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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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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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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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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刊 第一九○期 ——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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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zk99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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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历史文献】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邓小平
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邓小平
⒉【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三） 宋永毅·孙大进
第六章 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续）
⒉我们的纲领 张玉纲
⒊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⒋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⒌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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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邓小平·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份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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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邓小平·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中，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这封信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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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三）
·宋永毅·孙大进·
第六章 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续）
我们的纲领
·张玉纲·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以苏修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面对着现实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的严重挑战。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接受了这场挑战，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列宁在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毛主席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革命者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极少数是自觉的，多数是不自觉的。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中多数觉悟了，是会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觉悟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这是世界观的彻底改造，必然地会有反复。极少数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要推翻的特权阶层。
对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摘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的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而作为国家机关的主要组成部份的军队、监狱、法院、警察，则除了军队在六○年后由林副统帅主持，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外，长期被罗瑞卿盘踞的公检法已经完全烂掉了。
特权阶级的出现标志着部份的生产关系已经变质，虽然经济基础总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障碍作用，于是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的触动更少。因此，这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
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只是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群众的发动，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用他们仍然把持着的权力，愚弄群众，干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传播；由于反动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很大一部份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还很不理解，对特权阶层的反抗往往还停留在改变自己受压抑的地位上。
尽管在去年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但是批判局限于对个别人的罪恶的揭发，而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
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尽管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但是一般的只认为这是武斗，而没有看到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因此，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使广大群众对文化革命有了感性的认识。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
四．林副统帅对湖南所作的十·二四指示，江青同志对文艺界作的十一·十二指示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文艺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十二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
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
林副统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
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
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
五．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
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人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
六．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出了它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机会主义思潮瓦解革命队伍的斗志，使反击成为分散的甚至不可能。
必须摆脱受机会主义思潮腐蚀的头头的束缚，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不肃清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会肃清革命。
七．在转折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还处于自发阶段的运动提高到高级的阶段，要实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就是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的开始。广大革命群众在生动的革命实践中学习，理解、运用、掌握毛泽东思想，终将揭穿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统治，愚弄群众而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歪曲，终将抛开习惯势力的束缚，把革命进行到底。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给我们展示了这光辉的前景。
（作者当时为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现为湖南科技出版社付总编辑）
□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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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过）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这是一个将永远载入湖南文化革命斗争史册的光辉日子，就在这一天，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毛主席来到长沙，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号召我们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的号召下，在这光辉的历史背景下，《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于十月十一日正式宣告成立了。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生事物，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的集合体，她出世就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围剿。
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在这场反动势力的空前围剿中显示出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场围剿中发展壮大了。
今天，是我们向全省三千八百万人民公布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纲领的时候了。
⒈ 大好形势与逆流
毛主席在巡视华北、中南、华东等地途中最科学、最深刻、最精辟地概括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份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形势大好，这是我们坚定不移，从不动摇的信念。
但是，我们所说的形势大好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而决不是资产阶级老爷和他们的走狗所鼓吹的取消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
我们不仅从正面，从革命群众的充份发动来分析形势大好，而且我们还从反面，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垂死挣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湖南）来理解形势的大好。
当前，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一股自上而下的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使我们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必然覆灭更充满了信心。逆流的出现，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回光返照，“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一边高唱凯歌，一边迎接反扑。在二月逆流中我们是这样，在今天，还是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大好而放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拼死反扑的警惕性。
“谁要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在大好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⒉ 新的进军号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肯定了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的初步胜利。应该看到这个初步的胜利还是只是打乱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脚，湖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没有被摧毁，《决定》的发表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结束。而只是预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夺权斗争的开始。
林副统帅十月二十四日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指示是这场新的夺权斗争的进军号。
林副统帅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的烂摊子大，三条黑线又粗又长，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湖南还没有乱透。
林副统帅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必须大乱，乱敌人，乱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敲响了。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和林副统帅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划分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不同的时期，贯穿其中的是一条不断革命的红线。
⒊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是推动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林副统帅１０·２４指示中指出的反革命三结合，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湖南旧省委没有被广大群众冲垮之前，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旧省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旧省委被冲垮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利用省革筹的招牌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复辟资本主义。尽管省革筹这种三结合的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但是，内容才是事物的本质。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林副统帅给我们提出的战斗任务，新的夺权斗争就是夺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炮制的长沙、株洲、劭阳等地的市革筹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新的重要的据点，这些市革筹必须连同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彻底摧毁。
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维护上台黑线人过关，他们把一些台下人物作牺牲品抛出来，欺骗群众，以转移斗争目标，把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斗争引向揪革命组织“坏头头”的错误方向上去，对于他们的诡计必须坚决戳穿，必须立即引导革命群众投入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风暴中，彻底埋葬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⒋ 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策动的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反极“左”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反极“左”运动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在革命阵营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极“左”思潮，所谓批判极“左”思潮就是批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是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灵魂。
所谓反极“左”运动，这是省革筹中黑线人物为了保护自己过关，维护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的镇压。
所谓反极“左”运动从对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过火的行为的无限上纲，横加指责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的歪曲和否定。
“反极左运动”控制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必须迅速批判这股“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
⒌ 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放弃原则的“联合”，是迎合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胃口的杂烩，它必将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拿原则去作交易，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为了掩护自己过关，为了使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具有更加完善、更加合法的形式，他们收买了胡勇、叶东初这样一批工贼，利用大联合作幌子，取消革命原则，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凑合代替革命的联合，吞并、瓦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工代筹”的产生只不过是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计划中的一个部署。
对于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背叛革命充当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走狗的工贼，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坚决揭露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也只能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其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联合，他必定在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
在反革命凑合“工代筹”的破旗前高高地树起《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力量必将粉碎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计划。
⒍ 坚持文攻武卫的正确方针
在湖南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之后又出现了反革命武斗组织工联八·一九主义兵，八·一九主义兵的出世正象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出世一样，标志着工联少数决策人及其后台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的失败。
挑起武斗，是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黑线人物穷途没落的一手。对付反革命武斗组织，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镇压他们的任何挑衅。
⒎ 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省革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交替使用镇压和收买的两种策略，并且在收买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功。机会主义思潮已在革命队伍中曼延，成了一种危险的病症，湘江风雷总部一小撮叛徒向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投降只是更加大规模的叛卖革命的序幕，革命阵营的分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
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在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想……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开展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毁灭性的进攻，为了获得对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胜利，必须看清受机会主义思潮严重腐蚀的头头，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⒏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胜利发展。
这场斗争仅仅是开始，更伟大的革命决战还在前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关键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正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形式来挽救他们的灭亡。斗争的形式在变更，但斗争的阶级内容丝毫也没有改变。
任何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乘胜追击，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紧跟最高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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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我对知识青年运动还刚刚有一点接触，看了一些材料（能收集到的都看了）开了一些座谈会以及个别交谈，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调查中，知青运动的许多道理使每一个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知识青年暴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使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一些反对知识青年运动或冷眼旁观的人，不得不重新来评价和注意知识青年运动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所有的人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考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欢呼，为他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一切假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他们面前撕去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对这场文化革命的极端不理解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一切反革命眼见知识青年运动触动了他们的根本，他们暴跳如雷了，他们妄图镇压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暴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们强烈的普遍的感觉到，因此还不能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预示着农民革命的伟大风暴，知识青年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老爷们，你们的掘墓人的新的觉醒宣布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公开镇压，经济收买和改良主义都不可能阻止你们的死亡！
◇ 新的觉醒
湖南的知识青年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发展过程。
文化革命初期知识青年受到的压迫是很大的，他们几乎只有所谓“自我革命”“互相揭发”的权力，他们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是他们写出全县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们很早就起来反工作组，湖南知识青年几乎全是造反派，所占总人数的比例比学生和工人都多。
一月革命风暴时，知青运动曾一度兴起，甚至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因为他们批判刘邓安置路线的斗争锋芒触痛了一些窃据中央的老爷，又因知识青年多是造反派，因此二月镇反时他们被反经济主义文件第三条和２·１７通知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而惨遭镇压。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虽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觉悟还未提高，不少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因此知青运动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今年八月风暴以前，知识青年和各地造反派并肩战斗，还未显露出知青运动尖锐的斗争锋芒，因此各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知青作战勇敢、斗争坚决，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九月初知青中的少数勇敢分子开展了造户口反的斗争，同时“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等等知青运动的道理在知青中迅速传播，随着这种以奇特速度和空前广泛的传播，知青运动很快进入了高级阶段，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他们“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顺服的奴隶一旦打碎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就如火山暴发出强大的反抗精神。
湖南知识青年运动目前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中南知青运动的中心。湖南关于知青运动的理论是较高和系统的，湖南知青报纸空前的多，他们的强大生命力超过了任何小报，因此湖南知青在社会上的舆论是强大的，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通过标语、报纸等多种形式在人民中迅速传播，甚至流传到外省，唤起其他地区知青的觉悟，由于有统一思想作指南，湖南的知识青年的观点又是空前的统一，造反精神也最强，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团结在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的旗帜下，向旧世界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
◇ 知识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使命
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低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来，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份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别。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十七年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吗？
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
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 “极左派”和知识青年运动（“极左派”指红中会、高校风雷等）
只因为知青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因此他们就成了“极左派”的同志和战友。“极左派”的斗争锋芒是直指特权阶层，官僚机构及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因此两股革命的潮流汇合了，这就是敌人把知青运动纳入“极左思潮”的原因吧！
然而“极左派”却与知青有很大的差别，每一场革命的爆发都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而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这些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几乎被一切“马列主义者”所遗忘了）说实在的，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压迫剥削。不少是旧教育制度的宠儿，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敏感性，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知青运动面前暴露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而知识青年呢？他们优点和工农相似，他们是自己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深受特权阶层、官僚机器、旧教育制度的压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对旧世界实行叛逆，坚决造反！“不是在沉默中暴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比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还要坚韧不拔和革命彻底。稍举两例就可看出这种差别。
学生中的逍遥派之多，难道是因为没有复课吗？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出现了许多颓废、整天无所事事，逍遥，对文化革命不感兴趣以及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投降，叛卖的行为被当成革命的妥协而得不到惩罚。而只要你迈开你的双腿，到知识青年中走一走，只要你是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你就会感到从来未有的痛快和令人鼓舞。知青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是所有知识分子比不上的，八·一九时那种沸腾的场面随时都可以在知青中看到。
另外，人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在知青中的传播是惊人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改革等问题往往单纯从时髦出发甚至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他们谈社会改革，谈文化革命引起的原因、特权阶层，他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能接受，往往把毛泽东主义最激进的内容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知识青年呢？他们是自己深受压迫剥削，为了求解放他们就要找理论，以明白根本原因。他们有一种真诚强烈的学习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即使是一个对理论毫不感兴趣的知识青年，和他谈起社会中的阶级分化，社会改革，他们也是津津乐道。因为毛泽东主义把他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西提到了理性认识，正如他们所说，象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从种种社会矛盾中惊醒。一个知识青年讲出了他们要求理论的朴实性：“你们谈的是从革命的原则出发，玩弄词句术语（指那些知识分子）的造反者，我们是从吃饭问题说起革命，讲哲学。”知青经济最困难，但他们办的报纸最多，每出一种新的能解释说明知青现状的新观点，不要一天可以马上传到每一个知青。因此你去走访知青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关于知青运动的论点几乎完全一样。在知青中理论变为蓬蓬勃勃的运动，这种飞跃更是屡见不鲜。如桂林知青九月份还在农场安于现状，几张长沙知青的报纸到了那里，讲出了他们切身体会到又没有理解到的东西，他们立刻造反了，掀起了批判安置路线的运动。桂林知青告诉我，长沙知青的报纸在那里传来传去，大家抢着看，磨成了碎片还传着看。这些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动人情景，是那些住高楼吃白米过着舒适闲散生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也不可理解的。伟大的知青运动一定会放出灿烂的理论之花，思想之花。
知识分子中的极“左”派向何处去？是走颓废的道路，还是走象牙塔尖上的
“革命”的道路（这是最终也会动摇以至叛卖革命），这是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到社会最底层去，到工农中去，到知识青年中去，而目前知青运动最突出地暴露了工农进行社会革命的要求。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知青运动相结合是当务之急。丢掉你的臭架子，抛弃一切剥削阶级成见，跑到知青中去，握着他们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仇恨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和他们一起研究社会矛盾，真正在调查中掌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革命的力量，才能使改革社会，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否则知识分子高谈的“革命”。“造反”将是在一种多么空虚的沙滩上啊！
目前有些知识分子逍遥得太空虚了，想搞点复课闹改良，复课闹复辟。他们应当明白，作为旧教育制度的宠儿的他们，是不可能懂得吃人的旧教育制度的全部罪恶的，是不可能懂得被旧教育制度吃掉的那些人的心情的，知青提出了一个论点，旧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特权阶层分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辩证法，同时造就了一批奴仆和剥削对象。他们有的被赶入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也是旧制度的掘墓人。这难道不是对旧教育制度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吗？我们的教育革命必须与工农和知青运动结合起来，才不至于走上改良主义甚至复辟的道路。复课不是把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学生扯在一起，搞一个和和气气的大杂烩，而是要把那些愿意革命的人召唤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 糟得很和好的很
知识青年回城市造反，搅动了那班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造反派右翼，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舆论的压迫，他们闭眼一想知青造户口反的“流氓”相，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知青运动的锋芒所向，乃是这次文化革命所必须摧毁的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乃是十几年刘少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拼命扩大的三大差别，乃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乃是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知青运动把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露骨地暴露出来了。许多长期在文化革命实践中积累的问题，可以通过份析知青运动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找到答案，人民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将大大飞跃一步。这标志着革命人民掌握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飞跃，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一切真正献身于文化革命决心搞到底的人，对这样一个群众运动怎能不放声歌颂，虚心学习，和他们相结合，并肩战斗呢？
“糟得很派”明明是站在文化革命的对象——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打击革命人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资产阶级老爷企图保存资产阶级的旧秩序，阻碍革命暴发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一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到知青中去走了一遍的人，你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快。千千万万的农奴摆脱了任人宰割，惟命是从的精神状况，他们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吸血鬼，旧制度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革命知识青年的举动好得很！好的很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文化革命需要一个较彻底的社会革命，需要推垮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一切改朝换代，改良主义，结构改良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拥护革命的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 所谓经济主义问题
革命都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恩格斯说经济斗争到处发展为政治斗争。群众在推翻旧制度的初期提出经济要求决不是经济主义，而为了维护旧制度，用金钱来收买知青，妄图使他们停止斗争，这就是经济主义。目前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刘氏上山下乡运动，大讲什么“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大搞经济收买，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主义。而广大知识青年呢？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口号，他们所进行的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任何人都苦！但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热情比任何人都大，这是经济主义吗？
知识青年中也确实有败类，有些人对砸烂加剧阶级分化，复辟资本主义的安置路线不感兴趣，急于自己爬入上层社会，脱离知青阶层，他们这些人是想当新生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将成为知青的贵族。他们决不代表知青阶层的利益，决不代表知青运动的方向。相反知青的利益决定他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搞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将断送他们。
那些动用大批工厂资金的工贼，那些整天逍遥的知识分子，你们花费成十万数的国家资金却在那里贩卖机会主义，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你们在知青推动历史的革命运动面前指手划脚地咒骂经济主义不感到可耻吗？
◇ 彻底打倒反动的血统论——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
血统论为什么被文化革命的仇敌利用成为反动的理论，是当今许多用漂亮的批判血统论的言词继续贩卖血统论的说客文人所不愿回答和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中暴露出的阻止历史前进的反动性比其他非劳动人民子女要厉害得多呢？什么是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是不是被某些人所认为的分析阶级出身就是真正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不，阶级分析必须看人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十几年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对这场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资产阶级其子女。而知青身受特权阶层扩大三大差别的迫害，他们处在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他们最了解社会，他们是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错，他们有不少人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这就造成了他们革命时身上背了很多包袱。但这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不该被人遗忘吧！以前学校里所谓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培养新生资产阶级，使干部子女青云直上，这就是它的本质和总宗旨。所以以前学校并没有真正向工农开门，而是向高干子女开门，有的地方的团支部甚至干部子女夺工农子女的权，反动血统论是压在知青头上的一座山，必须推翻。知识青年决不是什么“狗崽子”，而是革命先锋。
◇ 所谓宣扬社会黑暗面
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腐败而担忧才发动了文化革命。看到我国社会的矛盾才能革命，才具有起码的当造反派的资格。保守派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社会矛盾，或不愿看到这些矛盾尖锐化必将导致革命的暴发。而知青最懂得这些社会矛盾，最明白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恰恰是他们的优点。恩格斯讲到巴黎公社的意义时说：“１８６４在全欧洲，即在群众中间，运动的理论性质还很模糊，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为工人党存在……连美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规章所陈述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大成就应该是破坏各派的幼稚……，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个成就。”前一段当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还不很明确时，我们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也有一种幼稚的合作，而知青运动的大成就就是很不明显也是第一个打破了这种幼稚的合作，把各种假革命，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知青运动使文化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毛主席说：“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的认识而定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历史以从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造反到底，我们黄金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拼命向前啊！
（注） 补充一点——
知青的利益与贫下中农是一致的，农村中走资派的压迫剥削的花样（如在工分上玩的花招）都是对富裕农民有利而不利于贫下中农和知青的。知青对国内存在的变相剥削异常愤慨，他们的这种情绪也反映了贫下中农在农村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要求。
知青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了社会的对立面。”这句话反映了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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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世界东方兴起的二十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我觉得许多人讲改造，却都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最终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这几个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今天参加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天讲造反，天天讲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的完整的阶级分析，对于引起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肯定不能称为“文化革命”，暂用此名代称）的原因、性质和目的（即这场革命的“底”等等），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
为什么毛主席说：“连我提议的印小册子的意见全被否决……有时只我自己同意自己的意见。”为什么林副主席指出：“我们国家机器有很多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了就让它垮。”为什么江青同志说毛主席在中央确实是少数，为什么陈伯达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为什么戚本禹说中央很高的负责人都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而哭过？为什么中央里几个忠于毛主席的人对中国现状都估计得如此激进？对于中国十几年的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估计？
为什么各级党委都被摧垮？为什么揪出来那么多走资派？
为什么要搞一月夺权风暴？为什么党团员、干部在文化革命中不少趋于保守？为什么文化革命前的先进人物现在几乎都是钢杆保皇？如尉凤英、时传祥、张百发、夏菊花、刘考安、瞿太安。为什么一些敢于想问题，有头脑，敢于造反的人以前被视为调兵捣乱，如郭嘉宏，有的长期被拒之于党团员大门之外，如刘英俊等。为什么文化革命中揭发出来的事实简直与文化革命前一般人的认识相颠倒？为什么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
激进的造反派经过一年多的残酷斗争的实践头脑里堆砌着许多问题，找不着答案，很多人虽不自觉，但对理论研究的一种强烈要求产生了，滋长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大叫人感到不满。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在列宁逝世以后，思想界很不活跃，新东西很少，人们的思想感到几乎要僵化。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第一个打破了沉闷的空气。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谁胜谁负并未解决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此后，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活跃。５７年和５８年，毛主席多次讲到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强调了反官僚主义。６０年毛主席以他那无比的马列主义天才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类似既得利益集团。６２年毛主席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强调了干群矛盾，指出中国搞得不好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非常反动的法西斯专政”。１９６４年毛主席指出：“现在的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并以他那深刻、准确、尖锐的见解第一次提出了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毛主席后来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毛主席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伟大思想，象一小幽灵一样，徘徊于中国大地，从她一产生起就毫不畏惧地向一切反动思想界，向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发动了不可抗拒的猛烈的进攻。毛主席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伟大导师，他站在最前列，他的思想使中国的思想界又重新趋向于活跃。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套理论，思想是崭新的，由于作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她一掌握了群众，就必将致强敌于死命，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思潮，整个反动的思想界以及旧习惯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对毛泽东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围剿。尤其是在国内，毛泽东主义直接触犯了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中国的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主义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围剿。联动叫嚣拥护６０年以前的毛主席思想，（６０年以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逐渐形成）就是这种对毛泽东主义刻骨仇恨的最好表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权力，把毛主席的最激进、最革命、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思想严密的封锁起来，只传出一些一般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习惯势力，对新思想的不理解，在十几年中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光辉的名称搞成为一个神像式的东西，千方百计地阉割和歪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灵魂。
尤其在今天，在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的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口号在不少场合几乎变成了攻击毛泽东主义的挡箭牌，长保军正是喊着这句口号残酷地围剿毛泽东主义，长高司也是喊着这个口号可耻地背叛了毛泽东主义。如今工联一小撮修正主义头头也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后边迅速地走向革命的对面。
作为马列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的毛泽东主义，她关于中国的特权阶层的论述，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论述，都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过，因此理解的人很少的。不少人一听毛主席讲“可能会变成法西斯党”，就想不通。地富反坏右还能来掌权吗？他们不知道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本，但是在政权内部掌权人中却出了修正主义集团，他们会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党啊！毛主席说：“我们一套在中国不灵了”（毛主席的一套贯彻不下去了！）有人一听就跳起来，“十七年的成绩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有人立刻大叫，这是否定共产党，……。
对于毛泽东主义，对于在中国大地上暴发的这场伟大革命，人们是多么不理解呵！不仅是保守派，造反派也不见得很理解。不少造反派虽然参加了这场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的人很不理解（正如很多工农刚参加民主革命时对于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质，对象，动力等并不了解一样）。不少人口里喊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实际上对主席的思想根本接受不了，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他们也发生过动摇。目前革命出现的曲折使“极左派”中产生的思想混乱状况，不就很说明问题吗？可以断定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信仰毛泽东主义（真正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思想）的人，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是很少的。
不少人都这么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报纸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去研究。结果很少人象毛主席刚参加革命那样，敢于想，敢于提出新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毛主席认为建党初期，我党是很活跃的，而解放“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由于上述的旧习惯的顽抗，目前很少有人象建党初期那样形成对于政治变革的主张的讨论风气，很少有人提出新思潮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特见解；中国的思想界目前还不够活跃。不可否认很多报纸上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提出的理论已不够用。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给人启发很大。但它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刘少奇的词句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没有讲出刘少奇猖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没有具体分析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有哪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产生了发展了。有哪些刘少奇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了产生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是较高级的。它提过一个重要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讲到为什么时，它只说了地富没有资本，但如果问到党内产生走资派的条件，原因，社会基础，却没有很成熟的看法。很多地方都可以遇到这种社论不够用，甚至束缚思想发展情况，需要用触及本质问题的理论——毛泽东主义直接武装群众。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思想界有一种压抑感觉，从另一个问题上也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为什么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存在呢？在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中国，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列宁在讲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条件时指出：“布尔什维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思潮和政治派别。”文化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而毛泽东主义这种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还未在群众中形成，所以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目前还不能存在。
而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义，革命群众才能产生出自己的先锋队——革命政党，也只有在这时，革命人民才能完全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前段文化革命就是连造反派里最激进分子也很少接受了毛泽东主义，没有认识到政治大革命暴发的原因是中国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向”，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没有认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最终目的。群众基本上是自发的，是中央文革下个指示才能前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扶着我们，把着手前进的，我们还不自觉，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全国廿十多个省市前一段只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革命政党。“而没有革命的政党，革命是不能搞彻底，不能深入。”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意味着群众运动由自发进入自觉的伟大转折，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群众发动的很充份，一家人在一起也讨论国家大事，毛主席为什么那时不讲这句话呢？因为那时革命群众中的先锋分子政治思想上还不成熟，而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革命人民不但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而且还逐渐锻炼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分子逐渐成熟，由自发到自觉，陈伯达同志说：“现在是思想阵地。理论上，作为阵地，落后于运动的形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落后得太远了，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总是由实际问题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开出灿烂的花，理论的花。”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动了，且开大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接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当前最切最要的问题，即是毛泽东主义小组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的惊心动魄的路程教育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尤其是一月风暴那扭转乾坤的伟大场面，八月风暴空前残酷的斗争和出于常人意料的变动，更是使新思潮越来越喷薄欲出。毛主席在解放以后把被万把大锁锁住的一系列最精辟的讲话的印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思想的传播更是最好的条件。中国各地出现了那么些激进分子，不但出现了那么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好文章（这些文章根本未收齐），这些激进分子虽是极少数，但思想越来越完整。特别是由于毛主席的引导（主席今年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的理论给了激进分子强大武器）激进分子逐渐趋向于形成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派别了，这些都说明了目前成立毛泽东主义小组具备了一定条件。
一切决心献身于这场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革命战士，一切有研究政治的决心真正信仰毛泽东主义、趋向、新思潮和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一切忠于毛泽东主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关心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注重于社会调查的实干家！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建立毛泽东主义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
推翻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我们为施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以推动我国向共产主义迈进，实现我们的最高纲领。（关于实现目前纲领和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必须要写文章，深入阐述这场革命起码要五年到十年）
改造中国和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毛泽东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的信仰！
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猛地投入实际斗争并起先锋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学习，对于政治的彻底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真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 （一九六七年十月）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１９６８）
（第六章完，待续：第七章 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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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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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ch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al movement than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was the ever-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omen. This probably stood at the lowest point to which it has ever fallen, during the classic age of Greek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history of Thucydides, so far as it forms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four times only during a period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does a woman cross the scene. In each instance her apparition only lasts for a moment. In three of the four instances she is a queen or a princess, and belongs either to the half-barbarous kingdoms of northern Hellas or to wholly barbarous Thrace. In the one remaining instance208— that of the woman who helps some of the trapped Thebans to make their escape from Plataea—while her deed of mercy will live for ever, her name is for ever lost.319 But no sooner did philosophy abandon physics for ethics and religion than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subjects to women was perceived, first by Socrates, and after him by Xenophon and Plato. Women are said to have attended Plato’s lectures disguised as men. Women formed part of the circle which gathered round Epicurus in his suburban retreat. Others aspired not only to learn but to teach. Arêtê, the daughter of Aristippus, handed on the Cyrenaic doctrine to her son, the younger Aristippus. Hipparchia, the wife of Crates the Cynic, earned a place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is school. But all these were exceptions; some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class of Hetaerae; and philosophy, although it might address itself to them, remained unaffected by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was widely different in Rome, where women were far more highly honoured than in Greece;320 and even if the prominent part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city be a proof, among others, of its untrustworthiness, still that such stories should be thought worth inventing and preserving is an indirect proof of the extent to which feminine influence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ir importance, as always happens at such a conjuncture, wa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Under a personal government there is far more scope for intrigue than where law is king; and as intriguers women are at least the209 equals of men. Moreover, they profited fully by the levelling tendencies of the age. One great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jurisconsults was to remove some of the disabilities under which women formerly su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ld law, they were placed under male guardianship through their whole life, but this restraint was first reduced to a legal fiction by compelling the guardian to do what they wished, and at last it was entirely abolished. Their powers both of inheritance and bequest were extended; they frequently possessed immense wealth; and their wealth was sometimes expended for purposes of public munificence. Their social freedom seems to have been unlimited, and they formed combinations among themselves which probably served to increase their general influence.321 The old religions of Greece and Italy were essentially oracular. While inculcating the existence of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prescribing the modes according to which such beings were to be worshipped, they paid most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s by which either future events in general, or th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divinely revealed. Of these intimations, some were given to the whole world, so that he who ran might read, others were reserved for certain favoured localities, and only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appointed ministers of the god. The Delphic oracle in particular enjoyed an enormous reputation both among Greeks and barbarians for guidance afforded under the latter conditions; and during a considerable period it may even be said to have directed the course of Hellenic civilisation. It was also under this form that supernatural religion suffered most injury from the great intellectual movement which followed the Persian wars. Men who had learned to study the constant sequences of Na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pe their conduct according to fixed principles of prudence or of justice, either thought it irreverent to trouble the god about questions on which they were competent to form an opinion for themselves, or did not choose to place a well-considered scheme at the mercy of his possibly interested responses. That such a revolution occurr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seems proved by the great change of tone in reference to this subject which one perceives on passing from Aeschylus to Sophocles. That anyone should question the veracity of an oracle is a supposition which never crosses the mind of the elder dramatist. A knowledge of augury counts among the greatest benefits222 conferred by Prometheus on mankind, and the Titan brings Zeus himself to terms by his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destiny. Sophocles, on the other hand, evidently has to deal with a sceptical generation, despising prophecies and needing to be warned of the fearful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neglecting their injunctions. The stranger had a pleasant, round face, with eyes that twinkled in spite of the creases around them that showed worry. No wonder he was worried, Sandy thought: having deserted the craft they had foiled in its attempt to get the gems, the man had returned from some short foray to discover his craft replaced by another. “Thanks,” Dick retorted, without smiling. When they reached him, in the dying glow of the flashlight Dick trained on a body lying in a heap, they identified the man who had been warned by his gypsy fortune teller to “look out for a hidden enemy.” He was lying at full length in the mould and leaves. "But that is sport," she answered carelessly. On the retirement of Townshend, Walpole reigned supreme and without a rival in the Cabinet. Henry Pelham was made Secretary at War; Compton Earl of Wilmington Privy Seal. He left foreign affairs chiefly to Stanhope, now Lord Harrington, and to the Duke of Newcastle, impressing on them by all means to avoid quarrels with foreign Powers, and maintain the blessings of peace. With all the faults of Walpole, this was the praise of his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ystem, on the meeting of Parliament in the spring of 1731, was violently attacked by Wyndham and Pulteney, on the plea that we were making ruinous treaties, and sacrificing British interests, in order to benefit Hanover, the eternal millstone round the neck of England. Pulteney and Bolingbroke carried the same attack into the pages of The Craftsman, but they failed to move Walpole, or to shake his pow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stead of treating Wilkes with a dignified indifference, was weak enough to show how deeply it was touched by him, dismissed him from his commission of Colonel of the Buckinghamshire Militia, and treated Lord Temple as an abettor of his, by depriving him of the Lord-Lieutenancy of the same county, and striking his name from the list of Privy Councillors, giving the Lord-Lieutenancy to Dashwood, now Lord Le Despencer. "I tell you what I'll do," said the Deacon, after a little consideration. "I feel as if both Si and you kin stand a little more'n you had yesterday. I'll cook two to-day. We'll send a big cupful over to Capt. McGillicuddy. That'll leave us two for to-morrer. After that we'll have to trust to Providence." "Indeed you won't," said the Surgeon decisively. "You'll go straight home,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are well. You won't be fit for duty for at least a month yet, if then. If you went out into camp now you would have a relapse, and be dead inside of a week. The country between here and Chattanooga is dotted with the graves of men who have been sent back to the front too soon." "Adone do wud that—though you sound more as if you wur in a black temper wud me than as if you pitied me." "Wot about this gal he's married?" "Don't come any further." "Davy, it 'ud be cruel of us to go and leave him." "Insolent priest!" interrupted De Boteler, "do you dare to justify what you have done? Now, by my faith, if you had with proper humility acknowledged your fault and sued for pardon—pardon you should have had. But now, you leave this castle instantly. I will teach you that De Boteler will yet be master of his own house, and his own vassals. And here I swear (and the baron of Sudley uttered an imprecation) that, for your meddling knavery, no priest or monk shall ever again abide here. If the varlets want to shrieve, they can go to the Abbey; and if they want to hear mass, a priest can come from Winchcombe. But never shall another of your meddling fraternity abide at Sudley while Roland de Boteler is its lord." "My lord," said Edith, in her defence, "this woman has sworn falsely. The medicine I gave was a sovereign remedy, if given as I ordered. Ten drops would have saved the child's life;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phial destroyed it. The words I uttered were prayers for the life of the child. My children, and all who know me, can bear witness that I have a custom of asking His blessing upon all I take in hand. I raised my eyes towards heaven, and muttered words; but, my lord, they were words of prayer—and I looked up as I prayed, to the footstool of the Lord. But it is in vain to contend: the malice of the wicked will triumph, and Edith Holgrave, who even in thought never harmed one of God's creatures,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ver the guilt, or hide the thoughtlessness of another." "Aye, Sir Treasurer, thou hast reason to sink thy head! Thy odious poll-tax has mingled vengeance—nay, blood—with the cry of the bond." HoME古一级毛片免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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