政者的“红顶子”还散发着“六四”的血腥，让人们冒偌大的风险，马上给出一份历史真相，未免强人所难。但各人凭良心记录下一些当年亲身经历，对日后恢复这段史实，该有莫大的益处。
既然是记录历史，人们就大可不必去顾忌和纠缠那在台上耀武扬威的共产党政权，那只不过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政治过客而已。八十年前没有它，八十年后有没有它，连它自己都不敢保。顺应历史潮流，脱胎换骨，它或许会成为新的政治团体，否则终将被历史大潮吞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其实也是历史。
古有魏征，敦告后人“以史为镜，可知兴衰。”那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告诫人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位西方哲人也睿智地说，“一个不能从历史中学习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作为一个“六四”过来人，在“六四”十周年祭日到来之际，写下这篇文字权作纪念。我们忠实记载历史，目的不是要搞什么“秋后算帐”。我只是觉得是时候了：让我们自我们这代人起，从此时此刻起，还中华民族历史一个清清白白吧！把忠的、奸的、善的、恶的、真的、假的、美的、丑的、黑的、白的，等等等等，都摆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让沉淀了太多太厚历史污垢与黑暗以至扭曲不堪的民族良心进行一次彻底的深思、反省、检讨、洗涤、舒展、伸张、挣脱、解放吧！
糊里糊涂至今日近百年，该是还中国历史本来面目的时侯了。难道我们还要让我们自己和后代人继续从鲁迅先生通篇读出“吃人”二字的中国历史书中再读出通篇的“虚伪、谎言、欺骗”的字样吗？
中国人，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记录、记忆一个真实的历史吧！
□ 一九九九年“六四”十周年前夕纪念作 〈lu_bu_pi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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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搜集】
告西安全体大学生书
·西安学生团结联合会·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七十年前，我们的老一辈同龄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进行了艰难曲折不屈不挠的斗争；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不得不重新树起这面大旗。七十年啊，岁月流逝了，“五·四”精神不减，民主科学的旗帜不倒；七十年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什么？通货膨胀，政治腐败，教育危机。现在改革停滞了，贪污受贿却愈演愈烈，官倒愈来愈猖獗，民主离我们依然那么遥远，那么陌生，法律依旧是权利的奴隶，一个国家和民族到了这等地步，再不改革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十几天来，我们全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游行、请愿、罢课，正是为了推动停滞了的改革，早日结束现在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然而这场表达了全国人民心愿的民主运动，这场得到了所有知情者理解和支持的民主运动，却不能被新闻界真实报道，反被政府一再与不法分子扯在一起，混淆视听，诬蔑为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府在四月二十九日与北京部份大学生的对话，拐弯抹角，搪塞支吾，显然毫无诚意。秘密政治早已成为历史，我们还要蒙蔽多久？
同学们，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拥有的不仅是满腔热情，更重要的是深刻的理智。我们不是不需要安定的社会局面，我们需要的是民主政治下的安定局面，而不是一潭死水的专制的安定局面，更不是动乱。我们绝不是凭激情，冲动去做事，每一个稍具良知的有识之士都不会对目前的现状漠然视之，无动于衷。
同学们，祖国的希望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每一个热血儿女都不希望再有七十年，一百四十年……，以至更多的岁月悄悄地流逝。行动起来吧！我亲爱的同学们！以实际行动来声援北京大学生的民主运动，也为我们西安大学生的“四·二二”民主游行正名！
我们号召西安所有的大学生从五月二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课，不达目的绝不复课！
西安学生团结联合会
（西安团结学联）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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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等学校联合罢课宣言
·西安学生团结联合会·
今天，历史已是１９８９，而不是１９１９了。七十年前的五月四日，一大批热血青年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挽救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不顾反动派罪恶的子弹和屠刀，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终于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再看看七十年后的今天，共和国的旗帜上已污尘袭染，腐败现象丛生，党风不正，官倒猖獗，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民主空气淡薄，教育落后，……而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了。危难中的祖国再次需要我们青年为民主自由而呐喊斗争。
多少年来，我们常常沉湎于希望的幻境之中，而无视使人痛苦的真理。难道我们甘心继续作苟且偷安者吗？不！我们的心灵无论忍受多么大的煎熬，我们都将追求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为此我们甘愿贡献一切。
同学们，我们并不势单力孤，在西安，有数万名争取民主和自由而热血沸腾的青年，正在主持人类的尊严，它正在唤起我们周围众多的朋友与我们一道奋斗。为了民主和自由，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团结起来，退让只能使我们被征服，被愚弄，被欺骗。北京的学生已站起来了，我们必须也行动起来！
发扬五四精神，起来吧！朋友们，与我们一道前进！
西安学生团结联合会
（西安团结学联）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 以上二则摘自《中国民运原材料精选》香港十月评论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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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四宣言”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
同学们，同胞们，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在此云集，不光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一天，更是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发扬光大。今天在我们古老民族的象征——天安门前，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国人民宣称：我们无愧于七十年前的先驱们。
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精英们一直在探索着古老破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巴黎和会后，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蹂躏，面对着封建腐朽势力的死而不僵，他们挺身而出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及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全新的一步。
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知识分子本身的缺陷，“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并没有立即在中国实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与科学”并不能一蹴而就，焦躁与失望都无济于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所以，新中国一方面一直在向现代化进军，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忽视了民主建设，虽然强调科学的作用，却不重视科学的精神——民主。目前，国内存在的诸如政府机构中贪污严重，知识贬值，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我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这说明，没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及其实现的程序，在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各种各样大量的封建性因素，及旧制度沉渣就会再度泛起，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发扬“五四”精神，加速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保护人权，加强法制，已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同学们，同胞们，民主的精神就是集思广益，真正发展每个人的能力，保护每个人的利益；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理性，科学立国。现在我们更需要总结“五四”以来历次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使民主和理性成为一种制度，一种程序，“五四”提出的课题才能进一步深化，“五四”精神才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崛起的愿望才能在地球上实现。
同学们，同胞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连系着我们的每一颗心。这次学运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民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自由、人权、法制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同学们，同胞们，这次学运是继“五四”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史无前例，极其成功的。十多万大学生（不包括数以十万计的北京市民）走上街头，喊出了我们的口号，表达了我们的心愿。学运的功绩还表现在，一大批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成了学运的领导和主干力量，使整个行动更为成熟，更为理智。我们在学运中成立了一个在各校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基础上由四十七所高校代表选举产生的“学生自治联合会”，这是一个全新的组织，是这次学运的壮举。它表现了同学们高度的民主意识和运用民主手段促进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它对日后的民主改革肯定会有所裨益，起到推动作用。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学运中，几十万市民及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帮助并支持了我们的行动，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学运的胜利是民主运动的胜利，是全体人民的胜利，是“五四”精神的胜利。
但是，同学们，同胞们，这个胜利是极其微小的。几千年的文明不仅无法为我们拿出一个富国强民的现成方案，而且长期的带有封建色彩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基础农业文明，极大地影响了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地极大影响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首先，在学运的发祥地——校园内，实行民主体制改革的尝试，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第二，学生积极参政，坚持要求与政府对话，促进政府的民主体制改革，反对贪污腐化，促进新闻立法。我们认为，这些近期目标虽然只是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而且是细小而蹒跚的一步，但确实是伟大的一步，可贵的一步，我们应该为这一步而奋斗，为这一步而欢呼。
同学们，同胞们，民族的昌盛是我们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目标，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是我们数十万大学生共同奋斗的理想，几千年的文明希望着，十一亿伟大的人民注视着，我们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法制，为中国富强共同奋斗吧！
让我们的呐喊来唤醒年轻的共和国！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
□ 据油印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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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代表致全体学生书
亲爱的同学们：
从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四日罢课游行活动宣告结束。
此间我们的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出于一腔自发的爱国热情，我们的罢课游行活动也无不出于一片忧党忧国忧民之心，我们冒着种种艰难和险阻，高举起民主，法制，振兴祖国教育的大旗进行和平请愿活动。那响彻云霄的呼声，震撼了十里长街，国都上下，呼出了亿万中国人民要求强国富民总的心声，呼出了人民久积心底的愤懑和不平。
它似一颗闪逝的流星，划破了沉寂几十年的校园，唤起了广大爱国学生关心国事，关心人民的热情和自信，写下了北京师范学院学生爱国运动史上光辉的第一页。
历史自有公断！
我们不会忘记这短暂而不可磨灭的十四天，也不会忘记十里长街上曾留下我们师院人坚定的足迹，更不会忘记人民那理解、感激的目光和欢呼！我们第一次领会到了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责任和尊严，历史将祖国和人民的未来和希望寄托于我们身上，历史的使命，人民的呼唤，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腔热血固然可贵，而沉淀后的反思，必将放射出理性的光芒，真理和正义永远是我们忘我追求的理想。
朋友们，让我们燃烧起青春的热血，正气和智慧，放射出真理和正义的光芒，汇聚起照亮东方的太阳。
燃烧吧，太阳！
一九八九五月四日
□ 据油印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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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月十日游行的说明
·北京大学筹委会·
一、目的
⑴抗议政府在学生复课后，对“对话要求”采取的继续拖延的态度，并敦促政府在五月十一日做出明确的对话答复。
⑵声援各高校复课学生所遭到的压制，尤其声援北京航空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组织及学生的艰难处境和强烈要求。
⑶声援记者九日中午的请愿活动，宣传北京大学继续罢课的复课条件。
二、时间和地点
十日中午十二点在南校门集合。
三、组织办法
由校筹委会和各系分筹委统一组织安排。
⑴校筹委会和各系分筹委组成游行总指挥部。
⑵由于这次自行车游行相对于徒步游行较难于组织，因此，希望大家行动起来，每个同学都是纠察队员，共同自愿地把这次游行组织好。
⑶明天游行每二十个同学组成一个小分队，队长车上插一面指挥旗，其余同学跟著自己的指挥旗走，全体同学按次序跟著前面的大旗走，不能超车。
⑷宣传工具以及值勤工作，由筹委会统一安排。
四、其他事项
五月十日各校将同北大共同行动。南开大学的代表队不日也将抵达北大。
北京大学筹委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
□ 据油印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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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清华人
·清华对话筹委会·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今天，我们已经复课了。但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民主自由的中国却还很遥远，我们面临的是长期的战斗。而且，我们的运动的背景是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历史是会给我们地位的。当我们认识到这次运动的历史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轻易地放弃斗争，我们决不能让运动流产！
在复课以后，我们的主要斗争形式应该转向理论宣传，让民主意识深入每个人的心，而我们要奋斗的第一步，就是促进校内民主。
清华筹委会的同学还在坚持斗争，但还需要广大同学的帮助。民主是我们自己作主，我们不干，谁干？！
为作长期斗争，我们特成立以下几个部门，希望同学们踊跃报名：
１、信息理论部；
２、宣传鼓动及演讲部；
３、外联情报部；
４、民意及舆论部；
５、“清华人之声”
我们急需大批有识之士！
同学们，积极行动，担负起历史的使命！
坚信吧，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战士
清华对话筹委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
□ 据油印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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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全体同学敬告全国同胞书
亲爱的同胞们：
今天，我们又一次忍痛走出教室，放下心爱的书本，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再一次振臂高呼。
自四月下旬以来，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和罢课活动，向政府请愿，为的是促使政府尽快消除干部阶层中自上而下的严重腐败现象，尽快消除使我国经济陷入混乱，经济体制改革停步不前的官倒现象，为的是促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从根本上建设我中华民政美好未来的前景，使我中华尽快在有限时间里尽快挤入世界富强文明强国之林，使我中华尽快脱离与世界先进发达民族越来越远的魔影，使我中华人民的人权不再受到“一小撮人”的有形无形的剥夺。
在这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我们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巨大支持和响应。我们相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全国人民作我们坚强的后盾，北京大学将和全国各高校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高于一切的利益，奋斗到底！
在当今中国的形势下，要了解此次学生运动的著实情况，我们建议你们到北京各高校去，特别是北大，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比较大的大学中去。千万别希望在收音机前，电视屏幕上得到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现在，北京市各大报社的记者已受不了新闻查禁，限制之苦，正在组织起来和大学生一起要求自由报道。以前的很多东西都是政府的愚民宝贝！我们北京市不少高校正在罢课斗争，以争取近期的也是最关键的目标——新闻自由的胜利！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团结起来！
热爱我中华民族的全体中青年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一九八九年五月（初）
□ 据油印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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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告首都高校学生书
亲爱的同学们：
这场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已经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了，目前形势正处于低谷状态，许多院校的同学已复课，进行着所谓的“边复课边斗争”。也有不少人认为学生运动应该告一段落了，甚至可以结束了，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
一部份同学认为已取得了胜利，近日来当局的态度有所缓和，所谓的动乱也很少提到了，尤其是赵紫阳同志的讲话一发表，更是瓦解了不少同学的斗志，也影响了外界舆论。至今为止我们取得了哪些具体胜利呢？“动乱”依旧是“动乱”，“非法组织”仍然是“非法组织”，“一小撮人”还在“别有用心”，表示我们孜孜以求的民主自由要求又有哪一条被采纳、实现了？广大同学翘首以盼的对话——真诚平等实质性的对话是还远远未能实现。我们到底取得了什么胜利？！只要“动乱”，“非法”的帽子还在，当局随时可以同广大同学“反攻倒算”，“洗髓换脑”，八七年中国科技大学的悲剧，谁能保证不再发生？
另有部份同学认为罢课斗争影响了学生自己的学习，对于当局毫无压力，而且当局对学生游行示威仍然漠然处之。因此，斗争已无法开展下去了，没有什么意义了。让我们分析一下当前形势，就能明白当局是在故作姿态，强自镇静，内心里其实恐慌不已，紧张得很！
经济体制改革已至一定极限，难以期望有重大成功，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贪污腐败更是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这些是一时处理不了的。剩下的就是对外开放了，吸引外资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就不能不考虑到国际舆论的影响，这是他们最头痛不已的，弄不好就会把外商给吓跑，如意算盘也落了空，他们能不怕吗？西欧、美国和港澳关于投资中国作出的一系列反应使当局如坐针毡，他们是不敢不顾这种影响的。
罢课的持续对运动是有利的，政府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学生只损失一些功课，不难挽回，而政府不然。国际舆论对他们不利，国内民众的觉醒也尤其使他们紧张，“愚民”政策不可能保证永远万事大吉的，事实真相总有一天会暴露天下，越来越多的人会站出来支持学生运动，记者们不是已经站出来了吗？
况且，如果我们放弃斗争，我们对得起海内外给我们以巨大支持，对我们寄以厚望的广大人民群众吗？
同学们，让我们坚持斗争下去，继续罢课，当局的老爷们会放下架子与我们对话，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胜利属于人民！
首都高校同学团结起来，再一次实行总罢课，让“公仆们”与“主人们”对话！
北京大学广大学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
□ 据油印传单
以上六则摘自《天安门一九八九》台北联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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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互动】
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
·胡绩伟·
《政府工作报告》有一章，阐明“努力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开头就指出：“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努力创造良好的、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顺利实现治理整顿任务的重要保证。”还强调：“任何社会动荡和混乱都不利于建设和改革的进行。”
把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提到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是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我们现在的确存在不少不安定的因素。可惜有的同志把新闻自由也当成不安定的因素，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新闻自由是很重要的安定因素，并不是不安定的因素。
有的同志把新闻自由误认为是报上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等于多少年前好些人把婚姻自由误解为乱搞男女关系一样。这当然可怕。
其实，我们提倡的新闻自由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新闻自由，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不能叫新闻自由。我们从来就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超乎法律的绝对自由，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新闻自由，越是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都是受宪法和法律制约的。
在新闻工作中有没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呢？当然有；假新闻之名、行违反新闻自由之实的事，有没有呢？也有。另一方面，反对新闻自由的有没有呢？也有，以反对所谓自由化为藉口来限制和压制新闻自由的，有没有呢？也有。
我们所倡导的新闻自由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的。人民依法行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有什么可怕呢？比如，我们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不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四条规定不准分裂民族团结；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准对别人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权利时，不能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利；第五十二条规定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第五十三条规定除遵守宪法法律外，还要保守国家机密、尊重社会公德；第五十四条规定公民不得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等等。还有民法、刑法和其他专门的法律，其中都有有关条文对新闻工作起制约作用。大家想想，我们提倡的新闻自由就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这种新闻自由有什么不安全的呢？有什么可怕的呢？
用法律为准绳来检察我们这些年的新闻工作，违法的事，有没有呢？有。但是，是很少很少的，并不是很多很多的。相反，限制和压制合法的新闻自由的事，却是很多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无视法律，做得十分粗暴无理。震动国内外的周扬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事件。请法律界的专家说说公道话，周扬的文章宣传了人道主义和异化，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在组织上说，是他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的正式发言，是在中央党报上正式发表的，这违反了什么法呢？退一步说，就算理论上错了，究竟又违犯了宪法和法律的哪款哪条呢？这事虽然已经过去五六年了，因为周扬同志受到无理打击，已经丧失知觉、卧床四五年了，因而人们一想到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平反昭雪，仍然感到十分寒心。老实说，这种压制新闻自由的事才真正令人惧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
每次人民代表大会都呼吁制订新闻法，就是要求依法行使人民的新闻自由权利。经过四五年对新闻立法的研究，我以为有很大进步。比如原来连新闻自由也不敢说，连谈论新闻自由的自由也受限制，现在可以说了，可以讨论了。这一时期，无论是新闻报导还是评论，无论是批评还是揭发，无论是报刊还是广播电视，享有的新闻自由都有所改进。另外，对新闻立法目的的分岐也基本统一了，对新闻自由是保护还是限制的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新闻立法的目的是保护新闻自由。要不要限制呢？要，但不是第一位的；首先是保护，其次才是限制；而限制的目的不是妨害新闻自由而是更好地行使新闻自由。保护和限制，不能因人而异，不能按长官意志行事。只能以宪法法律为准绳，依法行事。要从人治过渡到法治，使得新闻自由的法律依据更加明确更加具体。近年来，要求完善新闻法的呼声十分迫切，起草单位近来也要加紧工作，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所要维护的新闻自由，是全体公民的新闻自由，不仅仅是新闻工作人员的新闻自由。公民的新闻自由，是通过新闻媒介所行使的主人翁的知情权、议政权、参政权和监督权，而新闻工作人员的新闻自由的含义是比较小的，如在采访、编辑、写作、评论、发表等方面的自由。因而，我们制订新闻法所要保护的对象，是全体公民，不能仅仅限于新闻人员；它所要限制的不只是新闻人员，而是全体公民，包括各级领导人员。讲明这一点就更加表明加紧新闻立法的重要性。
我为什么说新闻自由是安定因素不是不安定因素呢？有些同志把新闻自由和安定团结对立起来，为什么不对呢？我以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十年内乱中那种无法无天的所谓新闻自由搞怕了，还是心有余悸。这里，必须记着：第一，文革时期的所谓新闻自由，其所以可怕，正是因为无法无天；在报上和广播中，可以随意把一个人搞臭搞倒，可以宣传把国家主席搞死，把人大常委关起来，把那么多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将军打倒，这种“新闻自由”，当然可怕，简直是恐怖。第二，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所谓新闻自由，搞到那样可怕的地步，恰恰是最高领袖高度集中的严格领导下和一呼百应的指挥下搞出来的，并不是新闻工作者不听党的话、闹独立性搞出来的。我们的伟大领袖本来是很受爱戴的，可怕的是自由的被剥夺，可怕的是专制，是独裁。当时，有不少新闻工作者为维护宪法而斗争，为依法行使新闻自由而斗争，反而受到镇压，被打成反革命。因而，必须改变那种陈旧的观念和老印象，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来对待新闻自由。凡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新闻单位的新闻行为（无论是信息还是评论，是批评还是揭发）都应该受到尊重，不应当受到限制和压制。任何高地位的长官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不能凭藉自己的权力来瞎指挥和干涉。他个人的意见，只能说理，供人参考，不能句句是真理，不能要人服从、命令人照办。凡是违法的所谓新闻自由，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依法处理。而判断合法与非法、判断罪重罪轻、判断罚与不罚和重罚轻罚，都不能凭任何长官意志来定。将来的新闻法对合法和非法的界限要划分清楚，对合法的范围要规定明确。而这种界限和范围，只能严格遵守宪法，也不能凭长官意志，想把范围订得小小的就任意缩小；任意缩小，也是违法的，新闻单位任意扩大了，是违法；其他单位任意缩小了，也是违法。
下面，我想对新闻自由是安定因素作进一步的阐明。
第一，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方针政策的法制化。在宪法范围内的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切实的尊重，人民就会感到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是确确实实起作用的根本大法。这样，人民就会增强宪法意识，尊重宪法，遵守宪法，在宪法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的安定。相反，如果宪法原则、宪法权利经常得不到实现，人民就会感到政治上缺乏宪法的保护，因而失去政治上的安全感。这样的话，怎么会有真正的安定团结呢？“文革”十年是我国最严重的不安定时期，就是从公然践踏宪法开始的，就是从彻底消灭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的。这是人所周知的，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第二，在人民充分享有新闻自由的条件下，信息公开的程度提高了，政治透明度增强了，舆论监督扩大和加深了。这样，党和政府的决策活动就自然会更慎重从事，有利于减少失误，即使失误了，也比较容易得到批评和纠正。而各种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也会有所忌惮和收敛，发生了也比较容易得到揭露和惩罚。现在好些官僚主义者不怕内部批评，就怕登报，不怕上法院，就怕上电视；可见，新闻自由本身就是消除不安定因素的有效力量。从反面来看，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人民群众眼看决策失误，眼看腐败现象蔓延而无能为力，说轻了没有用，说重了不登报。不用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发言，有比较尖锐的意见也很难登报。这样，时间长了，许多人就会抱着一种懒得说、懒得想，甚至懒得生气而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这种现象表面上也能给人以安定团结的假象，但实际上这种安定团结是以人们的麻木、冷漠和压抑为代价的。这种无声的假安定酝酿着很大的危险。一个具有现代政治头脑的领导者，难道能够满足于这种虚假的安定团结吗？
第三，新闻自由可能顺畅地沟通人民与政府间的相互了解，同时也可以广泛沟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了解，从而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消除隔阂、政通人和的作用。新闻自由被世界普遍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出气阀”，给人们提供宣泄不满的一个很安全的渠道，从而可以从消极方面维持社会的安定，避免偏激情绪的爆发。只要在法律范围内，让人说话，让报上多发表人民的意见，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是政治度量和政治气魄，更是一种宪法观念。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保持真正安定团结的牢固基础。
第四，新闻自由可以使社会正义得以伸张，起到扶正压邪的作用。因而矛盾可以缓解，不容易激化；可以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可以使受冤屈者讲理有路，告发有门。这就会大大减少长期难于解决的上诉上访，从而使一些人的不幸遭遇可以通过新闻媒介加以补偿或改善，防止一些不应发生的悲剧惨案的发生，起到很好的促进安定团结的作用。
第五，新闻自由有助于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民主权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权威。问题在于，这种领导权威，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权威。在新闻不自由的条件下所形成的领导权威，只能是专制的权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权威。民主的权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的权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纵观世界大势，凡是新闻自由比较好的国家都比较稳定，军事政变很难发生，不合法的上台下台引起的政治动荡比较少，反之，凡是没有或者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政局都不稳定，既使经济比较稳定、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但人民总是处于心神不安的状况，当政官员也常常过着诚惶诚恐的日子。
可见，加紧新闻立法、保护新闻自由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决策。
□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８日
摘自《天安门一九八九》台北联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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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倡议书
·李洪林等·
“五四”运动七十年了，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关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人民早已盼望的现代化道路。但是旧体制根深蒂固，改革阻力重重，这是当前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现在，经济改革陷于停顿，旧的体制正在回潮。政治改革尚未出台，民主竟被看成动乱。有人在上以权谋私，群众在下自然离心。十年前凝聚起来的力量，濒于瓦解，十年前振奋起来的精神，日渐冷却。只要正视现实，就会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时刻。
胡耀邦逝世触发的学生示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它唤醒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青年学生一片赤诚，他们要求民主，支持改革，反对专制，痛恨腐败，这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行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是“五四”精神在新时期的继续。
学生们举行的是和平示威，正大光明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这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常规，更是中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况且他们所要求的都是宪法上已经写了的。如果重复一下宪法语言都不容许，并被指控为“有计划的阴谋”或“少数人制造的动乱”那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又把宪法置于何地！
我们切望安定，反对动乱。但是不能把民主和安定对立起来。其实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各种动乱因素，真正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们希望举国上下都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是只有民主才能赢得人民的真诚拥护，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真理。
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历史又一次把民主的任务提到中国人民面前。在这个重要关头，青年又一次走在前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有这样的青年，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民主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所谓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因而需要推迟民主的怪论。事实证明，缺乏民主素质的，恰恰是那些害怕民主的官员。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宝贵成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我们反对借口“中国国情”而拒绝这些文明，反对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决不能让它半途而废，为此必须确立民主和法制的权威，用法治精神推进改革，切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
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不但要使党政分开，切实解决以党代政问题，而且要实行真正自由的民主选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并且实现司法独立。
世界在前进。改革关系着中国的命运。我们不能再一次失去机会。
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道路上团结起来，在“五四”精神鼓舞下，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签名人：
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许良英、张显扬、戴 晴、王来棣、张宣三、范 用、李南友、赵中立、张宗厚、黄宗甄、李景先、舒 湮、达兴先、薛禹谷、李佩珊、周明镇、吕嘉明、张抗抗、黄克钊
□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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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
赵紫阳的讲话貌似很理智
·北大一研究生·
赵紫阳有一个讲话，貌似很理智，很有道理，很能感动那些已经有点疲倦的同学们。其实不然，仔细一分析，我觉得与《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多大差别。
一、他的的推理过于简单肤浅。他说学生的基本口号是“拥护……”，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学生的基本口号决不止这些。赵的前提就是对事实的歪曲，这与《人民日报》说学生喊“打倒共产党”有何区别？最初的游行并无“拥护……”等口号，只是《人民日报》玩弄的少数强加于多数的惯用伎俩迫使学生别出心裁地高喊“拥护……”等口号，其用心良苦可知矣！没想到，也被人利用。现在出现的许多腐败现象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之下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某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失误，而是整个领导体制本身不合理。身上长了脓包，不是把它割掉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消炎，要除根。
二、赵作为党的总书记，并未道出学生的心声。造成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是人民未能行使主人的权力。党和政府几年来一直在解决腐败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甚至更糟？因为没有改到点子上，说得确切一点，因为自身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任何事物的自身调节能力总是有限的，需要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我们不要指望政府会赐给我们民主，只有我们争取过来的监督权，才是有用的。
三、赵说的措施好听不好使。对话亦不是一个新词。早在几年前，中央就提倡和群众对话，那不是真正的对话，因为它是主人提出来的，是主人给的。因此，对话超过一定范围，主人就不高兴了。他有生杀大权，为什么不保护自己呢？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是人民的本能也是政府的本能。
同学们，你们没有被《人民日报》社论所吓倒，也不要被赵紫阳的讲话所欺骗。揭开它的面纱，可看出是同一个东西。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民主权力全是人民群众经过各种方式的斗争换来的。事实上，人民确实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自己〔应当是“个体”管不了的事——陈小雅批注〕，人民也需要自己作主人，这一对矛盾达到平衡，社会才能真正稳定。
四、赵过于自信。不错，学生运动在没有一个别有用心的政党领导时，是会自生自灭的。但学生运动只是一种征候，就象地震前某些动物的异常活动一样。他们比较敏感，走在前面，其后必然有一场动乱，是新的层次上的动乱。不要理解为以前的暴力革命。直到旧的体制被新的更合理的体制所取代，这是必然的，没有人能阻止，也不可能用政府的调节措施来避免。
□ 大字报。摘自陈小雅著《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北风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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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动态】
赵紫阳分析当前国内形势
现在最需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
〔新华社北京５月４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份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赵紫阳强调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是在会见出席亚洲开放银行理事会第七２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说这些话的。
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向客人们分析了当前中国国内形势。他说，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时说：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除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象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去年以来，我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这样，就把惩治腐败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现在正在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赵紫阳说：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紫阳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说：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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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事业
《人民日报》社论（８９．５．４）
我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进入一个关键性时刻，又迎来了“五四”运动７０周年纪念日此时，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缅怀“五四”先驱者们为拯救中国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业绩，重温“五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丰富思想，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并使之发扬光大，对于我们坚定改革的信念，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阻力，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现代化事业而同心同德地艰苦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７０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的黑暗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一致要求结束这种悲惨的命运。另一方面，近代文明裹挟着思想的启蒙，已经使中国进步知识界有了痛切的反省和觉悟。大家深切地感到，非变革不能图自薪图自强。于是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五四”的孕育下，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两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近代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的人民群众能够达到这样的思想自觉和一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摇撼中国人民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坚定决心。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那样：“‘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可以这样说，“五四”运动开现代化运动先河，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社会进步，要求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和坚定信念。
往事已矣。７０年后的今天，中国既是一个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又是一个面临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艰巨的社会变革任务的中国。怎样才能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华民族焕发青春，尽快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这是历史要求我们谱写的新篇章。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毫无疑问，７０年前开始的现代化运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清醒而炽烈的爱国主义永远是激励和引导我们奋发前进的精神力量。“五四”先驱者们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爱国传统，而且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不再沉湎于“古老文明”的自我欣赏之中，而是睁开双眼，面对现实，以变革求生存求发展。与７０年前相比，现在时代不同了，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也不同了，如果说，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７０年前表现在为救亡图存，打碎一个旧世界，拯救中国而斗争；在今天则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建设一个新中国而进行的艰苦奋斗之中。我们的国家远未摆脱贫困和落后，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如果不能把握机会，改革自强，急起直追，中国就很难在未来时代站稳脚跟。在这样的关口，改革需要爱国主义精神力量的巨大支持。没有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改革是不能取得成功的。所以要把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处境尤其是所遇到的困难向人民讲清楚，使每一个人在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也要分担国家的困难。我们目前为推进和深化改革所进行的治理整顿是必要的。我们不会走回头路，也不能走回头路。只要我们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达到全民共识，就能够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逐步向现代化迈进。
“五四”又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是我们推进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强有力的武器。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运动总是以思想革命为其先导，“五四”运动也是这样。“五四”先驱者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了痛苦的思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打倒孔家店，不冲破旧文化的束缚，非但不能扭转中国日趋没落的颓势，而且永远不能改变悲惨的历史命运。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得风气之先的进步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汇聚到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下来。可以说，如果没有科学和民主新思想的启蒙，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这条宝贵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高举科学旗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本本出发，从概念出发，只能导致教条和僵化。只有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创新，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现在的问题不是科学精神太多了，而是科学精神尚未大大发扬。仍有人习惯用旧的条条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脚，看不惯或不理解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新事物、新经验、新办法。也有人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总想照搬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这些都不符合科学的精神，是改革前进的障碍。因此，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提倡科学精神，从形形色色的迷信和教条中解放出来，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才可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
发扬民主，推进民主政治，积极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建设民主政治，不能光说空话，而是要多做脚踏实地的工作。改革１０年来，党和政府为推进民主政治做了大量工作，逐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更好地体现人民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的职能；开辟多种渠道，广泛进行民主协商对话；运用多种形式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廉政建设；旨在保障民主的法制建设有了进展，等等。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还要继续做扎扎实实的工作，稳步前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要考虑到各种条件和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什么事情都办不好。
“五四”是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我国青年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变革意识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是光彩夺目的一页。无论“五四”运动还是其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证明了一个真理：青年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一代。在社会变革的历史关头，有了正确思想的指导，青年总是站在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力军。８０年代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仍然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因此，要鼓励青年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各项改革事业。当然青年也是有不足的，比如经验不足，考虑问题不甚全面，有时不够冷静等，但只要我们正确引导，讲清楚道理，青年们是能够明大义，顾大局的。对青年要理解，要保护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要严格要求，鼓励他们继承和发展前辈的优良传统。这是真正的爱护青年，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五四”是青年的节日。在这个时候，我们格外怀念曾为我国青年运动作出巨大贡献的耀邦同志。青年们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有理想，守纪律，勤奋学习，辛勤劳动，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工作实绩，创造出无愧于前辈、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光辉业绩。
□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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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青年纪念五四七十周年
二十万人分别举行游园联欢等活动
数万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集会 游行学生宣布今日全部复课
《人民日报》 〔本报北京５月４日讯〕 今天是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北京２０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北京大学门口花团锦簇，彩旗招展。今天是五四运动纪念日，也是北京大学例行的校友返校日。立于西门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今天举行了揭幕仪式。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位老校友深情地说：每年“五四”，我都要来校园走走，找学生谈谈心，如何珍惜今天的好时光。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等首都４０多所高校数万学生上街游行。游行的学生是早上离开各自的校园，分三路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的。从游行队伍中的横幅看，有来自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大连、吉林等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沿途有数十万群众围观，不少人主动送冷饮和食品。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尽职尽责，没有与游行者发生冲突。
游行的学生打着“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捍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讲真话”、“平等对话”等横幅，喊着“爱国、民主、科学”等口号，汇集到天安门广场。
下午３点多，游行学生在这里集会，宣读了“五四宣言”：要求在校园内实行民主改革尝试，使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闻立法。
随后，游行的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市所有高校全部复课。
下午４点左右，游行队伍开始离开天安门广场。回校途经《人民日报》社的部份学生，在报社门口呼喊口号。
今天上街游行的还有几百名首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举着“新闻要客观公正”、“我们要说真话”等横幅从天安门广场走过。
□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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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
希望党和政府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增加透明度
《人民日报》 〔本报北京５月４日讯〕 今晚７时，中央电视台播出赵紫阳会见出席亚行年会客人时的讲话，在首都高校引起广泛反响。本报记者前往北大、清华等几所学校，同一些师生交谈，听到他们不少由衷的意见。
当晚１０时许，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正在广播赵紫阳讲话，同学们边听边议论，讲话播完，响起一片掌声。经济法学系８６级的一位学生说：“赵紫阳讲话比较客观，比较实际。我同意他说的八个字：冷静、理智、克制、秩序。这的确是目前我们必需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是最明智的办法。”另一位同学补充说：“我们真诚地希望党和政府能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办事，增加透明度。”
北京大学在广播赵紫阳讲话时，上千人围在一处听。一位教经济的青年教师对记者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了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一位在游行中比较活跃的同学说：“我们欢迎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但关键还要看下一步如何对话，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宿舍学二楼里，几位研究生与记者攀谈起来，他们刚参加游行回来，已得知紫阳讲话内容，认为讲得不错。一位同学说：“领导人和学生都需要理智，紫阳这个讲话就很理智。”统计系一位研究生提出：“让我们用正常渠道反映问题，但首先要保证正常渠道真正畅通，否则我们如何反映？”
记者今晚看到的清华园是平静的。参加游行的学生已经返校，４个教学楼灯火通明，不少学生正在温习功课。汽车系８９级一位同学说：“赵紫阳的讲话，我们能接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需要理解。４月２７日那天我们走了１７个半小时，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我们为了什么？今天游行我没有去，我觉得游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刚从电教室看完纪念“五四”录像的一些同学对记者说：“罢课不罢学”实际上对学业还是有影响的。现在大家都需要冷静，可以边上课边对话。总之，是复课的时候了。
在北京师范大学，刚刚从学生宿舍出来的王梓坤校长对记者说：“紫阳的讲话比较全面，既肯定了１０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现象。学生的行动反映了相当一部份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刚才我去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我对他们提出两点希望：第一，希望大家明天好好看看紫阳的讲话，好好想想；第二，希望同学们早日复课。”
记者了解到，也有一些高校师生对赵紫阳讲话的某些内容，持保留态度。
□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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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发展】
〖续《华夏文摘》“六四”十周年增刊（五）（ｚｋ９９０４ｂ）〗
三项议题考验政府诚意
——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综述
为使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代表和北京高校广大学生的对话能在平等、真诚、公开的基础上顺利进行，北京二十多所高校的学生民主选举产生的对话代表于五月三日在中国政法大学组成了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代表团成立后，一方面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提出了要求对话的请愿书；另一方面，建立了组织机构，连日来在政法大学召开会议，讨论对话内容，并接待了海内外几十家新闻机构的采访，听取了来自全国各地各界人大代表的意见。
五月三日成立会议上，各校代表民主推荐了中国政法大学代表项小吉和北京大学代表沈同为对话代表团会议召集人。五月五日会议上，对话代表团内成立了三个议题组，并根据个人的特长，召集人指定了三个议题的核心成员。具体是：第一组，讨论此次学运，核心成员是清华大学代表耿凉鹏；第二组，讨论深化改革，核心成员是政法大学代表张志新；第三组，讨论宪法第三十五条，核心成员是政法大学代表项小吉。这次会议还确立了对话议题的原则，即瞻前顾后，并尊顾上下左右，为以后的对话开个好头。
五月六日，对话代表团拟定了请愿书，并在当天下午六点交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国务院信访局。五月八日下午三点，三个单位的信访局已给代表团做了初步答复，并约定在五月十一日给代表团做进一步答复，各校代表普遍希望对话能在十四日之前进行。
自五月六日始，代表团连续三天进行了分组讨论，讨论的基本情况如下：第一组讨论过程中，各校代表一致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其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缺乏连续性、稳定性，造成了危机四伏，官倒横行，腐败严重，和政治、社会环境的极大的不安定。这次学运的直接诱因是胡耀邦同志的忧郁而逝。该组的部份同学认为，有关单位应对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前后几天官方新闻机构的歪曲报道负法律责任。
第二个议题组主要讨论深化改革。该组成员认为终身制、专制、官倒、腐败、各种危机等等都是体制不合理的表现。代表们都认为在这个议题上应着重抓住几个具体问题同中央和政府进行对话，以切实地帮助中央和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个组主要就宪法第三十五条中规定的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即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游行自由展开讨论，并希望和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就自治高职的合法性，修正上海 ＊＊＊＊
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先生的错误处理，取消或修改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游行十条三个问题上进行对话。该组现正在听取各阶层的意见，从法理上作严密的论证。
实现平等，真诚，公开的对话，不仅取决于广大同学，当前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能否实现平等真诚的对话，不但是对学生代表团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责任感的考验，也是对政府领导人是否具有诚心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考验。
□ 北京大学《新闻导报》第三期，一九八九五月十二日
摘自《天安门一九八九》台北联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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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相攻破谣言
悼胡活动纪实摄影展在京受欢迎
香港《明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１日 〔本报记者北京专电〕 由中央美术学院同学筹办的“悼念胡耀邦同志活动纪实摄影展”昨日在该学院的陈列馆开幕。一个早上，参观人数已多达一千二百人，打破了该馆的记录。不过，一些学生，包括照片的作者却表示，影展还是受到了检查，一些与军警对峙及冲击新华门的照片都不获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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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数千学生昨游行 聚外滩至深夜结束
〔本报上海二日专电〕 上海部份高校四千多名学生，今天下午走出校门，上街游行，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游行队伍才在外滩上海市政府大楼前离去。
复旦大学部份学生中午走出校门，会同了附近同济大学的部份学生，沿途经四平路、外滩，前往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与较早到达的华东师范大学部份学生会合。游行队伍中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无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民主自由”等横幅标语，并在沿途呼喊口号和进行募捐活动。据这三所大学的负责人称，他们曾努力劝阻准备游行的学生上街，以免影响学习，影响交通秩序，但这些学生不听劝阻，坚持上街。
上海学生要求予钦本立复职
〔合众国际社北京二日电〕 在上海，大约一万名示威者在中共市委门外举行静坐抗议。
外国目击者说，大约一万名大学学生及旁观者从著名的上海外滩，游行至市委总部门外静坐，警察队伍封锁了市委办公楼周围的街道。
学生来自四间主要院校，他们手持“要民主，要自由”的标语。
示威者说，除非官员答应他们的要求，否则将会通宵在市委门外静坐。他们的要求包括撤除对示威的限制，让上周因报道示威二遭褫职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复职。他们高呼：“钦本立复职！”
江泽民谈沪游行事 市府将与学生对话
〔本报记者高肖英上海二日专电〕 今天晚上，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虹桥迎宾馆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合作部长瓦恩克博士一行时，随同来沪的联邦德国记者问江泽民书记对今天大学生在上海街头游行的看法。江泽民透露，市有关部门准备与学生对话。
江泽民回答说：学生提出要清除腐败，打倒官僚，这是我们历来的主张，但要防止有个别坏人乘机制造事端。学生的游行不会改变我们的对外开放和改革方针，包括我们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合作。
江泽民继续说，八七年九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游行法规总共十二条，市民都应该遵守。我曾访问过二十多个国家，包括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关于游行的法律规定；我们追求民主，但没有绝对的民主，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江泽民最后说，我们对青年人采取的是爱护方针，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对他们正确的要求要支持，错误的要帮助。市有关部门也准备与学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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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拒与大学生对话
香港《明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４日 〔本报记者北京专电〕 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昨日拒绝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提出的十二点对话先决要求，并呼吁学生尽早复课。而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则决定在今天早上举行“庆祝五·四，为民请愿”大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新五四大宣言”。北京四十七间高校的十多万学生及上千外地高等学校包括香港的大学生，将参加游行活动。
袁木昨日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及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袁立本等陪同下出席了记者会。他表示，对话是为了沟通意见，促进了解，不是政府与学生之间的谈判，不应有先决条件。
……
另一方面，四十七名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委员昨日下午在北京师大举行会议，决定举行“庆祝五四，为民请愿”大游行，并发表“新五四大宣言”，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联合会常委吾尔开希昨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说，袁木昨晨的讲话与他以往态度一样，对对话没有诚意。学生今天的游行会尽量避免冲突，倘若遇上，亦会有应变措施。至于他个人安全问题，他表示什么都可能发生。
今天游行将分批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出发，预定中午在天安门集合。今天的口号包括支持改革、反对倒退、对话要有诚意、支持改革报纸、维护宪法、结社自由，维护人权，支持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声援《科技日报》，政治公开化。
而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合肥科技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均有学生出席昨日的记者会，汇报各地的情况。科技大学学生李亚表示，合肥十分平静，他们受到中央表扬，他二十四日离开合肥时，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悼念胡耀邦，但学生并无上街罢课。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于晨星表示，今日会有多间学校游行，而在两天内，已筹得一万港元支援北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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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首次 料逾千人参加
北京新闻界今游行
香港《明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４日 〔本报记者北京专电〕 北京市约三十间新闻机构的近百名新闻工作者，昨日开会商量向有关方面提出平反《世界经济导报》的要求，并希望与有关官员对话。此外，他们将号召其他新闻工作者，声援学生所提出的新闻自由，要求参与游行。北京新闻界人士参加自发游行是四十年来首次。该批新闻工作者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等北京新闻机构，预计他们今日将发动数百名新闻工作者参与游行，加上声援者有可能超过千人。
参加游行的新闻工作者将于今日中午十二时在位于宣武门大街上的新华社大门口集会，等待学生游行队伍的到来。届时他们将打出“捍卫宪法”、“新闻要讲真话”、“新闻不是欺骗人民”、“保卫宪法赋予言论自由”等横幅标语。在与学生游行队伍会合后，他们将到天安门广场，北京市委和《人民日报》报社等地方。一位记者表示，学生提出“新闻自由”口号，但新闻机构却没有作任何表示，所以他们今次要用游行方式来反映他们的态度。北京许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对本单位记者、编辑参加要求新闻自由的游行和签名运动表示理解和支持，没有一家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对自己下属的行动进行劝阻和制止。
促成这批新闻工作者聚会的主因是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并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以及较早时停止《世界经济导报》的发行。北京市数十名新闻工作者昨日寻求共识，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准备收集同行签名，明日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
他们认为上海市委这些决定，是违背了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违背党章所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下活动，违背党的“十三大”党政分开的原则。
对此，他们提出以下要求：
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的该项决定；
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
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
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对话。新闻界对话代表从新闻单位签名代表中产生，不得对公开报道加以干涉；
五、对以上要求尽快作出明确答复。
《亚太经济时报》一位记者表示，在国内从来没有新闻自由，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希望通过《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的具体事例，争取新闻自由。
他说，国内新闻界的共识是，要求新闻单位对这次学生运动作出客观报道。他们要求与有关领导人对话，是希望可提出更广泛的看法。如果《世界经济导报》事件通过今次努力获得平反，他们在争取新闻自由方面将更进一步。
《人民日报》一位记者说，新闻报道真实性，是对党、人民、历史负责，歪曲的报道将扰乱社会。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正向国内新闻工作者、学生和其他人士发问卷，调查有关学生游行的报道问题。填写问卷的人，普遍不赞成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所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被访者又认为新闻媒介对学生游行的报道不真实。
此外，他们又认为学生游行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党政机关的不正之风，及要求加快政治民主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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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决策层议决 四字真言作基调
学运对策：缓和 对话
坚决不承认高校学生自治联会
香港《明报》１９８９年５月４日 〔本报记者北京专电〕 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决策层在日前举行的商讨学运对策会议上，已确定了“缓和、对话”将作为当局对付学运政策的基调。
据悉，在日前举行的高层会议上，有中共决策人士表示，谁也不愿承担历史的罪人的名声。不过，中共高层在确定“缓和、对话”四字基调的同时，亦确定对话是有原则的，当局坚决不予承认学生自发成立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绝不以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为谈话对手。据分析，今日学生大游行后，如果学生与执勤军警双方采取克制态度，游行仍将以和平方式结束。
方励之指袁木讲话 对他及学生是警告
学生游行绝非一两人煽动起来
〔本报记者北京专电〕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讲话是一个警告，不单是对他的警告，也是对其他人包括学生。
他表示，他不会参加今日学生的游行，要求民主改革并非单只有他，而学生的行动也绝不是一、两个人煽动起来的。袁木的讲话是一种威胁，但对他本人已无作用。警告只会增加他的知名度，知识分子在开放改革中除了自己的专业外，也应对社会政策表达意见，他个人亦发表过一些言论，学生有赞成，也有不同意，虽然言论会对社会有影响，但他绝不认为这是煽动。
……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吾尔开希则表示，常委与民联绝无联系，袁木的话是无中生有，常委亦不会与民联接触，关于民联的具体情况，他也不了解，至于方励之是否幕后黑手，他可以明确说不是。
方励之向记者表示，他曾与亚洲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讨论过外国投资中国的问题，他从没有提议不要投资中国，只表示投资应考虑人权的问题，人权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应考虑有利中国的改革，例如投资教育。
方励之说，并非所有投资都是有利改革，一些投资就可能和官倒有联系。
天安门地区今朝七晚六施交通管制
〔本报记者北京专电〕 北京市公安局昨日发出通告，为保障五月四日有关部门组织的各项纪念“五·四”活动顺利进行，将对天安门地区实施交通管制措施。
通告称，五月四日上午七时至晚上六时，广场禁止与大会无关的行人通行。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大会堂西侧路，除持有大会车证车辆外，停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可绕行广场东侧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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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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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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