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
◆ 纪念专集（十三·上） ◆
◆ ◆
◆◆◆◆◆◆◆◆◆◆◆◆◆◆◆◆◆◆◆◆◆◆◆◆◆◆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增刊 第一八五期（上） ——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6c1）
————————————————————————————————————
⒈【历史伤口】 １９９９：举起世纪末的花环（诗） 粱天天
腥风血雨的时刻（北京时间８９．６．３～４）
——军队镇压民运过程纪要（８９年７月） 明报月刊
⒉【见证者言】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
（连载，８９．６．８～６．１２） 香港文汇报
我们好好活着回来作证
——香港学生的血泪见闻（８９年６月） 林耀强等
这里也有过屠城——我所经历的
成都“六·四”惨案前后（９９年记） 方 直
关于六四之夜的回忆（９９年记） 麻 子
————————————————————————————————————
《华夏文摘》是由ＣＮＤ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ｃｎｄ－ｃｍ＠ｃｎｄ．ｏｒｇ；
来稿请寄：ＨＸＷＺ＠ｃｎｄ．ｏｒｇ。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ＣＮＤ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历史伤口】
１９９９：举起世纪末的花环
——纪念６·４
·梁天天·
记忆的阵痛总在这一天里
发出痉挛的呐喊
历史的车轮轻轻地转了一圈，十年
如果，你们仍然活着
你们将与这个世界一起迈进２０００
而你们却用你们年轻的心
去撞击一个红色而坚硬的墙
企图倾斜一个王朝，粉碎一张黑色的脸
而子弹穿过孕育的子宫
抹脏了夏季的天空
你们躺了下来
用你们墓碑似的身躯压倒了青青草地
将你们的血液流淌成一条信念的绿色河流
从黄土高原流向每一个觉醒的瞳孔
是的，用子弹是无法改写笼中的鸟儿要展翅的梦想
你们为了更多人类的明天而离去了
清凉的水，洗白了大地洗白了春天的花朵
１９９９：举起世纪末的花环为你们献上
新世纪的蔚蓝色
□ 寄自美国
※ ※ ※ ※ ※
腥风血雨的时刻（北京时间）
——军队镇压民运过程纪要
★ 六月三日
凌晨一时：数万军人由北京城东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大部分士兵并无武装。西、北两面也有军队开进。
凌晨二时十分：二辆装载军人及军械的大巴士在西长安街被群众包围，学生将车上之枪枝放于车顶；另有十五辆军用卡车在附近被群众成功拦截。
凌晨二时二十分：约三千名戒严部队由东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至距广场五百公尺处受阻。
凌晨三时：群众在天安门附近将逾千名军人围进一建筑地盘，军人惟有席地而坐；在东长安街，在民众的掌声中，约三千名士兵被迫撤退。
清晨六时半：约五十名北京政法大学学生在新华门前展示夺得的军帽、军靴等。
中午十二时：两卡车武警袭击北京饭店外的群众，约三十人受伤。
下午二时：武警在广场以西发射催泪弹，殴打和驱散人群，历时三十分钟。另五千名军人在人民大会堂前被群众包围。
下午三时半：在西长安街，军队夺回装载ＡＫ４７自动步枪〖实为五六式冲锋枪。——《华夏文摘》编者注〗的巴士后撤退。
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外，军队与民众冲突，互掷玻璃瓶及石块，军人并用皮带抽打人民，有人受伤。
下午五时半：五十辆运兵卡车在东直门口为学生、市民截停。
晚上七时：中央电视台重申戒严规则，警告人民不得上街，并须离开天安门广场，宣称戒严部队、公安警察、武装警察有“采取一切手段强制处理的权限”。〖原文应为“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华夏文摘》编者注〗
晚上七时四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西侧，遭群众包围的部队中将答应撤退，“四十八小时内不进天安门广场”。
晚上七时五十五分：约七十辆军用卡车抵达建国门立交桥，又为群众所阻。
晚上八时二十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军队开始退入大会堂。
晚上九时：二万多人在广场以东四公里截停廿六辆军用卡车。
晚上十时：军人在北京市木樨地向拦路民众施放催泪气及开枪，约廿人受伤；近二万军人进入广场周围的建筑物。
晚上十时四十分：北京饭店内传出两声枪响，随后担架抬出一位胸膛淌血的学生。木樨地的军人一面开枪击倒人墙，一面向广场推进。
晚上十一时：在复兴门的军队开枪，数十市民死伤。
午夜：军队以装甲车清除群众设立的路障。武装部队由坦克和装甲车开道，杀向天安门，一路向群众扫射。群众惟有以石块、棍棒还击。
★ 六月四日
凌晨一时：二辆装甲车高速冲向广场，碾死市民。一辆在新华门前被巴士截停，另一辆被民众用铁枝插进履带而不能动。其后装甲车内士兵被拖出殴打，车则被民众泼汽油燃烧。
凌晨一时半：军队由新华门推进，开枪驱逐民众，百多人死伤，救护车往来如梭。
凌晨二时：公安人员在多数记者下榻的北京饭店，设立三道检查卡，没收所有胶卷、录音带、录影带，并禁止记者到阳台观看。同时，军队由北大、颐和园、公主坟、人民大会堂等地向广场推进，不断向群众开枪。
凌晨二时二十分：军队由三面进入天安门广场，群众四处奔逃。约万余名学生与候德健等四位绝食者坚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凌晨二时四十五分：官方在电视上声言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流氓疯狂攻击人民解放军部队，抢夺武器，殴打官兵，意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一列长约两三公里的军方车队由城西向天安门推进，约有二万名士兵的装甲师由东面进城。广场上，军队用喷火器、刺刀、机关枪等肆意屠杀。
凌晨三时：学生透过广播系统要求与军方谈判，军方不予理会。约二百名士兵由南面向人民大会堂推进。群众高呼“法西斯！法西斯！”不少人向人民大会堂窗户投掷砖头。
凌晨三时半：候德健等人与军人谈判。
凌晨四时：广场灯光熄灭，大批军人在一聚光灯照射下冲向纪念碑。五千多名留在广场静坐的学生被包围。数以万计的市民回到广场上，高唱《国际歌》。八辆军车驶入广场。
凌晨四时半：学生以口头投票方式决定撤离广场。当人群开始撤离时，军队已推进至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坦克纵队驶入，向人群开火，遇营帐即碾压而过。
凌晨五时：五辆坦克由东南两面驶入广场。枪声卜卜。学生手牵手撤离，高唱《国际歌》，并作出Ｖ字的胜利手势，与进驻广场的部队擦身而过。
凌晨五时半：方圆数公里内爆炸声和机枪射击声此起彼落。工程车清理路障后，约二百五十辆军用卡车开入广场。军队调派士兵，四人一组，坐在广场边的长安大街上，一见群众接近即开火。一辆坦克将民主女神推倒。
清晨六时：东单冒起阵阵火烧汽车的黑烟。部分民众焚烧公共汽车，砸破商店橱窗，部队和武警四出开枪杀人。
早上十时：北京电台一名新闻报导员谴责军队暴行，并谓遇害的无辜市民达数千人。该报导员随即被另一报导员取代，新报导员声称军队已勇敢地粉碎了一场反革命暴乱事件。
〖原编者按：本纪要根据各方面之报道整理而成。〗
□ 摘自《明报月刊》１９８９年７月号
植字：本刊不署名义务植字员一人
～～～～～～～～～～～～～～～～～～～～～～～～～～～～～～～～～～～～
【见证者言】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
·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一）
“共和国的土地上有我们血染的爱”，这首名为《血染的风采》的歌曲，饱含着神州赤子之情，是自北京今番学运以来，广场上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们最爱唱的歌曲。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的前夕，争取民主竟然还要付出如此沉重的血的代价！
● 鲜血写下的历史
六月四日凌晨，在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中心，在这世界最大的广场，枪声骤然响起，装甲车无情碾来，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倒在血泊之中。全球瞩目的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在腥风血雨中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历史将永远不会宽恕这次屠杀的策划者，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民族精英的冤魂。
在“六·四”大血案前后的四十八小时里，本报北京记者组目睹耳闻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场面。作为历史的见证，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难抑心中的悲愤之情，我们有责任将这一切如实地记叙下来，让一切善良的人们记住，这由千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用鲜血写下的历史。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新中国近四十年来最黑暗的时刻，是伴随着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一阵密集的枪声降临的。但作为整个事件的开始，却还得追溯至六月三日零时。
● 大军开始进入京城
六月三日零时，大批部队均以接获迅速进入北京城的命令，一幕人间惨剧，就在精心策划之下拉开帷幕。
六月三日凌晨直至四点为止，北京市处处发生学生、市民堵截军人、军车入城的情况。最大规模的堵截部队进城，发生在仅距天安门广场数百米之遥的北京饭店门前。当时大约是北京夏令时间三点十分左右。本报记者刚刚采访完木樨地武警车撞死人的事件，返回北京饭店。已见这支军队没有穿军衣，几乎一色是绿军裤，白衬衫，剃了光头。他们六、七个一排，一个紧紧挨着一个，相互抱成团似的向前挤进。他们大约每隔二、三十人，就有一个背报话机、头戴军用耳筒的通讯兵。他们来到正义路路口时，被市民死死的拦住了。
很多市民是从睡梦中惊醒跑来的，不少人身上还裹着被单，穿着睡衣。在部队的前头，市民们将路边挂标语的麻绳横拉过来，几十人拽住两端，就是不让士兵前进，要把他们拉回头。几乎是在场的每一个市民都给士兵做宣传，劝喻他们万万不可杀害学生。不少姑娘都是哭着哀求“你们回去吧，你们来我们的家干什么呀？”有的壮汉更是冲进队伍中拖着士兵的手，不让他们前进。
● 天安门广场已告急了
这批士兵看上去也是疲惫不堪的了，他们约莫十八、九岁的年纪，一个个汗垢满脸，衣服也被汗水、尘土染得变成黄迹斑斑，他们每人都携带两双鞋，一双是翻毛皮鞋，一双行军胶鞋。此外，除了斜背着卷起的雨衣之外，每人还在军帽藏着一个塑胶包皮，内为胶圈包着的金属丝，据说是用来套脖子用的。这些兵终于被市民堵截停了。有的士兵也被市民感化了，他们悄悄地告诉市民，他们是从距离北京七十公里的顺义县急速跑来的，来到这里已经跑了两个多小时了。记者见到至少十多个士兵因过度疲劳而不支倒地。一些中年妇女都骂了：“这些都是孩子呀，李鹏这不是在糟践作孽吗？”这支队伍在这个地段大约被阻停留一个多小时，便向东撤退，市民报以掌声和欢呼声。
这支没有武装的队伍是堵住了，但与此同时，很多有武装的军队却已从其他的方向或潜行，或强行进入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告急：人民大会堂西侧已发现了军队；历史博物馆已经进入了军队；北京饭店西侧的南河沿发现了有武装的军队；西长安街发现运载武器的汽车。显然，大批军队实际上已经将天安门广场包围起来了。这时候，朝霞刚刚升起在东方的天际，六月三日的黎明来临了。 （刊于８９．６．８）
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二）
六月三日清晨至中午时分，学生们分别在新华门、西单、六部口等地方展示军队进城的物证。西单、六部口被市民堵截的三辆运送武器的大型旅游巴士，学生将车内的机关枪、冲锋枪、子弹箱、手榴弹箱、枪榴弹箱、防毒面具、钢盔、小型报话机等搬上车顶给市民观看。新华门门口则展示军队遗下的军鞋、军帽、皮带、军用刀等一类物资，大批市民前往观看。
● 最早的流血开始了
下午二时，最早的镇压行动开始了。当时，西单、六部口和新华门都有很多市民在围观“军用品”。突然，六部口响起了喇叭广播声，警告周围的市民迅速离开。广播不久，逾千名军人、武警及交通警出现了，他们在西长安街筑起厚厚的人墙，军人排列最后，武警居中，前排是身穿白制服的交通警。人墙刚刚列好，一个指挥官跳上一辆吉普车顶，大喊一声：“立即执行任务！”人墙后排立刻向东面的人群发射了约二十枚催泪瓦斯，与此同时，一大批手持电警棍、木棍的军人及武警冲入人群，挥棒便打。人群纷纷向长安街东面奔走，一时间，街上遗落大量的单车、鞋及背袋。
几乎是同一时间，新华门内也突然冲出约三百名军人，同样是手持电警棍和杯口粗的木棍，冲出来后见人便打，将围聚新华门门口的学生、市民一直打退到长安街中心线外，随即立即收退返新华门前围成一个半月形的圈子。在这一路段约为四十五分钟的暴力镇压中，至少四十多个学生、市民被棍、塑胶子弹等打伤。复兴医院一名医生透露，一位路过的孕妇被打至流产。军人在这次镇压中，抢回了学生展览的，包括枪械、弹药在内的所有军用物资。
● 长安街交通已断绝
三日下午，北京已经出现多处军人动手打学生、市民的情况。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数个军人给学生、市民团团围住。其间，不断出现打伤学生的情况。而排列在大会堂西门对面围墙内的几千军人，更不时与市民互掷砖头石块。长安街的交通完全阻塞了，学生与市民的纠察队在几个冲突热点来回穿梭，力图平息事态。这种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傍晚六时多，大会堂西侧的军人撤出为止。
当日是星期六，由于午夜发生了军警动用催泪瓦斯、电警棍打人的流血事件，入晚天安门广场一带聚集了更多的人群。几十万市民来到这里，一来是了解下午这里发生的事情，二来是观看北京大学一位政治系副讲师宣布在广场开办“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大典盛况。他们万万没想到，死神已经向这里逼近了。
● 讯号弹在凌晨升起
不祥的征兆，还在其他一些地方显露出来。三日晚上八时三十分的北京饭店，饭店内气氛异乎寻常，平日饭店内服装部、小卖部到晚上十时才关门，但这天未到八时，饭店内大部分员工都已经下班，只剩下房间服务员。在北京饭店东门，更出现一些公安人员，向服务台要求得到一份关于外国和港澳台记者的住房名单。饭店方面基于顾客安全理由，拒绝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而在场公安人员迫于无奈只拿到一份全部住客电脑资料。
四日凌晨，本报记者和多位同行在北京饭店十四楼，透过望远镜视察长安街附近和天安门一带的动静。只见从北京时间零时三十分开始，北京饭店对开不远，近历史博物馆的地方，开始有军队向四方八面发射各种颜色的讯号弹。当时东西长安街一带，由建国门至西单一段至少仍然聚集着十多万群众，他们见状立即行动起来，截停一些车辆，在建国饭店对开、东单和南池子筑起三重路障，更有不少市民将路边两旁的石围杆搬动，横放在路中心阻截车辆。 （刊于８９．６．９）
装甲车在京华逞凶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
六月三日晚，正当人们涌向广场的时候，前门地区在六月三日晚上九时左右突然出现了一队约有七百多人、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举起了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急速地从和平门向北方向跑去。此时北京的这个中心地带，市民拦截军队主要是在东西方向的街道上，所以在这段南北方向的街道上的市民并不多。但是市民一见军队，约近百名市民便上前拦截。这些军人一见有人上前，举起枪托照头砸去，三十多个市民瞬即被砸到头破血流，不少人不支倒地。其他人见到这批军人如此凶残，马上跑开躲避。这支队伍一直跑步进入中南海西门。
● 钢铸战车突现街头
广场西面出现持枪部队，广场东面这时也有一支部队高喊着“打倒动乱”的口号，直奔天安门广场。虽然，这支军队给市民冲散了。但是，任何人都已经意识到，今晚一定会出事了。但这个“出事”到底会“出”到一个什么程度？人们显然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军队在这个时候，即当地时间十一月点钟左右，已经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并控制了纪念堂以北的一片地方。
在当地时间六月四日零时十五分，前门突然冲出一辆装甲车，车身上赫然漆着它的车号“九九三”！许多人目瞪口呆，完全来不及反应。他们不能相信眼前的现实，当权者竟用铁铸的战车，来对付满街的平民！装甲车顶端有一挺类似重机枪的物体被绿色帆布包裹，全速在笔直的大街上狂野地驰去。建国以来，除了阅兵大典之外，北京市民第一次在这条通衢大道见到装甲车挟着唬人姿态奔驰。
● 士兵也被当场碾毙
人们醒过来之后，立即齐心协力摆设路障，半米高的路中铁栏一段段地横亘在路中，不少人执起石头，手拿棍棒戒备。全部人的神经在装甲车出现之后便紧张起来，平静的街道立即沸腾，更多人上街，更多人愤怒。有人激动的责问，为什么要用这些对付人民？！问者自问，但无人能答。这时“九九三”走回头了，各人怒气骤起，以零星石块及竹枝飞袭装甲车，它同样以全速压栏闯过重重关口，直向西单驶去。
不旋踵，人刚松弛的神经又被后面传来巨响所震动，另一辆“○○三”号装甲车在车头卡着一个半圆形的安全岛开路，狂冲而前。装甲车不仅用最高的车速行驶，而且见人不避，逢物必撞，充满了挑衅性。这两辆装甲车在长安街来回穿梭，将许多单车碾成了铁片，骑车人跳车而逃，伤了多人。其中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竟然将一辆运兵卡车撞翻在地，当场将一个士兵头部碾爆致死，脑浆、鲜血溅了一地！车上的其他士兵倒在地上，跳起身来破口大骂，大叫“老子不干了！”……
● ００３被一把火烧了
血，激起了人们的狂怒，他们拿起一切可以拿到的东西向装甲车掷去，突然，“○○三”在天安门城楼近观礼台的地方，被栏杆上的钢筋卡住了它的履带，前后转动，依然无法脱困，发出了困兽的嚎叫。
人群眼见竟然截停到一部装甲车，兴奋愤怒已指挥了意志，石如雨下，有人开始攀上车顶，用巨型大石砸紧闭的小钢窗，鼓励之声如潮涌起，于是有更多人逞强。挤在人群背后的一个中年人用沙哑了的声音呼喊：“不要给人制造藉口！”可是，无人理解或者能克制了。
几张棉被铺在装甲车上，怒火燃起。十分钟后，两名头戴钢盔的军人耐不住高热，终于打开钢门逃生。两人甫出车门，立即被人围殴，有人更呼喝要把其中一个抛到紫禁城的护城河里，但三个学生迅速紧抱头破血流的军人，苦劝各人冷静，不要伤害子弟兵，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结果两个刽子手得以保住了性命。学生到了这个时候还保护军人，但他们是否知道：此时此刻，大会堂的院子里，博物馆的灌木丛中，西长安街的路上，已经埋伏了或悄然行进着荷枪实弹，充满杀机的军人呢？ （刊于８９．６．１０）
血淋淋的六月四日凌晨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四
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半左右，记者来到博物馆西门，在闪光灯下，看见树丛中密密麻麻的钢盔和枪口；记者旋即离开往西长安街的方向走去，但是刚刚过了中山公园，前面的市民突然拔腿向东狂奔。记者走前几步，便给一个人拉了一把，大声说：“军队来啦，拿枪的！”他的话音刚落，枪声已经响起了，有人已经倒下了。在天安门响枪的时候，西便门的枪声也打响了。一支部队到达那里的时间是十点多，受到市民阻拦，这支队伍便一面开枪一面进城。即使是这样，人们在狂奔中、呼叫中、怒骂中，多少还存在一丝幻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今天，一个共和国的政府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屠杀人民的事情吧？然而，人们对这个政府一丝尚存的幻想，立即被血淋淋的现实彻彻底底地粉碎了。
● 广场四周出现军队
凌晨二时五十分左右，一串红色信号弹窜上夜空。天安门广场接近长安街及城楼的一段已经给解放军占领了，他们先向长安街东面驱散群众，使之腾出了很大的一块空地。而整个广场四周也时不时出现军队。在三点至四点钟这段时间，除了广场北面完全为军队占领，不断有大批装甲车、坦克车由西至东开入广场之外，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东也出现了几批军队，但这几批军队当时并没有开枪。前门也出现了军队，几千军人占据前门战楼的一块空地，一齐高喊要市民尽快离开。随后，逐渐演变到追逐市民开枪。
四点钟，广场突然灯光全灭。广场上政府控制的喇叭传出了“广场上的事件已经转变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的声音。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当权者眼中已从“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已经有再清楚不过的藉口，屠杀已经不可避免。
这时，整个广场上仍有十几万人，分散在博物馆、纪念堂以及纪念碑周围。在纪念碑集结的主要是学生，约七、八千人，三层台阶坐得满满的，碑座下面也坐了一些人。在政府的高音喇叭声中，四周的枪声里，他们坐在那里，唱《国际歌》。
● 十几挺机关枪架起
四点四十分，又一串红色信号弹升空，广场的灯全部亮了，亮得如同白昼。大屠杀开始了。一位死里逃生的学生说，一大批身穿迷彩战斗服，头戴钢盔，面罩防毒面具，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大会堂方向冲出扑向学生。很快便在纪念碑前面架起了十几挺机关枪。随即，另一批手持电警棍、胶皮棍的士兵和武警，从纪念碑的正前方冲入学生静坐圈，打开一条血路向纪念碑第三层冲上去。另一位生还的学生补充，当正北的军人冲上纪念碑的时候，有一批持枪的军人也从正东方向冲上纪念碑，他们冲到第三层之后，随即向天空开枪，驱赶学生下去。
与此同时，排列广场的大批装甲车一齐开动了，其行动至少分兵两步。一，一批装甲车向纪念碑驶去，首先在正面形成一个逐渐收拢的圆圈，只在博物馆方向留了一个口；二，四架装甲车一排，向站立路边的学生、市民压去，迫使他们向前门方向撤退，不少学生、市民手拉手，面对步步逼近的装甲车，一步一步倒退向前门。这时，整个广场枪声大作，其中，有不少曳光弹是明显打上天空给人看的，企图造成所有枪声，都是朝天打的假象。
● 赶下地面再扫射
事实是，纪念碑正前方排列的机关枪和其他枪械多数子弹都是平射而出的。当军人、武警打上到纪念碑第三层时，他们便将学生往下打，一直打到学生退到地面。学生一到地面，机关枪响了。前面的人成排倒下，后面的人群又自然后退上纪念碑台阶，一退上台阶，机枪就停下。于是站在上面的军人又将学生打下去，一打到地面，机枪又响了。而且，装甲车更向学生压过来，连纪念碑前的旗杆也撞断了。在这个情况下，学生和少数在其中的工人、市民冒死向广场东面突围。枪林弹雨中，他们终于推翻了一辆装甲车，踏着一条血路从这个口子冲出去，最后的一批是在五点多钟冲出去的。
记者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学生下到地面才开枪扫射呢？后来看了中央电视台的广场报道才明白，如果是朝台阶上开枪，汉白玉石的纪念碑上，就一定会留下大量的罪证。
事实表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刊于８９．６．１１）
最黑暗的夜，降临了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五）
第一批约三千学生冲到博物馆台阶时，只剩下约一千人了。他们与这里的市民一聚合，立刻向北——即长安街方向撤退。但是他们向那个方向没走十几步，马上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军人开枪射击。他们只得掉头往前门方向跑去。
● 纪念碑北杀孽最深
日前本港电视台播放北京学运领袖柴玲的一个录音讲话，揭露了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军队屠杀学生的情况。但是，在柴玲的这个讲话中，还没有谈及纪念碑北面的屠杀情况，但恰恰是纪念碑北面，是留下了最多冤魂的杀戮场。本报记者曾接触过多个六月四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幸存者。综合了他们所谈的亲身经历，可以进一步补充证实当日天安门广场四时四十分至五时十五分左右，发生过的以下事件：一、广场亮灯之后，大会堂冲出了大批手持冲锋枪的军人；二、在纪念碑正北面冲上一批军人之外，正东面也冲上一批持冲锋枪的军人，他们上来后，殴打驱赶学生下去。同时，向纪念碑上学生架设的喇叭开枪；三、大部分学生是从纪念碑的南侧撤退的，撤退的时间是军人冲上第三层的时候，他们的路线是沿纪念堂出前门，再向西而去，这是纪念碑最早、最大批撤离的一队学生，柴玲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等均在这支撤退队伍之中。他们刚撤下纪念碑时，证实纪念碑北面响起极为密集的枪声，但由于纪念碑座以及离开纪念碑走到路上时，北面驶来的大批坦克，装甲车挡住视线难以看清北面的情况；四、纪念碑北面学生死亡是最大量的，而本报日前所刊载的《一个幸存者的自述》当事人是在北面逃生的。
● 多少冤魂含恨而亡
当广场纪念碑一带的学生被屠杀的时候，以广场为中心，东西长安街为主干的整个范围内，军队全面出动实施镇压。五点，在珠市口一批持木棍的军队向前门冲来，乱棍猛打在这里的学生、市民，市民也和他们打了起来；五点零五分，由东而来了六架坦克，十几辆装满士兵的军车向天安门广场高速驶去，一路开枪扫射；五点三十分，三十多辆坦克和大批军车由西长安街驶入广场；六点多钟，三辆坦克车出现在西长安街上驱散正向学校撤退的学生队伍，当场将至少十几个学生活活压死；脑浆迸流，鲜血四溅，惨不忍睹；六点四十分，军队完全控制广场，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部给排排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人墙堵住；七时左右，广场中央冒起了焚烧“物体”的浓密而大面积的黑烟，持续了三个多钟头。七点二十分，站立在纪念堂坦克、装甲车阵前的士兵向围观的学生市民发射催泪瓦斯，并冲前殴打市民。……
六月四日，一个没有阳光的早晨降临共和国的首都。记者在这个时候，获知了几个数字：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从当军医的亲戚口中得知，广场上能数得出的学生尸体，有二千六百多具，除了被坦克、装甲车碾得不成人形的；国际红十字会在凌晨二时的一个统计，被射杀死的市民、学生已经有两千多人；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大学生匆匆从六个综合医院拿到的死亡数字已超过了一千……
北京某综合医院一位工作人员亲口告诉记者：那时候他随一辆急救车奉召开进广场。但是急救车开过了第一排军人人墙之后，在第二排军人人墙之前就被截停了，被命令立刻往回走，否则后果自负。急救车拐弯往回驶的时候，稍稍进入了二排防线，就在拐弯的时间，他赫然见到“军人们将很多很多的尸体搬到一排排的架子上，更看见坦克车将排列成行的尸体碾碎……！”
● 杀人在白天仍继续
伴随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和情况而来的，是戒严部队不断开入北京城，不断有无辜群众倒在军人的枪下。从北京饭店下望东长安街，差不多每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就会看见军人举起枪来，接着一阵“啪啪啪啪啪”的枪声响过，路上行人统统趴下。几秒钟后，能爬得起来的，没命的往前跑；没能爬起的，……也有的人跑了几步，回头看见有人起不来，就掉过头来救人，他们呼喊骑车过路的帮忙（军人喝令：骑车的可以过，但不得停留，行人则必须止步），三、五个人救一个地抢救出好些人。
记者留心观察之下，发现部队用以射杀群众的，有冲锋枪、自动步枪，也有手枪。
稍后，记者赶去医院去看，但见医院的病房全都堆满了死伤者，医院里一片凌乱，血迹斑斑。据说，戒严部队曾到医院缉拿学生，但被院方拒绝了。
阴沉沉的天，终于下起大雨来了。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街道上的士兵，淋着大雨蹲在坦克旁边打哆嗦，他们是杀人杀得累了，还是杀得怯了！
入夜，百多辆坦克由东向西驶往天安门，满布广场。
大屠杀后的北京，除了枪声之外，交通断绝，行人绝迹，新中国建国四十年后的北京开始了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刊于８９．６．１２）
〖全文完〗
※ ※ ※ ※ ※
我们好好活着回来作证
——香港学生的血泪见闻（１９８９年６月）
·林耀强
〖原注：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新闻封锁的方式来掩盖北京大屠杀的真相，但事实终于会慢慢揭露出来的。虽然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现在还不能亲自公开控诉杀人者的罪行，目睹暴行的香港人可以。一班曾与北京百姓出生入死的香港学生逃出了虎口。“你们得好好回到香港去，将事情告诉天下人。”舍命帮助他们脱险的北京学生说。这些逃出虎口的学生在北京有相同的经历，也有各自的见闻。六月十五日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分别叙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笔者事先已访问了林耀强同学，现在再把其他同学的话一一记下，希望能够全面地清晰报道这件事。由于时间迫促，本文未及交与有关同学过目，特注明。 ——方礼年整理〗
◆ 林耀强（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代表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六月三日晚，我们已觉得事态不妙，便弃了传真机，再在北京饭店烧毁一切文件和名单。十时许，我和李兰菊、陈清华和陈宗彝等到天安门广场去。我们先到指挥部，见到柴玲、封从德和李录等人，黯然握手道别。跟着，我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不久，广播台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吾尔开希在广播站激愤地说了几句话，随即晕倒，给抬走了。
大约凌晨一时，我与程真、李兰菊、陈清华等离开指挥部到广场西面去。在那里，我们看到一辆装甲车高速冲入人群中。气氛即时紧张起来。各人立刻拉栏杆设路障，那辆装甲车回头又向人群冲过来，简直是冷血谋杀。
之后我们走到历史博物馆，坐着与距离三百码左右的军队对峙。李兰菊走过去与军人谈话，陈清华则于二时左右到广场拍照，给军人发现，脚、腹被殴，照相机也给打破了。他回来告诉我们，我便和程真去看，却看到一队军队由西面冲来，沿途不断向地上开枪。
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没有伤人便停下来。邹凤梅在西长安街看到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我看到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都很愤怒，他们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着腹弯下身子。我们立即跑去把他抬过来，早已软作一团，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只看到他两眼翻白，死了！我和程真的手都染满了血。
我和程真回到历史博物馆。李兰菊刺激过度晕倒，陈清华便扶她到临时救护站去。
我和程真走到纪念碑的最高层，那时已近凌晨三时。我看到柴玲、封从德、李录、梁二、马少方等。我跟他们拥抱、握手，生离死别的感觉填满胸间。他们要我立刻离开，好好回到香港将事情告诉天下人。我说，我也是中国人，跟你们一样；他们便不再说什么，让我留下。
凌晨三、四时，广场的灯突然熄灭。一位男同学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立刻给其他同学捉住了。广场上经常放着几桶汽油，准备随时制造汽油弹。
大约四时，广场四周亮起了强烈的射灯。封从德向大家说：我们要坚持和平而非暴力的请愿，请各位同学交出全部武器。大家服从地将木棍、铁枝等交出来。希望军队看到，不忍加害。
这时四位绝食者跟军方谈判回来了。他们说军队要在天亮前清场，劝我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由东南面撤走。
封从德于是请全体同学立刻用口头表决：是坚守还是撤走？当时我听到“坚守”的呼声较高，但封从德说“撤走”的声音较大，决定分批撤离。
封从德的话才说完，便有几个军人冲上来，木无表情的向天开枪。程真原不愿走，但我拉着她就跑。有些同学也不愿走，军人就用枪柄打他们。
我们到了纪念碑第二层，听到枪声一响，一位同学就跪在地上。其他同学拉着他走。
走到底层，我们在较安全的石碑后停下来。程真说要看到所有人撤走后才走。这时上层和第二层已尽为军人占据。
我拉着程真由东南方撤走。北面传来一阵歌声。军队开始向群众开枪，前排的人纷纷倒下。人群急速散开，互相践踏，场面非常混乱。
学生撤走时，有人大叫“血债血偿”、“把怨恨埋在心里”、“我们一定再回来”。那是悲鸣，但那是多么豪壮的悲鸣！
我回望广场。整个广场已给军队围住，再也没有通道进去了。我看到场内冒起阵阵黑烟。焚烧的可能不单是营帐。
逃离广场，我和程真便在大街小巷中穿插，有时还在军人之间挤过，程真还跟他们说话，有时甚至骂他们。到了北师大，学校门口已有悼念死者的挽联。北师大没有地方可以安歇，我们于是转到海淀区一间住所，休息数小时，再到朝阳区住了一晚。我们曾到木樨地看过，街上有大量血迹。
六月五日早上，我和程真坐三轮车到王府饭店和其他同学会合。司机老伯不但没有收钱，还送我一包中国名烟。
〔在这次学运期间，林耀强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还参加绝食。他也曾投入一九八六年的北京学潮，但觉得当时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表现都不够积极，这次却完全不同了。
这次学运，发展至后期，一度出现混乱情况。林耀强于五月廿八日抵达广场，看到的情况可说极为恶劣：广场的环境很差，学生的组织也很松散，他们于是从旁协助。他和学生领袖都十分稔熟，觉得他们有理想，虽然组织能力不很高，却能接受意见。六月一日后，广场的情况开始改善。
对于外高联，林耀强不大同意一些报章的说法。“那些来自北京以外地方的同学，其实也很有理想，许多人都说是来学习民主的。有些只逗留三两天便回原地，说要将民主的信息带回去传播。我觉得这些同学也很有希望。”〕
◆ 李兰菊（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学生）
在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候德健和刘晓波等人后，我就与林耀强他们失散了，我一个人返回指挥部，看到吾尔开希和程真。吾尔开希不断催促我回饭店去，说这里很危险，又说这是他们北京人的事，不要我这个多事的香港人来管。我于是拉着程真，说要和她去找林耀强他们，一起堵截军车，吾尔开希这才不再叫我离开广场，只是说找到林耀强后，不要再去堵军车，要回到指挥部。我们回到指挥部时，他说：“我死后，你们得抬着我的棺木游行，让我再看看长安街和这个广场。”
广播站传来了军队开枪杀死同学的消息。吾尔开希走到广播站，很激愤地说“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激愤的声音忽然中止了。跟着有人在广播中叫唤通知救护车和找氧气筒。我没有看见吾尔开希被送走，以后也不知会不会见到他了。
我们几个人离开指挥部，走到广场西面，看到高速来回的装甲车，有一辆还在我身边擦过。
历史博物馆前有近千名戴着头盔、手持长木棍的军人。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在附近人丛中大哭，说他哥哥给军人打死了，他要跟军人拼命。我过去拉着他，叫他安静下来。他伏在我肩膀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然后追着救护车去了。我看见军人越来越多，阻挡军队的人却很少，便奔向指挥部，希望指挥部派人增援。在纪念碑下的石阶上挤满了学生，手牵着手，高唱《国际歌》。他们的面孔显得无比庄严。
我独自回到博物馆前，看见已有人筑成血肉之墙与军人对峙，我加入人墙中。那些静坐的军人每看到有伤兵经过，便激动地大叫。
负责这排人墙的工人，高声呼吁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平，不能动武。有几个手持木棍、水管的工人走过来愤怒地说：“你们还坐在这里等死？那些畜生见人就杀！”我们看着那些静静地坐在石阶上的军人，完全没想到他们会动杀机！
跟着来了一批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有人上前试图劝说军人，我也走上去，拉着一位军官的手呜咽着说：“我是香港学生……广场内的全是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的和平请愿绝不是暴乱，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你们不能开枪，求求你，不要向他们开枪……”我哭着跪在地上。我看到那军官的眼中也有泪水。
我回到原位，一个学生拿着木棍加入，我愤然说道：“放下武器，不然就先把我打死。”他委屈地把木棍放在身后。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也从身后拿出一枝约十二寸长的小铁枝交给我。
凌晨三时左右，我看见有人抬着血淋淋的尸体和伤者往来奔跑，不禁冷汗直冒。我忽然看到先前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他满身鲜血，由一名工人抱着。我晕过去了。
我在广场的救护站中醒过来。医生和护理员知道我是香港的学生，虽然明知我并无大碍，仍坚持送我到医院。我身边躺着一个满身鲜血的学生。他的脊背血肉模糊，身体已不能动弹，但仍不停地说：“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第一辆救护车来到时，我没有上，第二辆，我仍然挣扎着不肯上。一位女医生握着我的手，哭着用英语跟我说：“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吗！”
到了医院，看到墙上、床上、甚至抬我的担架都染满血。我由一位很高级的医生看治，他的医务室躺满了受伤的人。他很细心替我把脉。我求他不要管我，去救治其他伤者。他含着泪说：“孩子，你很虚弱，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你要好好保重。我们需要你回到香港，向世人宣布我们的政府究竟干了些什么。”我被送进一个安静的房间休息；外面的走廊躺满了伤者。
六月四日中午，医生嘱咐所有可以步行的伤者马上离开，因为入夜后军队便会到医院抓人。
医院内，不时听到医生说：“疯的！疯的！”我听到一位医生哭着说，在死伤最多的医院内，军人不许医生救人；两位医生跪着哀求，结果竟给枪杀了。后来得知这间医院有九位医生，也在出外取血时给军人枪杀了。
一位受伤的工人跟我说，市民一直在广场外保卫学生。凌晨四时，他还在广场上，看到军队向人乱枪扫射，坦克车随即推进，另一批士兵就持棍追着人群殴打。他对军人说：“后面的人都给你们打死了，不要再打了！”军人说：“打死你们！暴徒！谁叫你们不走！”这名工人终于给击中后脑受伤。受伤以前，他还看到一个抱着小孩的妇人给枪杀了。这孩子只有七岁左右，一边哭一边跑。一名市民把他抱起来，军人却把他们一起射杀了。
离开医院时，伴我入院的陈清华将身上的钱分给伤者作路费。一位躺在床上的学生流着泪把钱交回给我，说：“我是不行了，胸口中枪，一条腿也断了，就是不死今晚也不能离开这里。把钱留给其他同学吧。很多谢香港同学的支持……不要再逗留了，回香港去，叫同学们坚持到底。”他看到我腰包扣着“天下为公”的徽章，呜咽着说：“告诉同学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陈清华（香港浸会学院社会工作学系学生）
我大部分时间与李兰菊在一起。
当群众围截和焚烧一部坦克车时，我过去拍照，给一个年青军人发现。他当头一棒打来，我连忙躲闪，但腹部和脚部却接连给打着了，幸好力度不太大。他跟着打破我的照相机。我倒在地上，给人抬到救护站。我休息一会，回到博物馆前看到李兰菊呕吐晕倒，便和人合力扶她到救护站。救护站内躺着十多个伤者。一些受伤的士兵也给抬进来，有人试图阻拦，但有人说：“大家都是人啊！”于是伤兵也照样受到护理。
我陪李兰菊到医院去。救护车曾给军人截住，有人说是“京红的”（北京红十字会），就通过了。车子后来也数次给市民截停，有一次他们甚至上车察看，知道载的是学生，就让我们通过。车上的人除了不停地说“学生”，还说：“我们是不会载狗军队的！”
我在医院里站了一会，看见护士为一名伤者剪开衣服时，骇得连退两步，医生也呆了一阵。原来伤者的胸口血红一片，部分好像不见了，但医生还是趋前替他治理。一位年青的伤者跟我说：他是逃跑时给军人在背后开枪射伤的。
在医院里，我们曾经致电英国大使馆求助，却只得到敷衍式的答复。我们说军人可能来抓我们，对方却叫我们留在原处。
◆ 陆德泉（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六月三日晚，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颇为平静。十时许，严家其和他的妻子高皋应邀到天安门民主大学致词。我听了一会，转身走到指挥部的广播站，听到消息说群众成功地将军队堵截于安定门外。
十一时左右，枪声分别由人民大会堂和新华门传来。跟着陆续有伤者被送到救护站；一位同学送到救护站时已经死了，有人为他念一首诗，说他是死在天安门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广场的气氛渐趋凝重。广播站呼吁同学聚集到纪念碑周围。有些同学拆了营帐，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纪念碑下。但有些同学仍在帐内睡觉。
我留在广场上看事态的发展。我看到一辆装甲车好像是撞了人，被迫停下来。人群围上去，开始打车、砸车、烧车。后来听一位同学说，车上的士兵走出来，被人围殴。一位香港同学试图保护他，也给打伤了。
我退到北京饭店外，看到板车来来回回，车上载着伤者。由于长安街有公共汽车堵塞，救护车不能开进广场，板车便将伤者送到北京饭店前，再转到救护车上。板车每次三部，我看到来回了二三十次。
四时左右，枪声特别频密。群众不再像先前那样退了又进，而是急速地后退。情况非常恶劣。就在这急退的时候，我前面的一个少女尖叫一声，便即倒下。有人将她扶走，我看到地上有一滩血。这时大约是凌晨四时半。饭店外的人很少，人群都聚集在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接的街口。
我返回饭店。五、六时左右，由记者房往外望，看到不少坦克、军车等由东驶来，拦截的公共汽车给撞断了。很多群众躲进行人隧道。我看到隧道内有黄烟冒出——是军人向群众投掷催泪瓦斯吧？
◆ 黎洪（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后，我还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的喇叭传来官方的广播，要场内人立刻离开。我跟着听到学生的广播。封从德说：“我们平日在这里学习民主，现在就少数服从多数，分批撤离广场。”
“你们才是少数，我们坚持不撤！”我身旁的一个学生在叽咕。有学生说：“我们不能撤离，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支持我们的市民一定会很伤心！我们只要支持到天明。北京市民每人一块砖头，就可以把军人砸跑。”现在看来，他不是太天真了么？
军队杀到时，我由纪念碑上层的北面转到南面撤走。营帐内还有学生没有离开。我穿过人民大会堂旁边的小巷，走到西长安街，跟着大堆人跑——和在后面追赶的坦克车赛跑。我们在惊惶中逃进一条小胡同，逃不及的有些给坦克车压死了。我走回去看，只见一具具支离破碎的尸体浸在血泊中。
几经转折，我走到政法大学。该校的一位学生领袖说，据他们从医院、红十字会等收集到的消息，死伤者达六、七千人。
政法大学内放着五具尸体，都是抢回来的。三人是该校学生，其中一人的头颅爆裂，显然给坦克车压过。有两个伤兵给抬进来，有人要以牙还牙，但是我制止了，因为恐怕政法大学也遭血洗。当时，大学已吃了几记冷枪。
我离开时，一些学生领袖也离开了政法大学，但刚才所说的那位领袖还留下来。他说领袖不能一下子全部撤离。他面上完全没有张惶的神色。这分勇气令人难以置信，难以忘怀。
□ 摘自《明报月刊》１９８９年７月号
⊙ 本栏以上各篇植字：
本刊义务植字员：不署名者二人
※ ※ ※ ※ ※
这里也有过屠城
——我所经历的成都“六·四”惨案前后
·方 直·
提起“六·四”屠城，人们总是自然而然的想到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却鲜有人提到，或是淡忘了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惨案。这是仅次于北京的，对平民大规模开枪镇压的一例。其性质与北京毫无差异：都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其御用军队——“人民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人们开枪滥杀。当年，北洋军阀段其瑞开枪杀害北平学生仅４人，落了个遗臭万年。为中共党人中津津乐道多年的“五卅”惨案，及其后沈港大罢工，亦仅由外国巡警枪杀一名工人引发。反观中共“六·四”所为，无论动员军队之规模，动用武器之杀伤能力，死伤学生平民之人数，以及杀人之后的政治迫害，全国范围内的清理，清查，不到秋后的“秋后算帐”，令死者亲属不敢公开悲伤，令伤残者不敢表示愤怒，令幸免于死伤的广大运动者参与者心惊胆颤，其手段之残忍，专制程度之恐怖，远胜于当年的北洋军阀及后来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不知对那些“六·四”元凶，邓小平，王震，陈云，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等，历史当怎样称呼他们？
每当我听到一些身居海外，不再为专制所苦恼的中国人为“六·四”屠杀辩护时，总忍不住要争辩几句。依辩护者们的高论，为了“稳定”和“发展”，当初的进步学生，以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应当被北洋军阀及蒋介石杀绝了。倒是军阀们，蒋介石“仁慈”了，至使中国不能“稳定”地“发展”。
值此“六·四”十周年之际，为了那些不应该被忘却的记忆，为了那些不应该白流的鲜血，特以此文，献给“六·四”中死于成都，以及所有中共屠刀之下的亡灵。也许，８９年已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四川的人们，还依稀记得：ＣＮＮ新闻中浓烟滚滚的成都，曾令他们忧虑万分（据当时在美国的同学们描述），但事件中的诸多细节，至今仍不为人知。笔者将用亲身经历及其所闻，描述成都屠杀始末，愿以此拙文为砖，引出更多当事人的回忆。
成都的学运，时间稍晚于北京。从４月１５日胡耀邦逝世，到５月１６日成都高校学生正式占据人民南路广场的一段时间内，学运尚未表面化。各高校内主要是官方组织的悼念活动。当然，广大高校师生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感情上是支持北京学生及知识界的游行请愿活动，为之激动不已，并为共产党高层对事件的横蛮态度义愤填膺的。北京学生绝食进入第三天，全国各地声援活动加剧。成都高校学生冲破校方干扰上街游行。当时各校官方，均以类似措施，如：令校卫队紧闭校门，派政治辅导员威逼学生，校长，教授到游行队伍前面阻挡，最后就是布告，广播，以开除学籍相威胁。但这些措施在高昂的群情面前，如同杯水车薪。学生们或冲开校门，或越墙而出，各校后来只好放弃这种无效的防线，校门大开。首批游行的大学计有：四川大学，笔者所在的华西医科大学，气象学院，四川教育学院。成都科技大学。学生总数不多，约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人，行至人民南路广场，并在此静坐，讲演。
１６日７时许，市政府调军警及大型客车，试图强迫学生离开广场，其间发生扭扯，但无人受伤，争执一阵，学生寡不敌众，又无后援，只好离开广场回校，广场旋即被封锁。当日下午，各校学生再次冲出校门，除上述学校外，又增加电子科技大学，地质学院，财经学院，中医学院，体育学院，以及位于远郊的四川师范学院，农机学院也相继加入。至此成都所有高校全部到齐，学生人数也大为增加，再有一些中专技校，科研，设计院，市民，农民声援队伍加入，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军警防线无法阻当游行队伍，只好离去。队伍经人南广场，绕市内主要街道而行，所到之处，群众鼓掌欢迎，送茶送水，感人至深。当晚，类似天安门广场，人民南路广场成为学生的聚集点。类似纪念碑，全国仅存的，臭名昭著的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毛泽东挥手的大理石象观礼台成为广场制高点和全市的注意焦点。当时高台上人头攒动，但无标语口号。似有师出无名之嫌。我和另两个同伴当即骑车返校，书写了一纸一字的大横幅“誓作首都学生坚强后盾”，悬挂于高台上。此口号成为次日（５月７日）川报报道的大标题。第二天成都高自联成立，并开始了成都学生的绝食，还与四川省长有过一次无结果的对话。其间，我作为一个刚由研究生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组织了数次教职工及研究生的大游行。在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声援游行中，有一些标语，横幅，格外新颖。如我校精神科研究生打出的“医治老年性痴呆”，银行学校打出的“不给官倒当帐房”，妇产科医院打出的“给民主打一针催生剂”等。５月１９日晚１２时，李鹏在电视上宣布戒严那张令人恶心的颇似江青的肥脸，和他那杀气腾腾，声嘶力竭的嚎叫，激怒了所有人。他话音刚落，电视室内象炸开了锅。大家预感广场会出事，不约而同地冲出校门，我们是首批到达者。果不出所料，大量防暴警察正从观礼台左侧的市政府内，和广场后面的武警总队内出动，企图赶走学生。我们手挽手，严阵以待，体院学生纠察队首当其冲。此时，广场外围群众迅速聚集到广场左侧，阻挡军警。愤怒的群众越来越多，终于迫使武警后退。此后各校增援队伍陆续赶到，时为５月２０日早晨４时许。据从广场后面过来的群众说，武警总队内集合有数千余名干警，因广场人太多未敢出动。我看当时情形已稳定，便赶回学校，疾书“特大号外”一张，描述广场上军警镇压之企图，呼吁大家支援。最后写道：“扼杀民主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马科斯，奈温，全斗焕就是你们的榜样。”（这些人均为因镇压民主而至下台的亚洲独裁者。我不幸而未言中。看来中国的民主进程尚难于菲律宾，缅甸，南韩）。号外于早晨５时贴出在大校门口，对早晨上班的员工震动很大。事后被列为清查的要案之一，幸而未被查出。
由于戒严令公布，用绝食争取平等对话已无可能，高自联宣布停止绝食。当时大家都很迷惘，困惑，面对共产党的无耻，不知该怎么办。记得当时有一位参加绝食，身体很虚弱的口腔系学生问我：“赵老师，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运动的前途是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至少我们已经唤起了民众，如同我们游行队伍的大横幅所书“觉醒”。坚守广场已无意义，５月２６日，成都高自联举行大规模广场告别游行后撤离广场。此后仍有少数人拒绝离开，坚守广场，以川大学生为主，但已不及先前规模和影响。一个偶发事件，使广场的学生稍有增加：农机学院一学生在声援途中被车祸撞死，开始疑政府有意为之，后来又因车祸处理不满意，学生自发为死者家属募捐，也留在广场上。总共几十个学生，加一个播放美国之音的扩音机。总体来说，从５月２６日到６月３日，广场是很平静的，少有围观者。无交通阻塞，实无镇压的借口。（据后来传达文件，收放美国之音的扩音机竟是镇压的重要理由）。
“六·四”凌晨，突然有军警开到广场，孤立无援的学生很快被“清场”到武警总队，经审查后释放。广场被再度封锁。其间虽无人员伤亡，但武警对学生的态度极为粗暴。当这些学生回到学校，清场消息传遍，群情激忿，准备再度上街游行。人们不知道天安门已经发生了大屠杀，而本地的军警也接到镇压命令了。当善良的人们还天真地相信“人民政府”，“人民子弟兵”，“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时，他们哪里知道，屠刀已经举起，这个政权已经丧心病狂，彻底撕开了其“人民”的遮羞布。
游行队伍陆续到达广场已是中午时分。武警在广场四周设置封锁线，学生群众试图通过时，粗暴的警察即以警棍大打出手，不少人顿时头破血流，纷纷后退。他们进而追打逃路慢的，直至新华书店大门，群众密集处才撤回。他们一退，群众又推拥上前，他们又追打，如同拉锯一般。手无寸铁的群众开始寻找武器自卫。有人推倒交通分道的水泥桩，有人橇起铺路的方砖，砖块向武警飞去。随着冲突加剧，忽听武警队中一声轰响，一些冒着黄烟的东西滚滚而来，不知何物，直到大家流泪不止，喘息不定，才知道中了催泪弹，纷纷后退。拉锯战中，时而有枪声响起，虽不是密集的排射。每次总有群众倒下。受伤者皆由三轮车工人义务送往就近医院及华西医大附院。冲突中，有途经广场东西侧的电车经过，被一些青年拦下，点燃推至路中央作为路障。冲突持续至下午，武警突然奉命撤走，各校学生因极度疲倦陆续回到学校，整个广场处于无人控制状态。到晚上，广场有人散布，位于广场附近的祠堂街派出所是白天镇压中首先开枪的，所内还关有学生。便有一群青年人冲入所内，其内空无一人，有人放起火来，火势开始很小，但因当时无人救火，终于酿成大火，并蔓延至商场，烧掉了大半个商场，和对面的人民电影院等。成都市中心因此而浓烟弥漫。当时关于火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商场已定为危房，到秋天就要拆除，市府有意不救火，以扩大事端。有人说，这是白虎堂事件，国会纵火案。真相如何，无人得知。但本人仍然倾向于：多半是一些无业青年，平时素有劣迹，倍受警察欺压，借此发泄。“六·四”后不久大逮捕，首开杀戒，枪毙的几个，据称就是纵火的。
此次惨案，究竟死伤多少人，无人得知。我只知道我校及附近几个高校均未死人，但有不少受伤者。电子科大开过追悼会。当时有说死亡九人，主要是市民，现有的资料说死亡２７７人，受伤病员２１００人（注）。但不论死多少人，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是难以推卸的罪责。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来的混乱，亦与成都市委处理不当有关。回想当时成都，“六·四”之后近一周内，街上无一警察，连交警都无影无踪。偶尔有外地出差，身穿军装警服者，均遭群众白眼，辱骂。共产党及其御用军，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实在是一大讽刺。除了纵火之乱以外，社会秩序总体还是很好的，“六．四”前后倒未听说有过大的刑事犯罪。共产党借口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而行镇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５．１９，到６．４，两次成都与北京同步行动，可见镇压是早就安排好并通报全国的，只是择时间罢了。
６．４后的清查，也是令人心有余悸。停产学习一个月，人人过关。红头文件，北京８条，成都８条，杀气腾腾的１６条标准，我犯了４条，加之被当时贵为校长的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出卖（可见共产党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摧残之深），自忖必坐班房无疑。幸而本人受一些经过共产党历次运动的老师告诫，坚信“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矢口否认，避重就轻，又有群众保护，很多事无法查证，在审查一年之后，终以降职降薪，行政处分告终。后历尽艰辛，辞职还乡，辗转出国。另外两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均在分配时被处罚，一个被发配到边远巴中县，一个待分一年后，自己去了深圳。
事过十年了，如今回想当时如火如荼的场面，仍不免要激动一番。当时人们那种高涨的爱国热情，团结一致，无私和献身的精神，比起现在国内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贪赃枉法， 要强之千万倍。倘若共产党当时能够因势利导，借此东风，清理党内顽固派，深化政治制度改革，中国将是另一番局面。但共产党为着一党私利，为了维护不可动摇的党天下，竟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不顾。所以要说总结“六·四”教训，当然有很多，但归根到底，借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一句话：“不是我们太幼稚，而是共产党太凶残。”
（注：见《争鸣》１９９６六月号，记者罗冰透露的公安部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５日上报国务院材料）。
１９９９，５，２６
□ 寄自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 ※ ※ ※ ※
关于六四之夜的回忆
·麻 子·
已经十年了，有时真不敢相信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十年前的那个清晨，当我回到位于中关村的家里的时候那种麻木的感觉。我一向有记日记的习惯。参加过四月十八日的大会堂前静坐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大概有几千字的东西，将整个事件记了一个流水帐（注１）。五月十三日到五月十九日参加绝食期间，我也坚持在一个小本上记下所见所闻和自己的经历感受，后来还整理了一本“绝食日记”。但是关于六月三日到六月四日的那个夜晚，我没有写下任何具体的事情，我只记得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回忆过那天晚上的经历。不断在我脑海中跳出来的，只是一个一个的片断。十年后，当我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却发现有些细节已经模糊了。我想，如果我再不认真地回忆与记录，留在我脑海里的，就将永远只是那些由黑暗、火光、奔跑的人群、枪声、叫骂斥责声、士兵与军官们凶狠的面孔、黑洞洞的枪口、极度的愤怒与极度的恐惧等等等等组成的一个个片断了。如果真的等到我的记忆再也没有任何史料价值了，作为一个在长安街上经历过六四之夜的人，我也许会感到责任感上的愧咎。
１、出发
绝食之后，我一直在家里休养，几乎足不出户，连近在咫尺的学校（北大）都少去，基本上只是凭中央电视台、ＢＢＣ和美国之音的新闻，以及父母带回来的消息了解外面的情况。当时的感觉是，五月十九日李鹏宣布戒严后，形势的确紧张了几天，但是到五月底六月初，形势就越来越松了。军队进不来，好象也没什么办法，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精神和身体上也相当疲惫了，广场上基本上是些外地学生住在香港人捐的帐篷里“坚守”，中央一直没有什么声音，媒体基本上没有站在戒严部队一边，人民日报甚至有一篇关于北京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的报道。但是大家又好象都不知道该怎么下台。广场上一会儿树个神像，一会儿办个婚礼，一会儿又有“四君子绝食”，这恐怕都是学生领袖们在寻找刺激因素，给已经疲塌下去的运动打强心针，但似乎效果不大。
六月二日，同宿舍的老九到家里来找我，通知我说可能快复课了，复课以后马上就是考试，吴老师在六月三日上午讲他那门课的复习重点，让大家去参加。就这样我六月三日上午去了学校，在三教上了一堂复习课，抄了一大堆复习题。下课后在学校吃过饭，骑车到天安门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在六部口碰到了警民对峙，一颗催泪弹在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爆炸，可是正如有些回忆者已经提到过的，那种催泪弹只是让人觉得有点辣嗓子，并不让人觉得想流泪。街上有人递给我一块布，让我捂住鼻子。我后来把这块布带了回来，想着也许还会有用。回到学校吃过晚饭，还在三十九楼后面的空地上和几个同学踢了会儿球。这时候已经听到戒严部队的通告了，而北大的广播站在号召大家去广场和街上支援，并提醒大家部队会用橡皮子弹，让大家多穿衣服。印象比较深的是，广播里反复讲述当天下午在长安街上一个女生的腿被催泪弹炸伤的故事。
七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想去广场，但是老九认为还太早，他坚持说我们九点出发应该差不多。不知道他这个时间的概念是根据什么定的，但是我不想一个人去，所以只好等着。后来想想，也许还真是老九的这个决定救了我一命。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北大筹委会的广播，广播里不停地报告哪个哪个方向的戒严部队使用了橡皮子弹。九点多钟，老九、老万和我三个人骑车出发了，目标是天安门广场。老九和老万都穿着军大衣。我没有军大衣，但也穿了一件在六月天已经显得相当厚实的大绒衣。我们的目的是防橡皮子弹。我还把下午得到的那块布也带上了，以防催泪弹。
２、两把菜刀
海淀黄庄一带街上的人不太多。人民大学门口有一些人聚在一起一边听人大学生的广播一边在议论，我们路过那里的时候老九兴之所至喊了句“打倒李鹏”，引来一些喝彩。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枪声的，大概是过了白石桥就听到了。但是因为一直认为是橡皮子弹，所以也没在意。一路骑到甘家口，远远看到马路中间站着很多人，把汽车道和自行车道都堵住了。骑到近前，我们被一对年轻夫妇拦了下来。他们看样子象是附近部委里的机关干部。他们抓住我们的车把急切地说：“你们不能再往前了，前面已经开枪了，已经死了很多人了。”我这才看明白原来街上站着的大概都是附近的居民，他们看到往南向木墟地方向去的人，特别是学生模样的人就拦下来，告知前面已经开枪了，是真枪真弹，让来人不要再去送死了。说实在，当时听到军队用的是真枪实弹，我的心里猛地跳了一下，怎么也不会想到“人民子弟兵”真的会用真枪实弹射击自己的人民。也就是不到两年前，我们还在三十八军的教导团军训了一个月，与部队的班排长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后来还和我们班长通了很长时间的信，直到他调到另一个部队。可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就是这样的军人现在在用真枪实弹射击我们……
可是我们已经到这里了，让我们就这么掉头回去肯定是不愿意的。我跟那对年轻夫妇说：“我们必须要去，我们还有同学在那边。”僵持了好一会儿，他们看实在拗不过我们，就说：“你们实在要去，就把这个带上，也许能防防身。”说着，递过来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我莫名其妙地接过来，发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夹着两把菜刀。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又非常感动。我把菜刀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向他们道了谢，就又往前行了。道别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眼泪已经快下来了。
３、“学生到哪儿去了？”
再往前，枪声就更加清晰和密集了。骑到玉渊潭附近，就不能骑了。这次不是因为马路上站满了人，而是汽车道上空空荡荡，没人敢走，偶尔会有人拉着平板三轮车疾跑而过，车上躺着死伤者，也看到一辆救护车飞驰过去；而自行车道上蹲满了人，也让人不敢再往前骑了。自行车道上的景象很奇怪，人人都蹲在那里，把自行车放在身前，好象自行车可以当个掩体似的。从玉渊潭到木墟地桥的这一段自行车道上，就这样一路蹲了一长溜的人。开始我们三个人还一起往前移动了一段，后来老九学着别人的样，把自行车横在身前，往那里一蹲，说什么也不走了。到后来我和老万也失散了。我这时觉得自行车反而是个累赘，就把车放到玉渊潭公园墙外的一个车架上。我把那本夹着菜刀的杂志放在车旁边，而没有带在身上，因为我不认为真的有事时它们会起什么作用，而我倒觉得它们是件很好的纪念品（后来我母亲用它们作了种花的铲子）。
这时候大概木墟地桥这一段路已经被戒严部队打通了，枪声渐渐稀疏远去了，桥上在一辆接一辆地过军车，那种势不可挡的阵势的确让人觉得恐怖。也许历史上有很多异族军队攻破城池，大军入城的景象与这类似，但是现在杀进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自小受到的多少关于解放军的教育在一瞬间被翻了个个儿。
我一直摸到了桥栏下面的河堤上。这里已经蹲了有五六个人，有人在从堤顶上的人行道上把方砖揭下来砸碎，再把碎砖块递给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用这些碎砖块砸向那些从桥上驶过的军车。其实这么扔砖块对那些军车和军车里的人没有任何威胁。因为我们不敢直起身子站得很高地扔，大部分砖块根本投不到军车那里，即使有个别砸到了军车上，也就是隐隐约约听个响。但这也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除了叫骂以外表达愤怒的唯一方式了。我一边扔砖头一边在想，要是现在哪辆军车停下，士兵端着枪杀过来，我们这几个人唯一的逃命方式大概就是跳到河里去了。蹲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中年汉子，一听他说话就知道是个老北京。他投了一块砖头后在那儿嘟囔：“这会儿学生都跑哪去了？”我一听马上回了他一句：“我就是北大的。”蹲在他另一侧的一个小伙子也跟了一句：“这儿还一个师大的呢。”他一听好象立刻来劲儿了，跟我们聊起来：“我跟你说，真是太惨了。我这么会儿已经抬了俩下去了。看我身上这血。有一个就在我旁边，一枪打在肚子上……”
４、烧军车
过了一会儿，这拨军车大概要过完了，我们从桥下远远望过去，只见最后两辆卡车在木墟地路口当街停了下来，最后一辆车上的士兵跳下车来，大概有一个班。我们以为士兵要来搜剿“暴徒”了，顿时紧张起来。只见那个班的士兵先是列队，然后就跑到前面那辆车那里爬了上去，前面的车就开走了，留了一辆空的军车停在路口。过了一阵子，周围的老百姓看看前面的军车已经走远，后面也还没有新的军车上来，就渐渐围拢过去，有人爬上卡车，把里面的东西扔出来，也就是一些军用垮包和水壶。我捡了一个垮包，里面只有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旧饭盒。这时候有人提议把军车烧了，很快火就点起来了，而且很快就蔓延开来，不一会儿整个车子就烧了起来。我到这时才开始猜测这辆车是故意留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让人把它烧掉。我记得当时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十二点左右。
这时候枪声又渐渐近了，大概是下一拨部队到了。人们四散逃开，找掩体藏身，我记得我是藏在路口东北角的一根电线杆后面，旁边是个垃圾桶。可是大家却看到有一个人盘腿坐到了马路中间。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拼命冲他喊，让他赶紧离开那里，可是他象是没听到似的象个菩萨样地坐着。映着军车燃烧的火光，伴着旁人的喊叫声和渐近的枪声，那个人就那样坐在那里，那个景象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而我甚至忘记了他后来是怎样离开那里的，是被人硬拖走的还是自己离开的。
５、“怎么办？”
等这拨军车又过去，人们重新聚集到街上。这时我意外地与老万重逢了，我们就一起开始随着人流沿着长安街向东走。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地就是广场，而人们似乎也都在担心广场的形势。两个五十多岁的大婶见到我们就急步走过来抓住我们的胳膊说道：“学生，现在可怎么办哪？你们说现在可怎么办哪？”学生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而且是行动上的组织者，因而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学生有了某种地位，可是现在面对着这两位大婶的问题，我这个学生该怎样回答呢？我又能说出什么呢？我只觉得窘迫与惭愧。可是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在复兴门附近，我们追上了停在那里的军车。不知道前边出了什么问题，一长溜军车停在那里不能前进，而每一辆车周围都围满了老百姓。我也挤到了一辆车的下面。下面的老百姓在斥责那些军人，具体的言辞记不清楚了，无非是指责他们靠老百姓养活却用枪来镇压老百姓。车上的那些军人面无表情地听着，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一个士兵却突然嘻嘻笑起来，也许是觉得这些下面的老百姓慷慨激昂的样子很好笑。这下下面的人被激怒了，人们纷纷嚷着：“你笑什么？你还有人心吗！”“你不就是有枪吗？有种的下来！”“下来！下来！”。士兵们不知道是不耐烦了还是得到了命令，站在车尾的几个开始冲着天开起枪来。枪声一响，围住车子的老百姓轰地一声四散奔逃，钻进路边的胡同或是仅仅躲在行道树后面，我跟老万就是这时候又失散了。过了一会儿，枪声停止，人们象蚂蚁一样又渐渐露出头来，渐渐围拢起来，斥责叫骂又开始，直到下一轮枪声又起，人们又四散奔逃，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军车继续往前开走了。我在那一刻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只是住在这附近的普通居民啊！没有任何利益驱动，甚至连理想主义可能都谈不上，他们只是凭着一种良知，就在这里用血肉之躯“辗转于文明人发明的枪弹中”（鲁迅语）。
过了王府井路口，看到一个中年人一路走过去，用一件被鲜血浸染的衬衣在每一个临街的商店橱窗玻璃上写下大大的两个字：“人血”。
６、“谁不怕死？”
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到了可以看到大会堂的地方就走不动了。我们的前方三四米的地方赫然出现一排平端着冲锋枪的士兵，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我们，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人用枪口指着，而且是在那么近的距离面对着那么多的枪口，那种阴森的感觉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毛骨耸然。（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军训练习打靶时连长发出的严格命令：枪口绝对不许对着人。）然而，最令我震惊的还是那些士兵的脸，那些钢盔下面年轻的脸。我那年只有二十一岁，可我依然觉得那些脸是多么年轻啊。那些士兵大概都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可是那些年轻的脸上却充满了仇恨，因仇恨而显得凶恶。这些年轻而凶恶的脸已经成了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印象。我至今也不理解，是什么东西使这些年轻的士兵在自己祖国的首都，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面对着自己的同胞，面对自己的同龄人，产生了这样的仇恨呢？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喝令我们退回去。我扫视了一下，这时我周围的人大都是学生模样。我们开始沿着原路慢慢地，很不甘心地向后退去。我们这时是在西长安街的南侧便道上，我们一边退，那一排士兵一边平端着枪紧紧地压上来，并且呵斥着让我们快走。我们的旁边也出现很多士兵，象押解犯人一样押着我们向西走。我们中间的几个人似乎还想做士兵的工作，结果遭到一顿呵斥，有个士兵还骂了一句粗话。他的粗话一骂出口，我们这些本来就一肚子怒气的书生一下子炸开了，纷纷叫起来：“凭什么骂人？”正叫嚷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军官突然跳出来，用手枪“砰砰”朝地上开了两枪，打得火星飞溅，然后他大喝一声：“谁不怕死！不怕死的出来！”我们一下子都哑了，低着头默默地继续走，但是我想这时每个人的心里都已经气炸了，因为我自己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声音：“我需要一枝枪，我需要一枝枪！”
就这样一直走到新华门。突然，一声呼喊，在新华门前站岗的几排武警（注２）抡着棍子，嗥叫着，呈扇面横过马路向我们冲来。人们开始好象一下子惊呆了，等到明白了怎么回事，轰的一下开始狂奔起来。我一开始跑就一脚踢在了一辆倒在地上的自行车上，身子一下子扑了出去，但是根本没有第二个念头，爬起来接着跑。后来想想，什么叫做“逃命”，什么叫做“恨爹妈少生两条腿”都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快跑，千万不能摔倒。因为我听过武警围殴，乱棍打死人的传说，心想如果摔倒了，被几个武警围住打可就完了。可在这时看到前面不远有个高大的民警站在路上，手里拎着根电警棍，警棍上一点蓝幽幽的光在一闪一闪。我也听过电警棍的厉害，被它点一下，倒在地上动不了还算轻的，关键是如果倒在地上，还是要挨武警的乱棍。就这么一迟疑，我的腰上已经重重地挨了一棍，由于是在向前跑的时候从后面挨的棍子，我的身子一下子扑倒在一棵行道树的树坑里，当时心里喊了一声：“完了！”所幸的是，没有第二棍、第三棍落在我身上，我能够爬起来继续跑。关于那场逃命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在人行道的最里侧有几个女生很惨，大概是前面有一个人摔倒了，结果导致后面好几个人摔成了一堆，那种在极度恐惧下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哭叫声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人心惊。
这场逃命到现在为止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刻。在后来的日子，每当我精神状态不佳，或是学习工作压力较大时，我经常会做同一类型的梦，就是被人追杀。追杀者和场景会有所不同，但是情节总是类似，就是一开始我拼命地逃，但是结果总是逃不掉，最后在绝望与屈辱中醒来。
７、“没希望了。”
武警并没有追出多远，那个手持警棍的民警也没有在我跑过他身边的时候电我一下。大概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尽快把我们赶走。到了六部口，看到有一些人在往马路中间搬隔离礅，又有人把一辆大公共汽车推到了路中央。我没有多停留，继续往西走，经过了这一夜，已经相当疲乏了，而且看看大势已去，我现在只想早点回家了。过了西单，马路上的人已经不多了。在电报大楼附近，有几个人坐在马路边，交流着各个医院收到的伤亡者的数字。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对那天晚上的伤亡情况有点概念。而我现在居然连那些数字已经记不真切了，大概是复兴医院一二百人，儿童医院四五十人，其他医院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大概是临晨三点多钟。正聊着，来了一个骑车的中年人，告诉我们他在找他的两个儿子。他说兄弟俩天一黑就出门了，而他已经骑着车在长安街上来回找了几趟了。“看来是没希望了。”他说，还苦笑了一下。我们大家只能说些安慰的话。他那种作为父亲又绝望，又焦虑，又心存侥幸的语调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从木墟地往北，印象中街上就没有什么人了，也许是我头脑发木，根本没有注意到。只记得过了人民大学，有一个骑车的人从我身边过，看到我身上有血迹（其实那是我自己的血。我在新华门前摔了两个跟头，手掌擦破得很厉害，流了不少血，顺手擦在了衣服上。）就小心地凑过来问我：“真的打起来了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楞楞地看着他，他大概觉得我不对劲，赶紧骑走了。
大约早上六点多钟回到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在，见了我好象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父亲说：“吃点东西吧。”我就默默地坐下来，正在这时，妈妈从外面进来了，她半夜听到有人在楼下叫喊，以为有人来报告我的消息，然后就再也没法安心，跑到人民大学门口的广播下面听消息，一直到现在。她进门后一眼看到我，一下就哭出来：“你还活着呀！”
８、其他
以上记录的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这篇东西是想交给“华夏文摘”的“六四资料馆”的，所以我只想把自己放在一个见证人的角度去客观地记下我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时候听到的故事很多，我从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那里听到北医的那个死难学生是怎样在广场上穿着白大褂举着红十字旗奔跑时被一颗“开花弹”射中头部的；我从北京科技大学的同学那里听到他们学校那个被装甲车碾死的同学是怎样被两个同去的同学用大衣裹着不成形的尸体抬到医院的，以及后来那两个同学中，至少有一个因为精神不正常而退学回家了。我还听另外一个同学讲起，她和她那在海军医院做医生的母亲蹲在木墟地路边的灌木丛中遭遇的险情以及他们后来到医院去看到的惨状。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数不胜数，我没有详细记录这些故事是因为他们不是我的亲身经历，就象我没有具体描述任何一个伤亡者，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我身边有人中弹，虽然我相信那天晚上在长安街上死伤惨重。（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也许是老九救了我一命。如果我们早出发几个小时，以我的行为方式，我今天可能已经不能在这里写这些东西了。）
但是有一个人，我愿意再提到他。他的名字叫阎文，是一名死在长安街上的北大学生。我其实并不认识他，他是我们宿舍另外一个同学的朋友，我只是在他来找那个同学的时候见过他几面，从来没说过话。但是他的死却让所有知道他的人感到震惊，不仅因为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更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象他那样人会死在那样一种情形下。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子高高的，很稳重老练，精明能干的样子。他是八八年校园经商热潮中的弄潮儿，那时候“大款儿”这个词刚刚兴起，他大概就是校园中的“大款儿”，曾经听人说见过他有整抽屉的外钞。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六四之夜不听朋友的劝阻，扛着那时还不多见的摄像机上了长安街。也许就是因为扛着摄像机目标太大，他在军事博物馆附近中了弹。他死后，他在国外留学的哥哥写过一篇祭文，十分感人，当时曾在我们同学中流传，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一份。
我们曾经一起唱过一首歌悼念阎文。这首歌的标题是“等待——献给绝食同学”，作者不明，歌词如下：
你在静静地等待
等待生命的离开
你才刚刚开放
却要匆匆地谢败
可你是否听到远方有声声脚步传来
那不是失望那不是失败
那是你我心中盼望的未来
那是明净天空中自由的云彩
你用生命换取的一切就在身旁
我怎能把你忘怀
在那蓝天白云中有无数微笑的你
我也永远把你等待
（注１）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的静坐，现在已经少有人提起了。根据我的记忆，这次静坐是那场运动中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后，十六、十七日天安门广场出现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同学的游行。北大学生四月十七日夜里第一次走出校门，游行到广场，并在纪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惩办官倒等内容的“七条”。十八日凌晨，当大部分同学散去后，有大约两百左右的学生在大会堂前开始静坐，一直到十八日下午六点左右大会堂前的静坐结束，阵地转移到了新华门前。在十八日一天中，静坐吸引了很多记者，也引来了大量广场游人的围观与参与。到了下午，不断有高校同学加入进来，阵势一度显得相当宏大。静坐时同学们提出的主要要求是，与国家领导人直接对话，递交“七条”（大概“对话”的要求也是在这次静坐中首次提出来的）。同学们先是要求见李鹏，后来又改成要见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这期间，有王丹、郭海峰和一名人民大学的同学作为代表进到大会堂里谈判，据说接见他们的是国务院信访局的干部。后来又有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到里面交涉过。到下午六点左右，由宋世雄、刘延东作为人大代表，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远远地与静坐同学打了个照面，算是“人大代表接见了静坐学生”。
（注２）大概是从戒严以后，在新华门前除了日常站岗的士兵以外，又增加了四五排武警挡在新华门与示威的学生和市民之间，总人数大概有三四十人。他们不佩带枪支，代之以每人手持一根一人高的棍子。其实他们的状况也很惨，每天站在那里日晒雨淋不说，还要无时无刻不停地遭受示威者的谴责与唾骂，有时甚至还受到砖块酒瓶的袭击，而他们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忍受，所以可能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我六月三日下午路过新华门时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惨状，没想到当天夜里就遭到了报复。
□ 寄自美国
————————————————————————————————————
本期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钟 超（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 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ＣＮＤ》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ＧＢ，ＨＺ或ＧＢ－ＵＵ编码版）以及
ＣＮＤ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ＷＷＷ）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ＦＴＰ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NTER NUMBET 0017
www.scrim.com.cn
www.muyao0.com.cn
geibu3.com.cn
www.beixi3.net.cn
juzhe7.com.cn
manyi5.net.cn
pinna4.net.cn
www.jieye5.com.cn
laozu2.com.cn
www.ac3d4.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